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空間與漢語新文學的學術可能性

在“漢語新文學”的提法引起學術關注以后，有學者懷疑漢語新文學是否可能取代或覆蓋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研究。這當然是沒有必要的擔心。漢語新文學的倡導者一直堅持認為，漢語新文學僅僅是一個文學歷史范圍的界定，只是它的界定較為明確，較少歧義，也較為簡潔方便，它在概念上不具有排他性的能力和要求，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在內的其他文學史概念在約定俗成的意義上完全可以繼續(xù)成立。實際上，漢語新文學的學術定性完全建立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趨于成熟的學術基礎之上，它的學術命意和學術可能性則出現在上述這些成熟學科余留下來的某些有待深入和拓展的學術空間。

作為最成熟和最穩(wěn)定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有關其研究也最為深入，但它仍然存在許多有待開發(fā)的學術命意、有待深入的學術課題、有待拓展的學術領域，這些就成了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目標。它可以分解為“中國”“現代”“文學”這三個關鍵詞，其寓含的學術命意確實余留著許多有待深入和開拓的內容，值得從漢語新文學的角度去進行解析。

一 面向現代文學的“中國”認知

在倡導漢語新文學之前，我們探討的是“中國”現代文學。漢語新文學的倡導者之所以用語言形態(tài)取代國族定性，就是因為“中國”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有著太多需要探討的空間。這種空間足以容得下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發(fā)展。

只有進入現代歷史時期，“中國”的概念才那么清晰、明朗、準確無誤而且毫無爭議。而在現代以前，“中國”概念常常是在比喻意義上或在不完全意義上使用。

在“中國”概念最明確、最清朗的這一段歷史時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階段，我們的文學史研究當然最有條件打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學術品牌。事實上許多人都這樣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一種習慣性的模糊表達上就可以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這至少說明“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學術概念具有相當大的普及性和約定俗成性，具有相當強的文化認可度和學術認同性。

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學術概念，至少反映和強化了“中國”這一歷史文化概念的學術事實和文化事實。自從中國走出清王朝的歷史，進入民國時期，學術界和知識界就非常樂于運用“中國”概念進行學術和文化表述。如果說“中國文學史”等學科概念得自對日本“支那文學史”之類的借鑒，則民國以后各種以“中國”名目出現的學術表述和相應話題，主要出自對現代國體的敏感與認同。本來應該用漢語限定或修飾的關鍵詞都改用“中國”，連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這一純粹從語言角度撰述的名著，也在引論中明確“要人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這樣一個前提。于是，漢語新文學被明確指稱為中國新文學，其他如中國哲學史、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文藝論戰(zhàn)等概念，完全占據了現代中國學術的主流位置。自清末以來致力于語言革命的學術努力，在這種國家認同的時代情感中演化成了以“中國”一統(tǒng)天下的學術格局和文化話語形態(tài)。由“中國新文學”到“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概念就此奠定了深固的歷史基礎。

但是，無論是學術表述還是文化話語表達，“中國”這一概念更多地體現著歷史命意和文化命意，作為多民族意義上的國家概念，“中國”甚至意義上的“中國”概念，卻很少被關注。當我們討論中國新文學史或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時候，很少將中國版圖里的其他民族語言文學納入其中做通盤考察：一方面由于我們學力的限制，即研究中國新文學或中國現代文學的人很少有能力研究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另一方面也是觀念的盲區(qū)，以為“中國”概念代表的只是縱向的文化歷史，而忽略了橫向的空間意義。特別是在文化的話題上，人們習慣于從縱向的歷史層面談論和使用“中國”概念，只有到了民族和邊境等特定的話題上，才很自然地想起“中國”概念的空間內涵。當我們言說“中國現代文學”的話題時，“中國”所指的較為明確的內容便是歷史意義上的，地域的空間意義上和民族的涵蓋意義上的“中國”往往不屬于自然聯想的基本內容。

