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作為“中國文學史”的發(fā)軔期，[1]此時國人所進行的中國文學史編纂不僅受啟于近代“幡然思革”之潮，亦有“中西交通”的特殊背景；既與近代學制變革等有緊密關系，又是“西學東漸”下的產(chǎn)物。故而，對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進行深入研究，不僅有助于探討“中國文學史”作為一種“舶來品”被引入之初所進行的“本土化”情形，亦可深入分析20世紀初期的社會轉(zhuǎn)型、學術變遷、制度變革、價值轉(zhuǎn)變乃至教育改革對彼時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影響，以見及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如何在紛繁復雜的“中西交通”中進行艱難抉擇與建構選擇。
一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研究現(xiàn)狀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逐漸對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展開反思，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認識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的興起過程、緣由及時代意義。相關研究有以下兩大突出特點。
第一，對黃人《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等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草創(chuàng)期著述，進行個案研究。比如，黃霖《中國文學史學史上的里程碑——略論黃人的〈中國文學史〉》一文，認為在“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史學觀點、治史方法和編史體例的影響下，一批新型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紛紛面世，使中國文學的歷史批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樣的時勢下，黃人的《中國文學史》應運而生”。[2]此類研究思路主要從中國文學史學史的角度，以后出的文學史編纂理論與經(jīng)驗來反思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草創(chuàng)期的成就與得失。同時，學界集中于關注黃人《中國文學史》的成書過程、“文學觀”與“文學史觀”；[3]甚至，認為從“精神上之文學史”“實際上之文學史”“文學史研究自然不妨破成格而廣取”及“世界之觀念，大同之思想”等方面看，黃人《中國文學史》的撰寫“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極高的學術價值”[4]。并且肯定黃人《中國文學史》所熟練運用的“辯證方法”與“比較方法”，對后世文學史的書寫產(chǎn)生了影響。[5]同時，亦關注黃人《中國文學史》中的戲曲書寫及其意義、小說史書寫的特點及其時代特色，認為黃人《中國文學史》蘊含著極高的“小說分類學、小說目錄學”等文獻價值。[6]
學界亦深入探討了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編纂過程、纂修特色及其時代意義。比如，栗永清《知識生產(chǎn)與學科規(guī)訓：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學科史探微》一書，主要探討近代“‘新舊’知識體系的沖突”對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影響，分析了“缺少‘專業(yè)興趣’”的林傳甲如何展開中國文學史的撰述。[7]與此同時，學界往往將黃人《中國文學史》與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進行比較研究，不僅掀起了持續(xù)時間頗長的“首部文學史之爭”[8]，而且認為清末民初之際“文學”概念的轉(zhuǎn)換對兩部《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均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9]大體而言，學界的比較研究，往往從史學觀念、文學思想、著述精神、編寫體例、“文學史的知識譜系”等角度加以展開的[10]，認為兩部《中國文學史》各有特色，亦多有所開創(chuàng)。甚至，學界往往存在對“林傳甲在京師大學堂教學時的觀念沒有得到整體把握，因此人們對他的文學史觀念也有誤解”[11]等過度詮解的研究現(xiàn)象；故而，有學者呼吁應基于20世紀初期的時政背景，客觀探討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編纂的時代意義。[12]尤其是，探討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如何基于“西學東漸”與“堅持中國文學本位立場”[13]雙重背景展開文學史的書寫，顯然更有助于細致分析此時中國文學史編纂的艱難抉擇。當然，客觀對待黃人《中國文學史》與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課堂講義”身份，對于正面評價兩部中國文學史編纂之初所存在的若干體例、思想及撰寫內(nèi)容的不足之處，或?qū)⒉粺o益處。
當然，學界對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進行個案研究的同時，亦對黃人、林傳甲、來裕恂等編纂者的其他著作及相關成就，展開了深入研究。比如，學者對黃人的小說批評理論及其時代特色、《小說小話》所涉及小說作品的文獻價值、黃人與《小說林》等晚期小說期刊之間的關系，均進行了深入探討。[14]再如，學界詳細探討了林傳甲的字號、家世、卒年等生平經(jīng)歷，及其教育思想、對近代地理學與方志研究的貢獻。[15]又，來裕恂的詩學思想、《漢文典》所體現(xiàn)的文章學理論，亦漸自進入學界的研究視野中。[16]上述諸多研究，將有助于深入了解黃人、林傳甲、來裕恂等人的生平經(jīng)歷與思想認知，從而為探討各家的中國文學史著述奠定牢靠基礎。
