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浮屠與佛

1947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浮屠與佛》，主要是論證中國最古佛典翻譯中的“佛”字，不是直接從梵文Buddha，而是間接通過吐火羅文A（焉耆文）p?t和B（龜茲文）的pud，pūd譯過來的。一個字的音譯，看來是小事一端，無關宏旨，實則與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有關，決不可等閑視之。文章中有一個問題頗感棘手，這就是，吐火羅文的p?t、pud和pūd都是清音，而“佛”字的古音則是濁音。由于周燕孫（祖謨）先生的幫助，這個問題算是勉強解決了。從那以后，雖然有時仍然有點耿耿于懷，但是沒有認真再考慮這個問題。

最近幾年讀書時讀到一些與此問題有關的新材料或者對舊材料的新解釋，覺得有必要對那篇文章加以補充和擴大，于是寫了這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分為兩部分：一、“佛”字對音的來源；二、從“浮屠”與“佛”的關系推測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

一、“佛”字對音的來源

正如我在上面講到的，1947年那篇文章遺留下來的關鍵問題是清音與濁音的對應問題。原來我認定了對音的來源是清音。周燕孫先生的解釋也是從這個角度上下手的。但是，時隔四十年，現(xiàn)在看到了一些以前不可能看到的新材料，我們大可以不必這樣去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地去解決問題了?！胺稹弊值膶σ魜碓从袠O大可能就是濁音。

本來在回鶻文中“佛”字就作but，是濁音，這我在那篇論文中已經(jīng)講過?？墒俏耶敃r認為“佛”字是譯自吐火羅文，對回鶻文沒有多加考慮。這至少是一個疏忽。許多佛教國家的和尚天天必念的三歸命，在回鶻文中是：

歸命佛（南無佛）namo but

歸命法（南無法）namo drm

歸命僧（南無僧）namo sa

在這里，梵文Buddha變成了but。回鶻文中還有一個與梵文Buddha相當?shù)淖郑篵ur。梵文中的devātideva（天中天）在回鶻文中變成了tri trisi burxan。burxan這個詞兒由兩個詞兒組成，-bur，-xan。bur就是Buddha。這個詞兒約相當于吐火羅文A的ptānk?t（k?ssi）和p?ttānk?t（k?ssi），B的pudn?kte或（k?ssi）pudn？kte。

這個bur是怎樣來的呢？根據(jù)A．von Gabain的意見，它是由but演變過來的。她認為，在中國北方的某一個方言中，-t讀若-r，中國人把tatar音譯為“達怛”（古音以-t收尾），也屬于這個范疇。

H．W．Bailey對這個問題也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他說：

但是“佛”（Buddha）也用另一種形式從中國傳入中亞。西藏文hbur表示出八世紀頃漢文“佛”字的讀音，這個-r代表從尾音-t發(fā)展過來的漢文尾音輔音。粟特文復合詞pwrsnk*bursang“佛陀僧伽”中有這個詞兒。這個詞兒從粟特文變成了回鶻文bursang，以同樣的形式傳入蒙古文。回鶻文（在蒙古文中作為外來語也一樣）burxan的第一部分，可能就是這同一個bur-“佛”。于是回鶻文t？ngri burxan意思就是“天可汗佛”，但是這個含義不總是被充分認識的，以致摩尼教回鶻文典籍中burxan zrusc意思是“Burxan瑣羅亞斯德”。在另一方面，日文借用了帶-t的字，Butu（Butsu）。

他對t＞r的解釋同A．von Gabain稍有不同。但是，這是從中國傳入中亞的，證據(jù)似還不夠充分。

上面我談了回鶻文中梵文Buddha變?yōu)閎ut然后又由but變?yōu)閎ur的情況，其間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亞新疆的古代語言。我現(xiàn)在專門來談Buddha在一些語言中變化的情況。我先列一個表：

