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語言和文字——所謂文言

把語言和文字混做一件事，在近代歐洲是不會有的，而在中國則歷來混得很利害。例如，中國和朝鮮和安南和日本是同文，不是同語，英德以及各拉丁民族是同文，即是同用拉丁文書，不是同語。西洋有國語而無國文，文書都是在一個時期向文化較久的別個民族借來的，而中國卻有一個自己國人為自己語言用的文書，雖說這種文書后來也為外國人用了，如朝鮮、安南、日本，不過這些外國人是把漢語漢化一齊搬去的，所以他們實在是以文化的原故借漢語，只是讀音有些變遷，到很后才有把漢字表他們語言的，如日本文中的訓讀。漢字既專為漢語用，而漢語也向來不用第二種工具來表他，只到近代耶穌教士才以羅馬字母作拼音字，以翻譯舊新約書，中國人自己也有了各種的注音字母，所以漢字漢語大體上是“一對一”的關(guān)系，歷史上的事實如此。其實漢字和漢語并沒有什么生理上的關(guān)系，我們固然可以漢字寫英語(假如為英語中每一音設一對當之漢字)，也可以拉丁乃至俄羅斯字母寫漢語，這里只有一個方便不方便的較量，沒有不可能性。古來人尚知文語兩件事的分別，譬如說，“老子著作五千言”，這是和五千文不同的，五千言是指讀起來有五千個音，五千文是指寫下來有五千個字。這個分別漢后才忽略，正因漢后古文的趨向益盛，以寫在書上的古人語代流露口中的今人語，于是這層分別漸漸模糊，文即是言言即是文了。

把文字語言混為一談，實在是一個大誤謬。例如所謂“文字學”分為形體、聲音、訓詁三類，這三類中只有形體是文字學，其余都是語言學。又如只有《說文解字》是字書，后來的如《干祿字書》等乃是純粹字書?！稄V韻》《釋名》《玉篇》等等在大體上說都是語書，而后人都當作字典看。我們現(xiàn)在所習的外國語是英語、法語、德語等，并不是英文、法文、德文等，而誤稱做“文”。這一層誤謬引起甚多的不便，語言學的觀念不和文字學分清楚，語言學永遠不能進步；且語、文兩事合為一談，很足以阻止純語的文學之發(fā)展，這層發(fā)展是中國將來文學之生命上極重要的。

