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馬爾克斯·梅希亞和特蘭基麗娜·伊瓜蘭·科特斯經濟收入豐厚，又只有三個婚生子女：胡安·德迪奧斯、馬加里塔和作家的母親路易莎·圣地亞加，在平和的團結的人們構成的一個群體里享有良好的個人聲譽和職業(yè)聲譽。他們似乎在衰敗的鄉(xiāng)村氣息濃厚的巴蘭卡斯找到了可以平安度過壯年和老年時期的福地。可是，八年之內，“千日戰(zhàn)爭”以及尼古拉斯與梅達多的決斗如同兩場中世紀的瘟疫降臨到他們頭上，打碎了他們和平生活的計劃，把外祖父變成了一個十分內疚的愁眉苦臉的人。他的故事將要在30年以后成就他的在阿拉卡塔卡出生的外孫的文學命運。

幼年的加夫列爾和外祖父走在阿拉卡塔卡的街道上，或者穿過香蕉種植園去圣瑪爾塔雪山下的溪流里洗澡的時候，聽外祖父講述許許多多關于戰(zhàn)爭的奇聞逸事，逸事開始于1899年10月17日，自由派領導人拉斐爾·烏里維·烏里維烏里維（1859-1914），哥倫比亞軍人，自由派領袖。、本哈明·埃雷拉和加夫列爾·巴爾加斯領導一場反對腐敗和專制的“復興派”保守政權的武裝斗爭，當時，這個保守政權由80多歲的馬努埃爾·安東尼奧·?？巳R門特執(zhí)掌。

哥倫比亞的歷史同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一樣，是以內戰(zhàn)為標志的，甚至從哥倫比亞作為共和國誕生以前的時期起就是這樣。第一次內戰(zhàn)發(fā)生在獨立前六年的1813年，它標志著1810至1816年這段被稱為“傻子祖國”時期中最激烈動蕩的時刻。中央集權制和聯(lián)邦制這兩種國家模式之間的沖突，是整個19世紀期間哥倫比亞所經歷的20場全面的或局部的宣戰(zhàn)的或不宣戰(zhàn)的內戰(zhàn)的共同根源。很明顯，中央集權派與聯(lián)邦派的斗爭所掩蓋的，歸根結底是兩種社會模式之間的沖突。一種是守舊的地主和農產品出口商所維護的由殖民時代的垃圾構成的保守的反對進步的社會，一種是新生的工商資產階級所支持的自由、反對教權和擁護法國啟蒙運動的社會。

從19世紀下半葉起，在一場又一場的戰(zhàn)爭中，哥倫比亞社會各階層和集團不斷經歷政權的更迭，在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政治組織中相互影響，直至達到“復興政權”這個兩黨的大聯(lián)合。通過這個政權，自由－保守聯(lián)盟的上層社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操縱國家機器，排斥并兇殘地鎮(zhèn)壓反對黨派和集團的任何反對行為。

“復興政權”以獨立的自由派人士拉斐爾·努涅斯努涅斯（1825-1894），哥倫比亞政治家，曾任三屆總統(tǒng)。和民族主義保守派人士米格爾·安東尼奧·卡羅卡羅（1843-1909），哥倫比亞著名學者、語言學家，曾任總統(tǒng)。為首。這是一個持續(xù)了30年的獨裁政權。從1878年開始，它猶如一堵?lián)鯄?，阻止了激進自由派的聯(lián)邦主張。這一派的建國計劃在19世紀的哥倫比亞那樣嚴重扭曲的社會屢屢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偟恼f來，激進自由派捍衛(wèi)的是與中央集權對立的聯(lián)邦各州的真正自主權，國家在工業(yè)、商業(yè)和教育方面的現代化，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以及政教分離。他們構成了國家最進步的工農業(yè)資產階級，他們是自由思想者和反教權者。相反，非法把持“復興政權”的民族主義保守派和溫和自由派，憑借1886年憲法和1887年跟羅馬教廷簽訂的條約，操縱著一個嚴刑峻法的中央集權國家，把國家的經濟利益置于外國資本之手，制定了給國民經濟帶來許多輝煌與災難的咖啡單一種植政策，并且把公共教育重新交還給教會，從而使哥倫比亞再次籠罩在教會的精神教化與思想教化的陰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