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與中華學術體系的構建

郭英德

摘要：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華民族的學術文化逐漸構建了一套相對完善的體系，這套學術體系可以從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體系中看出。圖書分類在現(xiàn)象層面是一種文化知識體系的構建方式，在本質(zhì)層面則是一種學術體系的構建方式。《四庫全書總目》以集大成的方式，彰顯了中華傳統(tǒng)的學術體系。這一學術體系具有極其豐富的內(nèi)涵和極其鮮明的特色，足以為我們今天重新建構中華學術體系提供有益的文化啟示。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　圖書分類　學術體系

一

當今我們重新構建中華學術體系，不能不深刻地省思和廣泛地汲取延綿兩千多年的中華學術文化傳統(tǒng)。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華民族的學術文化逐漸構建了一套相對完善的體系，這套學術體系借助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體系得以彰顯。

在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體系中，無論是兩漢之交劉向(前77～前6年)、劉歆(前50～23年)父子的六部分類(即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shù)、方技)，還是六朝以降的四部分類(即經(jīng)、史、子、集)，都根源于古人對傳承久遠的文化知識體系的基本認識和抽象歸納。易言之，圖書分類在現(xiàn)象層面是一種文化知識體系的構建方式，在本質(zhì)層面則是一種學術體系的構建方式。南宋鄭樵(1104～1162年)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sup>學術體系正是在“先后本末”的圖書分類中得以鮮明地體現(xiàn)的。清人章學誠(1738～1801年)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sup>由于劉向父子“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因此可以對歷代的圖書加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形成“部次條別”的圖書分類，借以構建一整套相對完善的學術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深入考察中國古代的圖書分類觀念和圖書分類方式，深入考察具體體現(xiàn)這種觀念和方式的目錄學著作，從而揭示其中的學術理念和學術方法，無疑是深刻領悟中華學術體系的“不二法門”，也是重新構建中華學術體系的必由之路。

劉向、劉歆父子致力于整理古今載籍，部次條別，大約在漢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撰成目錄學著作《七略》。據(jù)記載，歐洲第一個正式的圖書分類表即瑞士人吉士納(Konard Nesner)編撰的《萬象圖書分類法》(Bibliotheca Universals)，成書于1545年，《七略》的成書比它要早1551年?！镀呗浴芬粫呀?jīng)亡佚，我們現(xiàn)在只能根據(jù)東漢班固(32～92年)《漢書·藝文志》的記載，大體上還原它的分類原貌?！镀呗浴泛?、諸子、詩賦、兵書、術數(shù)、方技六“略”，即六個學術領域，在目錄學史上習稱“六分法”?！镀呗浴返牧址ㄊ且浴傲x”即書籍的內(nèi)容性質(zhì)作為分類標準的，因此帶有鮮明的學術分類性質(zhì)。其中“六藝”屬于王官之學，“諸子”屬于私門之學，而“詩賦”“兵書”“術數(shù)”“方技”則屬于專門之學，這六個學術領域的構成及其先后排序，體現(xiàn)中華學術體系在先秦至兩漢這一時期的基本面貌。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華學術體系發(fā)生巨大變革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華學術體系在保持原有的整體格局的基礎上，出現(xiàn)了三個重要的演進趨勢。

第一，史學崛地而起，與經(jīng)學并駕齊驅。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從“六藝”中二級分類的《春秋》之學的附庸，逐漸蔚為大國，其質(zhì)量和數(shù)量呈現(xiàn)“滾雪球式”的效應，從而得以獨立成類，躍升為中華學術體系中的一級分類。南朝梁阮孝緒(479～536年)指出：劉向、劉歆時代“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記傳，倍于經(jīng)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故而必須另立一類。而且，歷史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越來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以致從東晉時期開始，歷史學就超越諸子學，占據(jù)中華學術體系的第二把交椅。因此，東晉著作郎李充(約300～約360年)整理典籍，就以“五經(jīng)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確定了后世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的次序，“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在四部分類中，史部實際上成為專門性質(zhì)最為顯著的一個部類。