先談中國的語言。世界上的語言不是各自獨立的，而是若干語言合起來成一語族，另有若干語言合起來成另一語族等等。現(xiàn)在的世界上有多少語族，我們不能說，因為世界上大多數(shù)的語言是沒有詳細研究過的。也許后來找出完全孤立的語言來，但這樣情形我們只可去想，他的親屬滅亡，仿佛世界上有若干甚孤立的物種樣的。能認識語言的親屬關(guān)系，是一件很近代的知識，古來沒有的。譬如漢語和西藏語的關(guān)系之切，有些地方很可驚人的，但自唐太宗時代中國和吐蕃文化上大交通，沒有人提到這一層。又如希臘、羅馬語言之關(guān)系密切?，F(xiàn)在更不消詳說，而羅馬文法家天天在轉(zhuǎn)譯希臘語學，卻不認識他們是兄弟。又如羅馬使者塔西吐斯到了日耳曼境，不特不認識他這一個兄弟語，反而以為這些北歐蠻族的話不像人聲。近來所謂“比較言語學”者，就是這一個認識語言親屬之學問，到了十八九世紀之交，因梵語學之入歐洲才引生。德意志、丹麥兩地的幾個學者，經(jīng)數(shù)十年的努力，又因印度、希臘、拉丁三種語學以前各有很好的成績，可以借資，而歐洲又很富于各種方言的，于是所謂“印度日耳曼語學”(或曰印度歐洲因東起印度西括歐洲)成為一種很光榮的學問。到現(xiàn)在歐洲各國的大學多有這一科的講座，各國大家輩出，而這一族的語言中之親屬關(guān)系緊，大致明白了。比較言語學在性質(zhì)上本像動物或植物分類學，以音素及語法之系統(tǒng)的變遷，認識在一族中，不同的語言之聯(lián)絡。印度日耳曼語族以外，尚有賽米提系比較語言學也還發(fā)達(包括古埃及、亞西里亞、希伯來、敘利亞，以及中世以來阿拉伯各方言，厄提歐波各方言等等)，芬蘭、匈牙利系語學也有成績。此外之作比較言語學者，雖在黑人的話也有些動手的，不過現(xiàn)在都在很初步的狀態(tài)，遠不如上述幾族的比較語言學之發(fā)達。中國語所屬的一族，現(xiàn)在通常叫做印度支那族，因為西至印度之中心，東括中國全境之大部。在這一帶中的語言差不多全屬這一族。這一族里比較有跡可尋的，有兩大支，一西藏緬甸支，這一支中保存印度支那系之古語性質(zhì)稍多；二中國暹羅支，中國語的各方言和泰語(暹羅語所自出)的各方言，成這一枝的兩葉。這是以語法音素名詞等為標準去分類的；這樣分法已經(jīng)是成立事實。但其中若干事件，現(xiàn)在的知識正在茫無頭緒中，且有好幾支的語言，如孟大(在印度中東部)、孟、克摩(克摩在交趾西、柬埔寨北及暹羅南境。孟散在緬甸境中)、安南(合以上通稱東亞洲濱支)雖知道是和這一族有些關(guān)系，或在內(nèi)，或在外，但目前的知識還太稀薄，不夠下穩(wěn)固斷語的。這印度支那語系之特質(zhì)，即以漢語為例而論，第一是單音：這層情形，在各語各方言中也頗不同。中國東南各方及語音尚富，故單音詞尚多，至于北方的“官話”，語音的原素甚少了，古來不同音現(xiàn)在變?yōu)橥舻淖趾芏?，因而有用雙音詞之要求。這個“單音”的性質(zhì)，未必是印度支那語系的原始性質(zhì)，藏緬語支中尚保存些詞前節(jié)(Prefix)，有人說，這些詞前節(jié)在七世紀以來雖已只剩了聲，沒有了韻，而不成一獨立音，但古來是成獨立音的，至于各種泰語中有些甚復雜的不獨立音的詞前節(jié)，只有漢語才把詞前節(jié)從甚早的時代落得干凈。第二是：無語尾變化，而以“虛字”代印歐語中流變作用(Inflexion)。但西藏語之動詞有類似流變者。漢語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名詞亦偶有“吾我”、“爾汝”之別(“吾”、“爾”主位，“我”、“汝”受位，《論語》《莊子》各書中例甚多，此系胡適之先生及珂羅倔倫先生不謀而合之發(fā)見)，西藏語之語尾追加詞亦有很不像是虛字追加者。第三是韻色：韻色在齊梁時始有四聲之標明，現(xiàn)在中國北部有四，中部有五，廣東有九(或云尚多，此須細研究后方可論定者)，西藏語在始著文字時尚沒有這個，而現(xiàn)在的方言中有，但用以別古來本不同音，而現(xiàn)在變做同音之詞，大約這個性質(zhì)之發(fā)展，正是因為音素趨少而生的。就以上三事看去，我們已經(jīng)可以約略看出漢語是在這一族中進步最劇烈的，固有的若干文法質(zhì)素現(xiàn)在尚可在西藏等語中找到者，在漢語均早消滅了痕跡?，F(xiàn)在的漢語幾乎全以虛字及“語序”為文法作用，恰若近代英語在印歐語中一樣，改變得幾不是印歐語舊面目了。中國語言的位置大致這樣。