大夏文Buddha變成了bodo，boddo，boudo

拜火教經(jīng)典的中古波斯文（巴列維文）Buddha變?yōu)閎wt

摩尼教安息文Buddha變?yōu)閎wt / but/

摩尼教粟特文Buddha變?yōu)閎wty，pwtyy

佛教粟特文Buddha變?yōu)閜wt

達利文Buddha變?yōu)閎ot

從上列這個表中，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這些文字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大夏文，在這里，原來的梵文元音u變成了o或ou，此外則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類是其他屬于伊朗語族的文字，在這里變化較大。與梵文原字相比，差別很明顯：由原字的兩個音節(jié)變?yōu)橐粋€閉音節(jié)，原字的尾元音-a（巴利文是-o，梵文體格單數(shù)也是-o）丟掉了。唯一有點問題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語尾上有-y或-yy，可能代表一個半元音。即使是這樣，也并不影響大局，-y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梵文-u相對應，它可能仍然是一個音節(jié)。至于在1947年那一篇論文中最讓我傷腦筋的清音濁音問題，在這里已不再存在了。這里絕大部分都是濁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據(jù)H．W．Bailey的解釋，這也不是問題。他說：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語族的濁輔音b d g在字頭上變成摩擦音βδγ，在含有b d g的外來詞中，它們都需寫成p t k。因此，pwty這個拼法就等于But-。在新波斯文中，but與這個形式正相當，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義在新波斯文許多章節(jié)中仍很明顯。

這樣一來，清音濁音問題中殘留的那一點點疑惑也掃除凈盡了。

Bailey還指出來，Bundhisn中有but這個字，它是企圖用來代表Avesta中的Būiti這個字的。新波斯文證明有*Butl這樣一個字的，這個字與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應。學者們認為，這就是Buddha“佛”。

根據(jù)上面的敘述，1947年論文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全部徹底解決了。再同“佛”與“浮屠”這兩個詞的關系聯(lián)系起來考察，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第一類大夏文中與梵文Buddha對應的字，有兩個音節(jié)，是漢文音譯“浮屠”二字的來源，輔音和元音都毫無問題。第二類其他伊朗語族的文字中，與Buddha對應的字只有一個音節(jié)，是漢文音譯“佛”字的來源。難道這還不夠明確嗎？這個極其簡單的現(xiàn)象卻有極其深刻的意義。下面“二”中再詳細闡述。

我在這里再談一談吐火羅文的問題。德國學者Franz Bernhard寫過一篇文章：《犍陀羅文與佛教在中亞的傳播》。主要是論證佛教向中亞和中國傳播時，犍陀羅文起了極其重要的橋梁作用。他舉出“彌勒”這一個漢語音譯詞兒來作例子。他認為，“彌勒”這個詞兒是通過犍陀羅文Metraga譯為漢文的。他在這里順便提到“佛”字，并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論文：《浮屠與佛》。他說：

沒有提供一個詳盡的論證，我想指出，人們可以看到，漢文“佛”字音譯了一個古吐火羅文*but-（可以和西吐火羅文‘pudn？kte’中的‘pud-’與東吐火羅文‘ptānk？t’相比）——由此可見，“佛陀”是一個次要的（晚出的）形式。

證之以我在上面的論述，Bernhard的構擬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腳的。這也從正面證明了，我對“佛”字來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

二、從“浮屠”與“佛”的關系推測佛教傳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

關于佛教傳入中國的問題，我在1947年的論文中曾作過推測：

中國同佛教最初發(fā)生關系，我們雖然不能確定究竟在什么時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據(jù)我的看法，還是直接的；換句話說，就是還沒有經(jīng)過西域小國的媒介……即便從陸路經(jīng)過中亞小國而到中國，這些小國最初還沒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國來的過路而巳。當時很可能已經(jīng)有了直接從印度俗語譯過來的經(jīng)典?！端氖陆?jīng)》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這一名詞的形成一定就在這個時候……到了漢末三國時候，西域許多小國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國來傳教，像安士高、支謙、支婁迦讖、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這時候，西域小國對佛教入華才真正有了影響。這些高僧居士譯出的經(jīng)很多?，F(xiàn)在推測起來，他們根據(jù)的本子一定不會是梵文原文，而是他們本國的語言。“佛”這一名詞的成立一定就在這時期。

