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序言

相隔四十多年之后，我的《中國文學與蘇聯(lián)影響（1956—1960）》中譯本現(xiàn)在終于面世了。我驚異于1950年代以來中國和中國文學發(fā)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然而，我書中討論的許多理論問題與當下的文學卻依然相關。

這幾十年中，“文化大革命”促成了“樣板戲”的產生，在其他文化景觀一片荒蕪的年代，“樣板戲”幾乎是僅有的受歡迎、創(chuàng)造性的作品?！拔母铩焙蟪霈F(xiàn)了“傷痕文學”，接著是王蒙、王安憶和其他許多作家的成熟作品，然后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作品，如余華、莫言、韓少功、王朔和海男的作品。當然這些列舉只是極為簡略的。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試圖為自己開創(chuàng)出足夠的空間，來創(chuàng)作真正具有國際水準的優(yōu)秀作品。

我堅持認為本書論述的許多理論問題與當下的文學依然相關，這一點需要更為詳細的解釋。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留下了足夠的余地，讓讀者能夠欣賞巴爾扎克和其他所謂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小說。如弗雷德里?！ざ鞲袼箤懙?，當巴爾扎克預見到他所鐘情的貴族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時，他違背了自己的階級情感和政治主張。這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現(xiàn)實主義的勝利”。事實上，這是文學超越了先驗性的政治差別的勝利。同樣地，盡管古希臘藝術脫胎于奴隸社會，馬克思卻對其大加贊賞，這使得文學可以免于機械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對這兩個例子以及它們與中國文學論爭的關系本書都有所論述。在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傳統(tǒng)中，至少就十月革命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文學而言，獨立的文學創(chuàng)作總能找到一席之地。這在當代文學中也表現(xiàn)得愈來愈明顯。

《中國文學與蘇聯(lián)影響（1956—1960）》論述的是一個絕對服從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時代。伴隨“文化大革命”而來的，是一個更加嚴格地以歷史唯物主義來闡釋文學的時期。比如周揚提出，并非所有的生活現(xiàn)象都可以縮減為單一的階級斗爭圖式，因此而受到姚文元的批判。周揚的確曾經使用過“全體人民的文學和藝術”這個說法。同時，周揚還因為將藝術定義為“形象思維”而受到非議，其實“形象思維”作為一個源于浪漫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概念，經由19世紀俄國批評家別林斯基的作品，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流行用語?！拔母铩睍r期那些極“左”的批評家否認作家擁有某種個人化的通過想象和藝術手段尋求真理的方式。他們主張一種和蘇聯(lián)美學截然不同的樸素的唯物主義文學觀念。如果按其邏輯推論，這種嚴格的唯物主義觀念必定和恩格斯對巴爾扎克的評價相沖突，也和馬克思為古希臘文學和藝術所作的辯護相沖突。在《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八章（第二部，第十五卷）中，我對“文革”中的這些爭論有著更為翔實的論述。此書漢譯名為《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由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文革”時期，嚴格的唯物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推動了意識形態(tài)的審查機制。作家們借助于曖昧的語言，比如使用隱喻，或強調直覺知識，已經不再能避免政治控制。這是一次最堅決的摧毀文學虛構的嘗試，在如此嚴厲的情形下，小說虛構被視為作者政治信仰的表達。作者和敘事者之間再也沒有區(qū)別，甚至是小說中某個特別角色的政治罪名也會直接歸罪于作者本人。這一切確確實實幾乎扼殺了文學創(chuàng)作。1967年到1971年間，《人民日報》或《紅旗》從未積極評論過任何現(xiàn)代或傳統(tǒng)小說，也沒有積極評論過某個詩人的詩作——除了毛澤東的詩歌。

這些激進的觀點顯然不值一駁。在現(xiàn)代，沒有哪個政權可以阻止文學的生產。也許一個政權可以阻礙文學作品的出版和發(fā)行，卻不能阻止人民思考和記錄自己的思想。任何人只要買得起一支筆、一疊便箋，原則上都可以成為作家。和作曲、電影與繪畫不同，寫作不需要購買昂貴的器材或專門的材料用于工作。因此，寫作可以被看做最為民主的藝術之一。

