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亨利·朗費羅(Henry W. Longfellow)曾經說過：“如果我們能讀懂每個人秘藏的歷史，在每個人的生命里發(fā)現(xiàn)他的哀傷和痛苦，所有的仇視也就放下了(disarm all hostility)?！蔽蚁嘈帕私馐呛徒獾那疤?。在此背景下，我準備了不少有關日本的問題。比如：媒體與知識分子在日本法西斯化過程中起了怎樣推波助瀾的作用，今天處于十字路口的日本出現(xiàn)了怎樣的變質，日本能否守住和平憲法第九條等。與此對應的是中國該怎樣應對目前中日關系惡化的局面。此外，日本普通的國民，甚至包括當年挑起戰(zhàn)爭的狂熱分子以及今天的極右勢力，他們究竟是些什么樣的人，有著怎樣的內心世界，這些問題也都是我想了解的。

至于具體的研究方法，它同樣得益于我?guī)啄昵暗拿绹?。當時我正在伊利諾伊州觀摩大選，所到之處，我問了很多人，他們無一不說現(xiàn)任總統(tǒng)的好話，并準備助奧巴馬一票之力。這是我在美國現(xiàn)場做的隨機民意調查，不是嗎？然而，為什么我搜集的民意和美國主流媒體及民意測驗中心發(fā)布的結果大相徑庭？

根據現(xiàn)場調查，我的結論是90%以上的美國人都支持奧巴馬連任，而其他民調卻顯示兩位候選人平分秋色，甚至羅姆尼在第一輪電視辯論后還暫時領先于奧巴馬。

這一落差很快讓我警覺起來，我注意到我的抽樣出了嚴重的紕漏。我經常是在公交車站或長途汽車上拋出問題，而這里聚集了大量底層民眾尤其是黑人和來自拉美的少數族裔。換句話說，我差不多是在奧巴馬的客廳里調查有多少人支持奧巴馬！合理的抽樣很重要，同樣是關于國民體質的調查，在游泳館里和在手術臺上得出來的數據自有天壤之別。

以上醒悟讓我突然之間明白了許多道理。比如說在中國，我經常會在一些聚會上遇到和我意氣相投并有著相同價值觀的人，對中國該如何轉型我們通常會有一個共識。但是，倘使我由此得出一個信心滿滿的結論，以為中國會朝著我們的共識走，那真是異想天開了。因為那些聚會上的共識并非這個國家的共識。難以計數的反對我們的人，并沒有出現(xiàn)在那次聚會上。同樣，如果在喜歡我的讀者當中調查《環(huán)球時報》與《自由在高處》哪個更好看，這種抽樣也是有問題的，因為被調查者是一群被我的寫作過濾出來的人。

中國未來走向之復雜性遠非幾個志同道合者坐在一起可以預見或判斷的。每個圈子都有每個圈子的局限性，作為時代觀察者與思考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你就得不斷地離開原有的圈子，走進更廣泛的人群，傾聽更多的聲音，梳理出更多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