第二，兩漢以降，先秦諸子之學在總體上呈現(xiàn)衰微趨勢，且越來越難以獨立成類。于是，在魏鄭默(213～280年)《中經(jīng)》和西晉荀勖(？～289年)《中經(jīng)新簿》中，“古諸子學”從“六分法”中的一級分類下降為“四分法”中的二級分類，成為兼容“兵書”“術數(shù)”“方技”等專門之學的類型，構成內(nèi)容龐雜的“乙部”。到東晉李充整理典籍時，又進一步被調(diào)整為位置次于史部圖書的“丙部”，成為后世的“子部”的典型?！白硬俊钡某霈F(xiàn)、定位與演進，表征著中華學術體系的一次重大變革，意義極其深遠。

第三，東漢末年，文集日興，尤其是“眾家之集，日以滋廣”。這時仍舊以“詩賦”之名概稱所有的“文章”著述，便顯得名不副實。于是，在魏鄭默《中經(jīng)》和晉荀勖《中經(jīng)新簿》中就將“詩賦”類改稱為“丁部”，南朝劉宋王儉(452～489年)《七志》改稱為“文翰”，南朝梁阮孝緒《七錄》又改稱為“文集”，至唐初魏徵(580～643年)等編纂《隋書·經(jīng)籍志》，最終定名為“集部”。

以上三個重要的演進趨勢，到唐初《隋書·經(jīng)籍志》確定四部分類時基本完成并定型，奠定了此后1400多年構建中華學術體系的基本范式，并成為清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時最為重要，也最為直接的學術資源。

二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庫全書總目》寫定，并由武英殿刊刻發(fā)行。該書“卷帙浩博，為亙古所無”，“自有典籍以來，無如斯之博且精矣”。《四庫全書總目》一方面仍然采用流傳1200余年的圖書四部分類法，“務求典據(jù)，非事更張”；另一方面對四部分類法加以模式化和細致化，終于構建了一個集大成式的中華學術體系，體現(xiàn)一些極其鮮明的文化特色。

在《四庫全書總目》所體現(xiàn)的中華學術體系特色中，有兩個重要的特色最值得注意：一是經(jīng)部的沿襲與新變，二是子部的分合與演進。

首先看“經(jīng)部”的沿襲與新變。

從劉向父子的“六藝”類，到《中經(jīng)》《中經(jīng)新簿》的“甲部”，再到東晉南朝目錄中的“五經(jīng)”、“經(jīng)典志”或“經(jīng)典錄”，最后到唐初《隋書·經(jīng)籍志》定名為“經(jīng)部”，這一學術類別在整體上幾乎歷代相沿不變。近代文獻學家余嘉錫(1884～1955年)指出：“蓋歷代惟經(jīng)學著述極富，未嘗中輟，舊書雖亡，新制復作，故惟此一部，古今無大變更?！?sup>而且再進一步細審，在歷代“經(jīng)部”目錄的二級分類中，《易》《書》《詩》《禮》《樂》《春秋》這六類的分類及其排序總是一以貫之的，它充分體現(xiàn)中華學術體系的傳承性和穩(wěn)定性，即從兩漢以降，中華學術體系始終以經(jīng)學為基礎知識和核心價值，歷千年而無渝。