第二，從中國文學史學史的衍變角度，全面反思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的理論、方法及其歷史意義。典型代表者，如陶東風《文學史哲學》一書，從“傳統(tǒng)文化與治史模式”與“文學史的他律論模式”等角度，探討了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過程中的傳統(tǒng)學術與外來文化等各種資源。[17]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一書，從“‘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的建立”與“四代學者的文學史圖像”等角度，分析了晚清西方教育體制的引進對于彼時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影響；[18]同時，陳平原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現(xiàn)代化進程二編》一書，[19]主要探討20世紀20年代以降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對分析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任天石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學發(fā)展史》一書，將黃人《中國文學史》納入“漫長的孕育”一節(jié)中，從“文學觀念的嬗變”等角度，指出黃人《中國文學史》“所收范圍十分蕪雜，包括制、誥、策、諭、詩、詞、曲、賦，以及小說、傳奇和駢散、制藝乃至金石碑帖、音韻文字，可謂一本古代文化知識的史料匯編。全書引文較多，自述較少，且結構較雜，缺少較清晰的歷史敘述”[20]。其書所論則從中國文學史現(xiàn)代編纂的角度展開評判與鄙薄，代表了至今仍在延續(xù)的學界對于黃人《中國文學史》的基本定位。
而后，戴燕《文學史的權力》一書，從“新知識秩序中的中國文學史”與“作為教學的‘中國文學史’”等角度，詳細分析了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黃人《中國文學史》的編纂過程與歷史意義[21]。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一書，從“中國文學史的產(chǎn)生與定型”探討了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的興起過程。[22]尤其是，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tài)與文化政治》一書，從近代“文學學科”的建立探討“大學堂設文學專科”對編纂中國文學史的影響，并分析作為“國文講義”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如何形成“文學史意識”以展開中國文學史編纂的，所言多有發(fā)人所未見之論。[23]而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一書，從“學術史的視野”分析了“作為文學教育的中心”這一視角對于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影響，從而綜合教育史、文學史及學術史等多種學科進行交叉研究。[24]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一書，首先分析了齋藤木《“支那”文學史》、泰納《英國文學史》等“外來”學術資源對中國文學史敘述模式的影響，其次探討晚清“官學體制”對于林傳甲撰寫《中國文學史》的立場選擇與研究范式的影響，再次探討19世紀英國文學批評資源對黃人文學史觀的影響，從而綜合“中西交通”的背景進行深入研究，頗能引人深思與持續(xù)深入。[25]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以戴燕、陳國球、陳平原、陳廣宏等人的研究較為細致而深入。尤其是，將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探討與近代中國的學制變革、文學教育等時事背景相聯(lián)系，從中國文學學科史的建立視角切入，對進一步理解黃人《中國文學史》與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編纂初衷及其存在情形，均有不少啟示。
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編纂研究，其評判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均甚于以往，且形成了某些共識。總的看來，這場反思有以下兩個顯著特點。
第一，引進西方文藝理論的“系統(tǒng)”方法，以西方文藝理論為基石構建文學史體系。隨著實證主義、現(xiàn)代主義、浪漫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新歷史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理論的大量入傳，學界以此類理論為基點，從文學史觀、敘事視角、文類劃分、文學史之形式與結構及內(nèi)容與意義、時代變遷及政治主旋律變化等方面對編纂文學史的影響進行了諸多探討，對文學史的結構、方法、理論模式及學科定位作了諸多界定，以此反觀中國文學史的發(fā)展過程，并作為“翻新”或“重建”中國文學史的指導思想。甚至，以個性解放及人道主義為標桿的思想傾向（側(cè)重文學的心靈發(fā)展史方面），成為近年來個別中國文學史編纂的主要標準。這是西方的“科學”精神及其價值觀、世界觀等思想體系持續(xù)輸入與發(fā)酵的結果?？梢哉f，這場反思已顯露“全盤西化”的端倪，而對中國固有之學的把握，包括小學、經(jīng)學、諸子學乃至史學，卻漸行漸遠；對中國文學史的書寫與中國文學史學史的探討，慢慢衍變成借用各種西方理論對中國文學進行編排，逐漸喪失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固有思想性與價值體系，取而代之的則是西方各種思想及價值體系之建構與解構的反復。
第二，參與這場反思的學者大多是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專家，他們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梳理大多以20世紀初期或“五四”為起點，集中討論“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史的編纂與發(fā)展情形。偶有治古典文學或文藝理論者，反思的側(cè)重點則集中于對近代以降治文學史者如何尋求利用不同的西方理論來組織中國文學發(fā)展；同時，考慮如何將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編纂情形納入各式各樣文學理論框架的文學史或?qū)W術史中考察，以便進行新的“中國文學史”編纂；而較少涉及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系與傳統(tǒng)學術脈絡之間的過渡情形及其形成的影響?？梢哉f，以新的“西學體系”解構舊的“西學體系”，是這場反思的最大弊端。
二 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現(xiàn)狀的反思
反觀中國文學史的演進歷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學史書寫越發(fā)展到后來，其間的“西化”程度越發(fā)嚴重，喪失中國文學固有的歷史特性及實情的情況也愈發(fā)嚴重。這就產(chǎn)生了諸如如何綜合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所存在的具有“實情”意義的文學觀與西方文學理論視域下所要求的合格的文學觀，如何全盤考慮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其他學問（如經(jīng)、史、子部等諸學）與文學史的融合等問題。雖說“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現(xiàn)代的社會、政治乃至國際環(huán)境越發(fā)顯現(xiàn)出“全球化”，當今學者也早已習慣“全球化視域”的思維及理論視角，每每云“向國際接軌，以爭奪話語權”。這種動向在沒有中國固有的歷史實情及理論特色的支持下，不但無法向國際接軌，最終恐會完全喪失中國文化的自我特色。因此，這場反思的總體思路，依舊不脫近代以來彌漫于學界的“中學”與“西學”以何為“體”、以何為“用”之藩籬。只是，學界近年來的反思越發(fā)靠向“西體中用”，強調(diào)以西方文藝理論為評價的絕對主導，完全忽略了歷史的實情。歷史的文學發(fā)展實情成為一堆可以被任意套用的散物，學者往往以不同的文藝理論及不同的實用目的，批判先前文學史的諸多缺陷，并以此重修中國文學史。不過，近年來的文學史批判思路與高校的學科建設多有關系，反思的過程及意圖的功利目的使得這場反思逐漸變味，已不再是單純的學術體系內(nèi)部的自我矯正。
