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比較文學為文學研究提供了無數(shù)新題目和新問題?；仡^看已經(jīng)過去的“二戰(zhàn)”，我們今天已經(jīng)有了更多出色的入門書、書目、辭典和文學史概述之類的書籍，如果有人還要為自己不了解某位作家、某些專名、某些問題的無知辯護，恐怕連借口都找不到了。想想從巴爾登斯伯格—弗利德里希島到現(xiàn)代語言學會年會編纂的文獻目錄吧，僅現(xiàn)代語言學會1963年編的書目就提供了當年16089個條目，可謂應有盡有。再想想不斷增加的精心策劃的術語和人名辭典吧，我剛剛翻閱了阿列克斯·普萊明杰編著的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詩歌與詩學百科全書》，此書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聽說由赫爾德編著的，于1960—1961年在布賴斯高地區(qū)的弗萊堡出版的兩卷本《世界文學百科詞典》正在由弗萊希曼準備英文本。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正在計劃出版一本法英《文學術語詞典》，為此在波爾多與烏德勒支成立了編纂機構，還在烏德勒支與弗萊堡召開的大會上撰寫了一系列論文作為其初稿。較早的《希普萊世界文學詞典》（1943）盡管許多詞條寫得不好，還有由已故的荷瑞修·史密斯編著的《哥倫比亞現(xiàn)代文學詞典》（1947）、印數(shù)很小但卷帙浩繁最終成為十二卷的《邦皮亞尼文學詞典》（1946—1957），這些都為后人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材料來源。我們對世界范圍內的文學史作了廣泛的概覽，這里有較早出版的、由奧斯卡·瓦爾策爾編輯的、不甚完善但總體上非常出色的《文學科學手冊》，最近出版的三卷本《普萊阿德文學史》。

我看了這些工具書中的一部分，十分清楚它們的錯訛、脫誤以及結構上的不平衡。例如，《普萊阿德文學史》的第二卷“西方文學”中由蓋坦·皮松撰寫的討論西方文學主要思潮的一些章節(jié)十分精彩，但其中在討論到具體國別文學史時也有一些粗糙隨意的文字。德國文學史的概述就很差，捷克文學史只由一個作者西里爾·韋爾茨科夫斯基撰寫，他似乎不懂捷克文，因此將許多人名和內容都搞錯了。他說1620年與18世紀后30年間沒有任何捷克文學作品問世、雅羅斯拉夫·維赫利茨基是猶太人、阿羅瓦·吉拉塞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捷克政府總統(tǒng)，全是胡說八道。但是，這類集體著述不論有多少毛病，畢竟讓我們有可能從國際的高度了解世界文學的總體風貌。它們提出，歐洲一些較小民族的文學、東方廣闊的文學世界召喚我們去探索、去研究。艾田伯在他那本小冊子《比較不是理由：比較文學的危機》中提出改變比較文學的方向，他可能太樂觀了。他要求我們全都學中文、孟加拉文或阿拉伯文。他低估了我們的惰性和我們要掌握東方語言將會遇到的障礙，然而，他提出比較詩學和真正研究世界文學的要求，從原則上說，卻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僅僅是從這些角度來規(guī)范我們的研究，即從多種多樣大量新發(fā)現(xiàn)的文獻出發(fā)來進行比較研究，或深入尚未得到探索的不同民族文學關系來進行研究，顯然是錯誤的。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還有一條路，那就是向內的路，“深入內部的路”，即對偉大藝術品更完滿、更深刻的理解。在這方面，近幾十年也為我們積累了大量新工具。大量分析詩歌聲音、格律、措辭、文體的方法，分析小說技巧、隱喻、象征的方法獲得進一步完善。我們大家都可以從心理學、哲學、藝術史、社會學等許多相鄰學科學習新的觀念與方法。像埃里希·奧爾巴赫、列奧·施皮策、馬塞爾·雷蒙、埃米爾·施泰格和克林斯·布魯克斯等文學分析的大家為我們提供了可供選擇的方法，在我看來，這些方法在文學研究中依然是十分重要的。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必然對我們大有裨益，只有在我們對它們作深入的專業(yè)研究之后，它們的價值才能進一步展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