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朝樂府詩的著錄與入樂

北朝樂府詩是北朝樂舞藝術(shù)表演中使用的歌辭，須梳理相關(guān)的音樂信息，勾畫出音樂表演的藝術(shù)情境，方可在現(xiàn)存文本基礎(chǔ)上復現(xiàn)其全息藝術(shù)生態(tài)。

郭茂倩的《樂府詩集》與逯欽立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著錄北朝樂府詩最為全面，音樂表演信息多見于史書樂志及《樂府詩集》題解。本章擬根據(jù)《樂府詩集》等相關(guān)文獻考察北朝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與入樂情況，統(tǒng)計、補錄歌辭數(shù)量，考辨分析文獻著錄的特點，力求全面展現(xiàn)北朝樂府詩面貌。

第一節(jié) 北朝樂府詩的文獻著錄特點

郭茂倩《樂府詩集》按照自己的編撰體例和收錄標準，將北朝樂府詩分為七種類型加以著錄，每類均列題解。本節(jié)以《樂府詩集》為依據(jù)，分類統(tǒng)計北朝樂府歌辭，分析其特點，指出著錄上的不足之處。

一 郊廟歌辭

《樂府詩集》“郊廟歌辭”題解云：“元魏、宇文繼有朔漠，宣武已后，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sup>[1]由于樂其所生，不忘其本，北朝一直盛行胡樂。郊廟音樂流于形式，不被重視，只在歌辭方面偶有新制?！稑犯娂匪d唯北齊、北周兩朝的郊廟歌辭。在“郊廟歌辭”類下，又據(jù)歌辭功能，分出郊樂歌辭、廟樂歌辭兩種。北齊郊樂歌辭共三十七首，由南郊樂歌十三首、北郊樂歌八首、五郊樂歌五首、明堂樂歌十一首組成。北齊廟樂歌辭十八首。北周郊廟歌辭二十八首，包括祀五帝歌十二首、祀圓丘歌十二首、祀方澤歌四首。北周廟樂歌辭十四首，分別為宗廟歌十二首、大祫歌兩首，作者為庾信。

根據(jù)題解，知其著錄來源當為《隋書》。如《樂府詩集》“北齊南郊樂歌”題解云：

《隋書·樂志》曰：“齊武成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大禘圜丘及北郊，夕牲，群臣入門奏《肆夏樂》；迎神奏《高明樂》，登歌辭同；牲出入、薦毛血并奏《昭夏》；群臣出、進熟、群臣入并奏《肆夏》，辭同初入；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升丘奏《皇夏》，壇上登歌辭同；初獻奏《高明樂》，奠爵訖奏《高明之樂》《覆燾之舞》，獻太祖配饗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皇帝小退，當昊天上帝神座前奏《皇夏》，辭同上；飲福酒奏《皇夏》，詣東陛、還便坐奏《皇夏》，辭同初入門；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之望燎位奏《皇夏》，辭同上；紫壇既燎奏《昭夏樂》，自望燎還本位奏《皇夏》，辭同上；還便殿奏《皇夏》，群臣出奏《肆夏》，辭同上；祠感帝用圜丘樂。”^[2]

“北齊北郊樂歌”下亦有題解云：

《隋書·樂志》曰：“齊北郊迎神奏《高明樂》，登歌辭同；薦毛血奏《昭夏》，進熟、皇帝入門、皇帝升丘并奏《皇夏》，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之舞》，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樂》，既瘞奏《昭夏樂》，還便殿奏《皇夏》，余并同南郊樂?！?sup>[3]

對照《隋書》與《樂府詩集》，所載“郊廟歌辭”除個別異文外，題解與歌辭基本相同，說明《樂府詩集》是基本沿襲《隋書》而來的。由于二書撰著體例不同，《樂府詩集》分類更為細致，將“郊廟歌辭”按時代順序分樂類著錄，題解亦分置于各類樂辭之前。唯《周大祫歌》不見于《隋書》，不知《樂府詩集》據(jù)何著錄。但中華書局《庾子山集注》卷六有此二首。^[4]《庾信集》最早編成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是由北周滕王宇文逌編定。宇文逌序稱集二十卷，僅包括魏、周時作品。《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庾信集》二十一卷并錄”，有人認為所增一卷，是隋平陳后所得的南朝舊作?！短浦尽贩Q二十卷，宋代公私書目均從《唐志》。元以后，二十卷本《庾信集》已經(jīng)散佚。自南宋以降，庾信詩作代有傳鈔和刊刻?，F(xiàn)能見到的早期刊本，是在宋鈔（刊）詩集本基礎(chǔ)上，經(jīng)明代鈔撮《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而成編。從這兩首《大祫歌》來看，《樂府詩集》北朝“郊廟歌辭”的著錄，雖主要采自《隋書》，但也對其他文獻有所選取。

《樂府詩集》沒有著錄北魏一朝的郊廟歌辭。但據(jù)《魏書·樂志》：“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并為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sup>[5]崔光與元彧曾經(jīng)創(chuàng)作過郊廟歌辭，但因未曾施于樂府演奏，歌辭失傳。

崔光（449～522年）本名孝伯，孝文帝賜名光，字長仁，東清河鄃人。獻文帝皇興二年（468年），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孝文帝太和六年（482年）崔光為中書博士，轉(zhuǎn)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yún)⒆珖鴷：筮w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孝文帝賞其才，謂“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jié)。宣武時除正侍中，遷太常卿，后歷撫軍將軍、中書令、中書監(jiān)、太子太傅諸官。孝明帝時遷特進，領(lǐng)國子祭酒，后加司徒。正光三年（522年）卒。

元彧（？～530年）系太武帝子臨淮王譚曾孫。本名亮，字仕明，因侍中穆紹與其同署，避紹父之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币蛴脰|漢荀彧名，字文若。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而彧尤為時人所重?！段簳ぬ湮逋趿袀鳌贩Q其“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群書，不為章句。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于世者”^[6]。亦載其作郊廟歌辭事曰：

彧姿制閑裕，吐發(fā)流靡，瑯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7]

不難發(fā)現(xiàn)，彧為中書侍郎時所奏郊廟歌辭，曾經(jīng)獲得當世稱頌，產(chǎn)生過較大影響。雖然崔光等人作郊廟歌辭的時間無明確記載，但據(jù)《魏書·樂志》：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jù)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痹t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t曰：“舞可用新，余且仍舊。”鼓吹雜曲遂寢焉。^[8]

宣武朝劉芳帶領(lǐng)侍中崔光、郭祚及黃門侍郎游肇、孫惠蔚四人共同參制文武二舞之名，欲施之郊廟，與崔光、元彧作郊廟歌辭的目的相同，時間上應比較接近。崔光等人受詔所制新鼓吹曲最后因詔令“舞可用新，余且仍舊”而遭廢棄，亦與元彧所奏郊廟歌辭迄不施用的情形完全一致。郊廟歌辭的創(chuàng)制者應是侍中、黃門侍郎、中書監(jiān)等樞密之臣，考察崔光、元彧二人任職經(jīng)歷也與之相合。崔光在孝文帝朝兼侍中之職，宣武朝為正侍中。元彧作為臨淮王譚之曾孫，復封臨淮王，與穆紹并為僚署，時間也應該是在宣武朝才有可能。由此可基本確定郊廟歌辭創(chuàng)制應在宣武時期。

宣武朝郊廟樂府一仍舊曲傳習，所謂郊廟舊曲當是沿襲道武帝以來的曲辭?！段簳分尽份d：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xié)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痘适嘉琛?，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yè)。后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為行止之節(jié)；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nèi)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nèi)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9]

道武帝即位以后，因國家禮制建設(shè)之需，于天興年間詔令吏部郎鄧淵修訂樂律樂器以便演奏樂府雅樂，并負責創(chuàng)制天子八佾樂舞。此中提到《皇始舞》《王夏》《神祚》《陛步》《皇矣》《云和》《總章》及登歌等，都是沿襲中原古雅樂，但不過徒取形式而已。個中原因從《隋書·音樂志》的記載可見一端：

尚藥典御祖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舊樂。上書曰：“魏氏來自云、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chuàng)制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簸邏回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yè)，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采，至于鐘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chuàng)制，請以為準?！爆E因采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10]

依祖珽所言，道武帝皇始元年雖然獲得不少中原雅樂器，但卻不知如何使用，只能委棄一旁。鄧淵雖然創(chuàng)制了雅樂宮懸，然而鐘管樂律卻不能完備。這種情況下，雅樂無法演奏，只能以《簸邏回歌》等本土之樂充當樂府雅樂。太武帝時，將沮渠蒙遜之伎用于賓嘉之禮，亦屬無奈。及至北魏末期，孝武帝永熙年間經(jīng)祖瑩等人兼采戎華，才使得鐘律完備?？梢?，宣武時郊廟歌辭的創(chuàng)制固然令人滿意，但將其施于樂府，客觀上仍然面臨樂器不完、樂律不備等諸多困難，而只能傳習本土舊樂。由于禮不忘其本，樂其所自生，郊廟宴饗之時自然屬本土之樂最受歡迎。特別是《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與中原傳統(tǒng)郊廟雅樂頌美祖先功業(yè)，啟明盛德源流的功能相當，其廣泛施用及大受歡迎的程度，僅“昏晨歌之”一句便足以見出。

《樂府詩集》雖然著錄了北齊、北周新制的郊廟歌辭，但這些歌辭的使用同樣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北齊自河清以來，胡樂盛行。后主唯賞胡戎樂，郊廟歌辭往往成為一種擺設(shè)。