對“中國”概念如此理解，昭示著一個非常現實的缺憾：我們還沒有能力把握“中國”現代文學，因此我們也沒有習慣于把握“中國”現代文學。

既然堅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就必須超越歷史地理解“中國”的習慣，而需要從空間意義上完整地、準確地、全面地理解“中國”。當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我們的視點習慣于聚焦在北京、上海這些新文學和新文化的中心地帶；對其他地域的文化和文學，只有在特定的話題上才被間或提及，如東北作家群、四川作家群、浙東作家群、華南作家群等；對臺港澳文學，則常常忽略。我們付出了努力，雖然我們的努力還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不能完全將臺港澳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做一種整體性的融合。在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學術框架中，臺灣、香港和澳門的文學既是不可或缺又是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學空域；另兩個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和文學空域，非常明顯也非常復雜，其一是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qū)文學，其二是孤島文學和國統(tǒng)區(qū)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復雜性更主要的是體現在這種空間結構上。盡管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認知存在各種各樣的歧異之論，但對中國現代文學空間架構及其復雜性的認識卻長期處于懵懂狀態(tài)。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建設經由左翼文學、抗戰(zhàn)文學的發(fā)展，在20世紀40年代演化為不同時段上述三個政治空域的復合并存狀態(tài)。這三個政治空域的文學都直接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傳統(tǒng)，沿襲了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成就，但又在不同的政治氣候和文化氛圍中顯示著各自延展的路徑。

其實，在空域意義上把握“中國”的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我們的學術認知還存在許多有待開墾的余地。例如，除了北京、上海，中國新文學和新文化是否還存在第三個中心地域？如果存在，第三個中心會在哪里？著名作家李劼人，在論述到五四時期的《川報》及成都這個城市的時候，闡發(fā)了一個相當特別的“第三個中心”的觀點：“那時，成都真是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三個重點之一?！彼J為其余兩個中心自然是北京和上海?！氨本┍热缡侵袠猩窠?，上海與成都恰像兩只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1]“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北京和上海為中心，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而且在新文學的意義上，上海的中心地位可能還更為突出。^[2]但除了這兩個新文化中心之外，人們可能會想到作為政治中心的南京，現代化和開放化程度同樣鮮明的天津，作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乃至作為民主革命首義之地的武漢，分別在一定意義上闡釋為第三個新文化中心，一般很難想到將“老遠的”成都定位為或聯想成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三個中心”，更何況將成都理解為與上海幾乎處在起同等“反映作用”的重要位置。李劼人作為成都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對這個川中都市在整個中國新文化史上的重要性的價值評估有可能會有所偏重，然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過來人，作為一個長期以來對社會文化運動有著深刻體認和理論建樹的文學家，他的觀察和定義遠遠不只是情感的表達。特別是他對成都及周邊社會生活有過長期的體驗，同時還擁有巨大深、廣度的描寫經驗，李劼人所定義的成都，以及發(fā)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新文化運動，沒有理由不得到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從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就能明確感受到，成都的新文化和新文學氣氛非常濃厚，李劼人將成都視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中心，并且與上海相提并論，并非沒有根據。更重要的是，類似問題的討論令人聯想到中國不單單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也應該是一個空域概念，須充分考慮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空間布局。

在空間感上把握“中國”現代文學的努力，無疑須將中國版圖上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qū)都做出學術的接納。這是中國現代文學不同于漢語新文學的地方。漢語新文學面對的是漢語世界的新文學成就，而中國現代文學必須在空間上覆蓋整個中國，而且是現代歷史時期的中國?，F代歷史時期的中國不僅包括新疆、西藏、內蒙古和廣西、寧夏等少數民族自治區(qū)，還包括沒有被分裂出去的外蒙古。余光中在《鄉(xiāng)愁四韻》中歌唱道：“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血一樣的海棠紅/沸血的燒痛/是鄉(xiāng)愁的燒痛/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边@里“海棠紅”的“海棠”也是當時歷史情形下中國國土的形象化比喻。17世紀，與康熙皇帝私交甚好的蒙古宗教領袖庫倫活佛做出了歸附大清的決定，蒙古一直屬于中國，及至1945年2月11日美﹑蘇﹑英三國簽訂涉及外蒙古主權的雅爾塔協定之后，經當時的國民政府于1946年承認，外蒙古才獨立出去，因此，中國現代文學應該對此前的蒙古現代文學負起研究的責任，如納楚克道爾基的小說《浩沁夫》和詩歌《我的祖國》，特別是他影響巨大的劇作《三座山》，還有達木丁蘇倫的小說《被拋棄的姑娘》等，都有理由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學術關注的對象。在完成“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努力中，應該包含對這個“海棠葉”所寓含的所有區(qū)域文學的學術覆蓋。