新舊學術之爭，歸根結底在于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自我特色，以達到批判式繼承的目的。而這場反思大有以新的文學史思想取代舊有理論之勢頭。西方文藝理論的多樣化便于從多視角解讀文學內(nèi)容、理論的系統(tǒng)化便宜梳理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零碎的文學片段，這些因素便于學術推陳出新；加之反思者受單線進化論思維的禁錮，導致出現(xiàn)上述情形的原因，也就不難理解。由于時代背景的巨大變化，現(xiàn)代學術體系與舊有體系有著本質(zhì)不同，現(xiàn)今治文學史者并無治小學、經(jīng)學、史學的功底及經(jīng)歷，甚或不諳諸多之學對中國歷史發(fā)展，包括思想、政治、文化、社會、人心變遷的影響，致使他們無法從宏觀的、全局的角度對中國歷史的發(fā)展予以全面梳理。因此，治文學史者單從文學史的視角書寫文學，必然無法完全且深入地注意到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方方面面。在反思者看來，對文學（主要是西方文藝理論視野下的“純文學”）與諸多之學關系的梳理，似非文學史所該擔當者。而現(xiàn)今治文學史者所特有的優(yōu)勢是對西方文藝理論的熟稔。這幾方面的利弊權衡，必然導致近今治文學者偏向?qū)ξ膶W史內(nèi)部的學科體系的強化。我們知道，西方文藝理論強調(diào)學科體系的細致性、嚴謹性及系統(tǒng)性，而這恰恰是中國學術及歷史發(fā)展所缺乏的。即使是在近代“西學東漸”的高峰期，彼時治文學史者亦大多不曾具有如此眾多的學理體系的知識儲備。而對學科體系的強化，更多是20世紀中葉以來才漸漸揄揚起來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多有強化。在這之前，治文學史大多為集體合作的結果；偶有學者的個人著述，亦不加張揚。20世紀80年代以降，學界遂出現(xiàn)將治文學史當作張揚作者才氣等情況，治文學史才逐漸被當作個人學問之一途。因此，反思者往往批評早期文學史或是“錯位的文學史”[26]，甚至有研究者直言“將文學史研究等同于撰寫教科書，則是天大笑話”[27]。這種意見并非個案，出現(xiàn)這種批評意見的原因在于上文所強調(diào)的“西體中用”的思想，及以“五四”作為建構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文學史起點之做法，這兩方面因素綜合而致。
從某種角度講，這場反思所采用的思維模式及視角是：以反思者所處時代的目的意圖及理論素養(yǎng)看待中國文學史的早期發(fā)展，采用單線“進化論”思想的批判視角，而不是以中國文學史早期發(fā)展的過程實情加以客觀對待，更不曾注意到1910年前治文學史者的諸多時代局限，從而對中國文學史的演進過程采取斷層處理的錯誤方式。而“五四”之前，乃至1910年之前，學者治文學史并非有意為之，而恰恰是彼時學士基于教育或其他目的額外為之的產(chǎn)物。雖說文學史研究的確有別于編寫教科書，但中國文學史的早期發(fā)展實情恰恰與編纂教科書密切相關。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這場文學史反思。我們認為，探討中國文學史撰寫過程的建構特性，當注重還原視角；且反思的出發(fā)點及目的在于，尋求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具有“存在即合理”的一面。[28]學者關注中國文學史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或關注文學發(fā)展本身，反映了不同時期的“文治”背景對學術變遷的影響。但從歷史的實情看，中國沒有西方文藝理論意義的“純文學”，關注中國文學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等方面遠比單純探討文學史內(nèi)部特征，更適合分析彼時中國文學史早期發(fā)展的歷史實情。探討這種存在的實情及其產(chǎn)生的深層次原因，比簡單冠以進步或落后的批判思路來得有意義。
以現(xiàn)在眼光看來，或許歷史的發(fā)展存有缺陷之一面，但在當時未必就如此。比如，史學界過去一提到近代的“革命”思想就認為是好的，提到“改良”就認為是不好的。事實證明，歷史發(fā)展由“改良”向“革命”轉(zhuǎn)化前，“改良”思想對緩解近代人的困頓思緒、麻木意識及焦慮心態(tài)，曾起到過積極作用?；谝蚓S持當時人倫道德以穩(wěn)定社會之出發(fā)點考慮，“改良”思想無疑是順應時代需要的一種合理的思想選擇。由“改良”的目的傾向向“革命”轉(zhuǎn)變，與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轉(zhuǎn)化、維持社會穩(wěn)定與保持道德倫理之需求的轉(zhuǎn)變有很大關系。它反映出歷史發(fā)展的一種漸進選擇。我們不能因為近代“改良”時期出現(xiàn)的某些阻礙思想成分，就一概加以否定。恰恰相反，由于經(jīng)歷“改良”思想的實踐階段，近代中國的政治及思想選擇才有可能向“革命”轉(zhuǎn)變，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道出“改良”與“革命”互存的真諦。何況“革命”思想并非盡善盡美，極端激進的“革命”思想對社會所造成的破壞無疑十分巨大，過于強調(diào)對文化、思想，乃至制度的“破”，卻無“立”之考慮，對當時思想界及士人的精神意識所造成的困頓程度，甚于“改良”思想盛行之時。同時，“改良”與“革命”思想應分政治視域與思想主張視域，分而待之，不能籠統(tǒng)雜觀。
早期的中國文學史發(fā)展實情，恰恰與思想主張視域下的“改良”及“革命”的衍變關系有很大相似性，并與這對思想嬗變情形緊密相關。正是經(jīng)過1900年至1910年這代治文學史者的努力——編纂中國文學史所面臨的問題及可取之路，才有可能使后來治文學史者規(guī)避編纂過程中的某些問題。比如，林傳甲《中國文學史》1904年首刊，后于1910年由武林謀新室翻印，隨即于學界廣為流通。后來治文學史者，多有提及，或加以批判，以此相承繼或另謀新途[29]。如果欲劃分治文學史者于1910年前后的指導思想，以“改良”與“革命”大略作為一種區(qū)分參照，亦未嘗不可。1910年前治文學史者尚處于摸索階段，關注最多的是如何將零散、無規(guī)律可言的文學發(fā)展實情加以系統(tǒng)化及理論化，這大致可概括為對傳統(tǒng)學術進行“改良”之階段。而1910年以降，治文學史者具備了較為豐富的文學史理論，其時的背景與1910年前有極大的不同，致使他們對文學史的探討進入大力討伐傳統(tǒng)學術體系的階段，進而批判此前治文學史者的諸多保守之處。尤其是“五四”以來，當時思想界掀起的“打倒孔家店”運動，對傳統(tǒng)的思想、政治及學術體系一概批判，所采取的極端激進行為，對治文學史所帶來的影響完全可以用“革命”加以形容。1923年5月，胡適于《申報》發(fā)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云：“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sup>[30]一針見血地指出制度變革及由“改良”到“革命”思想的轉(zhuǎn)變過程，對治文學及文學史的學者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此中深意，頗值得深究。因此，我們現(xiàn)在的反思重點，當是對1910年前治文學史之歷史的還原，以期梳理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合理的一面。