北周制郊廟始于恭帝及武帝時期，至建德二年雅樂才制定完備?！端鍟ひ魳分尽份d：

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曰：“六樂尚矣，其聲歌之節(jié)，舞蹈之容，寂寥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于茲乎？自宜依準，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庇谑怯兴驹敹ǎ航紡R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舞《云門》。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禜，用唐堯樂，歌應鐘，舞《大咸》。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類，幸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鐘，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舞《大護》。享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鐘，舞《大武》?；实鄢鋈?，奏《皇夏》。賓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陔夏》。諸侯相見，奏《驁夏》?；实鄞笊?，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采》，士歌《采蘩》。

……

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奏于崇信殿。群臣咸觀。其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侍映鋈耄唷端料摹?。王公出入，奏《驁夏》。五等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zhí)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護》《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于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chuàng)造鐘律，頗得其宜。宣帝嗣位，郊廟皆循用之，無所改作。^[11]

太祖宇文泰于公元554年議立齊王廓，是為恭帝。同年平荊州，獲得大量南梁樂器，建六官，詔定郊廟燕射之樂，以《章夏》《深夏》《族夏》《陔夏》《驁夏》用于郊廟。至北周武帝建德二年（573年），復制六代樂舞，令庾信新創(chuàng)郊廟歌辭。宣帝以來一直沿襲武帝所制郊廟樂辭。新辭的起用使得恭帝歌辭及武帝時曾用的《皇夏》《肆夏》《驁夏》《納夏》《族夏》及登歌十八曲，不再施于樂府，曲辭漸失。《樂府詩集》所載北周郊廟歌辭為庾信所制新辭。

二 燕射歌辭

《樂府詩集》著錄北朝“燕射歌辭”包括北齊元會大饗歌十首，北周五聲調(diào)曲二十四首?！氨饼R元會大饗歌”前題解云：

《隋書·樂志》曰：“北齊元會大饗，協(xié)律不得升陛，黃門舉麾于殿上。賓入門，四廂奏《肆夏》；皇帝出奏《皇夏》；皇帝當扆，群臣奉賀，奏《皇夏》；皇帝入寧變服，黃鐘、太蔟二廂奏《皇夏》；皇帝變服，移幄坐于西廂，帝出升御坐，沽洗廂奏《皇夏》；王公奠璧奏《肆夏》；上壽，黃鐘廂奏上壽曲；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歌，食至御前奏食舉樂；文舞將作，先設(shè)階步，次奏文舞；武舞將作，先設(shè)階步，次奏武舞；皇帝入，鐘鼓奏《皇夏》?！?sup>[12]

北齊“燕射歌辭”的著錄當自《隋書》。《隋書·音樂志》詳細記述北齊元會饗禮時使用歌辭的順序，依次為《肆夏》—《皇夏》—《皇夏》—《皇夏》—《皇夏》—《肆夏》—《上壽曲》—《登歌》三章—《食舉樂》十章—《皇夏》。演奏方式既有四廂齊奏，亦有黃鐘、太簇二廂聯(lián)奏或者黃鐘、姑洗一廂獨奏的情形。參與人員包括皇帝、皇太子、王公及樂舞藝人等相關(guān)人員?！端鍟分尽匪d恭帝時期用于大射的《騶虞》《貍首》《采》《采蘩》等辭，已經(jīng)失傳，《樂府詩集》均不載。今所載為庾信所作燕射歌辭。北周燕射歌辭有“周五聲調(diào)曲”，《樂府詩集》題解云：

曲序曰：“元正饗會大禮，賓至食舉，稱觴薦玉。六律既從，八風斯暢。以歌大業(yè)，以舞成功?！?sup>[13]

曲序明確指出《五聲調(diào)曲》是用于元正饗會禮的歌辭?！百e至食舉”指明其燕射禮中含食舉樂，“稱觴薦玉”說明又包括進獻禮物及薦獻禮等內(nèi)容。關(guān)于“六律”，相傳黃帝時伶?zhèn)惤刂駷楣埽怨苤L短，分別聲音之高低清濁，以之為樂器定調(diào)之準，后世形成十二樂律。陰陽各六，陽為律，陰為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即六律?！傲杉葟摹笔钦f演奏燕射禮上使用各律奏樂的情形。《左傳·隱公五年》曰：“夫舞所以節(jié)八音而行八風”，“八風”謂八方之風，《六書故》：“天地八方之氣，吹噓鼓動者，名之曰風。風在有無之間，無所取象。立文者，托象也?！薄鞍孙L斯暢”乃形容燕射禮上舞蹈表演的種種動作形態(tài)。恭帝燕射禮上歌唱的是《騶虞》《貍首》《采》《采蘩》等歌辭，皆為《詩經(jīng)》中的篇章，表明恭帝時并沒有創(chuàng)制本朝歌辭，只以《詩經(jīng)》舊辭篇章來承當。這與北魏朝的情形相同。

北魏一朝沒有創(chuàng)制燕射歌辭，每以《真人代歌》及燕、趙、秦、吳等殊俗之曲來承當。《魏書·樂志》云：

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14]

《樂府詩集》題解云：

后魏道武初，正月上日饗群臣，備列宮縣正樂，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之。^[15]

北魏朝在將燕、趙、秦、吳等方俗雜曲用于演奏時，只是依天子之禮把鐘磬等雅樂器懸掛在象征宮室四壁的四面架上，顯得不倫不類。北魏朝燕射歌辭的使用，與郊廟歌辭的情況有一致性，在雅樂樂律、樂器、樂辭闕失的情況下，只能以其他雜樂來充當。

三 鼓吹曲辭

“鼓吹曲辭”多言戰(zhàn)陣之事，述以功德受命，自曹魏以來已經(jīng)形成傳統(tǒng)。北齊、北周二朝新制鼓吹曲，沿襲了曹魏模式?！稑犯娂贰肮拇登o”題解云：

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于鼓吹，謂之鐃歌。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十二曲，而《君馬黃》《雉子斑》《圣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云》《黃爵》《釣竿》十曲，并仍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改制十二曲，其十曲亦因之。而魏、吳歌辭，存者唯十二曲，余皆不傳。晉武帝受禪，命傅玄制二十二曲，而《玄云》《釣竿》之名不改舊漢。宋、齊并用漢曲。又充庭十六曲，梁高祖乃去其四，留其十二，更制新歌，合四時也。北齊二十曲，皆改古名。其《黃爵》《釣竿》，略而不用。后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為十五曲，并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戰(zhàn)陣之事。^[16]

北齊二十曲，北周十五曲，總計三十五曲，惜曲辭已不存?！端鍟ひ魳分尽穼Ρ饼R、北周所制鼓吹曲辭的曲題、內(nèi)容一一作了簡明介紹，使北朝鼓吹曲與漢魏以來鼓吹曲的傳承關(guān)系更見分明。為明晰起見，制表如下（見表1-1）：

表1-1 漢、魏、吳、西晉、梁、北齊、北周各朝鼓吹鐃歌創(chuàng)作情況對照表

續(xù)表

續(xù)表

續(xù)表

續(xù)表

鼓吹曲祖述先祖功德，言王業(yè)興廢所由，明盛德之源流，具有特定的政治功用。北齊、北周雖各有鼓吹曲辭制作，但卻不傳于世，其中原因從宣武一例可以想象。《魏書·樂志》記曰：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痹t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t曰：“舞可用新，余且仍舊。”鼓吹雜曲遂寢焉。^[17]

崔光、郭祚、游肇、孫惠蔚鼓吹皇家德美的新歌，卻因宣武帝下詔不用而遭廢止。即今唯見《樂府詩集》所載裴讓之《有所思》一曲。辭曰：

夢中雖暫見，及覺始知非。展轉(zhuǎn)不能寐，徙倚獨披衣。凄凄曉風急，晻晻月光微。室空常達旦，所思終不歸。^[18]

此曲沿襲《有所思》的愛情題材，不受魏晉以來鼓吹曲稱述功德的影響，唯以個人情性的抒發(fā)為主。

可見北朝歷代均有鼓吹曲辭制作，只因不曾入樂，導致曲辭失傳。郊廟、燕射、鼓吹曲辭的不存，究其原因，與北朝宮廷喜愛本土音樂，對于傳統(tǒng)雅樂并無興趣大有關(guān)系。

四 橫吹曲辭

橫吹曲是北狄樂的產(chǎn)物。漢時已傳入中原，經(jīng)李延年創(chuàng)改以后繼續(xù)發(fā)展。十六國時期，燕、魏之際的鮮卑歌進入北魏樂府，北魏創(chuàng)制《簸邏回歌》《真人代歌》等，南傳以后形成“梁鼓角橫吹曲”。

《樂府詩集》分“漢橫吹曲”與“梁鼓角橫吹曲”兩類著錄。隸于“漢橫吹曲”類下的北朝橫吹曲為王褒《出塞》《入塞》《關(guān)山月》《長安道》四首。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王褒文集有“后周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并錄”^[19]，《樂府詩集》因著錄王褒樂府詩為北周時作品。但據(jù)《周書·王褒傳》：“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邊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并和之而竟為凄切之調(diào)?！?sup>[20]《燕歌行》作于梁，非入北后作品。清水凱夫認為，王褒的許多樂府詩雖以北方邊塞生活為素材，但不能據(jù)此視為北遷后作品。《長安有狹邪行》《關(guān)山月》《長安道》《明君詞》與《燕歌行》同屬于梁文士間唱和之作。^[21]清水凱夫的判斷是有道理的?！稑犯娂肥珍浀凝R、梁樂府詩多同題現(xiàn)象，多有唱和背景。以沈約、蕭子良、劉繪等人同題的《芳樹》《臨高臺》《有所思》為例，《南北朝文學編年史》系沈約《芳樹》等作于永明八年，同時尚有《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奉和竟陵王經(jīng)劉墓詩》等。劉繪有《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即《巫山高》《有所思》。虞羲亦有《巫山高》，謝朓《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名二者》，即《芳樹》《臨高臺》，這些作品均作于同時，屬于奉和沈約之作。^[22]表明這些作品都是在永明末年，文士們齊集竟陵王西邸時的唱和之作。王褒、庾信入北后以其文才受到寵信，亦與趙王等唱和，甚而受詔作朝廷文書、樂府詩亦常有之。庾信為北周撰制郊廟、燕射歌辭，也是應周武帝之詔而為。從南北朝的創(chuàng)作風氣來看，樂府詩的創(chuàng)制都有具體的背景，或者因帝王之好，或者因禮樂之需，多屬應制奉和的產(chǎn)物，不可能因一時興起隨便創(chuàng)作樂府詩。

