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倫敦書評》創(chuàng)始人卡爾·米勒

我認識卡爾·米勒是在20世紀60年代，那時我二十五六，他三十出頭。他是《新政治家》的文化版主編，我是費伯出版社的小編輯——當時的老板叫我“我們這兒的小年輕”。那會兒我跟卡爾還不算熟，不過我的閨蜜弗朗西斯·霍普是他的助理，我有時在聚會上碰見他，還和他吃過一兩次午飯（我還記得他叫我多吃肉）。他是個魅力人物，高挑勻稱，穿著一絲不茍，愛開玩笑，有點兒任性——絕對能叫你暈頭轉(zhuǎn)向。但也很嚴厲。在他面前你會小心說話，這也是吸引力的一部分。當他給我一本書讓我寫書評，我覺得人生終于等來了重要一刻。那本書是撒瑪利亞會的創(chuàng)始人查克·瓦拉⁽¹⁾寫的，我當時真這么想：要是我沒法把句子寫寫好，我這輩子就完了，再也活不下去了。

終于我把句子寫好了，拿著稿子去了《新政治家》的辦公室?？柨戳艘院笳f：“你現(xiàn)在是個作家了?！彼矚g發(fā)表這類家長式的評語，不論好壞，總之是真心話，我可容易受他影響了。他給了我第二本書，最后一分鐘還讓我加一句話，我提出抗議時，他說：“你現(xiàn)在是個記者了?！痹谒哪恐?，應該有種你值得驕傲的東西，一種志業(yè)的使命感。如果有人在《倫敦書評》辦公室里提什么蠢建議，他會這樣威脅：“你會成為全艦隊街的笑柄的！”盡管當時還提艦隊街已經(jīng)有些過氣了⁽²⁾。（后來我一度想放棄記者行當，改行去上醫(yī)學院，他完全無法理解。）

他在《新政治家》的事業(yè)并不順利。他對我詳細解釋了前方記者和后方編輯部之間的緊張關系，還說《新政治家》的主編之一維克多·普里切特⁽³⁾要找他吃晚飯，我當時暗想，這是不是他要被炒魷魚的征兆？這種情況持續(xù)了一段時間，我有次終于說漏了嘴，講出了真實想法：我可不希望你在我的書評發(fā)表之前被炒魷魚。這話他肯定記恨了一輩子。

卡爾習慣于拂袖而去。他曾評價詩人羅伯特·洛厄爾“更像個天生的半途而廢者”——洛厄爾前妻⁽⁴⁾說他是“天生的加入者”簡直大錯特錯?？栆婚_始在財政部工作，后來在電視臺待過很短的時間；先在《旁觀者》當文化編輯，然后是《新政治家》；1967年他出任《聽眾》（Listener）主編，七年后去倫敦大學學院英文系當老師；1979年他創(chuàng)立了《倫敦書評》。這些工作他都沒干到頭，有時一怒之下就走了。他從《聽眾》辭職時說：“辭職可不容易，你招來的同情要比懷疑更危險?！?/p>

我不認為他是被《新政治家》炒了魷魚，但他的確跟總編保羅·約翰遜⁽⁵⁾關系欠佳，在跟普里切特吃了飯幾個月后，他就自動離開了⁽⁶⁾。要么是當時要么是幾個月后，《聽眾》邀請他擔任主編。沒多久我在費伯出版社的一次派對上碰見他，他提到了《聽眾》，說也許可以給我份新工作；如果我陪他走到公交車站，他就告訴我詳情。他還說要是我現(xiàn)在打包走人，他就在前門口等著我；可是等我打包出門時，他已經(jīng)不見了。我當時想：他肯定改變主意了，誰會把工作給我這么個從來搞不清輕重的人呢？他沒耐心，我沒信念——改變主意也不奇怪。結果第二天他打來電話，原來這份工作是代理副主編，而真正的副主編，用BBC的切口說，是“暫時借調(diào)”的。這位副主編是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的孫子奧列格·克倫斯基⁽⁷⁾。與活生生的世界歷史相勾連讓這份工作更加誘人了——我又有了值得向父親一提的生活故事。

二戰(zhàn)時《聽眾》達到了巔峰期；20世紀40年代它的發(fā)行量超過十萬份；它像是BBC的第三套節(jié)目（三套節(jié)目的大部分內(nèi)容會刊登在《聽眾》上），被視為不列顛文化最高尚的體現(xiàn)。和平時代它的讀者有所下降，20世紀60年代請卡爾當主編是為了給刊物注入新鮮血液，幸運的話還可以阻止其銷量下滑。我們占據(jù)了位于波特蘭廣場街朗廷酒店沿走廊的一排房間，這酒店原來十分宏偉，1939年被征用，我們的辦公室有兩種房間：單人房和帶浴室的雙人房。我們并沒有隸屬于BBC之感，只有《聽眾》辦得好才算數(shù)。雖然有時會與BBC的某個制作人發(fā)生口角（這詞兒卡爾經(jīng)常用），但總算不太多。比如1973年的阿以戰(zhàn)爭中，我們拒掉了好不容易搞來的侯賽因國王的訪談，而發(fā)表了一個失去勇氣、好幾天（也許只有幾小時）蜷縮在賓館廁所里的記者的日記。這種事兒大領導可不喜歡。（插播一段本刊特色：卡爾和我為怎么拼侯賽因國王的名字爭執(zhí)不休，最后到底是“ain”還是“ein”？我給約旦大使館打電話，結果他們說是“ien”。我問：“你確定嗎？”他們說：“當然啦，i在e前面，除非再前面是c。”）

