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玉明（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在老一輩學術名家中，錢穆先生以學問淹博、著述宏富著稱。不過，他對古代文學這一塊說得不多?！跺X賓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冊，談中國古今文學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冊《中國文學論叢》中，占全集的比例甚小。這些文章論題相當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國文學史概觀》一篇，略為完整而系統(tǒng)。因此，如今有葉龍先生將錢穆先生1955至1956年間在香港新亞書院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堂筆錄整理成書，公之于眾，實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情。錢先生是大學者，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學術的一個以前我們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對于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來說，更能夠得到許多有益的啟迪。

從前老先生上課大多自由無羈。我曾聽說蔣天樞先生講第一段文學史(唐以前)，學期終了，《楚辭》還沒有講完。錢穆先生的文學史分成三十一篇，從文學起源講到明清章回小說，結構是相當完整的了。不過講課還是跟著述不一樣，各篇之間，簡單的可以是寥寥數(shù)語，詳盡的可以是細細考論，對均衡是不甚講究的。而作為學生的課堂筆記，誤聽啊漏記啊也總是難免。要是拿專著的標準來度量，會覺得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

但筆錄也自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講話，興到之處，常常會冒出些“奇談妙論”，見性情而有趣味。若是作文章，就算寫出來也會被刪掉。譬如錢先生說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這話簡單好懂容易記，卻又是特別中肯。蓋孔子最要講的是一個“誠”，連說話太利索他都覺得可疑。“百貨公司，貨真價實”不好用作學術評價，但學生若是有悟性，從中可以體會出許多東西。而現(xiàn)在我們作為文本來讀，會心處，仍可聽到聲音的親切。

要說文學史作為一門現(xiàn)代學科，我們知道它是起于西洋；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也不是中國人寫的。但絕不能夠說，中國人的文學史意識是由外人灌輸?shù)?。事實上，中國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學現(xiàn)象在歷史過程中的變化。至少在南朝，如《詩品》討論五言詩的源流，《文心雕龍》討論文學與時代的關系，都有很強烈的文學史意識；至若沈約寫《宋書·謝國古賢對文學的價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來,錢先生講中國文學史，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既認識到它作為一門現(xiàn)代學科的特質，同時又深刻地關注中國傳統(tǒng)上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意識。在眾多重大問題上，錢先生都避免用西方傳統(tǒng)的尺度來衡量和闡釋中國文學現(xiàn)象，而盡可能從文化機制的不同來比較中西文學的差異，使人們對中國文學的特點有更清楚的認識。也許，我們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與錢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卻是有普遍意義的——這還不僅僅由文學而言。

錢先生是一個樸實而清晰的人，他做學問往往能夠簡單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細瑣的考論。譬如關于中國古代神話，中日一些學者發(fā)表過各種各樣的見解。有的說因為中國古人生活環(huán)境艱苦，不善于幻想，所以神話不發(fā)達；有的說因為中國神話融入了歷史傳說，所以神話色彩被沖淡了，等等。但這樣說其實都忽略了原生態(tài)的神話和文學化的神話不是同樣的東西。前些年我寫《簡明中國文學史》，提出要注意兩者的區(qū)別，認為中國古代神話沒有發(fā)展為文學,而這是受更大文化條件制約的結果。我自己覺得在這里頗有心得。但這次看錢先生的文學史，發(fā)現(xiàn)他早已說得很清楚了：

至于神話、故事則是任何地方都有的產(chǎn)物。中國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學而已。在西方則由神話、故事而有文學。中國之所以當時沒有形成文學，是由于文化背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評，只宜從歷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說明中西為何有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