中國文字完全另是一回事。古來研究中國文字學者，常常好談造字之本，這是非常越分的舉動。文字的發(fā)明和其進化成一個復雜而適用的系統(tǒng)，是世界文化史上頂大的事件之一，雖以印加斯(南美文化最高之國，美洲發(fā)現(xiàn)后滅亡)文化之高，有很多地方和舊大陸相埒，竟沒有文字。離他不遠在中美洲的墨西哥故國雖有文字，而甚樸質(zhì)。至于舊大陸上文字之起源，目下的知識全在暗中，我們現(xiàn)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埃及古文、美索不達米亞古文(蘇末古文)，雖然現(xiàn)在人以自己的觀點看去是些樸質(zhì)的文字，其實這些古文已經(jīng)是進化上許多世代之產(chǎn)物了。西方文字的起源雖無材料可考(此指埃及美索二地論，如希臘多島海及西班牙各地遺留原始文字，應另論)，然我們知道歷史上及現(xiàn)在世界上的一切字母，除甚少例外如日本等，皆出于一源，白賽米提族出來的一源。雖現(xiàn)在各系字母如此不同，然學者業(yè)經(jīng)證明印度各字母以及從他分出的西藏南亞洲各字母皆出自南賽米提，畏兀兒、蒙古、滿洲皆是敘利亞文教東來帶來的，而希臘、伊大利各字母之出于腓尼基等人民之殖民，更不消說。獨自憑空創(chuàng)造文字，發(fā)明字母，歷史上竟無成例，可見文字創(chuàng)造之艱難。至于中國文字是否也在這個世界的系統(tǒng)中，或者是一個獨立的創(chuàng)作，我們現(xiàn)在全沒有材料證實證虛。如保爾(O. S.Ball)之論，以文字及語音證漢字與蘇末在遠古的關(guān)系，其中雖有幾個頗可使人驚異的例，不過此君的亞敘里亞學未必屬第一流，而又不識中國古音，且用了些可笑的所謂中國古文，故弄得此書上不了臺場。但這層關(guān)系并不能斷其必然，且近年安得生君在北方發(fā)見新石器時代物中，許多式和西方亞細亞近中出現(xiàn)者絕同，是史前時代中國與西方亞細亞有一層文化接觸的關(guān)系，或民族移動的事實，非常的可能，因此而有一種文字系統(tǒng)流入，遷就了當?shù)卣Z言，成一種自己的文字，也不是不許有的，不過這層懸想只是懸想，目下還沒有供我們?nèi)胧纸鉀Q這個問題的材料。中國文字最早看到的是殷朝的甲骨刻文，近年在安陽縣出土者，這里邊的系統(tǒng)已是很進步的了，所謂“物象之本”之文，及“孳乳浸多”之字，都有了。果真這系統(tǒng)不是借自他地，而是自己創(chuàng)的，這真要經(jīng)過數(shù)百年乃至千余年了。從這么進步的一個系統(tǒng)中求文字之始，和從秦文中求文字之始，差不多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因為殷文、秦文中之距離還要比殷文和文字原始之距離近得多著呢。

中國文字本有進步成一種字母之可能，蓋形聲假借都是可由以引出字母之原動力(即以歐洲字母第一個論，A[]形則牛頭，讀則阿勒弗，賽米提語“?！敝x。這個象形的字后來為人借來標一切的“阿”音，以下字母均仿此。又如楔形文字用以記亞敘里亞波斯古語者，每每一面記聲，一面附以類標，頗似中國之形聲)。或者當時沒有這層需要，又因這個非字母的文字發(fā)達到甚完備的地步，且適宜于籠罩各方的讀音，所以雖然梵文入了中國便有反切，卻不生字母(三十六字母實非字母，乃聲類而已)。這個非標音的文字(只就大體言其非標音)最初自然也是用來記言，但以非標音之故，可以只記言辭之整簡而不記音素之曲者。