當然，相比較而言，經(jīng)學在兩宋以后也發(fā)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即在二級目錄中確立“四書類”，標志著理學(或道學)從元代以降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學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八臅痹靖髯詥涡杏谑溃浜戏Q并行始于宋代，并且成為理學的重要載體?！端问贰さ缹W傳·序論》說：“(程顥、程頤)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按，指《中庸》)，下至初學入德之門(按，指《大學》)，融會貫通，無復余蘊?！?sup>《宋史·程頤傳》也說：程頤(1033～1107年)“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jīng)》?！?sup>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年)認為：“《四子》，《六經(jīng)》之階梯?！?sup>他窮十數(shù)年精力研治“四書”，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在福建漳州刊刻親自注釋的《四書集注》，“四書”的名稱從此確立。從此以后，“四書”風行天下，尤其是在元延祐二年(1315)列入科舉科目以后，“四書”成為讀書人必讀的“經(jīng)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五經(jīng)”在教育領域的崇高地位。這就使程朱理學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躋身為官方學術，確立了它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統(tǒng)治地位，并一直延續(xù)到清代?！端膸烊珪偰俊房偨Y了這一學術趨向，因此在“經(jīng)部”明列“四書類”，標志了程朱理學在經(jīng)學中處于重要的地位。

其次看“子部”的分合與演進。

從西晉的《中經(jīng)》到唐初的《隋書·經(jīng)籍志》，雖然已經(jīng)初步建構了中國圖書分類體系的“四分法”，但是這一“四分法”卻并不完善，無法涵容全部的中華學術文化內(nèi)容。其中最為明顯的一個現(xiàn)象，就是始終未能將佛教與道教的典籍納入“四部”范疇之內(nèi)。

南朝梁阮孝緒編纂《七錄》，將先秦兩漢以來歷代傳承的學術體系分為五類，即經(jīng)典、記傳、子兵、文集、術技，是為“內(nèi)篇”；而將兩漢以后衍生的學術圖書，單列出“仙道錄”與“佛法錄”二類，是為“外篇”。這種內(nèi)、外之分，已經(jīng)明顯地表征傳統(tǒng)的中華學術體系出現(xiàn)了裂痕。唐初編《隋書·經(jīng)籍志》，未能補罅這一裂痕，而只是在“四部”分類之外，以“附錄”的方式，收納“道經(jīng)部”和“佛經(jīng)部”兩類。但是，《隋書·經(jīng)籍志》對這兩類圖書僅統(tǒng)計種數(shù)、部數(shù)、卷數(shù)，而未細列書名，可以看出目錄編纂者對這兩類圖書的存在價值和隸屬關系尚存猶疑。

這種猶疑，引而申之，揭示從魏鄭默《中經(jīng)》、西晉荀勖《中經(jīng)新簿》之后，歷代目錄學家對“諸子”一類圖書內(nèi)容性質(zhì)的思考與探索。正如余嘉錫所精辟指出的：“合而觀之，七略之變而為四部，不過因史傳之加多而分之于《春秋》，因諸子、兵書、數(shù)術、方技之漸少而合之為一部，出數(shù)術、方技則為五，益之以佛、道則為七，還數(shù)術、方技則為六，并佛道則復為四，分合之故，大抵在諸子一部?；ハ嘧媸?，各有因革。雖似歧出枝分，實則同條共貫也?！?sup>

五代修《舊唐書》，在其《經(jīng)籍志》中將道、釋二類圖書分別置于“乙部”和“丙部”，在“乙部”“史錄·雜傳類”中收仙靈26家，高僧10家；“丙部”“子錄·道家類”中收道、釋著說47家。宋初修《新唐書》，在其《藝文志》中稍加改動，將此二類圖書均置于“丙部”，在“子錄·道家類”中收神仙35家50部，釋氏25家40部，另有不著錄者若干家。在中國古籍目錄史上，這兩部目錄著作率先將道、釋圖書歸并入“史部”或“子部”，為傳統(tǒng)的道家所收容，從而成就了真正的“四部”目錄。但是，道、釋二家的著作性質(zhì)與傳統(tǒng)的道家迥然有異，如此歸類，難免后人有“頗乖名實”的批評。

