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問:汪子琳
著名學者湯一介先生少年時期并不是一個“好學生”,后來卻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對于教育,湯一介先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
延安的誘惑
問:湯老,能講講您的受教育經(jīng)歷嗎?
湯一介:在小學和中學時,我都不是一個學習成績非常好的學生,當然有一些客觀上的原因,也有一些主觀上的原因。客觀原因,就是兩個小學我都沒念完。1939年的冬天,正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跟我母親還有弟妹們要從北平到昆明去(因我父親在昆明),因此我只上了小學六年級的第一學期。到昆明我就上了初一,而且是一所不大好的縣立中學,學習受了一些影響,成績不是特別好,而且我也不太努力。
后來我就轉(zhuǎn)到一所比較好的學校,就是西南聯(lián)合大學附中,讀初二,跟不上,然后又讀了一年的初一。這樣,當然對我心理上有影響,就覺得自己等于留級了(說到這兒,湯老很開朗地笑起來)!
有一個初三的同學,比我大一點點,我們看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本書后,就覺得延安也許很有意思,就想去延安。那位讀初三的同學就說,他帶我們一起去。我們就從昆明偷偷地跑到貴陽,準備從貴陽到重慶,然后到西安再到延安??墒窃谫F陽就被當時的警備司令部抓住了。因我們走后,昆明發(fā)現(xiàn)我們五個人不在了,大概在各個地方都下了通知:有五個學生逃跑。我們被抓后就被關(guān)在警備司令部。
當時我們正好帶了本《二萬五千里長征》,如果被查出來會很危險,帶領(lǐng)我們的那個同學就更危險。正好頭天晚上把我們關(guān)在一間地板很破爛的房子里,地板有很多縫,我們就把書撕掉,一張一張塞進去,并約好說我們要到重慶念書,為什么要到重慶念書?因我們對當時的訓導長有意見,他不公正什么的……編了一套東西。
第二天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就一個一個問:“你們要干嗎?”我們都說得差不多。問我們喜歡讀什么書?我們當然沒說讀《二萬五千里長征》,我說我喜歡讀巴金的書(湯老不禁為自己的機智頗得意地笑起來)。然后聯(lián)大附中的教務長就把我們帶回昆明。這樣我就不能在聯(lián)大附中讀書了,因我們“逃跑”。
問:那學業(yè)豈不又中斷了?
湯一介:后來因我一個堂姐在重慶南開中學教書,然后我就轉(zhuǎn)到重慶南開中學去上學。但我跳了一級,不讀初三,就讀高一,學習非常困難,數(shù)學就考不及格,又要留我一級(湯老再次開朗地笑起來)。我就上了兩年的高一,但我覺得很不自在,因我留級后跟我同班的年齡都比我小,我就不想讀了,要回昆明。所以高一也沒有讀完,只讀了一學期。
回到昆明,我也不可能再進聯(lián)大附中了,那我就自學吧,同時在西南聯(lián)大先修班旁聽。但那先修班是為考大學做準備的,我連高一都沒讀完,就準備考大學,顯然不行。所以1946年我考大學,沒考上。那時我就很泄氣,人生到底有什么意義?就考慮這些問題。
不過,在沒有上學的過程中有一個好處:就是讀了很多書,比方說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大家的書,還讀了一些佛經(jīng),因我父親是研究佛教的。再讀一些中國的四書五經(jīng)之類的書。這個可能對我打下了一定的基礎(chǔ),就是知識面比較寬一些。1946年11月我回到北京,北大辦了一個先修班,也就是大學預科班,我就進了先修班,在先修班倒是正規(guī)地學了一年,所以到1947年我就升入北大哲學系。
我的求學是這么一個過程。那么在這個階段,我自己覺得我并不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吧,東看看,西看看。入了大學以后,我總的來講比較努力。
教育太急功近利
問:您為何選擇從事教育工作?
湯一介:因我對教書很有興趣。一是受我的老師影響,我覺得我的老師都很好,像我的榜樣似的。二是教學生還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我自己對讀書很感興趣,對做事不感興趣,我愿意看很多書。還有我想我父親也希望我做一個教書匠,因他給我起的名字就是“一介”,一介書生嘛!我應該做個書生,大概是這樣的,我想他的意愿也是要我當一個老師。所以我這一生主要是教書、寫書、編書這些事情。
問:從事教育工作這么多年,您的教學經(jīng)驗一定很豐富吧?
湯一介:研究哲學,我的第一條經(jīng)驗就是:先要學好西方哲學,再研究中國哲學。為什么?因西方哲學注重分析。你自己應該鍛煉出一套分析的能力來,也會分析。否則你不會分析的話,很可能你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你能分析,你思想才比較清楚。
第二條是你敢于提問題,要不斷地提出新的問題來,那么你才能前進。你要老是做別人的問題重復別人的問題,就沒有意義了。一定要自己提出新的問題來!