在涉及國體、國境等重大問題時，我們必須保持審慎的態(tài)度，必須承認經過國際公法所確認的現實，但對于歷史，我們更應該保持尊重。在中國文學版圖的認識上，我們應該明確地分辨出“現代”與“當代”中國文學的原則區(qū)別?！昂Ｌ募t”的版圖屬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應有范圍，而“金雞啼曉”則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形象。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有學者倡導重繪中國文學地圖^[3]，這雖然是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研究范疇內的運作，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啟發(fā)作用。如果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基礎上繪制中國的文學地圖，會發(fā)現我們的研究目前只能抵達“中國”版圖的非常小塊的角落。需要我們付出努力，將我們的學術視角伸向“海棠葉”所借喻的廣大腹地。

因此，最穩(wěn)妥的辦法是將我們的研究老老實實地限定在我們的學術能力范圍之內，限定在我們的學術正常抵達的范圍之內，進一步提倡漢語新文學，這樣將非漢語的文學寫作和文學運作列入另外的門類，吁求有特別學術背景的專家去研究。

二 歷史與美學意義上的“現代”新解

漢語新文學沿襲了新文學倡導者在文學進化論理論基礎上所習慣使用的“新”字，而避開了后來更為流行甚至更為經典的“現代”命題。“現代”概念在我們的學術討論中常常像一個發(fā)酵的巨大面團，里面充塞著足以引起學術爭議的氣泡氣孔，這些空隙同樣適合于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發(fā)展。

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學術概念，其核心詞語是“現代”?！艾F代”是對文學性質的標示，當然也可以僅僅是時間性的概念。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研究必須同時對“現代”一詞的這兩方面的概念、內涵負責。

越來越多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會關注并突出現代文學的現代質量，也就是文學的現代性。文學的現代性是一個討論了很長時間，甚至引起諸多學術爭論的概念。這種討論很難說取得了多少有價值的成果，因為在這方面論證的幾乎所有中心論點，都必須而且應該在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和文化學意義上做出解釋，而文學批評家和文學理論家的闡釋每每顯得綿軟乏力、不得要領甚至幼稚可笑。偏偏又只有文學研究者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對現代性的概念饒有興趣，津津樂道，所以這種討論的結果可想而知。

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的現代性，有學者總結出九大命題，分別是科技現代性、政體現代性、思維現代性、道德現代性、教育現代性、法律現代性、學術現代性、審美現代性、語言現代性。^[4]這種關于中國現代社會現代性的總結也許是最全面的，然而再全面也無法覆蓋文學的現代性所要求的方方面面：難道行為方式和禮儀風俗的現代性不是文學的現代性所要表現的當然內容？難道經濟現代性在文學現代性的題材展現方面是可以或缺的內容？其實，孕育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社會在什么時候才在怎樣的程度上達到上述現代性的指標？當這樣的現代性指標在何種程度上實現時，文學的現代性才得到顯現或才能得到承認？這些問題都非常復雜，復雜到文學理論家自身其實都難以回答。

正因為這樣，有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完全否認中國現代文學所存在的現代性質量，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并沒有獲得現代性，它不屬于現代文學史范疇，而只是由古典向現代過渡的階段”^[5]。這樣的論述在展開時相當精辟，因為它將文學相對于意識形態(tài)的獨立性和文學的現代主義質量視為現代性的必然要求，這是相當具有學術分量的現代性判斷。然而文學事實畢竟不能僅為精辟的理論力度喝彩，它還須對文學歷史乃至社會歷史負責。在中國社會進入現代文化運作的歷史語境之后，文學建設連同它的理論建構和創(chuàng)作調整，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某種程度的現代性之路；無論這種現代性獲得了怎樣的成色和程度，現代性的步步逼近乃是事實而不是雄辯。本著這樣的歷史認知，論者傾向于將現代性簡化，即認為那只是“一股營建新傳統(tǒng)的時代氣息”：“強調‘自主’的主體意識與強調世界性的開放意識”的融合。^[6]

