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史中的“兩岸”

洪子誠

這個題目包含兩層意思，一層是中國新詩史怎樣處理“兩岸”的詩歌現(xiàn)象，另一層是“兩岸”的學人如何對待新詩史的寫作。

先談后面一個問題。

中國不僅是經(jīng)濟大國，中國大陸還是文學史生產(chǎn)大國，這個情況的產(chǎn)生，和大陸教育/學術體制密切相關。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詩探索》開辟專欄討論“重寫新詩史”，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重寫新詩史？》，說首先是要有新詩史，然后才能討論“重寫”——那時候，新詩史確實不多。20多年過去，大陸學人編寫的新詩史已成批涌現(xiàn)，成果斐然，粗略統(tǒng)計，各種冠以中國、臺灣、香港等的或全面系統(tǒng)，或?qū)ｎ}性質(zhì)的新詩史著應該有20種之多。

相對于大陸這邊在著史上的“或老驥伏櫪，奮不顧身”，或“初生牛犢，身手矯健”（陳平原語），臺灣的研究同行卻顯得相當沉寂。記得2005年8月在北京圓明園的達園賓館，有規(guī)模宏大的“中國新詩一百年國際研討會”舉行，會上，臺灣學者孟樊、楊宗翰宣布了他們合著“臺灣新詩史”的計劃，并公開它的結構大綱。因為關切這部著作，10年來我常在網(wǎng)絡上搜索，標示的總是“撰寫中”三個字。當年，楊宗翰在《臺灣新詩史：一個未完成的計劃》中，對臺灣在“新詩史撰述的毫無表現(xiàn)”有這樣的描述：

筆者敢斥為“毫無表現(xiàn)”，正是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一部由自己執(zhí)筆、完整的“臺灣新詩史”，有的只是關于詩史的后設批評（meta-criticism），以及自我催眠用的最好借口：（無盡地？）期待與盼望。大陸學者古繼堂早在1989年“替”我們寫了一本《臺灣新詩發(fā)展史》，出版后雖毀多于譽、罵聲不絕，卻遲遲未見本地學人獨撰或合寫（哪怕只是一部）詩史撰述來取代古著。唯詩人學者向陽（林淇漾）曾嘗試以“風潮”的角度切入，自1950起用十年一期來“斷代”，寫出了一系列的“現(xiàn)代詩風潮試論”。不過，向著偏重文學外緣研究（這當然與切入角度關系密切）且盡為單篇論文，體例不類文學史著作，迄今亦未涉及日治時期的臺灣新詩史，殊為可惜。在向著之外，另有兩場學術研討會必須一提：一為文訊雜志社于1995年舉辦的“臺灣現(xiàn)代詩史研討會”，一為世新大學英語系于2001年舉辦的“臺灣現(xiàn)/當代詩史書寫研討會”。兩者在設計上都有希冀結合眾學者之力，集體撰述臺灣新詩史之意圖；不過就會議論文集的成果來看，其實踐與目標間恐怕還有很大一段落差，故此構史共圖不幸只能草草落幕、不了了之。

這篇文章還預告了古添洪、陳慧樺、余崇生的《臺灣詩史》，但至今也仍是“寫作中”。雖說2006年有張雙英的《二十世紀臺灣新詩史》出版，但楊宗翰勾畫的情形似未很大改變。造成這個情況，楊認為主因緣于“集體合撰式的文學史觀點應該統(tǒng)一”這一迷思在作祟。這當然有道理，但其實應該有更廣泛，也更重要的原因。其中的一項是，對于詩史撰寫，不論是臺灣部分單獨論列還是與祖國大陸、香港等地集合評敘，在詩歌史觀念、架構、體例，以至起源、斷代分期、傳承、詩質(zhì)與詩型等方面，都離不開臺灣詩歌的定位。說古著的《臺灣新詩發(fā)展史》是“‘替’我們寫”，對《中國當代新詩史》的“臺灣當代詩歌是中國當代詩歌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說法斥為“武斷”并“憤恨不平”，都牽涉到臺灣詩歌“主體性”或“本土性”這一令撰述者有時感到困惑的問題。