北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編成國家書目《崇文總目》，第一次將道、釋圖書列入“子部”，并獨立成類，單列為二級目錄，標目為“道書類”“釋書類”。南宋初鄭樵稱道：“《崇文總目》，眾手為之。其間有兩類極有條理，古人不及，后來無以復加也。”其中一類指的就是“道書類”。此后，晁公武(約1104～約1183年)《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約1186～約1262年)《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1254～1323年)《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等都承襲了這一做法。

至于南宋尤袤(1127～1194年)《遂初堂書目》、清官修《明史·藝文志》等，則僅在“子部”設置“釋家”一類，而仍將道書附屬于“道家”類。這是因為，在宋元以后，一方面，道家思想與道教思想、神仙家思想出現(xiàn)了逐步融合的趨向；另一方面，民間的道教著作又被排斥于書目著錄之外?！端膸烊珪偰俊冯m然將“道家”和“釋家”同等地視為“別教”“外學”，但是仍然延續(xù)《明史·藝文志》的做法，對道書與釋氏圖書的性質(zhì)嚴加區(qū)別，在“子部”獨立設置“釋家”一類，而將道書附屬于“道家”類。這種圖書分類法體現(xiàn)中華學術體系對“內(nèi)學”與“外學”的嚴格區(qū)分：道書溯源于道家，是道家在后世民間滋生的學術，因此原本隸屬中華學術體系，是謂“內(nèi)學”；而以佛經(jīng)為載體的釋家，則來自于印度，是外來學說，原本不屬于中華學術體系，是謂“外學”。明人陳建(1497～1567年)信守程朱理學正統(tǒng)，甚至極而言之：“禪、佛之禍，以異學而亂吾中國圣賢之學?！?sup>

但是，最值得稱道，當然也最值得質(zhì)疑的，恰恰是《四庫全書總目》在“子部”中獨立設置“釋家”一類所體現(xiàn)的學術理念和學術方法。它一方面固然體現(xiàn)了中華學術體系的傳承性和穩(wěn)定性不容輕易打破，從一個側面展現(xiàn)中華學術體系的保守性或者頑固性；另一方面，它也彰顯中華學術體系的包容性和適應性，足以容納古所未有的學術文化內(nèi)容。

“經(jīng)部”的沿襲與新變和“子部”的分合與演進，極其鮮明地體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學術體系的文化特色，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三

綜上所述，《四庫全書總目》以集大成的方式，彰顯了中華傳統(tǒng)的學術體系。這一學術體系具有極其豐富的內(nèi)涵和極其鮮明的特色，足以為我們今天重新建構中華學術體系提供有益的文化啟示。這種文化啟示，超越了“四部分類”的圖書分類現(xiàn)象，揭示一些發(fā)人深思的學術傳統(tǒng)和學術智慧。

第一，在以圖書分類為表征的中華學術體系中，“經(jīng)部”始終居于諸部之首，歷千百年而不變?！敖?jīng)部”的原典當然是亙古不變的，《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jīng)部總敘》說：“經(jīng)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倍鴼v代圖書目錄中“經(jīng)部”所收圖書，無非“詁經(jīng)之說而已”。這些圖書無疑都是兩漢至清代學者的撰述，就其撰述行為而言，同“史書”、“子書”和“集部”圖書似乎沒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真正的區(qū)別在于“詁經(jīng)之說”的撰述對象是原典，撰述主旨是“詁經(jīng)”，即闡釋經(jīng)書的內(nèi)涵、價值、功能與意義。正是這種撰述對象和撰述主旨，賦予“詁經(jīng)之說”的圖書以穩(wěn)居諸部之首的地位和價值。特定的撰述對象和撰述主旨，足以成就某種寫作方式及其文本的意義和價值，這里蘊含著極其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

中國古代早就有“先后之序”的文化觀念。如《禮記》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sup>這種文化觀念認為，宇宙自然原本就有不可移易的秩序，因此人類文明也有不可移易的秩序。北宋末方愨(1118年進士)說：“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后之序，禮之道如斯而已?！?sup>這種秩序既體現(xiàn)在社會等級制度方面，也體現(xiàn)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而學術文化體系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疑也是按照一定的秩序進行建構的，所以古人說：“先后之序”“不可移易”。在一種學術文化體系中，某一事物位置的先后，表征著其地位的重輕，這是不可移易的。

