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這個思路發(fā)展下去，蔣廷黻便隆重推出了“新式獨裁論”，認為中國需要一名強力而果斷的政治領袖來把握全局，實行新式的獨裁制度。當然，在蔣氏心目中，這名政治領袖并非中國古代至尊無上的“秦皇漢武”或“唐宗宋祖”，而是希望中國出現類似土耳其凱末爾式的做事雷厲風行的權威人物。不過，即使如此觀點，在當時也是掀起了軒然大波。胡適讀了蔣廷黻的文章，寫信給傅斯年說：“廷黻論專制的文發(fā)表時，此間省市黨部中人皆大歡喜！我聽了真悚然以憂?！辈⒘⒓醋呐c之商榷，打了一場時間不短的筆仗。

此外，在對日問題上，蔣廷黻的觀點也有別于絕大多數的主戰(zhàn)派，認為對日開戰(zhàn)只會影響中國的統(tǒng)一大局：

我們的國家尚在統(tǒng)一建設之中。倘若這建設的中國是仇視日本的，必于建設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擊。為新中國計，在過渡的時期不能不萬分努力以圖避免中日的決裂。就是不為國家打算，單為軍政界的領袖打算，仇日的領袖或黨派，日本人決不讓他統(tǒng)一中國。至于說在近幾年歐美或有國家愿以實力幫助一個仇日的領袖或黨派完全統(tǒng)一，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我現在要提出的責任問題是九一八以前的我國外交當局，盡了還是沒有盡了他們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決裂。照我所知，他們不但沒有盡，簡直不知道禍之將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輿情之激烈相勸告者，當局亦置之不理。除非別有證據拿出來，九一八以前外交當局的誤國之罪是不能逃的。

這些論調在當時多數人看來，是難于理解的，不過恰恰符合了蔣介石的口味，客觀上為其“攘外必先安內”、“對日求和”的主張作了理論闡述。這或許是當初的蔣廷黻也始料未及的。

蔣廷黻得以從政的外在因素是因為他和國民政府早有不少人脈關系。比如，當時行政副院長的孔祥熙，與蔣廷黻在美國是校友，對蔣的才干多有了解，多次在蔣介石面前舉薦蔣廷黻。并且由于蔣介石是兼任行政院長一職，所以日常事務大部分交由孔祥熙處理，這也就便于孔在物色政府官員時按照自己的意思進行操作。同時，早于蔣廷黻進入政府的好友翁文灝、丁文江等人，也深知蔣廷黻有經世報國之志，在蔣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一事上也出了不少力。

對于蔣廷黻的諸多主張，蔣介石是看在眼中，記在心里，決心啟用這位言論甚合他意的教書匠。經吳鼎昌（天津《大公報》發(fā)行人）和錢昌照（時在南京政府任職）舉薦，1933年夏、1934年初和1934年7月，蔣介石三次召見蔣廷黻，向他咨詢關于時局的意見。在最后一次召見后，蔣廷黻于1934年8月動身，銜命訪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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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蔣廷黻結束歐洲之行，回到清華園時已是1935年9月了。11月，國民黨“五大”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接替汪精衛(wèi)擔任行政院長，他要蔣廷黻入閣，擔任他的行政院政務處長，協助他擬定政策并擔任秘書工作。

據蔣廷黻回憶，當他去南京郊外的湯山官邸見蔣介石時，他仍未決定是否接受任命。落座后，他還在向蔣介石推辭說：“我沒有經驗，我不知道如何做法?！钡Y介石對他說：“你能，從工作中吸取經驗。不工作永遠得不到經驗。”一面說，一面拿起筆來寫了一道手諭：“派蔣廷黻為行政院政務處長?！本瓦@樣，蔣廷黻棄學從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