在展開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回顧學界對中國文學史演進過程的分期及其評價。有研究者強調(diào)從文學史形態(tài)觀的變化來看待文學史的發(fā)展，以傳統(tǒng)文學史形態(tài)的史觀、反映論文學史形態(tài)觀、進化論文學史形態(tài)觀、人本主義文學史形態(tài)觀等，作為區(qū)分不同文學史發(fā)展的不同階段[31]。但這種分法的最大障礙在于一種文學史觀可能肇始于某期，興盛于另一時期，并可能一直延續(xù)下去，與其他形態(tài)的文學史觀相摻雜、相融合；如進化論文學史觀，直至今日，學界對文學史的書寫亦不離此道。有鑒于此，有學者提出一種有別于此、不同于平時以“時期”或“世代”為中心的區(qū)分法，而是以“代”為基點。云：“之所以選擇‘代’而不是更常用的‘時期’，很大程度是考慮到特殊的政治變故——如抗日戰(zhàn)爭、反右斗爭、‘文化大革命’等——使得許多學者無法正常發(fā)揮其才華，學術成果的面世大大滯后，若按時期劃分，很可能學界面目模糊。幾代人在同一瞬間呈現(xiàn)，而且缺乏必要的呼應與聯(lián)系，造成這種互相爭奪舞臺、因而誰也無法得到充分表演的局面，并非學者的主觀意愿或?qū)W術發(fā)展的必然需要，而是嚴酷的政治斗爭的結果。如果按‘時期’分，容易見出意識形態(tài)對‘文學史’圖像的嚴重制約；而談論學術史上的‘代’，則可以透視學術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實際上，正是這種‘內(nèi)在理路’，使得近百年的文學史研究，具備某種彈性與活力，沒有完全屈從于政治權威。社會學意義上的‘代’，指的是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環(huán)境與道德氛圍中成長起來，具備類似的習慣和理想、欲望和觀念的一大批人。這種有獨立歷史品格的‘代’的形成，不完全依賴生理的年齡組合以及生物的自然演進，更注重知識結構與表演舞臺，因而，有提前崛起的，也有延遲退休的。大致而言，社會變革及轉(zhuǎn)型期，‘代’的更迭比社會穩(wěn)態(tài)期快，‘代’的成熟也比社會穩(wěn)態(tài)期早。另外，同樣注重共同經(jīng)歷與體驗，由于專業(yè)訓練時間的長短，以及登臺表演的遲早，決定了不同領域形成‘代’所需的時間不一樣?！?sup>[32]顯然，這種區(qū)分的缺陷亦十分明顯。
應該說，上述論述思維僅僅著眼于1910年，乃至“五四”以降之治文學史者的思想，以所謂“現(xiàn)代學術體系”為建立視角，忽略了中國文學史早期發(fā)展往往以教科書之形式存在的事實。其次，以“代”為軸，強調(diào)以“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環(huán)境與道德氛圍中成長起來，具備類似的習慣和理想、欲望和觀念的一大批人”作為“代”之分期標準，忽略近代以降的歷史發(fā)展，意識形態(tài)化色彩過于濃烈。這對社會、思想變遷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若是治文學史者跨越不同意識形態(tài)之期，我們又當如何評價該學者在不同意識形態(tài)時期的思想狀態(tài)及其所治文學史的可靠性？認為“幾代人在同一瞬間呈現(xiàn)”與“并非學者的主觀意愿或?qū)W術發(fā)展的必然需要”，恰恰忽略了1930年前治文學史者往往屬于一種學者自發(fā)的行為。盡管魯迅撰寫《中國小說史略》、劉師培編寫《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屬于講義性質(zhì)，但這時候的教材編寫雖有講課壓力，卻由學者自行處置與自由撰寫。這種編纂情形又往往是學者自身對中國文學發(fā)展之看法的主觀表達意愿。如魯迅晚年再三感嘆“久想作文學史”，想“編成一部較好的文學史”“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33]從這個意義講，它當以學者自發(fā)行為看待。陳平原對治文學史者作“四代”觀，以“學者之成長并活躍期”為劃分標準，始以1910年至1940年為第一代，次以1930年至1960年為第二代，再分1950年至1980年為第三代，再以1980年以降為第四代，這種分法忽略治文學史者有關文學史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的實情。比如，劉師培1907年于《國粹學報》第二十六期發(fā)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等，實已開始以進化論史觀來處理文學變遷的情形，這種變遷思想加以系統(tǒng)化處理實為突出文學史的表達。這種情形實為該標準所不能容納。這種標準以單線進化論思想為主，人為割裂歷史發(fā)展的延續(xù)，忽略發(fā)展過程之間的緩沖期，以是否進步作為評價標準，嚴重脫離近代以來的社會、思想乃至文化發(fā)展的客觀歷史實在，顯然遺落了1900年至1910年學界對以“史”書“史”之思想所做的實踐努力。
三 本書的研究意圖與還原思路
加強對1900年至1910年治文學史者的努力的探討，回歸中國文學史的原始醞釀及嘗試期，對我們深刻反思中國文學史的編纂，意義重大。1910年前國人所編纂的名以中國文學史的著作主要有：竇警凡《歷朝文學史》、黃人《中國文學史》、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來裕恂《中國文學史稿》、張德瀛《中國文學史稿》等。此時期國人所編纂的中國文學史著述，風格多元、體例不一、篇幅各異、思想復雜及價值多元，呈現(xiàn)面貌亦多有差異，并不具有十分嚴密的編纂指導；卻皆是接受了外來的“文學史”框架，并廣泛受到近代學制變革、“中西交通”的背景及教育啟智的時代需求等方面的影響。這些文學史大多是彼時大學堂、中學堂甚至教會學校所編的教材講義。它們在借用“文學史”的框架進行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同時，并未將主要的編纂思路放在文學史內(nèi)部規(guī)律的探討與實踐上。
