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賦形期大匠

新詩建設之初，整體趨勢是對舊體詩的形體加以破壞，似乎破壞力度越大，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解放和自由。在這種大背景下，新詩的形體成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其核心是新詩要不要有自己的形體，以及如何建設新詩的形體。盡管很早就有人探討這個問題，但是直到“新月派”詩人出現(xiàn)以后才形成了一個“小氣候”。在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中，兼具詩人與批評家雙重身份的聞一多成了為新詩賦形的核心人物。

眾所周知，舊體詩的成熟首先在于它形成了絕句和律詩等完善的形體，并在形體內部規(guī)定了相應的韻律元素，從而可以讓詩人更好地表現(xiàn)流動多變的復雜感情。對于任何一個有鑒賞力的詩歌讀者來說，舊體詩的成就都是不可否認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思考舊體詩的成就與舊體詩的形體之間的辯證關系。對于優(yōu)秀詩人來說，詩歌的形體并未阻礙他們的表達，反而促成了感情表達的細致與深入。這同樣是不可否認的。由此來看，新詩的形體便不是可有可無的事，至少對于懷抱高遠目標的新詩建設者來說是這樣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把聞一多作為新詩的一個起點，準確地說，是新詩形體建設的一個起點。

這樣說并非要否定胡適作為新詩創(chuàng)始人的位置和意義，而是旨在揭示新詩建設的多元性。在我看來，胡適為新詩確立的起點主要體現(xiàn)在語言方面，即用白話文替代文言文。我注意到，前幾年去世的詩人張棗（1962—2010）對這個問題也有過討論。他運用艾略特在《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中提出的“詩歌秩序”理論，認為“當下的創(chuàng)作，也改變了傳統(tǒng)的過去的秩序”，從而將魯迅確定為“中國新詩或現(xiàn)代詩歌的真正奠基人”：“這個人是誰呢？他顯然不是文學史輕易確立的胡適。當然不是。胡適是一個語言改革者，而不是詩人。他的一切詩歌領域里的寫作對今天而言無絲毫意義。也就是說，今天的寫作使他不正確了。我們新詩的第一個偉大詩人，我們詩歌現(xiàn)代性的源頭的奠基人，是魯迅。魯迅以他無與倫比的象征主義的小冊子《野草》奠基了現(xiàn)代漢語詩的開始?！?sup>[1]當然，這是張棗對新詩史的一種解讀和“重寫”，但他也只是從一個方面揭示了新詩的起源，即魯迅是新詩現(xiàn)代性的起點。對于新詩建設這樣一個龐大的工程來說，任何一個詩人的貢獻可能只是某一個方面。本書并非有意倡導新詩的“多起點”論，也不抹煞胡適作為新詩“元起點”的意義，而是從詩歌形體的特定角度揭示聞一多對新詩建設做出的貢獻，把聞一多作為新詩形體建設的起點、新詩初期杰出的賦形者。迄今為止，為新詩賦形的任務尚未完成?！百x形期大匠”，聞一多之后，新詩期待著新的賦形者。

對于當代詩歌的成就，批評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新詩發(fā)展的最好時期，有人認為當前的詩歌只是虛假的繁榮，還有人認為詩歌已陷入危機。這些說法也許都不免有身在廬山的嫌疑。我的判斷是新詩還不成熟，理由之一是新詩的形體塑造尚未完成。當然，早就有人反對將新詩形體穩(wěn)定化、單一化，但是我還沒有見到有人武斷地反對新詩應該有自身的形體。詩史證明：一個時代詩歌的成熟，總是伴隨著詩體的成熟，《離騷》的成就和楚辭體是分不開的，“古詩十九首” 的成就和五言詩是分不開的，杜詩的成就和律詩是分不開的。當然，詩歌形體可參差可規(guī)整。唐詩繁榮時，古風與近體詩是并存的，代表詩藝高度的卻是近體詩。而聞一多正是傾向于讓新詩詩體規(guī)整的詩人和批評家。從現(xiàn)有的新詩來看，形成獨特詩風的詩歌并不缺乏，但是塑造出完善的詩體并以此對其他詩人產(chǎn)生影響和召喚力的詩人還不多見。就此而言，聞一多仍是當代詩人完善新詩詩體的一個起點。

[1] 張棗：《文學史、現(xiàn)代性與魯迅的〈野草〉》，見《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1期，第180—1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