幾個月后奧列格·克倫斯基找到了別的事兒做，我從臨時工變成了正式工，一干就是六年。1973年底卡爾辭職了，因為他覺得BBC管理層不夠支持。我在這方面沒有特別的感覺，不過也許是因為我知道的情況不夠多。不管怎樣，是卡爾給了我這份工作，我也學他的樣辭職了。《聽眾》之后我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工作過。挺不錯的，TLS是份好刊物，這也算是份正經(jīng)工作。但和卡爾一起時，你會覺得那不僅僅是份工作，好像每天都在前線沖殺，而不是閑坐在辦公室里。每件事都關系重大，哪怕小到每個事實細節(jié)，每個單詞換行時怎么拆分。

一年夏天卡爾出遠門時，我們發(fā)表了佩內(nèi)洛普·貝杰曼（Penelope Betjeman，桂冠詩人約翰·貝杰曼爵士的像馬似的夫人）的訪談?？紤]要保持她的說話風格（訪談是從電視節(jié)目上轉(zhuǎn)錄的），我就保留了她口語中的“cos”（而不是正式的“because”）。卡爾出門時出了三期報紙，他回來后就跟我說了一句話：“那些cos差點讓我犯病住院了?！边€有傳聞說他在《新政治家》休假時，那期沒有在他監(jiān)督下出版的雜志抵達他和家人的度假地時，他會把自己裹進一張地毯，痛苦地一邊呻吟一邊在地上打滾。

卡爾說過不少狠話，但幸好我記得的都是些無傷大雅的拼寫或語法錯誤，就不會覺得太受傷或不公平。認識卡爾的人都熱衷于交流他說的怪話，（他評價20世紀80年代風行過一陣的“慢性疲勞綜合征”：“這毛病就像說你從銀行拎錢回家把手腕都給拎麻了”；一個撰稿人問：“我猜飛去任何地方都不會有補貼吧？”卡爾回答：“我恐怕沒有，要么你趴在我背上我用手扇著飛飛？”；“當你把格雷夫斯和華茲華斯或里爾克放在一起比較，就好像在把重新布置房間和大陸沉降滄海桑田相提并論”；1987年英國刮颶風時他對加州的一位撰稿人說：“廣場上的樹每秒鐘都在跪地求饒?！保倪@點上看，他可以算得上“牛劍”怪話圈子的類型，但他偏又討厭精英范兒，大部分時候支持平等主義。又喜歡又不喜歡，又忠誠又不專一，幾乎對任何問題他都有兩套看法。

20世紀80年代他出了本書叫《雙生》（Doubles），專談具有兩面性的文學，里面收的多篇文章是為《倫敦書評》寫的。（《雙生》出版的那年，有本小說問世了，叫《雙生人》（The Doubleman），其中有個人物名字就叫卡爾·米勒?？枌Υ撕芨吲d，他在《倫敦書評》的“日記”欄目里寫道：“世界真小，而且會復制疊合?！保┧麅A向于將作家和他們的作品視為陰暗和光明，夜晚和白晝（而且不僅是作家：“鬼魂是習慣的產(chǎn)物，也是《哈姆雷特》的產(chǎn)物”），會抓住一切自動出現(xiàn)的成對詞語和概念（“他的奮力抗爭和他的曲意逢迎”——評詹姆斯·凱爾曼；“藥……膏液橫流，也令他不朽”【poured their balm, but embalmed him】——評羅伯特·洛厄爾；《格雷的挽歌，也是韋恩·戈德利的挽歌》——《倫敦書評》封面文章標題），并且這一傾向與日俱增。從某種程度看，這些東西很好玩，就像卡爾一直很好玩一樣；他就算發(fā)火時也很好玩（只要你能忍住不笑依然保持淡定），這是與他共事的樂趣之一。要是有撰稿人不聽話，他會說：“如果那家伙再來這里，我就宰了他?！币驗槲覀兌荚谛?，他又說：“我是說真的，我真的會宰了他?！彼f他當真的時候其實也并不當真的。