因此，“經(jīng)部”高居四部之首，這就意味著它具有領袖群籍的崇高地位。南朝梁劉勰(466？～539年？)說：“經(jīng)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sup>《四庫全書總目》說：“蓋經(jīng)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sup>“學者研理于經(jīng)，可以正天下之是非?！?sup>對經(jīng)典的重視和揄揚，充分體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學術體系對“恒久之至道”“天下之公理”的核心價值的充分肯定，對“正天下之是非”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重視。在這一意義上，傳統(tǒng)學術體系中的“經(jīng)學”無法，也不必等同于現(xiàn)代學術體系中的某個學科(如哲學或歷史學)。“經(jīng)學”實際上是一種“公理學”“價值學”，被視為人類學術文化的核心和靈魂，因此必然，也必須置于學術體系之首。

同樣，當前我們重建中華學術體系，首先要考慮的問題也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發(fā)展和新創(chuàng)造來正本清源，明辨是非，引領方向，凝聚共識，明確地肯定科學的核心價值觀的統(tǒng)轄力和滲透力，有效地提升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力和說服力，從而增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是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代表的中華傳統(tǒng)學術體系對當下學術文化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首要啟示。

此外，從劉向父子開始，就將“小學”圖書納入“六藝”類，后世也將“小學”圖書列入“經(jīng)部”，一直延續(xù)到晚清，從未改變。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語言文字之學在中華學術體系中始終占有重要的地位。語言文字之學不僅是中華學術體系的有效載體，而且其本身就是中華學術體系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甚至可以說是中華學術體系的根基，值得我們珍惜維護和發(fā)揚光大。

第二，經(jīng)、史并重，也是中華學術體系的重要傳統(tǒng)。《四庫全書總目》說：“夫學者研理于經(jīng)，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經(jīng)、史二者，在中華傳統(tǒng)學術體系中屬于“正學”，同樣居于極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具有無可替代的文化價值。

“歷史”指已經(jīng)過去了的事物、現(xiàn)象及其發(fā)展過程，尤其指人的社會實踐活動及其發(fā)展過程。歷史雖然發(fā)生于過去，卻借助于典籍的存在，同現(xiàn)在一直發(fā)生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密切聯(lián)系。因此，歷史是照徹古今的人生明鏡，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sup>歷史又是綿延不斷的文化傳統(tǒng)，哲人說：“忘記歷史便意味著背叛?！睔v史還是采擷不盡的智慧寶藏，人們常說“歷史告訴我們……”

每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國家，都以它綿遠悠長的歷史而驕傲。埃及、印度、希臘、中國等，直到今天，這些國家的人們?nèi)匀幌蛲透桧炛嫦容x煌的業(yè)績。然而，在世界各國中，只有中國，留下了無比豐富浩繁的史籍著作。從孔子編述的《春秋》，到汗牛充棟的“二十五史”，中國古代的史書匯成一條源遠流長的歷史河流，滔滔滾滾，氣勢磅礴。這是我們?nèi)≈槐M、用之不竭的精神寶庫，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也是我們今天“不忘本來”的基本依據(jù)。因此，歷史故事的講述和歷史事件的評價，歷史經(jīng)驗的學習和歷史教訓的汲取，理應成為建構中華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在中華傳統(tǒng)學術體系中，“子部”“集部”都屬于經(jīng)、史之外的“雜學”，是無須必有，卻不可必無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子部，更是“雜學”中的“雜學”，幾乎無所不包，但又無所附麗，成為相對“純粹化”的經(jīng)、史、集之外所有圖書的淵藪。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說：“自六經(jīng)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薄捌渲谢蜇粋鳎騻鞫竽獮槔^；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為類而今合?！?sup>在“四部”分類中，“子部”是內(nèi)容最為龐雜的一個部類，也成為整體結構最具有分合趨向的一個部類。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受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中國出版了大量自著的或翻譯的自然科學類圖書，在中國傳統(tǒng)的圖書目錄中，這些圖書大都歸并于子部之中。這種學術歸類方式，自有其文化根源。因為在中華傳統(tǒng)學術體系中，農(nóng)家、醫(yī)家、天文、歷算、數(shù)術等現(xiàn)代歸入“自然科學”范疇的學術分支，原本就置于“子部”之內(nèi)，《四庫全書總目》也不例外。