我當年作這些推測的時候，自己心里把握不太大，覺得頗多浪漫主義。我說的話似乎超過了我當時所掌握的資料。時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現(xiàn)，再回頭看我這些推測，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說的直接發(fā)生關系，現(xiàn)在看來就不妥——大部分意見是站得住腳的，我頗感自慰。但是，時間畢竟已經(jīng)過去了四十三年?，F(xiàn)在根據(jù)新材料做一些補充與修正，看來正是時候了。

總起來看，我在上面“一、‘佛’字對音的來源”中得出來的結論：大夏文基本上保留梵文Buddha的原形，有兩個音節(jié)，正與漢譯“浮屠”相當。伊朗語族其他文字，只留下一個音節(jié)，正與漢譯“佛”字相當?！案⊥馈背霈F(xiàn)在前，“佛”字在后。這與我的推測是完全相符的。

我現(xiàn)在想進一步來探討這個問題。有這樣一些問題需要回答：大夏語與《四十二章經(jīng)》是什么關系？犍陀羅文與《四十二章經(jīng)》是什么關系？伊朗語族諸語言與《四十二章經(jīng)》是什么關系？看來《四十二章經(jīng)》是一部關鍵性的書，我在下面就圍繞著這一部書分成以下幾個問題來討論：（一）《四十二章經(jīng)》與大月支；（二）《四十二章經(jīng)》原本語言；（三）支謙等譯經(jīng)的語言問題；（四）幾點想法。

（一）《四十二章經(jīng)》與大月支

《四十二章經(jīng)》的真?zhèn)芜^去是有爭論的。梁啟超認為是偽，湯用彤認為是真，現(xiàn)在學術界接受的一般是后者的意見。湯先生經(jīng)過了細致的考證得到了這樣幾點結論：一是《四十二章經(jīng)》出世甚早，東漢桓帝以前已經(jīng)譯出；二是前后共有兩個譯本。

《四十二章經(jīng)》與漢明帝永平求法傳說有關。東漢末牟子作《理惑論》，首先敘述了這件事，以后記錄者還很多。據(jù)湯先生意見，佛法入華當在永平之前。但是他說：“求法故事，雖有疑問，但歷史上事實常附有可疑傳說，傳說固妄，然事實不必即須根本推翻?！彼囊馑际钦f，永平求法還是有可信的成分的，是能夠成立的。

《四十二章經(jīng)》又與大月支有聯(lián)系。牟子《理惑論》和以后的許多典籍都明確記載著，這一部經(jīng)是在大月支取得的。《理惑論》說：“于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寫佛經(jīng)四十二章?！敝劣诖私?jīng)究竟是在何地譯出，許多典籍記載中有明顯矛盾意見：一主張在大月支譯出，一主張在國內(nèi)翻譯?？磥碓诖笤轮ёg出說，根據(jù)似確鑿可靠。

大月支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呢？它是游牧民族，行蹤飄忽不定。《前漢書》九十六上，《西域傳》說：（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這件事情發(fā)生的時間，約在西漢文帝至武帝時。

這樣一來，《四十二章經(jīng)》又與大夏發(fā)生了關系。因為，“于大月支寫佛經(jīng)四十二章”時，大月支已經(jīng)到了大夏。大夏君主原屬希臘遺民，佛法大概在漢初已在這里流行。漢武帝時，張騫曾奉使到這里來過。《三國志》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說：

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jīng)》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

這一段話說明了大月氏與大夏的關系，大月氏與印度的關系，大月氏與佛教的關系。至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jīng)》，是在大月氏呢，還是在中國？有兩種可能，有兩種意見。不管怎樣，大月氏在公元前已流行佛教，這比《四十二章經(jīng)》又要早了。

我在這里附帶談一個問題?！独砘笳摗氛f，明帝派人到大月氏寫《四十二章經(jīng)》，其中竟有張騫。這在時間上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我認為，其中透露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信息：這時大月氏是在大夏，因為張騫奉使大夏的故事，當時街談巷議中必廣泛流傳，一想到大夏，就想到張騫了。