王褒、庾信在南朝與梁簡文帝、梁元帝、范云等唱和作樂府詩屬情理中事，但在北朝同樣具有這種條件和資格。對于《樂府詩集》所載還不能簡單一概而論。不妨從作品本身出發(fā)，既考察這些作品在體式、風格上與南朝文士是否有內(nèi)在一致性和關(guān)聯(lián)性，還要兼顧北朝作家是否還有同題創(chuàng)作的現(xiàn)象?！蛾P(guān)山月》《長安道》既在南朝形成唱和，北朝又沒有同題創(chuàng)作，故應視為王褒在南朝的作品。

關(guān)于王褒《出塞》，《樂府詩集》載有梁劉孝標同題之作。王褒辭云：“飛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qū)。塞禽唯有雁，關(guān)樹但生榆。背山看故壘，系馬識余蒲。還因麾下騎，來送月支圖?！?sup>[23]“塞禽唯有雁，關(guān)樹但生榆”兩句寫景真切，“還因麾下騎，來送月支圖”描寫具體，絕非泛泛之辭，應為入北之作。王褒《入塞》是據(jù)漢橫吹舊曲而制新辭。《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曹嘉之《晉書》曰：“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百數(shù)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入塞》《出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薄段骶╇s記》曰：“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sup>[24]從劉疇援笳而吹，令群胡垂泣而去的情形可推斷《出塞》當為胡樂風格的曲調(diào)。王褒辭曰：“戍久風塵色，勛多意氣豪。建章樓閣迥，長安陵樹高。度冰傷馬骨，經(jīng)寒墜節(jié)旄。行當見天子，無假用錢刀。”^[25]用蘇武典故，抒發(fā)出塞歸來建功立業(yè)的豪情逸興，看不到深入邊塞苦寒之地的具體描摹，應為南朝時作品。

《樂府詩集》著錄“梁鼓角橫吹曲”七十一首，題解云：

《古今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瑯邪王》《巨鹿公主》《紫騮馬》《黃淡思》《地驅(qū)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是時樂府胡吹舊曲有《大白凈皇太子》《小白凈皇太子》《雍臺》《臺》《胡遵》《利女》《淳于王》《捉搦》《東平劉生》《單迪歷》《魯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來》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驅(qū)樂》《紫騮馬》《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隴頭》《魏高陽王樂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總六十六曲。”江淹《橫吹賦》云：“奏《白臺》之二曲，起《關(guān)山》之一引。采菱謝而自罷，綠水慚而不進?！眲t《白臺》《關(guān)山》又是三曲。按歌辭有《木蘭》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26]

《古今樂錄》曰：“木蘭不知名，浙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元甫續(xù)附入?！?sup>[27]

據(jù)其題解及歌辭著錄情況，可將“梁鼓角橫吹曲”的曲目、曲辭對應如下（見表1-2）：

表1-2 “梁鼓角橫吹曲”曲目、曲辭表

續(xù)表

續(xù)表

如上，《樂府詩集》著錄的“梁鼓角橫吹曲”總計三十四個曲調(diào)，除《白臺》《關(guān)山》二曲根據(jù)江淹《橫吹賦》而來之外，其余曲調(diào)名皆來自《古今樂錄》。包括歌辭七十首，除溫子昇《白鼻》及梁武帝、吳均《雍臺》三首外，其余樂辭均來自《古今樂錄》。

但是《樂府詩集》著錄的這三十四個曲調(diào)，七十首曲辭，其成分卻異常復雜。最早為北歌，傳入南朝。經(jīng)過南朝樂府加工后，有的演變?yōu)槿A音歌曲，有的在原曲調(diào)基礎(chǔ)上形成變曲。再到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經(jīng)過一系列改變，這些鼓吹曲已絕非原來意義上的北狄樂，無論是曲調(diào)抑或曲辭，都已發(fā)生相當程度的改觀。因此，我們需要在這些曲調(diào)、曲辭當中，細加辨析，尋溯其在北朝時的樣貌，以符合北朝樂府詩的研究實際。

第一，去掉梁武帝及吳均《雍臺》二首。據(jù)《古今樂錄》，梁時樂府胡吹舊曲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雍臺》曲已經(jīng)不歌，歌辭亡失。梁武帝及吳均所作《雍臺》二曲，或者是樂府胡吹新曲，或者是根據(jù)舊曲所制新辭。但由于二人均為南梁人，故此不計入北朝樂府詩。

第二，去掉《地驅(qū)樂》“側(cè)側(cè)力力”二首。“梁鼓角橫吹曲”中的《地驅(qū)樂》，其后兩曲是陳時才歌，陳之前無此兩曲，因此，“側(cè)側(cè)力力”兩曲不當計入北朝樂府詩。

第三，變曲與原曲只能算作一曲，需要合并《半和企喻》《大白凈皇太子》《小白凈皇太子》等曲調(diào)名。據(jù)《古今樂錄》，北歌原有《白凈皇太子》曲，梁胡吹又有《大白凈皇太子》《小白凈皇太子》，隋鼓吹有《白凈皇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說明《大白凈皇太子》《小白凈皇太子》屬于北歌《白凈皇太子》曲到梁時產(chǎn)生的變曲，只能算作一曲?！栋牒推笥鳌芬彩潜备琛镀笥鳌返淖兦侗倍亍芬彩亲兦?，但屬于何曲之變曲，卻無從而知。因此，《半和企喻》《大白凈皇太子》《小白凈皇太子》當去掉三曲。

第四，溫子昇《白鼻》一曲，《古今樂錄》認為此曲出于《魏高陽王樂人》，屬于其之變曲或者據(jù)舊曲所制之新辭，但由于溫子昇為北齊人，故此曲應算作北朝樂府曲。

第五，《古今樂錄》所著錄歌辭稱為“梁鼓角橫吹曲”，說明這些歌辭是以梁樂府中的橫吹曲為基礎(chǔ)著錄的，歌辭有的分解，有的不分解。通常分解為樂曲再次入樂時在歌辭上留下的痕跡，不分解歌辭則是樂辭入樂的面貌。盡管這些樂辭為南朝樂府演唱形態(tài)的樂辭，但從一曲四解的分解形式來看，這些樂辭在曲調(diào)上仍然遵從北朝音樂來分解。因此，這些樂辭從樂歌形態(tài)上來看，仍可視作北朝橫吹曲樂歌。

綜上，“梁鼓角橫吹曲”的曲調(diào)在三十四曲的基礎(chǔ)上，去掉《半和企喻》《大白凈皇太子》《小白凈皇太子》三曲，再加上《白鼻》，應作三十二曲。歌辭數(shù)量在七十首基礎(chǔ)上，去掉梁武帝、吳均《雍臺》二首及《地驅(qū)樂》“側(cè)側(cè)力力”二首，應作六十六首。

另有兩點尚須留意。第一，關(guān)于“梁鼓角橫吹曲”的樂類概念，《樂府詩集》及《古今樂錄》顯然有所不同。智匠的《古今樂錄》采錄了南朝至陳時的所有鼓角橫吹曲，將其分作三種類型，一種為“梁鼓角橫吹曲”三十六曲，當為南梁樂府演唱的鼓角橫吹曲目。一為“是時樂府胡吹舊曲”十一曲，當為南梁時期保存的胡音歌曲。最后為《隔谷》等二十七曲，“是時又有”則表明，《隔谷》等曲的來源既非南梁樂府演唱的鼓角橫吹曲，亦非南梁時期保存的胡音舊曲，而是另有來源的鼓角橫吹曲?！豆沤駱蜂洝返膮^(qū)分極為細致，既表明這些鼓角橫吹曲的來源有自，各不相同，也說明它們進入南朝樂府時，有的進行了音樂加工，有的更多地保留了原貌。因此，《古今樂錄》所謂“梁鼓角橫吹曲”與《樂府詩集》相比，內(nèi)涵并不相同，需要辨析。

第二，以《古今樂錄》題解與《樂府詩集》著錄樂辭相比對，會發(fā)現(xiàn)二者統(tǒng)計標準不一，主要表現(xiàn)于量詞“曲”的內(nèi)涵所指不一。一般而言，“曲”可以指“曲調(diào)名”，也可以指某一曲調(diào)下的一首樂辭。但《古今樂錄》所謂“曲”有的指曲調(diào)，有的指歌辭數(shù)量，還有既不符合曲調(diào)數(shù)量，也不與歌辭數(shù)量一致的情況。