但是，《四庫全書總目》還是在局部上創(chuàng)新性地發(fā)展了傳統(tǒng)的學術體系。例如，歷來目錄學大多不重視農(nóng)家、醫(yī)家兩類圖書，一般將它們列于子部簡末。而紀昀(1724～1805年)則認為：“農(nóng)者，民命之所關；醫(yī)雖一技，亦民命之所關?！?sup>《四庫全書總目》也說：“民，國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本草經(jīng)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系焉”。因此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的排序中，儒、兵、法三家之后，以農(nóng)家居第四，醫(yī)家居第五。

當然，作為一種一以貫之的指導思想，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在將農(nóng)家、醫(yī)家和“天文算法”均納入“治世者所有事”之列的同時，仍然將“術數(shù)”“藝術”等視為“小道之可觀者”，體現(xiàn)獨具特色的“自然科學觀”。這種“自然科學觀”成為建構中華傳統(tǒng)學術體系一大準則，它在今天能給我們什么有益的文化啟示呢？

我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表征的這種“自然科學觀”，從一個方面來看，固然可以見出中華傳統(tǒng)學術對自然科學的忽視、輕視甚至蔑視；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卻鮮明地體現(xiàn)中華傳統(tǒng)學術體系建構中對現(xiàn)代意義上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qū)分。換句話說，《四庫全書總目》力圖建構的，實際上是以“闡圣學、明王道”為主要內(nèi)涵的中華學術體系。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凡例》所說的：“蓋圣朝編錄遺文，以闡圣學、明王道者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sup>所以即使采錄“百氏雜學”，也仍然著眼于是否有助于“闡圣學、明王道”，而嚴加揀擇甄別，以期寧缺毋濫。近人梁啟超(1873～1929年)指出：“做中國學術史，最令我們慚愧的是，科學史料異常貧乏。”這一現(xiàn)象也從數(shù)量上體現(xiàn)了古代獨特的“自然科學觀”。

用現(xiàn)代學術話語，我們可以說，《四庫全書總目》建構的這一學術體系，實際上是以“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為基本范疇，“自然科學”必須，也只能以其獨特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性質(zhì)或功能，才得以納入這一學術體系。例如，《四庫全書總目》雖然肯定“歐邏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實逾前古”，但同時又指斥“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因此認為，對明末西洋人的著作，“國朝節(jié)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四庫館臣嚴格地區(qū)分“技能”與“學術”的觀念，實際上來源于先秦學術的“技”與“道”之別，這充分體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學術體系構建中的“人文傳統(tǒng)”。

這一學術體系的建構，深刻地揭示中華傳統(tǒng)文化對“學術”的獨特認識與界定?！皩W術”，古人又稱其為“道術”，在其本質(zhì)意義上，指的是關涉宇宙萬物和人生本體的“形而上”的認識，因此學術具有根本性的知識和學問，正如明人陳建所說的：“天下莫大于學術?！?sup>因此，作為人類把握自身和對象世界的一種根本性的知識與學問，學術具有超驗的特點，在本質(zhì)上訴諸和指向一般或普遍的事物。而學術體系就是這種根本性知識、學問的系統(tǒng)化，它是人類專門認識活動的產(chǎn)物，是精神文明的結晶和精華。學術體系承載和昭示著人類的精神文明，能夠滋養(yǎng)、完善社會個體和整個民族，引領社會和時代進步。

