更離奇的誤解出現(xiàn)在俄國。斯大林時代，比較文學在那兒還是一個禁區(qū)，解凍之后，人們重新認識到比較文學的必要性，1960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了正式重建這一學科的會議。俄國人傲慢地認為他們已經(jīng)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出發(fā)解決了比較文學的所有問題，大會的發(fā)言者們認為，我們所有的西方學者都是可憐的迷途羔羊，沒有能找到真理之光。作為教堂山會議的組織者，弗里德里希在他們眼中是“首領(lǐng)”，刻意要把會議辦成一個“政治事件”，因而遭到大量咒罵，顯然是因為格萊布·施圖弗在會上詳盡地講述了蘇聯(lián)的情況。他們也引用了我的論文，似乎覺得此文也可以作為反對一切西方研究的論爭武器，不過，我也同樣因兩個罪名遭到了攻擊，一是形式主義，一是世界主義。會議發(fā)表的所有論文都認為我從未了解文學的歷史與社會內(nèi)涵，我所推崇的只是一種抽象的形式主義，我反對民族的文學史意味著我要取消民族文學，主張一種為美國帝國主義目的服務(wù)的沒有任何差異的超文學。共產(chǎn)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僵硬和教條我并不陌生，但我依然經(jīng)常驚異地發(fā)現(xiàn)，他們對這個國家學術(shù)個性、機構(gòu)和學術(shù)環(huán)境的無知，居然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譬如，他們竟然認為，在北卡羅來納有一個比較文學機構(gòu)，我在耶魯與一幫人同謀，搞一些題目，協(xié)調(diào)各方面努力，目的是要策劃一場“文化冷戰(zhàn)”。圍繞教堂山會議或在《比較文學》雜志偶然發(fā)表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對我更多的有意攻擊。甚至一些事實也要遭到歪曲，我的“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由西格爾德·布克哈特翻譯成德文，發(fā)表在西德一家研修德語語言文學的期刊上，但巴甫洛娃硬說這是最不祥的，好像這里有什么陰謀。[7]事實是，我個人當時并不認識西格爾德·布克哈特，他偶然看到我這篇文章，感到有必要翻譯，我們之間各做各的事，跟他們?nèi)ソ忉屵@些，實在是沒有意思。

1960年的莫斯科會議上，與會者全是俄國人。三位俄國學者薩馬林、諾伊波克耶娃、巴甫洛娃提交的論文討論西方的比較文學，這三篇文章充斥著對我們正在做的一切的全面譴責。1962年10月，在布達佩斯又召開了一次東歐的比較文學大會，從西方去的與會者中有當時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施密特、巴黎索爾本大學伽列的繼任者艾田伯和其他三位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員（莫蒂埃、讓·盧塞、烏瓦桑）。諾伊波克耶娃夫人重申了對我論文的攻擊，說我要取消民族文學，把我和美國比較文學與阿諾德·湯因比的歷史哲學聯(lián)系在一起，這顯然是因為恩斯特·羅伯特·庫提烏斯曾贊美過湯因比（可我卻從來沒有贊美過他）。幸運的是，與會者中有些人頭腦要清楚得多，因此力圖糾正俄國人的誤解，譬如，艾田伯就明確地表示他與伽列和基亞的觀點有距離，說我們并不都是湯因比的支持者。一位波蘭女學者瑪麗亞·簡寧明確說我從來沒有提出要“取消民族性”，也從未否決一切歷史；一位東德教授韋爾納·克勞斯嚴厲批評我們的《比較文學》雜志，稱其刊登一些居心不良的壞文章，但卻承認說美國比較文學對調(diào)和民族文學關(guān)系是具有責任感的。從那時以來，后來，匈牙利科學院出版了自己的一本文集《匈牙利文學：歐洲文學》，提交給1964年夏在弗萊堡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大會。這本書收入了許多不以爭論為目的的頗有價值的論文，其中，拉堯斯·尼羅的文章（“比較文學問題與文學理論”）送給我一頂大帽子，叫做“割裂內(nèi)容與形式的形上學”，并說，無論如何，這是一種對歷史的拒絕，對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的混淆。其實在我所有的著述中，我都始終主張形式與內(nèi)容的統(tǒng)一，都為歷史進行辯護，盡力區(qū)分理論、歷史與批評三者的關(guān)系。《文學理論》中有一章討論“比較文學、總體文學和民族文學”，論述它們的區(qū)別。這真是另一個世界，同樣的話，我們這里講的是一個意思，到他們那里居然成了相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