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中庸”文化在書法藝術(shù)中的體現(xiàn)

“中庸”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最獨特、最重要的美學(xué)概念之一，反映到書法上，也成為最為重要的書法美學(xué)概念?！爸杏埂敝爸小?，為“中國”之“中”，“中國”就是“中央之國”?？梢姟爸小本褪恰爸虚g”“中央”的意思。但從“中”的甲骨文造型來看，“”字外形像一面旗幟。唐蘭先生考證說：“余謂中者最初為氏族社會中之徽幟……此其徽幟，古時用以集眾，《周禮·大司馬》教大閱，建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后至者，亦古之遺制也。蓋古者有大事，聚眾于曠地，先建中焉，群眾望見中而趨附，群眾來自四方，則建中之地為中央矣。列眾為陳，建中之酋長或貴族，恒居中央，而群眾左之右之望見中之所在，即知為中央矣。然則中本徽幟，而其所立之地，恒為中央，遂引伸為中央之義，因更引伸為一切之中。后人既習用中央等引伸之義，而中之本義晦?！?sup>唐蘭先生認為，“中”之本義為旗幟——“徽幟”，而中央等意義不過是“中”的引申義，引申義既彰，本義反而漸漸為人所忘。也有一種觀點認為，“中”的甲骨文造型就是在圓圈的正中間畫上一條線，以此來表示為“中”。形成小旗的曲線是一種裝飾性符號，古人覺得某字筆畫過少、空白過多時，往往會添加一些帶有裝飾性的線條，使其布局顯得豐滿。

“中”在商代就有善和美好的意義，盤庚在遷都前向臣民發(fā)表的講話——《尚書·盤庚》篇中說：“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shè)中于乃心?！薄叭攴珠嗄钜韵鄰摹?，你們應(yīng)當遵守我為你們制定的規(guī)范，“各設(shè)中于乃心”，各自在內(nèi)心深處建立起的好的觀念?！渡袝ぞ普a》也說：“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边@個“中”，不是指中間的“中”，而是帶有“善”的意義的詞匯。

“中”常和“中庸”“中和”共用，書法中體現(xiàn)的“中”就是“中庸”“中和”。到了春秋時期，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币馑季褪牵骸爸杏惯@種道德，該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經(jīng)是長久地缺乏它了?！薄爸痢本褪恰爸恋隆保吨杏埂罚骸按笤帐ト酥?！洋洋乎！發(fā)育萬物，峻極于天。優(yōu)優(yōu)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xué)，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边@種至大至高的道德從君子到臣民都要內(nèi)化于心的，作為君主，可以用之治國，作為臣民，可以以之輔治，也可以以之容身。

“中庸”主要有對立統(tǒng)一和過猶不及的意思?！墩撜Z》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wèi)靈公》)、“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君子尊賢而容眾”(《論語·子張》)等語都說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事物是有兩面性的，只有把兩面性統(tǒng)一起來，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鬃訉ζ涞茏有愿裆系闹笇?dǎo)也體現(xiàn)了追求適度而強調(diào)互補的思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冉有懦弱，要勇敢一些，子路勇敢，要理性一點。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儒教在確立了兩千年的精神統(tǒng)治之中而滲透于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藝術(shù)也同樣貫穿了這樣的思想?！墩撜Z》說：“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質(zhì)樸勝過了文飾就會粗野，文飾勝過了質(zhì)樸就會虛浮，質(zhì)樸和文飾比例恰當，然后才可以成為君子。這種思想至今對書法藝術(shù)起到指導(dǎo)性的重要作用，質(zhì)是重要的，是內(nèi)在的，是自然的，修飾是理性的，是對質(zhì)的美化，質(zhì)和文不能只具其中之一，而是要合而為一，才是高超的。當然文質(zhì)合一是很難：“子曰：‘虞夏之質(zhì)，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zhì)；殷周之質(zhì)，不勝其文；文質(zhì)得中，豈易言哉？’”(《禮記·表記》)但是如果“文質(zhì)彬彬”，則可以達到君子的地步。

和“中庸”同時提出的“中和”概念，從意義上看，和“中庸”也是一致的，我們經(jīng)常把“中庸”和“中和”共用、通用。用“中和”表達書法思想更有利于表達書法的藝術(shù)哲學(xué)特點。在《中庸》中，子思在提出了“中”為體的觀點時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是天下的大本，是天地萬物存在的依據(jù)和根本，只有“發(fā)而皆中節(jié)”，天地萬物才能不斷地向前發(fā)展。

許慎(約58—147年)，在《說文解字·序》中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眰髡f中倉頡創(chuàng)造漢字，生而能書，取象于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紋鳥羽山川指掌而創(chuàng)文字?！敖≈T身，遠取諸物”，故使文字取象于人之自身和宇宙萬物，“文”就是象形文字，“字”就是象形引申出的與象形又有千絲萬縷關(guān)系的文字。因此得出“書者如也”的總結(jié)，這個“如”，主要是外形上的象形。早期的書論就記錄了書法對自然的質(zhì)樸的摹仿。蔡邕《篆勢》說：“或龜文針裂，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缊。揚波振撇，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云。”到了宋代，蘇軾和黃庭堅都提出書法要和道義、人格聯(lián)系起來，黃庭堅《論書》說：“學(xué)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xué)，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比绻f“中庸”的思想原來只是在哲學(xué)的層面是對書法起到指導(dǎo)的作用，到了蘇軾和黃庭堅這里，就變成了直接的約束書法家自身的要求。及至清代，書法理論家劉熙載指出：“書，如也，如其學(xué)，如其才，如其志，總之，如其人而已。”本來人是多變的，人是書法中最活潑、最富創(chuàng)造力的因素，但因為這個人從漢代開始就為董仲舒“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的政策所束縛，自覺成為“中庸”的“人”，書法兩千年來也成為“中庸”的藝術(shù)。這種選擇從文化上講，是中華民族認可了圣人孔子的思想，并進行集體引導(dǎo)和約束，使中華文化走進以提倡中和、對立統(tǒng)一、適度的“中庸”為最高美的圈子的結(ji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