更因這個原故，容易把一句話中的詞只揀出幾個重要的來記下，而略去其他，形成一種“電報語法”。又或者古來文書之耗費甚大，骨既不見得是一件很賤的東西，刻骨的鏃石或銅刀尤不能是一件甚賤的器具。不記語音之一件特質(zhì)，加上些物質(zhì)的限制，可以使得文書之作用但等于符信，而不等于記言。中國最早文書之可見者，是殷代甲骨文，文法甚簡。我們斷不能從這里做結(jié)論，以為當時的語言不復雜，因為甚多的文法助詞及文法變化可因這種記載法省略了去。又假如殷商之際是一個民族的變化，殷周非同一的民族。不說一種的語言，周人固可把殷人的文字拿來寫自己的話，只要向殷人借用了若干文化名詞，如日本語中之音讀字，便可把這層文同語異的痕跡在千年后研究書缺簡脫者之心中泯滅了。這個可能的設定，固是研究中國最早語言的一大難題，且這樣文字的記言，大可影響到后來著述文中之公式及文法。譬如《春秋》一書，那樣的記事法，只是把一件事標出了一個目；又如《論語》一書，那樣的記言法，只是把一片議論標出了一個斷語，豈是古人于事的觀念但如《春秋》之無節(jié)無緒，古人于言的觀念但如《論語》之無頭無尾，實在因為當時文書之用很受物質(zhì)的限制，于言于事但標其目，以備遺忘，其中端委，仍然憑托口傳以行。所以事跡經(jīng)久遠之后，完全泯滅，而有公羊之各種推測：話言經(jīng)流傳之后，不能了解，而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直接解釋，成了“非君子之言”，須待有若為之說明原委(此節(jié)出《檀弓》，然與《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應有關(guān)系)。這正因《春秋》之著于竹帛，作用等于殷人之刻事于骨片之上，《論語》之記錄方法，等于子張之書所聞于紳，紳上是寫不出長篇大論的。若我們因為看到《論語》甚簡，以為當時話言便如此簡，是錯誤的：第一，語言本不能如此簡，簡到無頭無尾，不知所指。第二，孟子生去孔子時不及二百年，孟子的話已經(jīng)有那樣的魚龍曼衍，二百年中，并無民族的變化，語言決不會有這樣大的劇烈變化。所以戰(zhàn)國的文書之繁，當是由于文書工具必有新開展，竹帛刀漆之用比以前賤得多，所以可以把話語充分的寫下。若春秋時，除去王公典誥之外，是不能享受這種利益的。最初的文書因受物質(zhì)的限制而從簡，這種文書為后人誦習之故，使得后人的文言中竟模仿這一種的簡法，于是早年物質(zhì)的限制，及非標音之性質(zhì)，竟成了影響后人文法的大力量。試看《尚書》中比較可信的幾篇，語法甚復雜，戰(zhàn)國時專記語言的子家，語言也很漫長(如《莊子》中數(shù)篇及《孟子》等)，只有從荀卿子起，才以誦習詩書經(jīng)傳成文章，漢儒更甚，荀卿漢儒的文章在語法上是單簡得多了。這豈不是古來因受各種限制而成的文書上之簡詞，影響到后人，變?yōu)橹谱鞯哪７赌?？雖直接所影響的本來不過是文言，然文言散入一般語言內(nèi)之一種趨勢，隨時都有，于是這個影響以這樣的間接作用而更散入一般語言中，成為一種使語成簡之力量。漢字雖和漢語是兩事，然漢字之作用影響到漢語，有如這樣子的(如《論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一詞是動詞，下一詞是名詞。又如《荀子》“信信信也”，第一字是動詞，第二字是名詞，第三字是形容詞而為“指言”(Predicate)之用，如果當時人說話便把這三個字讀成一樣，恐怕沒有人懂。然書寫上既無分別，后來至少在文言中見其合同的影響)。