其中，學界對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探討最多，其次是黃人《中國文學史》，余則幾無涉及?？偟膩砜?，學界對這幾部中國文學史的探討集中于以下幾方面。首先，學界已注意近代教育改革對編纂中國文學史的影響，尤其是教學需要所帶動的講義編纂的熱潮。不過，學界這方面的討論主要針對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而言，對黃人《中國文學史》與近代學制變革的關系未加涉及。我們認為黃人《中國文學史》與近代學制變革之間亦有頗深關系。學界對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討論，既將其當教材看待，卻也以“個人獨立的撰述”相待[34]；或言其為“錯體”的文學史，深陷于講義之用而無創(chuàng)新可言[35]。由于學界將20世紀頭十年的文學史編纂排除于“現(xiàn)代性”特征之外，對文學史理論框架肇始期的探討多數(shù)采取批評態(tài)勢。陳平原曾于《新教育與新文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一文指出，從《奏定大學堂章程》到《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的巨大差別“不只在于突出文學課程的設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學史’取代傳統(tǒng)的‘文章流別’”[36]。這話說得有些模棱兩可。《奏定大學堂章程》云：“歷代文章流別（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37]，僅強調(diào)以日本文學史的思路來梳理歷史文章流別的發(fā)展脈絡，未言取代之意；因《章程》云：“歷代名家論文要言（如《文心雕龍》之類，凡散見子史集部者，由教員搜集編為講義）”[38]，故此處所強調(diào)當是言借助日本《中國文學史》之組織系統(tǒng)。陳平原這種認識思想依舊是上文所強調(diào)的兩種思維因素慣性作用的結果。不過，近年來，隨著學界研究的不斷深入，對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評價逐漸帶有“同情”之態(tài)勢[39]，對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諸多缺陷，如借鑒中史書的編纂體例：“每篇自具首尾，用紀事本末之體也；每章必列題目，用通鑒綱目之體也”、文學史觀主要雜糅《奏定大學堂章程》而缺乏西方文藝理論視域下的“純文學”等問題，皆寬容以待，并注意到這種情形的產(chǎn)生與近代政治背景關系緊密。但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學界對這種背景的突出以求還原事實之努力，尚未達到精確“理解”的程度，故而，無法以“理解之同情”深刻對待。諸如對《奏定大學堂章程》將“人倫道德”“經(jīng)學大義”置于經(jīng)學科、文學科、工科、農(nóng)科、預備入醫(yī)科等大學所開設科目首列的意圖，對近代學制變革的時代背景對于變革本身所造成的影響，對“中國文學門”將“說文學”“音韻學”“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群經(jīng)文體”“各種紀事本末”列為必修課的緣由，對“中國文學門”不以西學理論為主而直至“新文化運動”才對“純文學”理論推崇備至的原因，對這十年治文學史者之意志、精神狀態(tài)及所受教育經(jīng)歷對編纂文學史所帶來的影響，對這十年史學界、思想界之變遷及社會矛盾轉(zhuǎn)移對治文學史者思想的影響，等等，研究均有待深入與細化。
要知道，自1840年至1910年，隨著時間的推移，西學輸入中國的態(tài)勢呈劇增趨勢。尤其是1900年至1910年西學輸入的數(shù)量與科目，均達空前；人文社會科學比例上升，1902年至1904年共譯文學、史學、經(jīng)濟、哲學、法律等書目就達327種，占這時期譯著總數(shù)的61%，譯著關注逐漸轉(zhuǎn)向思想、學術精神與文化等方面。[40]參考著作如此眾多，且彼時對西學認識已由“公器”轉(zhuǎn)向“公理”，治文學史者完全有可能以西學知識重新熔鑄中國學術體系。但事實卻非如此，彼時學界僅將西學當作一種徘徊于“體”與“用”之間的手段而已，這種處理思想及方式對“中國文學門”的規(guī)定、對治文學史者處理中國文學體系脈絡所造成的影響，難道就不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事實上，學界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早期發(fā)展時，更多是從20世紀20年代以后開始，尤其是“五四”新文學革命以后。因為20年代至30年代大體奠定了中國文學史的敘事格局。但是，這種敘事范式的確認并非一朝一夕，它有個醞釀期。任天石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學發(fā)展史》雖然將20世紀頭十年的文學史探索當作中國文學史發(fā)展的準備期，但依然將頭十年的探索排斥在“現(xiàn)代視野”之外。不可否認，晚清民初的社會、文化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西方傳入的“現(xiàn)代性”的左右，“現(xiàn)代性”成為那個時代文化的主流；但是，彼時存在的“復古思潮”表明“現(xiàn)代性”的主導并非一帆風順。因此，僅僅關注“現(xiàn)代性”的影響，忽略當時全部的客觀實際，則無法客觀勾勒彼時文化的全部內(nèi)涵。反觀20世紀頭十年文學史的艱難探索，不得不承認它們?yōu)楹髞碇袊膶W史的發(fā)展掃清了觀念上的某些障礙，如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大膽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就是對復古派的有力反駁。又如，黃人《中國文學史》雖然在中國文學史編纂的早期影響較小，但黃人《中國文學史》從編纂體例、編纂思想及與當時的西方思想高調(diào)保持的事實，正是20年代以后中國文學史發(fā)展的方向，這種帶有必然性的偶然事件、超前的意識觀念，無疑需要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
竊以為，采用還原視角梳理中國文學史發(fā)展的歷程，以還原歷史為切入點，結合實證主義方法去關注歷史的客觀存在及其背景，以梳理文學史的精神及文化價值為主，無疑是消除研究中存在偏見的一種可取方式?？上驳氖牵延袑W者注意以此視角討論黃人《中國文學史》所體現(xiàn)相關觀念的源流，對采用此視角研究黃人《中國文學史》作了有益的探索，便于我們發(fā)現(xiàn)此研究視角的利與弊。陳廣宏《黃人的文學觀念與19世紀英國文學批評資源》一文無疑是這方面研究的拓荒之作。該文分四部分論述：一是“黃人《中國文學史》有關文學的定義與太田善男《文學概論》之關系”；二是“太田善男與明治以來日本的西方文學論研究”；三是“太田氏《文學概論》于十九世紀英國文學批評的取資與立場”；四是“黃人《中國文學史》所體現(xiàn)的近代英國文學批評影響及其意義”。[41]其中，第一、四部分尤為精湛。第一部分指出黃人《中國文學史》對文學定義及本質(zhì)的認識大多是襲用太田善男《文學概論》，對我們討論黃人《中國文學史》所含有西方文論的成分，并借此討論黃人《中國文學史》表現(xiàn)出來的時代氣息以及自身存在狀態(tài)，均有啟發(fā)意義。第四部分論述，則破除我們觀念中有關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大多借鑒于日本的慣見，指明黃人《中國文學史》與近代英國等西方文學批評思想之間的關系，亦十分緊密；認為我們可以從“西方、明治日本與同期中國的空間關系上來觀照新知識體系的傳播，探悉所謂‘思想鏈’的構成”，[42]這對厘清黃人《中國文學史》思想的多方來源，頗具啟示性。陳廣宏主要從文學研究的角度梳理黃人《中國文學史》的可能來源。但我們通讀黃人《中國文學史》，發(fā)現(xiàn)黃人不僅僅在文學觀念一點借用西方思想。