這一歷史事實和文化觀念提示我們，在今天建構全新的中華學術體系時，在“人文科學”“社會科學”方面我們可以盡可能地取資于傳統(tǒng)學術文化，而在“自然科學”方面則應該更多地吸取外來學術文化。在這一意義上，晚清學者所謂“中體西用”，如張之洞(1837～1909年)所說的“中學為內(nèi)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也許具有一定的合理內(nèi)涵，值得我們批判地借鑒。

第四，在中華傳統(tǒng)學術體系中，“集部”的成立有著特殊的意義。《四庫全書總目》說：“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于流傳。四部之書，別集最雜，茲其故歟？然典冊高文，清辭麗句，亦未嘗不高標獨秀，挺出鄧林?！?sup>借用現(xiàn)代西方“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觀點來區(qū)分人類的知識及其結晶——典籍圖書，我們可以說，凡詁經(jīng)之說、敘史之書、子部之文，大多屬于“公共領域”的著述，而“集部”之作則大多為“私人領域”的著述。質(zhì)言之，就著作者的寫作行為來看，“集部”圖書既帶有更為明顯的個人性或個體性，也帶有更為鮮明的主體性和獨創(chuàng)性。

近代以來，有的學者將中國古代的“集部”圖書等同于現(xiàn)代意義上的“文學”著述，這顯然是不恰當?shù)?。當代法國思想家皮埃爾·布爾迪?Pierre Bourdier，1954-2002)指出：“命名一個事物，也就意味著賦予了這事物存在的權力?！?sup>“集部”圖書之所以命名為“集”，原本就指它具有叢聚、雜糅的性質(zhì)，因此叢聚和雜糅就是“集部”“存在的權力”，當然也是“集部”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即使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集部”圖書這種叢聚、雜糅的性質(zhì)，也明顯地體現(xiàn)中國古代的“大文學”或“泛文學”觀念。在中國古人心目中，文學是一種源自宇宙之初，體現(xiàn)自然之道，旁及天地萬物，同時使天人相互溝通的精神文化現(xiàn)象。如西晉陸機(261～303年)說：“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秩f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于來葉，仰觀象乎古人?！?sup>南朝梁劉勰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這不是強調(diào)文學的純粹性、排他性，而是強調(diào)文學的包容性、根本性，為文學提供更有力的存在根據(jù)，這正是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突出特色。因此，我們今天重建中華學術體系中的“文學學術”，也應該以這種“大文學”或“泛文學”觀念作為根基，從而張揚文學自身的意義與價值。

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近一百余年中命運坎坷，漸漸呈現(xiàn)“邊緣化”的趨向。西方文化憑借堅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中國社會，使中國社會在文化傳播和文化創(chuàng)造上呈現(xiàn)不可阻擋的“西風壓倒東風”的局面；東方漢文化圈的其他國家也紛紛“脫亞入歐”，“去中國化”；中國文化精英們也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提出“打倒孔家店”“破四舊”等文化方略。在這一文化背景下展開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研究，往往難以充分汲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豐富資源，重新構建具有世界意義的中華現(xiàn)代文化。因此，如何立足當代，面向未來，做到“師古而不泥古”，實現(xiàn)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性轉化，仍然是一個有待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現(xiàn)實課題。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批判性地繼承和發(fā)展以《四庫全書總目》為表征的中華文化學術體系，既要萃取中華傳統(tǒng)的文化基因，也要吸收世界各國的文明精華，從而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xiàn)代社會相協(xié)調(diào)，進行全新的中華學術體系的戰(zhàn)略建構，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面對當前國內(nèi)各種新思想的涌現(xiàn)、經(jīng)濟發(fā)展的走向、改革進入攻堅區(qū)和深水區(qū)等現(xiàn)實，在“古今貫通”“中外融通”“上下打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我們需要以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為基礎與動力，構建足以體現(xiàn)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嶄新的中華學術文化，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