如上所說的，我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字的關(guān)系甚少，雖有不過是間接的，而和中國語言竟可說是一事。雖有時覺得文自文而言自言，但這究竟是朦在上層的現(xiàn)象。文學的生命即是語言的生命，若文學脫離語言而求生命，所得盡多是一個生存而已。我們既推到這一層，則語言中有幾種要分別的事件，為作文學定義之前提，應先敘說一下：一、方言；二、階級語；三、標準語；四、文言；五、古文。

語言永遠在變動之中，兒女學父母到底學不全像，而口和喉又有甚多個細密而極復雜連貫著的筋肉，可以助成一套一套層出不窮的“物質(zhì)習慣”。又因環(huán)境的不同，及人類處理環(huán)境之手段有進步，各族的語言都有趨于表面簡易，內(nèi)涵充豐之形勢，而這形勢所由表示者卻不同路，所以百年之內(nèi)，千里之間，一個語言可以流成好些方語。語言永遠是分化的，只靠交通、政治、教育來抵抗這個自然趨勢罷了。語言自己先不能成刻板樣的，再加上古往今來，各民族離而合，合而離。親屬隔遠了，弄到彼此不了解，至于兩個民族的接觸或混合尤其容易使語言作深遠的改變。若不有這幾層事實，世上哪有若許多語言？在一族中，今之所謂不同之語，在本來也僅是方言之差別而已。方言之別與語言之別本沒有嚴整的界限，我們現(xiàn)在解釋方言如此：一種語言循地理的分配表示差別者，而這樣差別使人感覺到語言或名詞系統(tǒng)上頗不相同，各為一體，然并非獨立太甚者，則這些不同的一體皆是方言。這不是一個新觀念，揚子云之所謂方言大略亦只如此。語言之變不僅因地，亦且因人，從人類有政治的歷史以來，直到現(xiàn)在，把蘇俄算在內(nèi)，永遠是階級的社會，雖然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西風壓倒東風，古今中外頗不是一個公式，不過永遠有在上層者，有在下層者?，F(xiàn)在尋常指摘人的話沒道理，便說：那是“下等人的話”，其意若曰，上等人的話自另一樣。又如“鄉(xiāng)下人的話”、“買賣話”、“洋涇浜話”、“流氓話”，乃至那個又像鄭重又覺好笑的“官話”一個名詞，都顯然表示語言因人之階級而不同，我們自己說的話斷然和我們不同職業(yè)的鄰人不同。譬如，我們和一個人談上一刻鐘，差不多要知道他的職業(yè)之類別了，這都是顯然指示語言因階級而生差別的。有個西洋人說，男人的話和女人的話家家不同，這固是象征主義的說法，然男子的話樸直些，女子的話感情的成分多些，是頗顯明的(看Jespersen所著Language)。又就文學史的史實說，何以詞的話和詩的話不同？挪詩中話做詞，或挪詞中話做詩，何以均不算合規(guī)則？歐陽永叔、蘇子瞻等在詩里和在詞里何以不說一種話？這正因為詩里的話，是詩人奉之于先，持之于己的話，詞在原始是當年歌妓的話。歐陽永叔、蘇東坡做起詩來，是自己，做起詞來，每每免不了學歌妓的話，或者是對歌妓說的話。語言既因人之階級而不同，則不同階級的人聚在一塊兒說話。何以折衷呢？于是自然有一種標準語的要求。這種標準語也許即是一種純粹的方言，并是一個階級中話，如所謂“京話”，即是北京的方言，又差不多是北京的中上流社會所說者。也許并不是純粹的方言，又不是一個特殊階級的話，而是一種就某某方言混合起來，就某某階級打通起來的話，如德國現(xiàn)在所謂“受過教育的德意志話”，既非維也納，又非柏林，更不能是撒克森、西南方等，只是以文學與教育的力量，造成的一種標準語：舞臺的話，教書匠的話，朝廷的話，拿來以為憑借而生者。雖然，這種標準語也自高地德意志方言出，當年且“不下庶人”，不過現(xiàn)在已經(jīng)看不出他的方言性，并且不甚看得出他的階級性了。制造標準語之原動力，第一是政治，朝廷的話永易成為標準話。不過若一個國中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異族，而統(tǒng)治者之族文化低，人數(shù)又少，則統(tǒng)治者難免以被征服者之話為朝廷話，所以中國的“官話”，雖是滿清皇帝也用這話，究竟是明朝北方的漢話，不是滿洲話，只有太平洪天王才以“啟示”知道滿洲人造了“官話”(見他的詔書)?；蛘咭粋€朝廷太不和人民接近，則造朝廷的話也不能成為標準話，清后葉赫那拉氏和李蓮英的話何嘗有影響在宮外呢？但是，雖有上幾項之限制，統(tǒng)治者階級的話，總是易成標準話之根據(jù)的，所以今之普通話，在當年叫做官話。第二是宗教，如羅馬教于拉丁語，喇嘛教于吐蕃語，竟把他們的標準語加到異族身上。第三是教育，教育匠的話容易成為標準話者，正因為這。例如中國各地的語音，均有話音和讀音的不同，在西南各方言中，話音甚和官話不同者，讀音每每較近。正因為話音是在一個方言中之直接傳授，讀音乃是受多數(shù)教書匠出產(chǎn)地的方音之影響的(如我家鄉(xiāng)[山東西部]讀無字，如wu，讀未字如wei，在說話里如mu，未如mie，猶未隨明、微二母之分，于古尚為接近。在比較純正的“官話”區(qū)域中尚如此，其他可知)。近年來南洋的中國學校兒童能說普通話，正是此層的例證。第四是文章，漂亮的社會中所說的話，時髦的人們所說的話，容易引起人的摹仿，尤其在年少的人中，所以戲劇的話，在法、德、英等國均有重大的影響，吳語中上海、蘇州兩個方言所有之名詞，也能四布，從清朝末年，吳語即有勢力了。標準語之創(chuàng)造者，不僅是社會的力量，也每每是個體文人之功績。人們通常知道摩李耶對近代法國語言如何重大貢獻，十八世紀晚年幾個德國大作者如何形成次一世紀的德國話，斯盆沙、莎士比亞等如何完成藝術(shù)的英國語。大詩人、大劇家、大著作者，不把語言化得不成了語言，而把語言化得既富且美，既有細度，又有大力，當時人和后人免不了把這些華表作為典型。于是個人的話，成為標準話了。