如“是時樂府胡吹舊曲”共十四曲，與之相對應的是十四首曲調(diào)，故此所謂“曲”當指曲調(diào)而言。從著錄其下的歌辭來看，《捉搦》《淳于王》《東平劉生》曲調(diào)下皆相應錄有曲辭，分別為四首、兩首及一首，“三曲有歌”共七首。也指曲調(diào)，非指歌辭數(shù)。但《古今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三十六曲，隸屬其下的曲調(diào)包括“《企喻》《瑯邪王》《巨鹿公主》《紫騮馬》《黃淡思》《地驅(qū)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等歌”，從曲名來看，例舉出九種。從歌辭來看，如將《紫騮馬》一首，《地驅(qū)樂》一首，《隴頭流水》三首皆視作“又有”之曲，則“梁鼓角橫吹曲”正好是三十六首，此處所謂“曲”當非“曲調(diào)名”，而指歌辭數(shù)量?！豆沤駱蜂洝分^有“隔谷”之曲二十七曲，從列舉的曲調(diào)名來看，共有《隔谷》《地驅(qū)樂》《紫騮馬》《折楊柳》《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隴頭》《魏高陽王樂人》計八種曲調(diào)名，隸屬其下的歌辭則有二十四首。既非曲調(diào)名，也與歌辭數(shù)量不一致。

由于樂府曲調(diào)及歌辭在流傳過程中會有增減，可能造成《古今樂錄》“題解”與《樂府詩集》不相一致的情況，但如果出于“曲”的標準不一問題，在沒有更多文獻資料支持的情況下，則無法準確估量這部分曲目曲辭的數(shù)量。

五 相和歌辭

相和歌辭由漢舊曲逐漸發(fā)展而來。魏世或以舊題詠寫時事，或從舊題中衍生新曲制作新辭。西晉荀勖造新律，以漢魏舊辭施用于晉樂，稱為“清商三調(diào)歌詩”，成為樂府音樂的典范?！稑犯娂吩疲?/p>

魏晉之世，相承用之。承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后魏孝文宣武，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相和諸曲，亦皆在焉。所謂清商正聲，相和五調(diào)伎也。^[28]

自晉朝播遷，其音分散，苻堅滅涼得之，傳于前后二秦。及宋武定關(guān)中，因而入南，不復存于內(nèi)地。自時已后，南朝文物號為最盛。民謠國俗，亦世有新聲。故王僧虔論三調(diào)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shù)年間，亡者將半。所以追余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者矣?！焙笪盒⑽挠懟礉h，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至于殿庭饗宴，則兼奏之。^[29]

永嘉亂后，中原相和歌、清商三調(diào)歌詩散落北方，在劉宋武帝之時又入南方。由于其時江南吳聲、西曲逐漸興起，相和舊曲至于零落近半。隨著拓跋魏的統(tǒng)一和強大，江左流傳的這些中原舊曲，連同江南吳歌、西曲，又進入后魏孝文宣武之時的樂府，北朝人以之為南音，總為之取名曰“清商樂”。但郭茂倩所云“相和歌辭”不包括吳聲、西曲?！睹骶贰妒ブ鳌贰豆贰栋坐F》之屬只是概舉其例，《樂府詩集》所載漢魏相和歌辭很多，漢古辭《江南》《東光》《薤露》《蒿里》《雞鳴》《烏生》《平陵東》《陌上桑》《長歌行》《君子行》《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等，連同魏世三祖及陸機、傅玄、石崇等《氣出唱》《精列》《度關(guān)山》《對酒》《十五》《王明君》等曲，都是經(jīng)過北魏樂府輾轉(zhuǎn)保存下來的。這些樂曲的著作權(quán)雖不屬北朝，但殿庭饗宴之際卻演奏于北朝樂府當中。

《樂府詩集》共著錄北朝相和歌辭二十五首。除高允《羅敷行》《王子喬》，祖孝征《挽歌》，魏收《棹歌行》四首外，其余創(chuàng)作集中于北周時期。北周徐謙有《短歌行》二首、尚法師《飲馬長城窟行》二首，其他均為庾信、王褒之辭。清水凱夫認為，《長安有狹邪行》《明君詞》《燕歌行》為王褒與梁元帝等文士唱和之作，庾信《明君詞》《燕歌行》亦屬在南朝唱和之作。為搞清他們的相和歌辭是否屬于北朝作品，以下對三人相和歌辭與同時代人的創(chuàng)作情況作比較分析（見表1-3）。

續(xù)表

從表1-3分析來看，王褒、庾信、蕭的相和歌辭多為南朝時作品。除去這些歌辭，屬于北朝的相和歌辭只有八首。這部分歌辭的著錄主要來自《古今樂錄》。

五 清商曲辭

清商音樂在相和三調(diào)基礎(chǔ)上，歷經(jīng)漢魏晉之世發(fā)展起來。郭茂倩所謂“清商曲辭”不包括相和曲辭，但指江南吳聲、西曲。這部分樂歌曾流入北魏孝文、宣武時期樂府，用于殿庭饗宴。再經(jīng)輾轉(zhuǎn)至隋唐之世，聲辭訛失，所傳已經(jīng)十不一二?！缎绿茣ざY樂志》曰：

周、隋管弦雜曲數(shù)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diào)》，蔡邕五弄、楚調(diào)四弄，謂之九弄。隋亡，清樂散缺，存者才六十三曲。其后傳者：《平調(diào)》《清調(diào)》，周《房中樂》遺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巴渝》，漢高帝命工人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鞞舞》曲也；《鐸舞》，漢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纻》，吳舞也；《子夜》，晉曲也；《前溪》，晉車騎將軍沈珫作也；《團扇》，晉王珉歌也；《懊儂》，晉隆安初謠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作也；《丁督護》，晉、宋間曲也；《讀曲》，宋人為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作也；《石城》，宋臧質(zhì)作也；《莫愁》，《石城樂》所出也；《襄陽》，宋隋王誕作也；《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帝作也；《楊叛》，北齊歌也；《驍壺》，投壺樂也；《常林歡》，宋、梁間曲也；《三洲》，商人歌也；《采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樹后庭花》《堂堂》，陳后主作也；《泛龍舟》，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嘯》等曲，其聲與其辭皆訛失，十不傳其一二。^[30]

由于北魏、北齊、北周及隋各朝君主好尚本土胡樂及龜茲、西涼雜樂，致使清樂散缺嚴重，隋亡時僅存六十三曲。《子夜》《前溪》《團扇》《懊儂》《長史變》《丁都護》《讀曲》《烏夜啼》《石城》《石城樂》《襄陽》《烏夜飛》《估客樂》《常林歡》《三洲》《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嘯》等曲，皆晉宋齊辭，能傳于唐代，北朝樂府曾有保存之功。據(jù)所傳十不一二的比例，北朝孝文、宣武時代真正保留的清商曲辭可達二三百曲之多。

《樂府詩集》著錄北朝“清商曲辭”唯庾信《烏夜啼》及《賈客詞》，屬于西曲舞曲。庾信《烏夜啼》兩首，一為五言，一為七言，七言中“促柱繁弦非《子夜》，歌聲舞態(tài)異《前溪》”^[31]之句，與其《蕩子賦》所云“新歌《子夜》，舊舞《前溪》”^[32]內(nèi)容相近，《蕩子賦》為梁時作，《烏夜啼》當亦作于南朝，此其一?！稙跻固洹非鸀樗闻R川王劉義慶所作，《樂府詩集》載錄的《烏夜啼》作者均南朝詩人，梁簡文帝、劉孝綽不僅有同題之作，梁簡文帝、梁元帝、蕭子顯還作有變曲《烏棲曲》，說明歌聲舞態(tài)異于《子夜》《前溪》的《烏夜啼》曲充分受到梁朝宮廷的喜愛，創(chuàng)作熱情很高，另一方面，北朝時期無一人創(chuàng)作過《烏夜啼》，所以庾信《烏夜啼》二首當為仕梁時作。

《賈客詞》曲調(diào)原是齊武帝所制《估客樂》，《古今樂錄》曰：“《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時，嘗游樊、鄧。登祚以后，追憶往事而作歌。使樂府令劉瑤管弦被之教習，卒遂無成。有人啟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敕歌者重為感憶之聲，猶行于世。寶月又上兩曲?！?sup>[33]表演時歌舞并用，齊時為十六人舞，至梁已改名為《商旅行》，舞者減至八人。《樂府詩集》載錄齊武帝、釋寶月五曲，庾信《賈客詞》乃據(jù)此曲作新詞：“五兩開船頭，長檣發(fā)新浦。懸知岸上人，遙振江中鼓?！?sup>[34]體式同齊武帝、釋寶月，且內(nèi)容相近，如齊武帝辭曰：“昔經(jīng)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sup>[35]釋寶月接續(xù)武帝辭而作云：“初發(fā)揚州時，船出平津泊。五兩如竹林，何處相尋博?！?sup>[36]增加了對美好愛情的追憶。庾信詞繼以行船商旅為背景，“五兩開船頭”與釋寶月“五兩如竹林”句關(guān)聯(lián)極為明顯?！拔鍍伞笔侵赣秒u毛五兩（或八兩）結(jié)在高竿頂上，作為測風向的器具?！拔鍍伞钡拿鑼懖秽淳⒃佻F(xiàn)了齊武帝布衣時行商樊、鄧間的漂泊生活，作為歌辭也極符合齊樂府表演時的真實場景，《古今樂錄》記述曰：“帝數(shù)乘龍舟，游五城江中放觀，以紅越布為帆，綠絲為帆纖，鍮石為篙足。篙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黃袴，列開，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猶在?！?sup>[37]庾信辭與齊辭一致再現(xiàn)了《估客樂》的主題及表演場景，為典型的南朝作品。同時北朝無人創(chuàng)作《賈客詞》?！顿Z客詞》應屬庾信在南朝時作品。