黃人《中國文學史》體現(xiàn)出來的諸多思想資源，與當時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思潮亦存有緊密聯(lián)系，如進化論思想、辯證思想、實證主義思想，這些思想貫穿于《中國文學史》始終；有關這些思想的可能來源以及黃人如何吸收借用，及其對《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影響，甚至黃人所借用的科學思潮與人文思潮是如何共處于《中國文學史》中；與同期著作的表達相比，這些思想資源是否有超前或滯后之處。這些薄弱的研究環(huán)節(jié)，尚待我們深入。[43]若欲深入梳理的較為有效的方式是采用還原視角。對于采用此視角的有效性與具體操作方式，上文已稍加說明；但采用此視角的最大問題在于：歷史事實與歷史文本并非完全等同，使得還原對象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我們進行歷史還原的同時亦是對歷史進行洗牌與重組，這必然削弱還原的可靠性，因此最大限度地依據(jù)歷史文本，并以當時人的實際觀念及可能的觀念為主，方能避免先入為主的謬誤。
雖然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學史編纂熱潮及文學史反思行動的深入展開，學界對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有了較為深入的關注，尤其是對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更是深入，對理解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的編纂初衷及此時興起的中國文學史編纂的時勢背景，不無益處。不過，學界的研究主要關注此時中國文學史編纂的“外來因素”，并借西方文藝理論的視角以討論20世紀初期草創(chuàng)中國文學史時所存在的諸多不足；尤其是“重寫文學史”的目的，更是制約學界評判時的公正與客觀。雖然戴燕、陳國球、陳平原等已在一定程度上涉及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的若干時勢背景，試圖指出此時中國文學史編纂的某些實情；但諸氏的研究一方面缺乏將黃人、林傳甲、來裕恂等所著中國文學史予以整體觀照；另一方面則將相關研究置于“重寫文學史”之目的或建構“中國文學史學史”的框架中，相關探討則側(cè)重于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及其開創(chuàng)性，乃至所存在的局限。[44]這些研究對20世紀編纂中國文學史者的個人經(jīng)歷、學術素養(yǎng)、為學思想及其訴求，乃至編纂文學史的最終意圖之探討，相對匱乏。因而，將黃人、林傳甲、來裕恂等的個人經(jīng)歷、學術素養(yǎng)、思想訴求及編纂文學史的目的意圖綜合考慮，結合20世紀初期的時政背景、學術變遷大勢及學制改革情形，以及此時的文人學士對中西學術沖突及交融的對待情形，從黃人、林傳甲、來裕恂編纂中國文學史時的實情入手，以分析諸氏所纂中國文學史的個性旨趣，與近代學制變革、近代學術變遷的關系，尤其是與因新式學堂教育改造而出現(xiàn)的《高等學堂章程》（欽定、奏定）等學制變革的關系，與以古典目錄學著述（如《漢書·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為代表的傳統(tǒng)學術之關系等，采用還原的視角，全面且綜合地分析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史編纂的情形，則是厘正此時的中國文學史編纂細節(jié)及其意義指向的較為有效的研究手段。
也就是說，20世紀初期治文學史者之個人經(jīng)歷、學術素養(yǎng)、為學思想及訴求，不同于1910年以降的文學史編纂者們。20世紀初期治文學史者編纂中國文學史主要是為恢復“人倫道德”、教育啟迪，恪守“依自不依他”的傳統(tǒng)。從中國文學史的演進歷程看，此時的中國文學史編纂與1910年以降從文學史內(nèi)部的學科經(jīng)驗來編纂文學史之目的訴求等做法，亦有本質(zhì)之別。從中西交通的背景看，20世紀初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更多偏向傳統(tǒng)學術的近代改良之一面，其所使用的“文學”觀念大多屬于傳統(tǒng)的“四部之學”而非西方文藝理論視域下的“文學”概念，此亦有別于1910年以降的中國文學史編纂。故而，基于20世紀初期的社會變遷、政治環(huán)境、價值觀念等背景，對此時的中國文學史編纂進行思想史與學術史的探討，不僅可以深入把握近代中國學術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亦有助于還原此時中國文學史編纂的諸多實情。比如，外來的“中國文學史”如何與中國傳統(tǒng)學術進行接軌，如何成為編纂者踐行其目的意圖的工具，此時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又在哪些方面對“中國文學史”這門課程進行取舍，以見彼時有志之士編纂中國文學史的艱辛過程。
要言之，本書將以近代教會學校東吳大學的中國教員在彼時學制改革與教會辦學雙重要求下而編纂的黃人《中國文學史》，以貼緊近代學制變革、作為彼時高等學堂創(chuàng)辦思想重要體現(xiàn)且影響深遠的林傳甲《中國文學史》，以如何在近代中學堂變革中培養(yǎng)彼時統(tǒng)治所需的人才，以及如何展開中學堂“文學史”教育教學較為典型的來裕恂《中國文學史稿》[45]等三部著述為研究對象。這三部文學史著述分別代表20世紀初期教會所辦大學的中國文學教學選擇、朝廷官方意志重要體現(xiàn)的大學堂中國文學教學選擇、中學堂一線教學人員的中國文學教學選擇等三大不同類型，對彼時社會轉(zhuǎn)型、學術變遷、學制改革及“中西交通”背景的不同回應，以便嘗試就上述所言彼時治文學史的編纂選擇等問題而展開申說。需要說明的是，為從思想史與學術史的角度專題描述編纂者們?nèi)绾瓮ㄟ^編纂中國文學史的具體選擇來呼應近代社會變遷之大勢，本書將不再糾結于20世紀初期國人所纂中國文學史的日本“經(jīng)驗”與“資源”等問題。何況此類探討，學界已有諸多研究成果可參看。識者正之。
[1] 案：本書所言20世紀初期特指1900年至1910年。之所以將討論對象的時限設定在1900年至1910年，是因為：其時“中國文學史”作為一種舶來品，剛被引入中國；從中國文學史的演進情形看，此時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完全有別于1910年以降大量運用西方文藝理論編纂中國文學史的思路。此時期治文學史者的個人經(jīng)歷、學術素養(yǎng)、為學思想及其訴求，往往靠向傳統(tǒng)之一面。其時編纂者們大多具有科舉考試的經(jīng)歷，對傳統(tǒng)文化及治學路徑的認識與運用有獨特的偏愛。雖然他們大多曾努力學習“外來經(jīng)驗”，具有中西交通的情形，但他們編纂中國文學史主要是為恢復“人倫道德”、教育啟迪，恪守“依自不依他”的傳統(tǒng)。這些與1910年以降的編纂者們從文學史內(nèi)部的學科經(jīng)驗來編纂文學史之目的訴求是不一樣的。此時期的中國文學史編纂更多偏向傳統(tǒng)學術的近代改良之一面，他們所使用的“文學”觀念大多屬于傳統(tǒng)的“四部之學”（即今人所謂的“雜文學觀”）而非西方文藝理論視域下的“文學”概念。而且編纂中國文學史之初，首要目的大多是為課程教材服務，而不以學術專著彰顯。何況1910年前后的社會背景、政治主導、價值觀念是完全不同。以1910年之前為時間限制，主要是為說明“中國文學史”引入國內(nèi)之初所進行的“本土化”情形，試圖說明彼時的社會轉(zhuǎn)型、學術變遷、制度變革、價值轉(zhuǎn)變乃至教育改革對編纂中國文學史的影響。此類編纂背景與1910年以降采用西方的“民主”“科學”等思想來質(zhì)疑儒家傳統(tǒng)所奠定的人倫道德秩序與價值展現(xiàn)方式，完全有別。因此，本書更多側(cè)向于思想史與學術史方面的描述與還原，而非基于總結文學史內(nèi)部的理論設定而言。
