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同他對自己著作的評價，他就進一步給我解釋，說那種研究方法太腐朽，筆下的歷史，是勝和敗的歷史，勝敗雙方都拿著把算盤，算盤上掛著幾串數(shù)字：耗費多少財力，損失多少物資，傷亡多少軍民，殺死多少敵人，抓獲多少俘虜……好像歷史就是由這些數(shù)字組成的。

那些數(shù)字仿佛描述了所有的事物，其實是抹掉了所有的事物，成了禁錮人的白色監(jiān)獄。我們看到的，只有那片又厚又冷的白，沒有血色，類同尸體。而歷史應(yīng)該是溫熱的，它的每一個局部都是整體，也只能通過局部去關(guān)照整體。我們說死了一個人，能感覺到死者的血怎樣慢慢流盡，體溫怎樣慢慢變涼；死了多個，感覺就沒那么清晰了；死了一百萬、一千萬乃至幾千萬呢？這就需要學習一定的知識，動用加減乘除甚至借用計算器，才能算得明白，因而變得與生命本身無關(guān)。

人類的競爭，也就不是生命質(zhì)量的競爭，而是對數(shù)字的競爭。

如果真是這樣，對歷史的考證和研究，還有什么意義？

他決心“洗心革面”，把歷史做活。

怎樣才能把歷史做活呢？

——從個體出發(fā)，走向個體。

他的家族中，就有那樣一個現(xiàn)成的個體。

我剛才說到他的曾祖父，他曾祖父黃明煥，在中央大學是跟宗白華等人齊名的，只不過宗白華研究的是哲學，黃明煥研究的是國學，他著的《楚辭問答》、《黃明煥說詞》、《〈紅樓夢〉十論》，都是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經(jīng)典性著作。而且有著驚人的記憶力，能一字不差地背誦《紅樓夢》，還能背誦《神曲》。

就是這樣一位杰出的學者和奇才，卻在1938年春天死于日患。

當時，中央大學已從南京西遷重慶，黃教授因中風未能成行，南京城陷，他和夫人住進了難民區(qū)。幾十天后，五個日本兵在一個少佐的率領(lǐng)下，闖入了他的難民區(qū)住所。黃教授目不斜視，凜然正坐，擊杖而歌（關(guān)于他的事跡，中大校史有專章記載，可惜沒把他擊杖而歌的內(nèi)容記錄下來）。

日本兵小看軟骨頭，卻也見不得硬骨頭，逼近教授，拔刀欲砍。

站在教授身后的夫人——此前她在給丈夫剪頭——挺身上前，說：

“他是老病之人，你們是武士，如要殺人，就殺我吧！”

日本兵似被鎮(zhèn)住，收起刀，走了。

他們離去的聲音叮當作響，像全身都是由鐵器組成的。

可僅僅過去兩分鐘，幾個人又回來了?；貋砀缮?，這還用問嗎？

是少佐親自下的手，軍刀把教授的頭顱和身軀分開時，刀片還銀子般雪亮。

但他們留下了教授夫人。

半年過后，夫人成了南京街頭著名的瘋婆子：她長天白日拿著把剪刀，要去找日軍拼命。那時候，她已枯瘦如柴，真正的弱不禁風。日本兵見到她就笑，某些家伙還把胸膛頂上去，一邊比劃，一邊用蹩腳的中文對她說：“你的，刺！”自從丈夫慘死，這個身量本來就不高的老太婆，直往地底下長，越變越矮，日本兵蹲著馬步，讓她能夠著自己的胸膛。于是她果然就刺了，卻不是用刀尖，而是用刀把。日本兵直搖頭，幫她把剪刀掉轉(zhuǎn)方向。眼看她就要使力，她卻哭起來，然后轉(zhuǎn)身走開。

每次都這樣。

那年冬天，南京城出奇的冷，冷空氣一趟跟一趟的，日日夜夜，沒完沒了，從北到南地穿城而過。到臘月中旬，開始下雪。有個幸存者的回憶錄描寫過那年的雪，說雪花在空中呈淺灰色，落到地上即刻變白，像是嫌棄大地不夠白，才不得不把自己變白。白得蒼蒼茫茫。誰都不愿出動，包括日本人和中國人。但教授夫人，也就是那個瘋婆子出動了，她衣不蔽體，在荒原似的街道上，犁著雪塵艱難行走，只要倒下去，就老半天也起不來，都以為她死了，可走近一看，她的身體在蠕動，握在手里的拐杖（丈夫生前用過的），在慢慢直立，她也跟著直立起來，又朝日軍營部靠近。

舊歷臘月二十三日中午，一個常常取笑她的日本兵，見她倒下之后，邁著大步走過去，別過頭，頂著她的后腦開了一槍。槍聲沉悶而蕭索，還沒響開十米遠，就被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