總之，《樂府詩集》所載庾信清商曲辭三首，全為南朝時作品。清商曲辭創(chuàng)作的寥落，客觀上說明北朝人對清商音樂的接受與創(chuàng)作普遍缺乏熱情。這與南朝齊梁詩人競相創(chuàng)作北方鼓角橫吹曲的情形，正形成鮮明對比。需加說明的是《樂府詩集》并未載錄的溫子昇的《搗衣詩》及王德的《春詞》、王容的《大堤女》三首，蕭滌非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葛曉音的《八代詩史》均視為新題樂府，認為《搗衣詩》受到南朝西曲歌《青陽度》的影響，《春詞》仿《子夜春歌》，《大堤女》仿西曲歌，有南朝神韻，但《搗衣詩》并非樂府曲題。東晉曹毗有《夜聽搗衣詩》，謝惠連有《搗衣詩》，劉宋顏峻、梁武帝、柳惲有《搗衣詩》，王僧孺有《詠搗衣詩》，費昶有《華光省中夜聞城外搗衣詩》，梁僧正惠偘有《詠獨杵搗衣詩》，庾信有《夜聽搗衣詩》，可見溫子昇所作《搗衣詩》屬于詩歌系列，并非樂府詩。王德的《春詞》曰：“春花綺繡色，春鳥弦歌聲。春風復蕩漾，春女亦多情。愛將鶯作友，憐傍錦為屏。回頭語夫婿，莫負艷陽征?！?sup>[38]前四句每以“春”字打頭，這種修辭為復疊，源自漢樂府《江南可采蓮》每句出現(xiàn)“蓮”字而成，南朝梁元帝便有《春日詩》曰：

春還春節(jié)美，春日春風過。春心日日異，春情處處多。處處春芳動，日日春禽變。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見。不見懷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結(jié)，春結(jié)詎能申。欲道春園趣，復憶春時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獨念春花落，還以惜春時。^[39]

鮑泉也有《奉和湘東王春日詩》寫道：

新鶯始新歸，新蝶復新飛。新花滿新樹，新月麗新輝。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綠浮，新禽新聽好。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攀。新枝雖可結(jié)，新愁詎解顏。新思獨氛氳，新知不可聞。新扇如新月，新蓋學新云。新落連珠淚，新點石榴裙。^[40]

可以明顯看出王德的《春詞》出自南朝《春日詩》這一系統(tǒng)，庾信入北周也有《奉和趙王春日詩》《奉和趙王美人春日詩》，因此不宜將之視為樂府詩。關(guān)于《大堤女》倒不妨視為樂府詩，因為宋隨王誕之作《襄陽樂》九曲，開口便唱道：“朝發(fā)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41]梁簡文帝有《雍州曲》三首，其一為《大堤》：“宜城斷中道，行旅亟留連。出妻工織素，妖姬慣數(shù)錢。炊雕留上客，貰酒逐神仙?！?sup>[42]《大堤》的曲調(diào)為《雍州曲》?！锻ǖ洹吩唬骸坝褐荩尻栆??！队碡暋非G河州之南境，春秋時楚地，魏武始置襄陽郡，晉兼置荊河州。宋文帝割荊州置雍州，號南雍。魏、晉以來，常為重鎮(zhèn)，齊、梁因之?！?sup>[43]

六 舞曲歌辭

舞曲自漢以后分為雅舞、雜舞兩種類型?！稑犯娂芬鄬⑵浞侄??！把盼琛鳖}解云：

雅舞者，郊廟朝饗所奏文武二舞是也。古之王者，樂有先后，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各尚其德也。黃帝之《云門》，堯之《大咸》，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文舞也。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武舞也。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余《韶》《武》。漢魏已后，咸有改革。然其所用，文武二舞而已，名雖不同，不變其舞。故《古今樂錄》曰：“自周以來，唯改其辭，示不相襲，未有變其舞者也。”^[44]

雅舞主要用于郊廟朝饗，分文舞、武舞兩種。自漢魏以來，歷朝制作雅舞均是唯改其名、其辭，而舞容不變?！稑犯娂分浀摹把盼韪柁o”唯《北齊文武舞歌》，包括《文舞階步辭》《文舞辭》《武舞階步辭》《武舞辭》。不曰作者。題解引《隋書·音樂志》云：“北齊元會大饗奏文武二舞，二舞將作，并先設(shè)階步焉。”^[45]北齊燕射禮上要先后表演《文舞》與《武舞》。古殿前一般設(shè)兩階，無中間道，一曰東階（也叫阼階），一曰西階。賓主相見，主人立東階，賓自西階升降。燕射禮時賓主有升、降階的儀式，儀式隨音樂的節(jié)奏進行。所謂設(shè)“階步”，就是指奏樂，一般用《肆夏》樂?！端料摹窐非渖闲罗o，再以文舞、武舞的形式表演。北齊雅舞歌辭來自《隋書》。

雖然《樂府詩集》著錄雅樂舞辭自北齊開始，但北魏自道武帝建國以來，郊廟宴饗之際均有雅舞表演?！段簳分尽份d：

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余韻，又有《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nèi)，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46]

……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xié)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痘适嘉琛?，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yè)。后更制宗廟?；实廴霃R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為行止之節(jié)；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nèi)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nèi)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47]

道武帝建國之前，曾于中山國獲得中原雅樂。其樂府內(nèi)便有《文始》《五行》《勺舞》。關(guān)于《文始》舞，孝武帝永熙二年（533年）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上表稱：“《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sup>[48]再如《勺舞》，王國維在《周大武樂章考》（《觀堂集林》卷二）及《說勺舞象舞》（同上）里，說起三種舞：“一是《大武舞》，包括《武宿夜》（即《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六篇；二是《勺舞》，指《酌》一篇；三是《象舞》，指《維清》一篇，或指《桓》《賚》《般》三篇。”^[49]郊廟朝饗所用的雅樂舞分為文舞和武舞，此處所言《文始》即武舞，《五行》即文舞。道武帝即位以后，于天興元年詔令鄧淵修訂雅樂律呂，作《皇始舞》。孝文帝之時仍沿用《文始》《五行》《皇始》之舞。至宣武帝才詔令參定新樂舞。《魏書·樂志》載：

永平二年秋……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聲、管弦、登歌聲調(diào)，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jù)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痹t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t曰：“舞可用新，余且仍舊?！惫拇惦s曲遂寢焉。^[50]

宣武帝于永平二年（509年）先令頗解雅樂正聲的揚州、義陽人張陽子等七人來幫助修正雅樂器的聲律并輔導樂府雅樂舞操練，第二年準備施之于郊廟，此時制定二舞之名便提上議事日程。雅舞的代有繼作通常并不改變舞蹈動作的表演內(nèi)容，創(chuàng)改的只是舞名及歌辭。上文提到詔令崔光、元彧制的郊廟歌辭就是配合雅舞所用。宣武帝最后詔令只用新的舞名，其他一切仍然沿襲舊樂。至節(jié)閔帝普泰二年（532年），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修定金石樂律樂器。永熙二年（533年）春，長孫稚、祖瑩二人上表曰：

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后，經(jīng)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t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為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為名，今可準古為《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為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為文舞、武舞而已。余如議?！?sup>[51]

到了孝武帝時期，祖瑩在修訂完金石樂律的情況下，請求議定新雅舞名，最后定名為《大成》。北魏一朝雖沒有制作新樂舞辭，但其樂府內(nèi)一直將雅舞施之郊廟宴饗，卻是事實。由于北齊唯賞胡風戎舞，至北周時期，“周太祖迎魏武入關(guān)，樂聲皆闕”。雅舞皆亡佚。

再看“雜舞”?！稑犯娂方忸}云：

雜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鐸舞》《拂舞》《白纻》之類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陳于殿庭。蓋自周有縵樂散樂，秦漢因之增廣，宴會所奏，率非雅舞。漢、魏已后，并以鞞、鐸、巾、拂四舞，用之宴饗。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于廟庭，朝會用樂，則兼奏之。明帝時，又有西傖羌胡雜舞，后魏、北齊，亦皆參以胡戎伎，自此諸舞彌盛矣。^[52]

雜舞的種類有巾舞、鞞舞、白纻舞、鐸舞、盤鼓舞等，形式多樣，皆屬中原、吳楚及巴蜀等地的方俗之舞，后逐漸用于宮廷宴饗的表演當中。北朝雜舞的特色在于以胡戎伎樂為主，深受北朝君主的喜愛。至劉宋明帝以后，南北的方俗藝術(shù)都在樂府中展現(xiàn)，因特色獨具，雜舞盛行不衰。北朝雜舞最負盛名、影響最深遠的當屬《大面》舞?！杜f唐書》“歌舞戲”中的《大面》，實從北齊表現(xiàn)蘭陵王入陣情形的雜舞演變而來：

《大面》出于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53]

蘭陵王雖然勇冠三軍，武藝精湛，但相貌過于秀麗，缺乏威猛剛毅之氣，因此作戰(zhàn)時總帶上面具指揮戰(zhàn)斗。受到蘭陵王勇猛氣勢的鼓舞，齊人仿效他作戰(zhàn)時的樣子，創(chuàng)作了雜舞《蘭陵王入陣曲》。至唐代仍在表演。

七 雜曲歌辭

《樂府詩集》著錄北朝雜曲歌辭共三十一首。后魏七首，具體是祖叔辨的《千里思》，無名氏的《楊白花》，無名氏的《于闐采花》，溫子昇的《結(jié)襪子》《安定侯曲》《敦煌樂》及無名氏《阿那環(huán)》。北齊四首，為魏收的《美女篇》二首、《永世樂》及邢劭的《思公子》。北周最多，計二十首。具體是庾信的《出自薊北門行》《苦熱行》《結(jié)客少年場行》《舞媚娘》及《步虛詞》十首，總十四首。王褒有《輕舉篇》《游俠篇》《陵云臺》《古曲》《高句麗》五首，另有蕭的《孀婦吟》。由于庾信、王褒、蕭為南朝入北作家，以上作品是否為入北之作需要辨別。