標準話還純?nèi)皇强谥辛髀兜脑挘龠M一層，成為一種加了些人工的話(即是已經(jīng)不是自然話)，乃有所謂文言者。此處所謂文言即如德國人所謂Kunstsprache， Kunstprosa(然此處所論自當不以無韻文為限)即是文飾之言，亦即和《易翼》中所謂“文言”一個名詞的意思差不多，并非古文，這是要預先聲明的。一個民族有了兩三百年的文學發(fā)生，總有文言發(fā)生，一面是文飾之言，一面又是著作之文，如譚摩斯登諾斯之希臘語演說，而塞路之拉丁語演說，并不是雅典和羅馬的普通話，或標準語，而是他們造作的文言。這些都是拿來說的，所以文言還是言，然而不是純粹的言，自然的言，而是有組織的言了。又若羅馬大將軍愷撒東征凱旋入羅馬，告元老及眾人說Veni， Vedi， Veci“我往矣，我見之，我克之”三言既屬雙聲，又是疊韻，這和齊梁間有人嫌床小，說：“官家恨狹，更廣八分”，連用疊韻，有甚么分別？自然流露的話不會這樣子的!大凡標準語之趨為文言，由于三項要求：一、音聲之和諧，所以散文里有了韻文的規(guī)律，韻文里更極端用聲調(diào)的布置?！对娊?jīng)》的詞語本不是甚修整的，然日照丁以此發(fā)見其中很多細密雙聲疊韻及他樣音聲的和諧，詩歌本有這個自然要求的。又若沈修文對于詩要求的四聲八病，并非古文的要求，乃是文言的要求。二、形式之整齊。字的數(shù)目要多少相當，不能長短差別太支離了，又不能完全一般長以成單調(diào)，而又要有些對仗，以為層層疊疊的作用，若有音樂然。三、詞句之有選擇。文言不是肯把一切話語都拿來用的，而要選擇著以合于作者自己的“雅正”。這當選擇不必是用成語，雖然在中國因為誦書為文之故，有這個要求，而在歐洲之文言中，每每恰和這個要求相反，把成語和俚語一體洗刷的。第四、文辭的鋪張和文飾。在自然語言中所不能下的這些工夫，在這里邊因為藝術(shù)化之重，可得發(fā)展，使人們覺得文自是文，話自是話者正因為這層。這個文和話分別的感覺，在西洋近代各大國都有的，他們和中國所差者，只緣中國文中的鋪張和文飾是承漢賦駢文的統(tǒng)緒，范圍甚狹，而又把這個狹的范圍做到極度罷了。統(tǒng)括以上所說的四層，我們可以說：由標準語進為文言，淺的地方只是整齊化，較深的地方便有同于詩歌化者，詩歌正是從一般話語中最早出來最先成就的一種藝術(shù)，一種文言。

語言變到文言還不止，還有古文一層。古文和文言的分別如下：文言雖文，到底還是言，所以人們可以拿文言作講話的資料。西塞路、愷撒、齊梁間人(如上舉例)、李密對竇建德的話(竇建德對李云“與論相殺事，奈何作書語耶？”)、近代薩籠中的善知識、善男人、善女子、好把話語中說成格調(diào)語(Epigrams)者，一切等等。然而古文的生命只在文書及金石刻上，雖有時也有以古文講話的，如羅馬加特力教的神父以拉丁語講話，但這樣的話實在不是和一般話語同作用的話，所以這事并不能破這例。西洋的古文每是別國古代的語言，經(jīng)不少的流變而成者，亞西里亞的古文是蘇末語，拉丁文自嘉洛林朝而后漸漸成所謂“腐敗拉丁”，這樣拉丁恰是中世紀以來學者公用之古文，若把西塞路、愷撒喚活來，不懂得這是什么話。又如蒙古的古文是吐蕃經(jīng)典語，而這語又是造作來翻譯梵經(jīng)的一種文言。因為中國語言的壽命極長，在所謂禹跡九州之內(nèi)，三千年中，并沒有語言的代換，所以中國古文在來源上仍是先代的文言，并非異國的殊語。然而自揚子云以來，依經(jīng)典一線下來之文章變化，已經(jīng)離了文言的地步而入古文了。