然而，并不僅僅是因為材料的原因，文學才沒有被連根拔除。文學寫作是人類交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文學討論的話題都是報紙、科技刊物、政治節(jié)目、政府法規(guī)通常不會涉及的話題。我正在思考關于個體之間關系一類的話題——男人和女人的關系，父母和孩子的關系，社會與個體角色的關系。通過文學，我們可以讀到各種尋找生命意義的嘗試。它教會我們何時哭泣，何時歡笑，何時諷刺，何時緘默。作家通過文學話語和個體讀者取得溝通，獲知什么才是他或她發(fā)現(xiàn)的生命的意義。如果一個作家，比如羅伯·格里耶，從某個角度說“世界既無意義也不荒謬，它是那樣簡單”，沒有政權可以干涉，因為這純屬個人觀點。當然，我們不需要把這當做終極智慧。為了讓生活值得繼續(xù)，為了讓世界可以忍受，我們和其他人互相配合，共同為我們的生活和這個世界創(chuàng)造意義并且讓一切富有意義。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zhàn)。意義是個人努力的結果。有些人在宗教里尋找意義，但在不篤信宗教的國家和地區(qū)，比如中國和絕大部分歐洲地區(qū)，許多人通過文學或其他藝術表現(xiàn)形式來尋找人生的意義或了解人生可以擁有何種意義。一個人自己的人生能夠擁有何種意義，這個問題只能由其本人來回答。正是每個人去聆聽小說和詩歌中傳達的聲音、理解小說和詩歌中傳達的事件，也許文學才在我們尋求人生意義方面有所助益。

對意義的需求是一種基本的人類學和心理學需求，這讓廢除文學變得毫無可能?！拔母铩敝懈胂罅ψ杂砂l(fā)揮的企圖注定會失敗。19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更證明了小說和詩歌的頑強生命力和不可或缺性。當一些悲觀的西方同仁懷疑創(chuàng)造性作品的未來時，我卻常常指出最近20年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復蘇和活力。

本書是基于對受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刻影響的文學理論的理性分析。如今各種其他文學理論變得流行起來，但是理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科學研究的基石。1968年結束了兩年荷蘭外交官生涯離開中國后，我開始在烏得勒支大學教授比較文學。我始終將拓展文學的科學研究作為我的目標。這一目標從我與我妻子E. 蟻布思合著的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得到展現(xiàn)。此書中譯本為《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8）。還有更新的Knowledge and Commitment：A Problem - 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中譯本已于199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名為《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

當然，當今的文學研究已不再由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所支配，但依然受到研究者考慮的特定難題或疑問，和可以解決難題或回答疑問的理論及理性研究方法所制約。任何熟悉科學哲學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我們受到了卡爾·波普爾作品的影響。

我相信《中國文學與蘇聯(lián)影響（1956—1960）》中的論述并未過時。本書論述的那段文學史，很多方面都有別于目前的情形。但是，政治和文學創(chuàng)作間的沖突是永恒的，盡管今天的沖突較之1950年代、1960年代表現(xiàn)出更高的層次。也許有人會說，政治家也可以求教于作家，求教于他們想象力的不盡源泉，求教于成千上萬作家的創(chuàng)造力，求教于高度集中表現(xiàn)社會的小說。如果這些小說是寫實性的，它們就提供了一個社會生活的寶庫，如果它們是烏托邦式的，它們就可以啟發(fā)政治家重審其長遠的目標。

1965年本書第一次出版之后，學界又出現(xiàn)了許多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專著。在這里逐一列舉這些出版物是不現(xiàn)實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這些著作對本書的論述幾乎沒有什么影響。然而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翻譯的1943年版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我在第一章中對“延安講話”的討論根據的是中國官方1953年版的《毛澤東選集》。如果在1965年就知道更早的1943年的版本，我一定會加以參閱。有趣的是，較早版本的提法是“無產階級現(xiàn)實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這表明毛澤東從未傾向于后一種提法，而后者1958年最終被“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所替代。這個問題關系到中國領導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帶有蘇聯(lián)烙印的概念。還有一些兩個版本之間不太重要的差別，此處不再討論。

最后，我要向蘇州大學的季進教授、聶友軍先生表達我誠摯的謝意。同樣也要感謝所有在此書的中譯和出版方面付出寶貴時間的朋友們。

D. W. 佛克馬
（荷蘭，烏得勒支大學）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