辨別的依據(jù)首先看同一曲題在南北朝時的創(chuàng)作情況，確定是否同題唱和。如屬孤立作品，則以相近曲題的創(chuàng)作情況為依據(jù)，還可以結(jié)合作品風格等來加以判斷。具體見表1-4。

續(xù)表

除庾信《步虛詞》十首及《舞媚娘》為北周作品外，其余樂府詩多為南朝之作。

向回的《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又認定、補錄溫子昇的《涼州樂歌》兩首^[54]、北魏文明太后游戲歌^[55]、高昂的《行路難》^[56]共四曲。全為《樂府詩集》所不載。

其實，北朝時期的雜曲歌辭數(shù)量比《樂府詩集》著錄的要多出十倍以上。據(jù)《魏書·樂志》載：

后太樂令崔九龍言于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diào)有七調(diào)，以今七調(diào)合之七律，起于黃鐘，終于中呂。今古雜曲，隨調(diào)舉之，將五百曲?？种T曲名，后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于樂府?！爆撘蓝现＞琵埶?，或雅或鄭，至于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于古雅，尤多亡矣。^[57]

宣武帝太樂令崔九龍搜集到的雜歌近五百曲，雅俗兼?zhèn)洌蚩种T曲遺失，一一記其聲折，存于樂府，樂署悉令傳習，說明其時樂府仍然演唱這些古雜曲。這些古雜曲的整理必是建立在太和年間高允整理樂府歌曲的基礎(chǔ)上的?！段簳分尽吩唬骸埃ㄌ停┢吣昵?，中書監(jiān)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yè)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sup>[58]高允作為中書監(jiān)，負有以樂侍君之責，所陳國家王業(yè)符瑞及祖宗德美，可能是包括高允在內(nèi)的朝廷專職人員所作的歌辭，而隨時歌謠，則表明孝文帝樂府注意采集、收錄當時能見的各類歌章。這些古雜曲既應包括道武帝以來樂府中的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還可能雜以北魏時期創(chuàng)作的一些雜曲，比如太武帝、孝文帝時期就有不少作歌活動見于記載?！段簳ご藓苽鳌份d：

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騻}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為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于是引浩出入臥內(nèi)，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guī)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币蛄罡韫v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59]

崔浩在太武帝時出入臥內(nèi)，深受寵愛，歷仕侍中、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等樞密之職。由于他才學淵博，功勛卓世，特別是能盡忠諫之責，雖有言辭過激，觸怒太武帝之時，但終歸是心懷天下，為社稷著想，常令太武思之深長，感慨于懷，因令樂府歌頌其為臣之德。除了崔浩，長孫道生也是歌工歌頌的對象之一?！段簳らL孫道生傳》曰：

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雷媸溃谥儯拷ù笞h，多合時機。為將有權(quán)略，善待士眾。帝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sup>[60]

長孫道生為長孫嵩從子，歷道武、明元、太武三朝，他忠厚廉謹，自道武帝時便掌機密，內(nèi)侍左右。明元帝時除南統(tǒng)將軍、冀州刺史。太武帝時晉爵汝陰公、廷尉卿，征蠕蠕、討赫連昌，戰(zhàn)功赫赫，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雖位列三公，而忠謹儉肅，衣不華飾，食不兼味。由于居處卑陋，其子乘其出鎮(zhèn)之機曾頗加修葺，長孫道生卻下令毀之，嘆曰：“吾為宰相，無以報國，負乘是懼。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為。今強寇尚游魂漢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乎？”^[61]時人因?qū)⑵浔茸麝虌?，太武帝嘉其義，命樂府為之作歌。但既是令歌工歷頌群臣，必是在太武帝樂府演唱的樂章，且必不僅限于崔浩及長孫道生二人而已。

孝文帝朝亦有君臣歌詩的記載，如《魏書·皇后列傳》曰：

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群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高祖帥群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62]

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各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钡墼娫唬骸肮Ъ簾o為賴慈英?！?sup>[63]

文明太后與孝文帝、胡靈太后與孝明帝時代每于群臣宴會之時，賦詩助興，相和而歌，歌舞相娛?！段簳む嶔肆袀鳌芬灿涊d著孝文君臣賦詩的情形：

高祖饗侍臣于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迸沓峭踣睦m(xù)歌曰：“愿從圣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江外?！编嵻哺柙唬骸霸评状笳褓馓扉T辟，率土來賓一正歷?！毙蠋n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钡勒迅柙唬骸盎曙L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彼污透柙唬骸拔耐跽藤鈺熃?，寧如大化光四表?！备咦嬷^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俊不廢詠綴，遂命刑巒總集敘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sup>[64]

所作皆七言騷體，作歌形式類似于漢武帝與群臣柏梁聯(lián)句。孝文帝自云“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與諸才俊不廢詠綴”，足見他多么由衷地熱愛中原文化，通過吟詩歌詩的方式抒泄發(fā)露內(nèi)心深沉的感慨。大約是發(fā)自肺腑的原因，他也極重視這部分歌詩。有專人記錄，又命刑巒總集敘記，這又不禁令人想起王羲之等人的蘭亭集會。曲水流觴，人各有感，王羲之總輯其詩，并作《蘭亭集序》以記之。當然，孝文帝君臣并非都如此鐘情于中原文化。比如孝文帝時封東陽王、任侍中、司徒公、太尉、錄尚書事的拓跋丕，則“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于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愿”^[65]。由于他年衰位重，孝文帝亦不能強責。

綜上所述，《樂府詩集》根據(jù)《隋書》《古今樂錄》等，輯錄、整理北朝樂府詩，加以分類，詳作題解，是研究北朝樂府詩最重要的文獻史料。由于《樂府詩集》的成書編纂有其特定的體例，后世失傳或殘佚的樂府詩不在其收錄范圍。例如北朝代有繼作的鼓吹曲辭以及《簸邏回歌》《真人代歌》等，最終都沒有保存下來。倘若將這部分樂府詩略而不談，則不能客觀反映北朝樂府詩的實際情形。另外，南北朝時期的流離戰(zhàn)亂，造成樂器、樂人、樂種的遷轉(zhuǎn)與融合，表現(xiàn)在樂府詩方面亦有融合，例如《真人代歌》等地道的“北歌”傳入南方，經(jīng)過音樂與曲辭的加工及著錄后，成為《樂府詩集》中現(xiàn)存的“梁鼓角橫吹曲”，雖多北朝之辭，亦多南方加工之跡，這種情況不宜僅據(jù)其歌辭而將其簡單化歸為北朝或南朝了事。第三種情況，其他政權(quán)的樂府詩流入北朝樂府，例如《樂府詩集》現(xiàn)存中原相和舊曲及南朝吳聲、西曲就是通過北朝樂府輾轉(zhuǎn)保存下來的，其著作權(quán)不難劃分，但研究北朝樂府時不考慮這部分樂府詩曾入北朝樂府的客觀事實，也不符合歷史真實。因此，文獻的記錄反映的只是某種歷史的靜態(tài)，真實的歷史是靈動、鮮活而紛紜復雜的，特別對于樂府詩來講，其歷史生態(tài)不僅是曲辭，還包括曲調(diào)、樂舞表演、流傳等各個環(huán)節(jié)。有鑒于此，還須從現(xiàn)有文獻盡可能搜集、發(fā)掘全面信息，以復現(xiàn)北朝樂府詩的真實歷史。

第二節(jié) 北朝樂府詩補輯歸類

從《魏書》《隋書》《樂府詩集》等文獻記載來看，北朝實際創(chuàng)作的樂府詩還有不少，雖然后來不傳，但對于反映北朝樂府詩的真實面貌，卻有客觀意義。這部分樂府詩包括名存辭佚、名辭俱存兩種情況。同時將對歸類不當者加以補正。

一 名存辭佚篇目

（一）《真人代歌》一百五十章

《魏書·樂志》稱“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66]。此處當補輯《真人代歌》一百五十章。辭已不存。

（二）北齊、北周鼓吹曲辭三十五曲

據(jù)《隋書·音樂志》記載，北齊曾創(chuàng)鼓吹曲《水德謝》《出山東》《戰(zhàn)韓陵》《殄關(guān)隴》《滅山胡》《立武定》《戰(zhàn)芒山》《禽蕭明》《破侯景》《定汝潁》《克淮南》《嗣丕基》《圣道洽》《受魏禪》《平瀚海》《服江南》《刑罰中》《遠夷至》《嘉瑞臻》《成禮樂》計二十曲，惜歌辭不存。北周宣帝時，亦曾改易前代鼓吹，新制十五曲，分別為《玄精季》《征隴西》《迎魏帝》《平竇泰》《復弘農(nóng)》《克沙苑》《戰(zhàn)河陰》《平漢東》《取巴蜀》《拔江陵》《受魏禪》《宣重光》《哲皇出》《平東夏》《禽明徹》。

（三）西涼樂曲《永世樂》

郭茂倩《樂府詩集》引《隋書·音樂志》曰：“后魏太武平河西，得西涼樂，其歌曲有《永世樂》?！?sup>[67]因此當補西涼樂曲《永世樂》。

（四）太武帝時《溫泉之歌》

《魏書·世祖本紀》載：“始光三年（426年）春正月癸卯，行幸廣寧，臨溫泉，作《溫泉之歌》?！?sup>[68]《溫泉之歌》亦為北魏樂府歌章。

（五）孝文帝時《勸戒歌》三百余章

《魏書·樂志》記載：“（太和）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為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弦。”^[69]既云“宣之管弦”，《勸戒歌》是入樂演唱的。據(jù)《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時文明太后為王叡造宅，故亦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群官，丕上疏贊謝?！?sup>[70]太和八年（484年）亦有《勸戒歌》，《魏書·皇后列傳》曰：“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sup>[71]此次太后作歌，在高祖為馮太后在方山營建壽陵及永固石室之后，營建陵室自太和五年至八年歷三年而成，故其作《勸戒歌》時在太和八年之后。