頭腦簡單一根筋在他看來明顯不是什么好事。太清楚明白了也不好，如果有這樣一篇文章他會斥之為“清楚得可惡”，通常這說明作者太過自信武斷。任何立場都必須經(jīng)過辯論，僅僅聲明是不夠的；得有人質(zhì)疑，有人辯護。把事情詳詳細細講清楚——這也可能是種缺點。把一切簡化成大白話，會讓人喪失大部分興趣。他喜歡那些不急于下注的文章，有觀點有態(tài)度，有自己獨特的敘述方式——就像他自己的文章那樣（又如克萊夫·詹姆斯為《聽眾》寫的文章說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絕色美女像神風敢死隊一樣朝他俯沖過去?！保?。他說他會發(fā)表任何內(nèi)容，只要寫得有趣味，不過我不覺得他真的把這條原則付諸實踐了，至少沒有直接干。《倫敦書評》很多年里沒有發(fā)表過任何關于蘇聯(lián)的書評，因為沒看到任何書評人的寫法讓我們喜歡。他希望同事們無保留地說出心里想法，理論上說沒有必要和那些不說真話的人共事，但有時很難知道別人是否說了真話，又或者有人說了真心話，但犯了蠢罪，也可能會自斷生計。沉默肯定不是解決辦法。不過卡爾也經(jīng)常跟我說，他一點兒不喜歡考狄莉亞⁽⁸⁾。

1979年夏天《紐約書評》決定做一份英國別冊，卡爾應邀擔任主編。因為《泰晤士報》集團（包括TLS）的所有者與工會發(fā)生矛盾，從那年初開始就沒出過報紙，當時的想法是在TLS?？那闆r下填補市場空缺。《聽眾》的前同事蘇珊娜·克拉普擔任助理主編；我擔任卡爾的副主編。一樣從《聽眾》過來的彼得·坎貝爾（Peter Campbell）為新刊設計了第一個封面，十月底出街；一個月后，TLS復刊；第二年春天《紐約書評》叫我們自立門戶。

1980年5月《倫敦書評》獨立出版的第一期上市，它有了自主權。當時卡爾編過的《聽眾》依然是倫敦的一份傳統(tǒng)周刊，不過更依附于BBC而不是自成一路?！秱惗貢u》更冷靜些（沒有連環(huán)畫），部分因為它出身于《紐約書評》的別冊，也因為卡爾在大學里教書，約來的稿件篇幅都很長；但它也更沒有顧忌，可以率性而為，可以張牙舞爪。第一期里燕卜蓀表面上在評阿登版的《仲夏夜之夢》，但他主要關心的是計算仙女們的移動速度（每小時800—1000英里才能躲開太陽）⁽⁹⁾。一份白手起家的刊物可以自由選擇她在世界中想要占據(jù)的位置。我愿意相信，她至今依然保持著卡爾的腔調(diào)，分詞、斷句及其余一切。

（發(fā)表于2014年10月9日《倫敦書評》）

(1)　Edward Chad Varah（1911—2007），一譯陳華樂。英國圣公會教士。撒瑪利亞會的創(chuàng)始人，該會創(chuàng)立于1953年，是世界上第一個幫助有自殺傾向人的電話疏導熱線。

(2)　Fleet Street，直到20世紀80年代英國幾份大報的總部均設在這里，所以艦隊街在特定歷史時段是倫敦新聞界的代稱。

(3)　Victor Pritchett（1900—1997），英國作家，文學評論家，曾任《新政治家》文藝版主編。他精通法語、德語和西班牙語，寫過巴爾扎克、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傳記，廣受好評。

(4)　指Elizabeth Hardwick，文學評論家，《紐約書評》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

(5)　Paul Johnson（1928—），英國記者，通俗史家，他寫過四十多本書，包括《知識分子》《摩登時代》《藝術的歷史》《創(chuàng)作大師》《美國人的歷史》等等。

(6)　據(jù)約翰·薩瑟蘭（John Sutherland）的說法，保羅·約翰遜不喜歡米勒約來的燕卜蓀的稿子，嫌他寫得太復雜，米勒當即辭職。約翰遜出于好意開給他一筆三千英鎊的分手費，這在1967年不是小數(shù)目，米勒當著他面把支票撕得粉碎。

(7)　Alexander Kerensky（1881—1970），俄羅斯律師，1917年俄國革命中的關鍵人物。二月革命后任臨時政府司法和軍事部長。十月革命失敗后流亡巴黎。Oleg Kerensky（1930—1993），芭蕾評論家，廣播主持人。曾為《每日郵報》《新政治家》《國際先驅(qū)論壇報》寫芭蕾評論。

(8)　莎劇《李爾王》中說了真話的小女兒。

(9)　《仲夏夜之夢》中的精靈帕克說仙女們更愿意永遠活在破曉時分，她們“奔跑著躲避太陽，如夢一般跟著黑暗”。所以燕卜蓀一本正經(jīng)地計算了仙女的時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