[2] 黃霖：《中國文學史學史上的里程碑——略論黃人的〈中國文學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6期，第78～84頁。
[3] 徐斯年：《黃摩西的〈中國文學史〉》，《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2期，第23～32頁。
[4] 參見王永健《先驅(qū)者的啟示——紀念黃人〈中國文學史〉撰著百周年》（《閩江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第1～6頁）、《“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等文。
[5] 曹培根：《黃人及其〈中國文學史〉》，《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第115～120頁。
[6] 相關情形，參見秦軍榮《論黃人〈中國文學史〉對明代戲曲的撰寫》（《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任榮《20世紀初“中國文學史”講義中的戲曲書寫與戲曲學之發(fā)生》［《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劉精瑛《中國文學史中的古代戲曲研究（1904-1949）》（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學位論文，2009）、溫慶新《近代“蘇州奇人”黃人的〈紅樓夢〉研究——兼及“小說界革命”視野下的〈紅樓夢〉接受》（《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5期）、龔敏《黃人〈中國文學史·明人章回小說〉考論》（《巢湖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等相關文章。
[7] 栗永清：《知識生產(chǎn)與學科規(guī)訓：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學科史探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第84～130頁。
[8] 參見孫景堯《首部〈中國文學史〉中的比較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6期］、苗懷明《國內(nèi)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究竟何屬》（《古典文學知識》2003年第3期）等文的相關論述。
[9] 余來明：《清民之際“文學”概念的轉(zhuǎn)換與中國文學史書寫——以林傳甲、黃人兩部〈中國文學史〉為例》，《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99～104頁。
[10] 具體參見周興陸《竇、林、黃三部早期中國文學史比較》（《社會科學輯刊》2003年第5期）、馮汝常《中國文學史內(nèi)容和體例建構百年回眸》［《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方麗萍《博綜、高瞻與情懷——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啟示》（《中國大學教學》2013年第8期）等文。
[11] 火源：《學文與文學：林傳甲大學堂教學觀念論》，《陜西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第6～15頁。
[12] 戴燕：《文學·文學史·中國文學史——論本世紀初“中國文學史”學的發(fā)軔》，《文學遺產(chǎn)》1996年第6期，第4～15頁。
[13] 方銘：《西學東漸與堅持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兼論如何編寫中國古代文學史》，《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第16～29頁。
[14] 學界有關黃人小說批評理論的研究，可參看陳洪《中國小說理論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劉良明等《近代小說理論批評流派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蔡景康《略論黃摩西的小說理論》［《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李曉麗《黃人小說理論批評價值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等著述的相關論述。有關黃人《小說小話》的研究，可參考陳少松《〈小說小話〉作者真實姓名小辨》（《學術月刊》1982年第10期）、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齊魯書社，2006）等著述。有關黃人與晚清報刊界的關系，可參看郭浩帆《〈小說林〉創(chuàng)辦刊行歷史回溯》［《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欒偉平《小說林社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等研究成果。有關黃人所編《普通百科新大詞典》的研究，可參看周振鶴《黃人所著之〈普通百科新大詞典〉》（《書城》1995年第6期）、陳平原《晚清辭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李智敏等《黃摩西與中國百科全書》（《當代圖書館》2007年第4期）等研究著述。
[15] 如房毅等《林傳甲與近代黑龍江教育》（《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王桂云《以修志為己任的林傳甲》（《黑龍江史志》1994年第2期）、胡博實《林傳甲與黑龍江近代教育發(fā)展》（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楊繼偉《20世紀初北京地區(qū)的社會變遷——從林傳甲〈大中華京兆地理志〉來看》（《新疆社科論壇》2018年第1期）等著述。
[16] 詳見吳云《樂道安貧傳詩禮 禿筆淡墨寫春秋——來裕恂與〈匏園詩集續(xù)編〉》（《蕭山記憶（第一輯）》，2008）、李無未《〈漢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語法譜系》［《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張愛榮《來裕恂〈漢文典·文章典〉之文章學理論研究》（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等著述。
[17] 陶東風：《文學史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8] 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1～14頁。