（六）《中山王樂》

《中山王樂》為孝文帝時寵臣王叡所制樂曲。王叡，字洛誠，姿貌偉麗，解天文卜筮。興安（452年）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lǐng)太史。承明元年（476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于是內(nèi)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及其生病，高祖、太后每親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于道。四十八歲去世時，《魏書·恩倖列傳》記載：“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jiān)護喪事。贈衛(wèi)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nèi)侍長董丑奴營墳墓，將葬于城東，高祖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余人。乃詔為叡立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于諸殿，命高允為之贊。京都士女謟稱叡美，造新聲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sup>[72]《中山王樂》為京都士女所創(chuàng)新聲，諂美王叡之辭迎合高祖、太后之意，曾采入孝文帝樂府演唱。

（七）常景《扶風歌》十二首

常景，字永昌，河內(nèi)人。聰敏有才思，雅好文章，為孝文帝門下錄事、太常博士。宣武時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中書監(jiān)。延昌初，兼太子屯騎校尉。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載其擬劉琨作《扶風歌》十五首。^[73]《魏書·外戚傳》云其作歌十二首：

阿那環(huán)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環(huán)執(zhí)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jīng)瓫山，臨瀚海，宣敕勒眾而返。景經(jīng)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74]

《樂府詩集》引《北史》曰：“阿那環(huán)，蠕蠕國主也。蠕蠕之為國，冬則徙渡漠南，夏則還居漠北?！庇忠锻ǖ洹吩唬骸叭淙渥酝匕铣踽阍浦校从蟹N落。后魏太武神中強盛，盡有匈奴故地。阿那環(huán)，孝明帝時蠕蠕國主?！?sup>[75]常景《扶風歌》創(chuàng)作于李崇追討阿那環(huán)之后，此事發(fā)生于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魏書·天象志》記載：“是歲八月，蠕蠕后主來奔懷朔鎮(zhèn)。間歲，阿那環(huán)背約犯塞，詔尚書令李崇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余里，不及而還?！?sup>[76]所謂背約犯塞是指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之時，被阿那環(huán)劫持逃奔漠北之事。無奈李崇等人率十萬騎兵追討三千余里，亦沒有追上，只好令常景出塞宣敕眾人返回。出塞途中登山臨水之際，常景悵然而感西晉劉琨末代之悲，擬其《扶風歌》作新辭十二首。常景久掌樞密，熟悉樂府音樂，兼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只可惜《扶風歌》辭已不存。

（八）田僧超《壯士歌》《項羽吟》

《洛陽伽藍記》卷四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為《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jù)，虎吏充斥，賊師萬俟丑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為之旰食，延伯出師于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耀武于前，僧超吹壯士笛曲于后，聞之者懦夫成勇，劍客思奮。延伯膽略不群，威名早著，為國展力，二十余年，攻無全城，戰(zhàn)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常令僧超為壯士聲，甲胄之士莫不踴躍。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zhèn)戎豎。二年之間，獻捷相繼。丑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鐘子期不能過也。”^[77]

《樂府詩集》無《壯士歌》《項羽吟》曲題，不過琴曲歌辭有《力拔山操》，為項羽垓下被圍時所唱：“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78]田僧超吹笳、笛以鼓舞士氣，其《壯士歌》《項羽吟》應為胡樂。

（九）魏收、祖珽《出塞》

《北齊書·祖珽列傳》記載：“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sup>[79]蠕蠕國主阿那環(huán)曾于太昌元年（532年）為其長子求娶公主，永熙二年（533年）孝武帝亦曾以范陽王元誨長女瑯邪公主許之，未及婚，孝武帝入關(guān)，齊獻武王奉迎不克，與之有隙，與百官擁立敬帝。興和（539～542年）中，齊獻武王為相，招懷荒遠，“以常山王妹樂安公主許之，改為蘭陵公主”^[80]。

《樂府解題》曰：“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已來，唯傳十曲：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guān)》，四曰《入關(guān)》，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之揚》，十曰《望行人》。后又有《關(guān)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sup>[81]《出塞》曲本來就是胡人之樂，但自漢魏晉以來已經(jīng)在中原傳唱廣泛。魏收及祖珽《出塞》當是以流行的《出塞》曲調(diào)配以蘭陵公主出塞為內(nèi)容的新辭，創(chuàng)作方式屬于依舊曲制新辭。

（十）北齊后主《無愁曲》

《樂府詩集》引《隋書·樂志》曰：“北齊后主自能度曲，嘗倚弦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音韻窈窕，極于哀思。使胡兒閹官輩齊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sup>[82]《無愁曲》流傳到唐代，《樂府詩集》引《唐會要》曰：“天寶十三載，改《無愁》為《長歡》?！?sup>[83]到了晚唐，詩人李商隱作有《無愁果有愁曲》三首，曰：“《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也?！?sup>[84]足見此曲影響之深遠。

二 名辭俱存篇目

（一）溫子昇《相國清河王挽歌》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逯載錄溫子昇的《相國清河王挽歌》一首，辭曰：“高門詎改轍，曲沼尚余波。何言吹樓下，翻成薤露歌?！?sup>[85]這首挽歌是哀悼清河王元懌的挽歌，據(jù)詩尾句“翻成薤露歌”可知，這首挽歌的曲調(diào)就是漢代著名的《薤露》，是漢代以來專為王公大族送葬用的曲調(diào)。

（二）王容《大堤女》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載錄王容《大堤女》一首，辭曰：“寶髻耀明珰，香羅鳴玉佩。大堤諸女兒，一一皆春態(tài)。入花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來亦相愛。”^[86]其曲調(diào)來源于劉宋隨王的《襄陽樂》，梁武帝又制《雍州曲》，其中之一便為《大堤》，歌頌襄陽女子的美貌。王容《大堤女》是受到南朝劉宋至梁以來頗為知名的襄陽樂曲影響而制的新題樂府。

（三）高昂《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

高昂（491～538年），字敖曹，渤海修縣（今河北景縣）人?！侗饼R書·高昂列傳》載其出身豪族家庭，膽力過人，屢立戰(zhàn)功。武帝太昌初年（532年），曾被加官侍中、開府，晉爵為侯，食邑七百戶。孝靜帝天平初（534年），為侍中、司空公。元象元年（538年），高昂進封為京兆郡公，食邑一千戶。與侯景等一同進攻被西魏獨孤如愿占領(lǐng)的洛陽金墉城，在邙山北部一役中失利，被西魏軍殺害，時年四十八歲。其《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詩云：“卷甲長驅(qū)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厥捉^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87]詩題明確說明此詩是在行軍途中為相州刺史孫騰所作的《行路難》，《行路難》為樂府曲調(diào)，此為依舊曲作新辭。

（四）蕭綜《聽鐘鳴》《悲落葉》六首

蕭綜，字世謙，梁武帝蕭衍第二子。天監(jiān)三年（504年）秋七月甲子，封豫章郡王。五年，出為使持節(jié)、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尋進號北中郎將。據(jù)《梁書·蕭綜列傳》：天監(jiān)六年（507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蕭綜都督眾軍，鎮(zhèn)于彭城，與后魏將領(lǐng)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后高祖因連兵既久，慮有釁生，敕令蕭綜退軍。蕭綜恐怕自己南歸后無因復與蕭寶寅相見，于是帶領(lǐng)數(shù)騎連夜奔后魏，歷仕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等職?！堵犵婙Q》《悲落葉》作于奔魏以后，《梁書·蕭綜列傳》曰：“初，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88]。載《聽鐘鳴》三首辭曰：

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shù)，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

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棲，依依別鶴夜半啼。

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云悲海思徒掩抑。^[89]

周建江輯校《南北朝隋詩文紀事》曰：“《伽藍記·城東·龍華寺》略曰，洛陽城東建陽里有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上有二層樓，樓上有鐘，撞之聲聞五十里，太后移在宮內(nèi)，置凝閑堂。初，梁豫章王蕭綜聞此鐘聲，遂造《聽鐘歌》三首行于世”^[90]。所記歌辭稍有不同：

歷歷聽鐘鳴，當知在帝城。西樹隱落月，東窗見曉星。霧露朏朏未分明，烏啼啞啞已流聲。驚客思，動客情，客思郁縱橫。

翩翩孤雁何所棲，依依別鶴半夜啼。今歲行已暮，雨雪向凄凄。飛蓬旦夕起，楊柳尚翻低。

氣郁結(jié)，涕滂沱，愁思無所托，強作聽鐘歌。^[91]

《悲落葉》與《聽鐘鳴》為同一時期之作，《梁書·蕭綜列傳》載其辭曰：

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縱橫去不歸。

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guān)。^[92]

《聽鐘鳴》《悲落葉》皆運用三五七雜言交錯的體式，不同于齊梁文人詩五言或七言的整齊體制，應是為歌唱方便而采用的雜言結(jié)構(gòu)，《聽鐘鳴》最后一首亦云“愁思無所托，強作聽鐘歌”，證明它是歌唱的。加之蕭綜為梁武帝之子，封豫章王，到北朝后做過侍中等職，所作曲具備入樂府演唱的條件，因而這兩首屬于新題樂府詩。

三 歌辭歸類

北朝樂府詩《隴上歌》及《咸陽王歌》，《樂府詩集》將其歸為“雜歌謠辭”類，兩曲皆符合郭茂倩“雜曲歌辭”的設(shè)類標準，此處應作補正。

（一）《隴上歌》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干雖小腹中寬，愛養(yǎng)將士同心肝。驄父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zhàn)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93]