第三條是你要擴大你的知識面,不要都限在你的哲學里面。比方說你可以弄點歷史,弄點文學,甚至可以弄點社會學、人類學、自然科學,你都去涉獵一點,這樣你才能跟上時代。還有現(xiàn)在這個時代,是一個跨文化和跨學科的時代。文化你不能只了解你自身已有的文化,你一定要了解其他系統(tǒng)的文化,你必須了解西方,了解印度,了解阿拉伯,特別是西方,西方現(xiàn)在是強勢文化。搞哲學的還需要了解一點科學,了解科學前沿的問題是什么。我父親曾說過:“一個第一等聰明的人,如果他不努力,他可能連第二等、第三等的成績都做不出來。但是,一個第二等聰明的人,如果他努力的話,他可能做出第一等的成績?!睂Υ宋沂请y忘的,所以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問:您認為目前中國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湯一介:主要的是急功近利。對應用學科投入很大,在基礎(chǔ)學科上投入很少,而且不受重視,一直是重理輕文。而理科里頭常常像數(shù)理化這些基礎(chǔ)學科也不受到重視。現(xiàn)在北大的文史哲就不受重視,政經(jīng)法比較受重視。我們現(xiàn)在文科那么多系,連座大樓都沒有。生物,有生物大樓;物理,有物理大樓;化學,有化學大樓;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當然科學很重要,但你沒有文化底蘊的話,科學是飄浮的。而且培養(yǎng)出來的人,很多人并不愛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
最近,我看到的一份報紙上說:“中國可以稱為生物學家的大概有三百多人,美國有一萬多人,而美國這一萬多生物學家里,有三千人是中國人。他們不回來,因回國的條件沒有美國的條件好……”我就想,中國要設(shè)法把他們吸引回來才行。要政治寬松、學術(shù)自由的環(huán)境,這樣教育才能培養(yǎng)出真正杰出的人才來。
問:您一輩子從事教育事業(yè),您認為作為一個教師,最重要的是什么?
湯一介:孔子講“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而不厭,學習就不要有厭煩,要不斷地學習。
誨人不倦,因為我是老師,誨人不要懈怠。我想這兩句話很有意義。
我們都不追求名利
問:您平常除了教書治學之外還有什么愛好?
湯一介:我喜歡聽音樂,而且主要聽西洋古典音樂,比方說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還有巴赫的那些東西,現(xiàn)代音樂不聽。你看我那些CD都是西方古典音樂,晚上睡覺以前我都聽聽音樂。
我還愛好旅游,但我旅游地方不多,時間也不多。有機會我就旅游。比方說我在澳大利亞墨爾本教了半年書,賺了一筆錢,我就到新西蘭、澳大利亞各處去旅游。我在美國一個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就到歐洲去旅游了七國。去年在瑞典開會,同行的人都回國了,我就到瑞典海邊上的一個旅館,跟樂黛云單獨住了幾天。國內(nèi)昆明,特別是麗江這些地方特別好,我希望能多去那里,但沒有時間。
問: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性格?
湯一介:我這個人性格比較平和,優(yōu)點就是能團結(jié)人,即使跟我觀點不同的人,我都能團結(jié)。比如我辦這個文化書院,我當了17年的院長,現(xiàn)在我退下來又當名譽院長。不同學問的學者我要請他,他都參加。因為我不跟人家爭啊,我沒有爭名譽、地位的要求。我不爭什么,自然就會起到很好的效果。我們中國文化書院里有激進派的學者,有保守派的學者,有自由主義派的學者,什么學者都有。我希望大家和諧共處,不要發(fā)生很多矛盾,特別是不要為個人的名利和別人發(fā)生矛盾,沒有意義?!兑捉?jīng)》里講“太和”:太和是什么?是和之至,是和的最高程度。其實我覺得人就應該追求太和,各方面都很和諧。
當然我也有缺點,就是事情放不下,什么事情都想做得比較好,所以就比較累。比方編纂《儒藏》我大小事情都要過問,我總怕出錯誤,而且常常想到一個最壞的可能,那我就很緊張。因編纂《儒藏》是教育部的重點研究項目,非常大的工程。我們已經(jīng)準備了一年多的時間,而且現(xiàn)在有22個學校跟我們合作,由我擔任首席專家。這事情如果出了問題,又是一個最壞的可能,我怎么辦?所以我很擔心,很累,這影響我的身體。這一點是我的缺陷。樂黛云這一點比我好,她想做的事情,她常常想最好的可能,當然這也危險,因為最后可能也達不到最好的可能。
問:那在您眼中,您的夫人樂黛云老師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湯一介:她這個人非常開朗,沒有很多城府,直來直去,所以有時也容易得罪人,但她確實也不追求名利。另外就是她也容易認人不準確,有些不怎么好的人,她認為很好,我常常說她:“這人并不怎樣,你別相信他,相信他麻煩?!钡_實開朗,她胸襟也很開闊,不大計較那些小事。她比我勤奮,每天都坐在電腦前工作。當然她的生活也很坎坷,她當了20年的右派,所以她真正搞比較文學是1980年才開始的,比較文學帶頭人應是她。雖然我與她性格不同,但我跟她相處得很好,很少吵架,不和諧的地方很少。當然急躁的時候也有,但不會因為急躁而吵架。
問:您最大的快樂是什么?
湯一介:如果沒有壓力,我覺得是最大的快樂(說到這兒,湯老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儒藏》給我的壓力很大,我希望它做好,但很多條件不具備。因做壞了不是你個人的事情,是北大的,也是國家的事情,可我現(xiàn)在經(jīng)費不夠,人手也不夠,各個方面的問題都不好辦,所以感覺到有壓力。
原刊于《現(xiàn)代教育報》,2004-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