以上泛說這五個重要名詞的分別，以下單說中國語言文學中這五件不同的事。方言和階級語是不用舉例的，方言和階級語可以為文學的工具，并且已經(jīng)屢屢為文學的工具，也是不待說的。至于標準語進而為文言，文言的流變枯竭了而成古文，要循時代的次敘去說明白。中國語最早寫成文字，現(xiàn)在尚可得而見者，有殷刻文，金刻文，有《尚書》。殷刻文至多舉一事之目，不能據(jù)以推到豐長的話言?！渡袝分兄蟊P尚有問題，若《周誥》則多數(shù)可信，《周誥》最難懂，不是因為他格外的文，恰恰反面，《周誥》中或者含有甚高之白話成分。又不必一定因為他是格外的古，《周頌》有一部分比《周誥》后不了很多，竟比較容易懂些了，乃是因為春秋戰(zhàn)國以來演進成的文言，一直經(jīng)秦漢傳下來的，不大和《尚書》接氣，故后人自少誦習春秋戰(zhàn)國以來書者，感覺這個前段之在外?！吨苷a》既是當時的話言之較有文飾者，也應是當時宗周上級社會的標準語，照理《詩經(jīng)》中的《雅》《頌》，應當和他沒有大分別，然而頗不然者，固然也許西周的詩流傳到東周時字句有通俗化的變遷，不過《周誥》《周詩》看來大約不在一個方言系統(tǒng)中，《周誥》或者仍是周人初葉的話言，《周詩》之中已用成周列國的通話(宗周成周有別，宗周謂周室舊都，成周謂新營之洛邑，此分別春秋戰(zhàn)國時尚清楚)。為這些問題，現(xiàn)在只可虛設這個假定，論定應待詳細研究之后?！霸娙倨弊钤缯叽蠹s是在康昭之世(《周頌》之一部分和《大雅》之一部分)，最遲者到春秋中世，雖《詩經(jīng)》的語法，大體上自成一系統(tǒng)(其中方言差異當然不免)，并不和后來的《論語》《國語》等全同，但《詩經(jīng)》和《論語》《國語》間似乎不有大界限?！墩撜Z》中引語稱《詩》很多，舉《書》頗少，雖說詩書皆是言，究竟有些差別?！对姟吩谌寮医逃兄至?，自孔子時已比《書》大得多了，這也許是使《書》的辭語更和春秋戰(zhàn)國的標準話言相違的。春秋末戰(zhàn)國初，始見私人著述，現(xiàn)在可得見之最早者，有《論語》，有《國語》。(《左傳》在內(nèi)，其分出是在西漢末的事，此問題大體可從“今文”說。詳論《國語》節(jié)中)?！墩撜Z》稱曾參曰曾子，大約成書在孔子死后數(shù)十年?！秶Z》稱畢萬之后必大(今已割入所謂《左傳》中)，記事下至智伯之滅，又于晉國特詳，大約是魏文侯時人，集諸國之語而成之一書，故曰《國語》(說詳后)。這兩部書的語言，我們對之竟不佶屈聱牙了。雖然《論語》里還許保存些古式，或方語式的語法，如吾我爾汝之別(《莊子》亦有此別)，但大體上究無異于戰(zhàn)國的著述中語言。雖然《國語》中(合《左傳》言)也保存了些參差和孤立語質(zhì)，但《國語》既與戰(zhàn)國末著作無大不相通之處，且又已經(jīng)是很發(fā)達的文言了。繼這兩部書而后者，如《莊子》中若干可信之篇，如《孟子》，凡是記言之篇，略去小差別不論，大體是一種話。這時節(jié)出來的書策，無論是書簡中語，如樂毅報燕惠王書，魯仲連遺燕將書，或是簡策上著錄的口說，如蘇秦、張儀、范雎等人的話言，也和《國語》《論語》及記言的子家，是一系。戰(zhàn)國晚年，有了不記言而著作的子家，文言的趨勢因不記言而抽象的著作之故，更盛了，但究竟還和戰(zhàn)國初年著作在言語上是一緒的。這樣看來，在春秋戰(zhàn)國時，中國黃河流域的語言，西括三晉，東包魯衛(wèi)，南乃影響到楚北鄙，中間招著周、鄭、陳、宋，已成一個大同，必有一種標準語，為當時朝廷大夫、士所通用，列國行人所共守，而著于書策上的恰不免是這一種標準語，于是文言憑借這標準語而發(fā)達?！秶Z》《老子》固是文語發(fā)達之甚者，一切子家也都帶些文語的氣息，可于他們的文辭之整齊、修飾、鋪張上看出。中國的經(jīng)傳多屬這個時代，所以這時代著文時所用之語言竟成了后代當作儀型的傳統(tǒng)語，是不能見怪的?，F(xiàn)在把這段意思分為下列幾個設定(Hypothesis)，盼諸君讀書時留意其證據(jù)或反證：