（二）《四十二章經(jīng)》原本語言

把與《四十二章經(jīng)》有關的問題都交待清楚以后，現(xiàn)在應該探討此經(jīng)的語言問題了。在1947年的論文中，我說它是從中亞一種俗語譯過來的，這種想法是對頭的。但是，我當時不可能說出一種具體的語言。

最近林梅村提出了一個新見解：《四十二章經(jīng)》是從犍陀羅文《法句經(jīng)》譯過來的。他正在撰寫論文，他的詳細論點我毫無所知。但是，我覺得，在中國佛教史上，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值得探討。它還牽涉到《四十二章經(jīng)》原本語言究竟是什么，我就在這里先談一談我對于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供林梅村先生以及其他學者參考。一得之愚或者尚有些許可取之處吧。

從表面上看起來，《四十二章經(jīng)》與《法句經(jīng)》不完全一樣。但是從內(nèi)容上來看，則兩者實有許多相通之處。三國時失名之《法句經(jīng)序》說：“是后五部沙門，各自抄采經(jīng)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為品，于十二部經(jīng)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薄斗ň浣?jīng)》是這樣，《四十二章經(jīng)》也是這樣。所謂《四十二章經(jīng)》，原來并沒有“經(jīng)”字，足證它不是一部完整的“經(jīng)”。所以，湯用彤先生說：“且《四十二章經(jīng)》乃撮取群經(jīng)而成，其中各章，頗有見于巴利文各經(jīng)，及中國佛典者，但常較為簡略耳?！眱山?jīng)的性質(zhì)既然完全相同，即使表面上有差異，《四十二章經(jīng)》譯自《法句經(jīng)》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是否就是從現(xiàn)存的犍陀羅文《法句經(jīng)》譯的呢？還是一個有待于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根據(jù)林梅村最近的研究結果：這就從語言學上證明，這部犍陀羅語《法句經(jīng)》確實出于于闐故地，抄寫者無疑是位于闐人，因而把自己的土著語言羼入其中。

可是，我在上面已經(jīng)明確無誤地說明了《四十二章經(jīng)》是在大月支，也就是大夏抄譯的?，F(xiàn)存的犍陀羅文《法句經(jīng)》既然抄在于闐，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經(jīng)》的來源。道理是非常明顯的。

在大夏的那一本《法句經(jīng)》或《四十二章經(jīng)》是什么樣子呢？說實話，我自己并不很清楚。我現(xiàn)在只能作一些猜測。大月支到了大夏以后，由于環(huán)境關系，接受了佛教，估計會有一些佛經(jīng)翻譯?！斗ň浣?jīng)》或《四十二章經(jīng)》等，包含著小乘教義的最基本的內(nèi)容，簡直像一種“佛學入門”，對皈依者用處極大?？赡苁紫仍诜g之列，用的語言當然是大夏文。對于這種語言，我們過去毫無所知。近年以來，新材料發(fā)現(xiàn)越來越多，于是逐漸發(fā)現(xiàn)、認識了不少的詞匯。上面舉的那一部字典就是詞匯的匯集，bodo，boddo，boudo等字就見于其中，但是成本的佛經(jīng)譯文還沒有發(fā)現(xiàn)。我相信，將來地不愛寶，有朝一日，總會發(fā)現(xiàn)的。中國使者到了大夏，翻譯了《四十二章經(jīng)》，原本一定就是這一本大夏文的佛經(jīng)。譯文就是本經(jīng)兩個譯本的第一個。我推測，現(xiàn)存本經(jīng)中的那許多“佛言”，一定會是“浮屠言”，“浮屠”正與bodo，boddo，boudo相當。用“佛言”的現(xiàn)存的本子一定就是第二個譯本。這個本子的原始語言是中亞或新疆的某一種語言，其中梵文Buddha變?yōu)閎ut或者類似的形式，漢譯是“佛”字。

我在這里想補充幾句，談一談犍陀羅文《法句經(jīng)》的來源問題。它的來源并不排除是大夏文本，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梵文本的《法句經(jīng)》曾在新疆發(fā)現(xiàn)，足證《法句經(jīng)》在新疆是流行的。這個犍陀羅文的《法句經(jīng)》同梵文本有某種聯(lián)系，是完全可能的。犍陀羅文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經(jīng)》第二個譯本的母本。因為在后者中用的是“佛”字，而在犍陀羅文本中則是budhu，這個字也可以譯為“浮屠”。

