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幾個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年輕朋友中，劉納旨在理論，楊義專攻小說，藍棣之以詩歌的發(fā)展與流派為對象，他們廣征博采，苦思孤詣，各各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成書之際，又都以寫序的光榮相屬，我一一謝絕。人貴有自知之明：在各自鉆研的項目中，他們都已走在我的前面。到了慶祝豐收的季節(jié)，眾目睽睽，卻由我這個背時的老頭兒來圍著篝火跳舞，豈非自尋煩惱，自找沒趣，或者說自己給自己開玩笑，落得個荒唐滑稽的下場嗎？

我于是這樣決定：一律不寫。

不料棣之又有棣之的理由，他引我說過的話相詰難，以為我對詩歌不應保持沉默。是的，“不學詩，無以言?！笨桌戏蜃诱f過的，不過這和我不相干。我說的是：一個文學家可以不寫小說，不寫劇本，甚至也可以不大懂得理論，卻不應該不懂詩。在我看來，詩是藝術的同義語，它是文學中的文學。如果一點不懂，那就干脆不必研究文學了。棣之因此認為我對詩有必要說幾句，哪怕是外行話也罷。

我拗不過他。

不過這里先得來個聲明：我之所謂應該懂一點詩，倒不是指專家們正在研究的學問，而是詩的氣質，一種人們內(nèi)在的而又時時掩蓋不住的情操。我以為中國人是富于這種情操的，雖然它并不符合于一般所說的詩的氣質?，F(xiàn)在有一種誤解：似乎踔厲風發(fā)，浮想聯(lián)翩，帶點浪漫情調的，才是詩，才是詩人氣質；而柔情脈脈，潛藏深蓄，輕易未嘗外露的，便不是詩，不能算詩人氣質。實際上這是和中國的詩教相違背的。中國向來的說法是：“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边@就是所謂“詩教”。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這種“詩教”影響下，中國的確有一批意境深遠、情思綿綿的古典詩歌，在人民中間流傳，后來使西方的意象主義者為之驚呼叫絕。在我們這里，深沉含蓄的好詩確實要比發(fā)揚蹈厲的好詩多一些，也許這和長期以來的文化傳統(tǒng)有關系，也許和我們這個民族的性格有關系——也就是所謂民族性吧。不過我個人始終認為：藝術的情趣是多種多樣的，詩也應當多種多樣。一個人可以提倡他所認為合適的最好的藝術樣式，但不應排斥其他樣式，風格更是這樣。千姿百態(tài)，嫣紅姹紫，這才有利于藝術的成長與發(fā)展。我對新詩也抱有同樣的見解。藍棣之同志研究了“五四”以來的小詩、自由詩、格律詩，研究了詩的節(jié)奏、音韻、旋律的內(nèi)外關系，研究了“湖畔”、“新月”、“現(xiàn)代”、“七月”和“九葉集”各流派的特點，研究了對新詩發(fā)展有過杰出貢獻的詩人，如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馮至、朱湘、孫大雨、馮雪峰、戴望舒、艾青諸名家，尤其對聞一多、戴望舒、艾青三人，用力甚劬：反復探索，深入鉆研，汲引國內(nèi)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于梳理分析中獨抒己見，時有新意。我因此想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詩評家中，朱自清以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深厚造詣，梁宗岱以他對西洋詩派的豐富知識，聞一多則從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出發(fā)，為中國新詩的前途探究，對中國新詩建設發(fā)表了重要的意見。藍棣之同志取其長處而加以發(fā)揮，融會貫通，綜合消化。他寫的《〈現(xiàn)代派詩選〉前言》，分析主流，突出重點，談到影響所及，流風余韻，躍然紙上，使人有重溫朱自清、梁宗岱詩評時那種舒暢自如的感覺，確實是值得一讀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