一、《周誥》中所用的話，在春秋戰(zhàn)國著書中語言所承之系統(tǒng)之外。

二、“詩三百”篇中的話言，如《國風》，大體上自應是當時的俗話；如《小雅》，大體上自應是當時的官話；如《魯頌》《商頌》及《大雅》的大部分，自應是當時的制作中標準點，已漸有文語之趨勢。把這些略去支節(jié)而論，并無大別于戰(zhàn)國初年以來著書者。

三、春秋戰(zhàn)國時，各國都有方言，但列國間卻有標準語，這個標準語中哪國的方言占成分多，現(xiàn)在無可考了。儒是魯國人的職業(yè)，孔子弟子及七十子后學者散在四方設教，或者因這層關(guān)系魯國的方言加入這個里面者不少，也未可知。

四、《國語》是很修飾了的文言，《論語》不至這樣，但語法之整齊處也不免是做過一層工夫的。至于戰(zhàn)國子家以及《戰(zhàn)國策》所著錄的書辭和說辭，都是據(jù)標準語而成之文言。其中文言的工夫也有淺深的不同，如《孟子》整齊鋪張，猶甚近于言，《戰(zhàn)國策》比較文些了，《荀子》更文，這都不能是純粹的口語，因為在他的文辭中看出曼衍雕琢來。

五、為什么戰(zhàn)國時的著述都是藝術(shù)語(Knnstprosa)而不是純粹的口語呢？這因為古來的文書，除去政府語誥只是記話言，書寫之作用只是做一種傳達及遺留的“介物”外，凡涉及文書者，不論國家的辭令或個人的述作，都有“言之而文”的要求，所以在述作開端之時，即帶進了藝術(shù)化，“文言”正可解作“話言的藝術(shù)化”。

六、且不止此，春秋時大夫的口語調(diào)及國際間的詞令，也有“文”的傾向。如《論語》，“誦‘詩三百’……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不學詩無以言”。《左傳》僖二十三，“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這些地方，都可看出當時在口辭也要文飾的，至于寫下的必更甚。《論語》“為命，裨諶草創(chuàng)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chǎn)潤色之”，這竟成了佳話。而屈原以嫻于辭令之故，議號令，對諸侯。所以在《左傳》《戰(zhàn)國策》上所載各種的應對之辭，書使之章，有那樣的“文”氣，雖不免是后來編書者整齊之，然當時話言固已“文”甚。然則在這風氣中，諸子百家開始著作，所寫者必是一種藝術(shù)化了的語言，又何可怪？

七、漢初年的辭令仍是《戰(zhàn)國策》中調(diào)頭，上書者和李斯沒有什么分別，作賦者和楚辭齊諷不能不算一氣。且西漢方言之分配仍可略以戰(zhàn)國時國名為標(見《方言》)，而西漢風土仍以戰(zhàn)國為分(見《漢書·地理志》)。鄒陽之本為戰(zhàn)國人者，可不待說。即如賈誼、枚乘，戰(zhàn)國氣之重，非常明顯；雖至司馬長卿，文辭仍是楚辭之擴張體；至司馬子長，著作還不是《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一線下來的么？這些仍然都是文言，都不是古文，因為他們在文辭上的擴張，仍是自己把語言為藝術(shù)化的擴張而已，并不是以學為文，以古人之言為言。即如司馬長卿的賦，排比言辭，列舉物實，真不算少了。雖多是當代的名物，引經(jīng)據(jù)典處真正太少了。這樣的文辭，并不曾失去口語中的生命，雖然已不能說是白話(漢賦中雙聲疊韻聯(lián)綿詞皆是語的作用，不是文的作用，又長卿用屈宋語已多，但屈宋去長卿時僅及百年，不為用古)。

八、自昭宣后，王子淵、劉子政、谷子云的文章，無論所美在筆札，所創(chuàng)作在頌箴，都是以用典為風采，引書為富贍。依陳言以開新辭，遵典型而成己體。從此話言和文辭斷然的分為兩途，言自言，文自文。從這時期以下的著作我們標做“古文”，古文沒有話的生命。此說詳見第三篇《揚雄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