1. 本文得到中央高?；究蒲谢痦椖俊皻v代文學經(jīng)典的傳承與中華人文精神的塑造”(項目號SKZZB2015030)的資助。
2. 郭英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3. 鄭樵：《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通志》卷七一，中華書局影印本，1987，第831頁。
4. 章學誠：《校讎通義敘》，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附《校讎通義》卷首，第945頁。
5. 阮孝緒：《七錄序》，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三，《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汪道昆刻本)，商務印書館，1919。
6. 蕭統(tǒng)：《文選》卷四六，《王文憲集序》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中華書局影印本，1977，第654頁。
7. 魏徵等：《經(jīng)籍志·序》，《隋書》卷三二，中華書局，1973，第906頁。
8. 魏徵等：《經(jīng)籍志·集四》，《隋書》卷三五，第1089頁。
9. 關于兩漢時期“文章”一詞含義的演變，參見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第50～52頁。
10. 紀昀等：《凡例》，《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影印本，1965，第16～17頁。
11. 紀昀等：《凡例》，《四庫全書總目》，第17頁。
12. 余嘉錫：《目錄類例之沿革》，《目錄學發(fā)微》卷四，巴蜀書社，1991，第136頁。
13. 《樂》書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置于“四書類”之后、“小學類”之前，是為變例，可略而不論。
14. 脫脫等：《道學傳·序論》，《宋史》卷四二七，中華書局，1977，第12710頁。
15. 脫脫等：《程頤傳》，《宋史》卷四二七，第12720頁。
16.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吨熳诱Z類》卷一○五，中華書局，1986，第2629頁。
17. 余嘉錫：《目錄類例之沿革》，《目錄學發(fā)微》卷四，第148頁。
18. 紀昀等：《釋家類序》，《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五，第1236頁。
19. 鄭樵：《校讎略·崇文明于兩類論》，《通志》卷七一，第834頁。
20. 紀昀等：《子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第769頁。
21. 陳建：《學蔀通辨·續(xù)編》卷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冊，影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第101頁。
22. 紀昀等：《經(jīng)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第1頁。
23. 《禮記正義》卷六十，阮元等《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第1673頁。
24. 衛(wèi)湜：《禮記集說》卷五四引，《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131頁。
25. 徐氏：《易傳燈》卷三《設卦觀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冊，第831頁。
26.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一《宗經(jīng)第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第21頁。
27. 紀昀等：《經(jīng)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第1頁。
28. 紀昀等：《子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第769頁。
29. 紀昀等：《子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第769頁。
30. 劉昫等：《魏徵傳》，《舊唐書》卷七一，中華書局，1975，第2561頁。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中華書局，1975，第3880頁)作“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鑒，內(nèi)防己過?！?/li>
31. 紀昀等：《子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第769頁。
32.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八《濟眾新編序》，《續(xù)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35冊，影印清嘉慶十七年(1808)紀樹馨刻本，第356頁。
33. 紀昀等：《子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第769頁。
34. 紀昀等：《子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第769頁。
35. 紀昀等：《凡例》，《四庫全書總目》卷首，第19頁。
3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一講“科學之曙光”，商務印書館，2011，第171頁。
37. 紀昀等：《西洋傅汛際撰〈寰有銓〉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五，第1081頁。
38. 陳建：《學蔀通辨總序》，《學蔀通辨》卷首，第12頁。
39. 張之洞：《勸學篇·外篇·會通第十三》，《續(xù)修四庫全書》第953冊，影印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中江書院刻本，第83頁。
40. 紀昀等：《集部總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第1267頁。
41. 〔法〕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包亞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38頁。
42. 陸機：《文賦》，蕭統(tǒng)《文選》卷十七，第243頁。
43.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一《原道第一》，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