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個龐大的帝國，自從秦漢以后，下層和上層之間都存在一定的互動關系。幾千萬到上億的人口，散居在龐大的疆之內(nèi)，不能完全靠國家權力來管理，必定要創(chuàng)造合作與共處的環(huán)境。因此，在國家公權力之外，一定還會有社會力量結合，與國家一起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在秦漢時代，所謂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權上形成的權貴，另外一大部分，卻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廣土眾民的中國，政府也沒法純粹靠公權力來管一個個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團，對國家的統(tǒng)治也是有幫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個地方的大族，大族會管好自己的成員。這里面所說的“大族”不一定是親緣團體，也可能是地緣團體結合在一些有聲望的人物周圍。用個比喻，中國黃土高原上發(fā)展的夯土建筑，就是將松散的黃土粒子夯成一個一個的方塊，直的可以成墻，橫的可以作地基，大族、豪族就猶如黃土粒子構成的夯土塊。最常見的形式，是親緣和地緣的結合，宗族鄰里共同組成一個有機整體。秦漢的大族、豪族在中國歷史上延續(xù)很久，雖然名稱不一定相同，這種結構卻總是存在的，這是龐大人口和地域能夠結合成一個大國的基本條件。這種團體聚合形成的社會力，不僅能夠協(xié)調(diào)群眾權益與政治權力的平衡，它也能發(fā)揮一種社會福利的功能，為團體之內(nèi)的群眾謀取社會福利，使窮苦無依、鰥寡孤獨的成員有所依靠。

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補和彼此制衡，其實在今天的美國一樣可見。不過，美國不是以宗族和鄰里作為結合社會力量的基礎，他們是以工會、政黨、企業(yè)、信仰等種種多元的方式，將許多人口結合成一塊。所謂現(xiàn)代方式的結合，一樣有領袖和群眾，一樣也以利益結合，只是美國的結合方式是個人自愿的，自己作選擇，也可以自己退出，團體對于個人的約束性并不構成一個僵化的壓力。

這些基層社會力量的意愿，和對于政權統(tǒng)治方式的反應，都是政權能否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權力團體和社會力量之間沒有足夠的溝通，公權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維持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正常運作為目的，而是以公權力壓制社會；社會力不能影響政治力的時候，社會力必定像決堤一樣，沖破約束，顛覆政權。

中國傳統(tǒng)的王朝，民意反饋的管道建立在科舉制度上面。并且，科舉制度自宋以后，越來越尋求地區(qū)的分布平衡，每一小縣份都會有人進入科舉系統(tǒng)，甚至于最后進入中央的管理系統(tǒng)。不過，如果政府的官員和皇權的核心之間，有一個包圍皇權的小圈子，這些官員的回饋信息，也無法影響那個密封的權力中心。政府官員上下得不到交流時，整個的政府只是一個寄生在皇權上的僵化團體，無法有效地管理國家，更不能替等待“撫字”①的百姓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