（三）支謙等譯經(jīng)的語言問題

《四十二章經(jīng)》的語言既已確定，連帶提出來的是支謙、安世高等后漢、三國時期的譯經(jīng)大師的譯經(jīng)語言問題。對于這個問題過去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實則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不討論是不行的。

我現(xiàn)在就以《梁高僧傳》第一卷為基礎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在這一卷中后漢、三國時期的譯經(jīng)大師幾乎包羅無遺。至于攝摩騰和竺法蘭等人物，神話色彩頗濃，我在這里不談。

先將資料條列如下：

《安清（世高）傳》：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于是宣譯眾經(jīng)，改胡為漢。

（羨林按：“胡”字，元明刻經(jīng)改為“梵”字，下同。）

《支婁迦讖（支讖）傳》：漢靈帝時游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以漢靈之時，赍《道行經(jīng)》，來適雒陽，即轉梵為漢。（安）玄與沙門嚴浮調(diào)共出《法鏡經(jīng)》，玄口譯梵文，浮調(diào)筆受。先是沙門曇果于迦維羅衛(wèi)國得梵本，孟祥共竺大力譯為漢文。

《康僧會傳》附《支謙傳》：遍學異書，通六國語……謙以大教雖行，而經(jīng)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

《維只難傳》：以吳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赍《曇缽經(jīng)》梵本。

《竺曇摩羅剎傳》：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遍學……遂大赍梵經(jīng)，還歸中夏。

附《聶承遠傳》：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

《僧伽跋澄傳》：（趙正）請譯梵文……外國沙門曇摩難提筆多為梵文。

《僧伽提婆傳》：提婆乃于般若臺手執(zhí)梵文，口宣晉語……更請?zhí)崞胖刈g《中阿含》等。罽賓沙門僧伽羅叉執(zhí)梵本，提婆翻為晉言。

《竺佛念傳》：于是澄執(zhí)梵文，念譯為晉。

《曇摩耶舍傳》：以偽秦弘始九年，初書梵書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漢之言。

《梁高僧傳》卷一中有關梵文的記載就是這樣。“梵”原作“胡”?！拌蟆敝傅氖氰笪?，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么呢？弄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稱，擴大一點，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貶義。在《梁高僧傳》中，“胡”字可能有兩層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亞夷狄之文。統(tǒng)觀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曇果、維只難等傳中所說。但是絕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亞民族語言。支謙等人譯經(jīng)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謙傳》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說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亞民族語言。這一點從他們譯經(jīng)時使用的漢語音譯中可以明確無誤地看出來。比如漢譯“彌勒”一詞，不是來自梵文Maitreya，而是來自吐火羅文Metrak?？墒强瞪畷g《六度集經(jīng)》《舊雜譬喻經(jīng)》，失譯人名在后漢錄譯《大方便佛報恩經(jīng)》，支謙譯《佛說月明菩薩經(jīng)》《撰集百緣經(jīng)》《大明度經(jīng)》《佛說八吉祥神咒經(jīng)》，康孟祥譯《佛說興起行經(jīng)》，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jīng)》《道行般若經(jīng)》等等，用的都是“彌勒”。由此可見，支謙等譯經(jīng)所根據(jù)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亞和新疆一帶的吐火羅文和伊朗語族的語言。

（四）幾點想法

現(xiàn)在把上面討論的問題歸納一下，提出幾點想法。

1.1947年文章中提出的佛教“直接”傳入中國論，現(xiàn)在看來，不能成立了。我設想的佛教傳入兩階段說仍然維持。我用公式來表達：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國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亞新疆小國→中國

Buddha→but→佛

這兩個階段都不是“直接的”。

2．我這篇不算太長的論文解決了中國佛教史上兩個大問題：佛教是什么時候傳入中國的？通過什么渠道？但茲事體大，還要進一步研究。這有待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

1989年11月2日寫畢

附記

在寫作過程中，提供資料，幫助借書，我的兩位小友榮新江和錢文忠出了力，附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