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初，畫家陳衡恪到北大作講座，之后成立了“畫法研究會”。2月4日，蔡元培寫給陳衡恪的信中說：“日前承臨校講演，同人甚為感動?，F(xiàn)在報名于畫法研究會者，已有七十余人。擬刻期開辦，惟會章須請先生審定，然后

宣布?！?/p>

同年10月20日，北大學生鄧中夏、許德珩、段錫朋、周炳琳等發(fā)起“國民社”，蔡元培親自出席成立大會，并為《國民》創(chuàng)刊號寫序。12月3日，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俞平伯、顧頡剛、朱自清、馮友蘭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雜志，蔡元培親自題寫刊名，經(jīng)他和陳獨秀同意，由學校墊付印刷費，提供北大紅樓一層二十二號作為社址，發(fā)行也由學校出版部兼辦。

據(jù)羅家倫回憶，蔡先生這個人雖然懦懦弱弱、有求必應，但是在大節(jié)上面確實很強硬。有人拿了《新潮》雜志給總統(tǒng)徐世昌，徐發(fā)現(xiàn)里面有一篇《女子貞操問題》，大怒，說：“現(xiàn)在青年思想到這個地步，還得了！”立刻把傅增湘找來，說要查辦北大。傅增湘授意蔡先生，要他辭退復古派眼里的“北大四兇”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羅家倫，他始終不肯，并以去就力爭。

其實，北大既有主張白話文、新思潮的《新潮》，也有主張文言文、昌明中國固有學術的《國故》，由劉師培、黃侃等老師支持部分學生創(chuàng)辦，同樣得到校方支持。1919年4月2日，蔡元培在回復傅增湘的信中說：“敝校一部分學生所組之《新潮》出版以后，又有《國故》之發(fā)行，新舊共張，無所缺倚。在學生則隨其好尚，各尊所聞。當事之員，亦甚愿百慮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納之。局外人每于大學內(nèi)情有誤會之處……大學兼容并包之宗旨，實為國學發(fā)展之資?！?/p>

“教授治校，此為北大之特長”

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辭職南下后，在致北大同學的信中說：“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去留，決無妨于校務。”

蔡元培擔負北大校長名義10年，實際在校時間合計不過5年半。他離校期間，北大按他確定的辦學方針運轉正常，固然靠蔣夢麟、胡適這些人，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奠定的教授治校制度。

曾為北大教授的顧孟余回憶：“先生長北大數(shù)年，以政治環(huán)境關系，在校之時少，而離校之時多。離校之時，校務不但不陷停頓，且能依計劃以進行者，則以先生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之制度，決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然而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制度不易推行也?！?/p>

早在1912年，蔡元培在教育總長任上頒行的《大學令》，即規(guī)定大學要建立評議會、教授會，并對其權限作了相應規(guī)定。1917年，他主持創(chuàng)立北大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校長和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教授代表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預科分別推舉兩人。胡適、沈尹默、陶孟和等14人成為第—屆評議會中的教授代表。李書華教授回憶：“我曾被選作過評議員，目睹開會時對于各種議案的爭辯，有時極為激烈?！?/p>

按蔡元培的設想，學校的行政、教務和事務三方面需分別設立委員會，由相關教授為委員。他說：“照此辦法，學校的內(nèi)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即使照德國辦法，一年換一個校長，還成問題嗎？”

1919年12月，北大通過內(nèi)部組織試行章程，規(guī)定評議會仍為全校最高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同時建立以下幾個機構：（一）行政會議，作為全校最高行政機構和執(zhí)行機關，負責實施評議會議決的事項，成員以教授為限。（二）教務會議及教務處，由各學系主任組成，負責全校的教學工作。馬寅初、顧孟余、胡適等先后擔任過教務長。（三）總務處，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