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弗蘭斯·哈爾斯致力于探索世界五彩繽紛的外表時，他所描繪的不僅是富于肉質感的草莓色的縐領或腰帶上的流蘇，而且還有一名女仆甜蜜的微笑、一位金發(fā)青年歡快的愜意以及一個富有的軍官紅潤的面容。然而，這位技藝超群的畫家后來改變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格，這種情況在畫壇大師中并不多見。年過六旬之后，他似乎產生了一種悔恨之情?；蛟S這是由于在此前后他與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建立了較為密切聯(lián)系的緣故，這一時期，他曾為這位思想執(zhí)拗、內心充滿不安的哲學家畫過一幅極具表現(xiàn)力的肖像，或許這是因為貧困迫使他老死在修道院濟貧所，與老人、病人的頻繁交往和接觸驅使他更好地審視自己，并因此而把更加明晰的目光轉向外界。總之，突然間，人們看到他以往鐘愛的色彩并沒有變得黯淡——它們依然保持著灰色的亮光、純潔的透明度和坦率性——他只是取消了色域中的一切過渡色調，同時在充滿著細膩、亮色與響度的黑、白兩色中，注入了大自然的各種色彩的有表現(xiàn)力的整個精華。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有沒有比《濟貧所監(jiān)事們》或者比《濟貧所女監(jiān)事們》更能反映“心靈的震顫”的作品呢？后者是他最后的畫作，當他在84歲高齡繪制這幅作品時，手幾乎已經不聽指揮了。

所有的畫家都清楚地知道，當人們找不到借口來表達繪畫語言的品質時，繪畫語言也就失去了意義。但是有時，老年人還會孜孜以求，屈尊就范，承認自己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他們會通過心靈之門重返自然這所學校的課堂，這是千真萬確的。幾乎每一位繪畫大師都承認這種老年人的童稚氣，對于重新變得笨拙，他們并不感到恐懼。提香（TizianoVecellio，1490—1576）為我們提供了杰出的范例，在倫勃朗和委拉斯開茲（Diego Velázquez，1559—1660）那里，我們也將發(fā)現(xiàn)這一點。世界的表象仿佛從他們的視覺中消失殆盡，如果說在他們看來，形式的精神變得更為明晰可察，那不是因為精神脫離了形式，而恰恰是由于大師們發(fā)現(xiàn)了在形式和精神之間始終存在著關聯(lián)性。他們體察到生活內在的邏輯性，他們越是洞悉這一規(guī)律，隨機性也就愈發(fā)沒有立足之地。當人們觀賞幾乎臨近生命終點的畫家們的最后作品時，這種動人心魄的魅力就會一覽無遺。在他的目力所及之處，一間濟貧而簡陋的臥室，蒼老的面孔和雙手，時光日漸增長的陰影，包括畫家本人在內的各種生命的終結，所有這一切并無任何誘人之處。然而，在他的觀察中，繪畫材料與畫家的思想已經完全融為一體。當他了解生命的力量在何方時，盡管他握畫筆的手不再靈活自如，其作品卻顯得無與倫比。

弗蘭斯·哈爾斯屬于荷蘭那些年過60仍創(chuàng)作出五六幅名畫的畫家之列，他所繪制的人物肖像神情嚴肅，身著黑色或白色衣袍，坐立在一張長桌周圍。這些畫家和畫中人一樣老態(tài)龍鐘。那些經歷過戰(zhàn)火洗禮，進入知天命之年并且曾在練武、經商、大吃大喝、談情說愛方面閱歷豐富的人，當他們的皮膚失去光澤，變得皸裂、粗糙時，認為此時適合于他們的只是行政事務和慈善事業(yè)。這些昔日的富商和他們的妻室致力于樂施善行。不同年齡的人皆有各自的樂趣。荷蘭是一個有智慧的民族，善于依據(jù)本國的經濟實力與沿革，遵照《圣經》的教導來規(guī)范自己待人接物的態(tài)度，規(guī)范不同社會等級與社會機構的活動準則。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因為可以使描繪它生活的藝術展現(xiàn)荷蘭的和平、穩(wěn)定及強有力的安寧圖景，這種景象與當時地中海地區(qū)的藝術所掩蓋著的狂熱與痛苦，在精神方面形成了鮮明對照，這一對照具有極大的啟示作用。

弗蘭斯·哈爾斯，《飲酒的男孩》1626—1628，板面油畫，直徑38厘米，什未林州立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