這種對文學現代性的理解雖然略顯粗疏，但庶幾能夠辨清現代性與近代性的某種關系。我們的文學史揭示了這樣的事實：走向開放，向西方和世界敞開大門，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特征，從外觀上可以理解為一種近代化的姿態(tài)與狀貌。然而它是被動的開放和世界化，是在處處不如人、時時受制于人的嚴酷的情勢下被迫敞開國門，被動地接受世界先進的器物、制度與精神的近代文明的體現。到了現代性建設的歷史階段，知識精英們開始以主動的姿態(tài)呼吁開放，以主動的精神走向世界，并積極地接受外國文學和文化思潮的洗禮與沖擊。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之際這樣“敬告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7]在主體精神高揚的情感狀態(tài)下，啟蒙者們以前所未有的氣度選擇西方的民主、科學兩大旗幟，主動地“擁護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并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8]。

對開放和世界化的態(tài)度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接受，這是判別近代性心態(tài)還是現代性心態(tài)的基本標尺。中國現代文學以前無古人的開放姿態(tài)和無比積極的主動性表達著學習世界文學、建設世界文學和融入世界文學的愿望，這是其現代性的基本心態(tài)，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質量的基本保障。

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需要在一定意義上對文學的現代性這一復雜的理論問題做出回答，而有關這一問題注定是見仁見智的討論，可能很容易提出答案，因而提出的幾乎所有答案都不可能獲得基本認同。這似乎構成了一個學術的悖論。漢語新文學的研究是脫離這種悖論的不二法門。在人們避開“現代文學”，而是用了“新文學”的概念之后，研究者對這樣一個復雜繁難的問題操控的主動權就更為明顯，因為新文學的研究可以繞開對文學的現代性的考慮，而只是討論文學內容與文學形式的新與舊，并由此輕而易舉地劃定其間的界限。

要完成中國現代文學這一概念所命定的學術任務，即使彈性地處理了文學現代性的討論，也必須對“現代”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做較為清晰的界定和把握。事實上，這樣的界定要達到一定的清晰度也并非易事，有人愿意將五四運動的爆發(fā)視為中國現代歷史的起點，更多的人堅持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生當作中國現代文化的起步，有人愿意回溯到辛亥革命，還有不少人干脆將現代的起點算到世紀的起點，有人甚至想推到戊戌維新乃至鴉片戰(zhàn)爭。至于現代的下限，雖然一般認為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將其推延至今、消弭現代與當代區(qū)隔的論點亦有相當大的市場。關于“現代”歷史起訖點的理解體現著社會歷史觀、政治觀和文學觀念的糾結，對現代歷史起訖點的不同的把握與認同，體現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面，必然會呈現完全不同的學術面貌。

面對中國現代文學這樣一個相當普通乃至約定俗成的學術表述，研究者所面臨的任務卻不僅僅是“現代文學”；凡是在現代歷史時期發(fā)生的文學現象都須納入學術研究的范疇之中。于是，現代時期的傳統(tǒng)文學寫作，便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必然對象。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框架內，我們不僅要研究新文學，還必須研究有影響、有價值的舊體文學寫作。例如，舊體詩詞，產生了毛澤東、魯迅、郁達夫、柳亞子等一代詩人和詞人，他們的舊體詩詞寫作作為現代的文學記錄，應該予以高度的重視和到位的評價。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如抗戰(zhàn)文學運動的高潮中，傳統(tǒng)詩詞的寫作在現代文人那里不僅是表達情懷、借以宣傳的方便手段，而且是表達民族情懷、體現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皈依氣節(jié)的特殊方式。正是在這種現代文學的意義上，舊體章回小說，特別是俗稱“鴛鴦蝴蝶派”的民國舊派小說，以及抗戰(zhàn)熱潮中興起的章回體小說，當然也包括與“鴛鴦蝴蝶”的南派小說相對的武俠北派代表，如在市民社會大有影響的《蜀山劍俠傳》的作者還珠樓主等，都應該納入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范疇。另外，在現代文學時期出現的傳統(tǒng)戲曲的創(chuàng)作，還有在抗戰(zhàn)時期涌現的許多民間文學的寫作，都值得文學史家去搜集并展開分析?？傊瑐鹘y(tǒng)文學寫作文體非常繁富，何以只有舊體詩詞和章回體小說能夠在現代文壇登堂入室、饒有成就，這倒又是一個復雜的學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