據(jù)《樂府詩集》引《晉書·劉曜載記》云：“劉曜圍陳安于隴城，安敗，南走陜中。曜使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余騎于陜中格戰(zhàn)，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zhí)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fā)，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與安搏戰(zhàn)，三交，奪其蛇矛而退，遂追斬于澗曲。安善于撫接，吉兇夷險，與眾同之。及其死，隴上為之歌。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94]?！峨]上歌》中的陳安有著并不高大英武的外貌，戰(zhàn)爭中卻有萬夫不當之勇猛，更難得的是將士之間肝膽相照的真情，于是有了《隴上歌》這發(fā)自內(nèi)心的贊美，然而面對眾多強勢的敵人，他只能一路敗走，終而被殺。一個失敗的英雄，在歷史上往往會留下笑柄，然而陳安留在人們心里的卻是無限的傷情和悲痛，甚至包括他曾經(jīng)的敵人劉曜在內(nèi)！劉曜命樂府歌之，又給英雄多少的尊重！劉曜于公元318年建立了前趙政權(quán)，《隴上歌》進入其朝廷樂府演唱，應該有相對固定的曲調(diào)，因此不應再歸為雜歌謠，而是雜曲歌辭。這一點向回在其《雜曲歌辭雜歌謠辭研究》一書中亦有詳細闡述。^[95]

（二）《咸陽王歌》

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幾不能眠，夜起踏霜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96]

咸陽王元禧，字永壽，獻文帝第二子。太和九年（485年）封咸陽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出為冀州刺史，入除司州牧、兼太尉。尋加侍中、正太尉。宣武即位，受遺輔政，進位太保，領(lǐng)太尉。景明二年謀反，賜死。據(jù)《魏書·獻文六王列傳·咸陽王禧傳》略曰：“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则溕?，貪淫財色，姬妾數(shù)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shù)，田業(yè)鹽鐵遍于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jīng)營。世宗頗惡之。……世宗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齋帥劉小茍，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嘆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跤毡比虢疖?，眾懷沮異，禧心因緩?！矶磺塬@，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鎖格龍虎，羽林掌衛(wèi)之。……遂賜死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幾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涓杷炝髦两恚比嗽谀险?，雖富貴，弦管奏之，莫不灑泣”。^[97]

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咸陽王被賜死，宮人因其本事作此歌，后來流傳至江南，北人渡江以后，弦管奏之，經(jīng)常聽此歌而灑淚。說明此歌并非徒歌，應有固定的曲調(diào)，這種情形類似《高陽王樂人歌》。《樂府詩集》載有《高陽樂人歌》，最早收錄于《古今樂錄》，辭云：

可憐白鼻，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賒。

何處觴來？兩頰色如火。自有桃花容，莫言人勸我^[98]。

高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第四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拜中護軍，領(lǐng)鎮(zhèn)北大將軍。改封高陽王，行鎮(zhèn)軍大將軍。遷衛(wèi)尉，加散騎常侍，除鎮(zhèn)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進號征北將軍。宣武即位，遷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遷司空，轉(zhuǎn)太尉，加侍中，除太保。孝明即位，以為宗師，進太傅。為于忠矯詔所廢，以王歸第。靈太后臨朝，除侍中、太師，領(lǐng)司州牧，錄尚書事，兼太保，進位丞相。孝莊初，于河陰遇害，謚曰文穆王。高陽王與咸陽王皆為獻文帝之子，其樂人所作歌，皆傳至江南，仍在演唱。因此，《樂府詩集》既將《高陽王樂人歌》歸入雜曲，《咸陽王歌》亦屬雜曲。

第三節(jié) 北朝樂辭的入樂情況

樂府詩不同于一般的詩歌文本，它的創(chuàng)制、使用及流播，其核心關(guān)節(jié)點在于是否實現(xiàn)了入樂入舞，入樂入舞既是樂府詩創(chuàng)制的目的，也是其價值得以實現(xiàn)的方式。樂府詩是否入樂必然關(guān)聯(lián)到樂府音樂、樂府制度所可能施予的限制及影響。比如一首樂府詩雖然創(chuàng)制出來，卻可能不被詔許使用，這就極大地限制了樂府詩的流傳及影響。樂府詩在創(chuàng)制、使用到流播的過程中，與音樂的結(jié)合方式又是極為具體、靈活的，致使樂府詩的生態(tài)呈現(xiàn)出復雜性。比如一首樂府詩在入樂過程中會對原辭進行加工，從而產(chǎn)生歌辭形態(tài)上的變化，又或衍生變曲，產(chǎn)生新辭?？傊魳穼犯姷挠绊懯侵陵P(guān)重要的。從入樂的角度梳理北朝樂府內(nèi)樂辭的使用情況，為我們估量其價值及影響，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意義。

一 郊廟歌辭

北朝現(xiàn)存郊廟歌辭九十五首，包括齊武成帝時期五十五首，^[99]北周四十首，各施用于本朝。后魏朝雖無郊廟歌辭創(chuàng)制，但實際在郊廟的禮樂場合卻不乏類似于郊廟性質(zhì)的歌辭用于演奏。這種樂歌包括如下三種：第一，中原古雅樂。正始四年春，太樂令公孫崇《請以高肇監(jiān)樂務表》云：“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余韻，又有《文始》《五行》《勺舞》?！?sup>[100]又《魏書·樂志》云：“世祖（按太武帝拓跋燾）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jīng)鲋荩闷淞嫒?、器服，并擇而存之?！?sup>[101]這些古雅樂一直存于北魏樂府，其使用情形卻不容樂觀。由于南北戰(zhàn)亂，宮懸樂器損毀及樂工藝人流亡，后魏樂府的雅樂建設(shè)一直未見成效。北魏歷代君主忙于經(jīng)營四方，開疆拓土，無暇于禮樂之事，直至孝文帝太和年間，命中書監(jiān)高閭草創(chuàng)古樂，然而隨著高閭的去世，雅樂建設(shè)的任務只好委派給公孫崇，苦心經(jīng)營了十余年，仍然存在著體制舛謬、未合古義之弊。永平三年，太常卿劉芳請求重修?！段簳分尽份d其奏書云：

大魏應期啟運，奄有萬方，雖日不暇給，常以禮樂為先。古樂虧闕，詢求靡所，故頃年以來，創(chuàng)造非一，考之經(jīng)史，每乖典制。遂使鏗鏘之禮，未備于郊廟；鼓舞之式，尚闕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禮樂是司，所以仰慚俯愧，不遑寧處者矣。自獻春被旨，賜令博采經(jīng)傳，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諸曲。今始校就，謹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時儒彥討論終始，莫之能異。謹以申聞，請與舊者參呈。若臣等所營形合古制，擊拊會節(jié)，元日大饗，則須陳列。既歲聿云暮，三朝無遠，請共本曹尚書及郎中部率呈試。如蒙允許，賜垂敕判?！痹t曰：“舞可用新，余且仍舊”^[102]。

宣武詔令劉芳、崔光等人修定金石樂律，造制郊廟樂舞，準備在元日大饗之時試用登歌、鼓吹等曲辭及金石樂器，但由于東平王元匡等各樹朋黨，爭議紛紜，最終詔令不予施用。至正光年間，侍中、安豐王延明又受孝明帝詔監(jiān)修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卻因為戰(zhàn)爭等原因無所制造。加之永安末年胡賊入京，樂器盡焚毀。節(jié)閔帝普泰二年（532年），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再次營理金石，永熙二年（533年）二人上表論及古雅樂的使用情況：

自中原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后，舊章湮沒。太武皇帝破平統(tǒng)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nèi)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圣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103]

北魏朝在孝文帝之前并沒有創(chuàng)制郊廟雅樂，而是間用從統(tǒng)萬所獲古雅樂，包括正聲歌五十曲，孝文、宣武以后雖屢下詔令營修金石樂律，但終不能合于古制。到了永熙二年，只能演奏古雅樂中的二十三曲。郊廟用樂時只能列宮懸雅樂于四廂，作為一種擺設(shè)，實際上卻以《真人代歌》或燕、趙、秦、楚之雜歌充當雅樂。

第二，道武帝天興年間輯集完成的《簸邏回歌》《真人代歌》^[104]，這部分樂章數(shù)量不少于一百五十章。這些樂章的使用時間很長，貫穿于整個后魏一朝。由于《真人代歌》的樂章記錄了北魏拓跋氏的成長發(fā)展歷程，其性質(zhì)相當于《詩經(jīng)》中的雅、頌類樂歌，又是以本土的語言及音樂來演奏，故此《真人代歌》為后魏歷代君主所重，一直沿用。即便在宣武帝時期，崔光等人依仿中原禮樂，重新創(chuàng)制歌頌君主功德的鼓吹曲辭，卻也未被詔許施用，由此足以證明《簸邏回歌》《真人代歌》在北朝樂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第三，孝文帝時期由中書監(jiān)高允等人輯集完成的《國語真歌》《國語御歌》，《魏書·樂志》載：“七年秋，中書監(jiān)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yè)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sup>[105]這部分樂歌的內(nèi)容涉及國家王業(yè)符瑞及祖宗德美，其重要性類似于《簸邏回歌》《真人代歌》，在樂府中的地位當然不容忽視。

《隋書·音樂志》《樂府詩集》關(guān)于北齊、北周郊廟樂辭均有記載，上文已述，茲不贅言。綜上，北魏、北齊、北周三朝郊廟樂辭創(chuàng)制及使用情況，詳見表1-5。

表1-5 北朝郊廟樂辭創(chuàng)制使用情況一覽表

續(xù)表

二 燕射歌辭

北朝現(xiàn)存燕射歌辭三十四首，包括北齊“元會大饗歌”十首，北周庾信所作“五聲調(diào)曲”二十四首。但北朝實際演奏的燕射歌辭卻種類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