[19] 陳平原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xiàn)代化進程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0] 任天石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學發(fā)展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第5頁。
[21]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171～199頁。
[22] 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23] 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tài)與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4] 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1～22頁。
[25] 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39～194頁。
[26] 陳國球：《“錯體”文學史——林傳甲的“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載《文學史書寫形態(tài)與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45～66頁。
[27] 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5～6頁。
[28] 溫慶新：《對近百年來黃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反思》，《漢學研究通訊（臺灣）》2010年第4期，第27～38頁。
[29] 如胡適《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胡懷琛《中國文學史概要》、鄭振鐸《我的一個要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多有評論。尤其是鄭振鐸《我的一個要求》云：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名目雖是‘中國文學史’內(nèi)容卻不知道是什么東西！有人說，他都是鈔《四庫全書總目》上的話，其實，他是最奇怪——連文學史是什么體裁，他也不曾懂得呢！”（載《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36～37頁。）后來治文學史及文學史學史反思者之思維大略遵此道。
[30] 胡適：《胡適文存》（第二集）（卷2），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第192頁。
[31] 葛紅兵：《文學史形態(tài)學》，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第29～65頁。
[32] 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8～9頁。
[33] 魯迅：《兩地書》，載《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117、184頁。
[34] 夏曉虹：《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載《舊年人物》，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第173頁。
[35] 陳國球：《“錯體”文學史——林傳甲的“京師大學堂國文講義”》，載《文學史書寫形態(tài)與文化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第45～66頁。
[36] 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第112頁。
[37]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6頁。
[38]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356頁。
[39] 如夏曉紅《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戴燕《文科教學與“中國文學史”》（《文學遺產(chǎn)》2000年第2期）、陳國球《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考論》（《江海學刊》2005年第4期）等文。
[40]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5頁。
[41] 陳廣宏：《黃人的文學觀念與19世紀英國文學批評資源》，《文學評論》2008年第6期，第49～60頁。
[42] 陳廣宏：《黃人的文學觀念與19世紀英國文學批評資源》，《文學評論》2008年第6期，第49頁。
[43] 溫慶新：《近代科學思潮與黃人〈中國文學史〉之編纂》，《中國語文學論集（韓國）》2011年4月第67號。
[44] 如陳國球等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臺灣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7），林繼中《文學史新視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錢理群《返觀與重構——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葛紅兵、梁艷萍《文學史學》（北岳文藝出版社，2000），葛紅兵《文學史形態(tài)學》（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朱德發(fā)、賈振勇《評判與建構：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任天石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學發(fā)展史》（江蘇文藝出版社，2002），羅云鋒《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歷史建構》（法律出版社，2009），謝泳《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等。
[45] 案：來裕恂《中國文學史稿》原名《中國文學史》，系來氏受聘浙江海寧中學堂而編的授課講義稿，約脫稿于1905年至1909年。原稿本藏于廣東中山圖書館，世所罕見。直至王振良由來氏后裔來新夏處獲得原件之影印本而得以整理，于2008年8月由岳麓書社出版。但岳麓書社版整理本改為《中國文學史稿》，不知何據(jù)。因本書援引主要據(jù)岳麓書社版，故仍以《中國文學史稿》一名，特此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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