另一原因是，詩歌史撰述與學術/教育體制之間的關系。楊宗翰用“在野性質(zhì)”來描述臺灣的詩歌史/文學史研究與祖國大陸的“最大不同之處”，他說，臺灣文學史/詩歌史研究還未被教育機構“徹底收編”，因此，也較少出現(xiàn)“注重體例、敘述、結構、配置是否符合教學上的要求”的撰述。這個觀點值得重視。確實，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迄今，臺灣有關新詩研究的論著數(shù)量一點也不少，“從文士學者的個人專著到研討會的集體發(fā)表”，“臺灣新詩研究雖然稱不上熱門或豐收，但從來就不曾冷僻或枯槁”，只是相較“正統(tǒng)”、體制化的新詩史撰述顯出差距而已。這里引發(fā)的問題是，這種為學術/教育制度所“收編”、規(guī)范的新詩史撰述是否那么重要？在一些詩人、批評家和讀者那里，可能更傾心于那種多樣鮮活的、“不規(guī)范”的研究論著，這種傾向也存在于祖國大陸的詩人和讀者中，最近，《一個人的詩歌史》受到的歡迎說明了這一點。就如這部書的推薦語說的，它“具有文學評論的精確與簡練，也有生活隨筆的細膩與溫潤，同時也自然帶出隨筆特有的一種思考”（柏樺），而寫作者個人感受積極參與，也是重要特色。這一從愛倫堡的《人，生活，歲月》獲得啟發(fā)的撰述體式，顯然與通常意義的詩歌史有很大不同。十多年前出版的《持燈的使者》和《沉淪的圣殿》，也屬于這種“另類”的詩歌史性質(zhì)。匯集當事人有關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和《今天》創(chuàng)辦情況的回顧文字的《持燈的使者》，編者就稱它為與體制化文學史不同的“邊緣化文學史寫作”。對這一“散漫的，重視細節(jié)的，質(zhì)感較強的”詩歌史，劉禾認為：

我覺得《持燈》和正統(tǒng)文學史寫作的關系應該倒過來看，不是《持燈》為文學史提供原始文獻，以補充和完善現(xiàn)有的文學史的內(nèi)容，而是恰好相反，《持燈》的寫作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現(xiàn)代文學史一貫的前提和假設，因為它所代表的傾向是另一類的歷史敘事……

奚密在論述“現(xiàn)代漢詩”的性質(zhì)的時候，將“邊緣性”特別提出。其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與制度化的語言、情感、思維方式保持距離，加以質(zhì)疑和再造，應該看作是現(xiàn)代詩歌存在的意義和它獲得生命活力的主要保證。相對于詩歌的這一特質(zhì)，詩歌研究和詩歌史寫作的“邊緣性”，就不應被看成是缺陷，而是一種積極的應對。毫無疑問，尋找“規(guī)律”，全面、條理化的詩歌史有它的價值，但是，能容納、有效處理感性細節(jié)的能力，呈現(xiàn)為抽象概括所遺漏、遮蔽的情景、思緒、精神氛圍的著述，包括認真編著的作品選和文本解讀、賞析讀本，其重要性一點也不比正規(guī)的詩歌史差。這是因為，事實不僅需要聚攏，也需要擴散；歷史不僅是中心，也有不可輕忽的邊緣；不僅有必然，也有眾多的偶然和碎片。

況且，比起小說等來，現(xiàn)代詩是一種特殊的，甚至是更“專業(yè)”的手藝和知識。在我看來，較為成功的詩歌寫作經(jīng)驗，是有成效的詩歌批評和詩歌史寫作的必備條件，像我這樣毫無詩歌寫作經(jīng)驗的人，常感只是隔靴搔癢。只要粗略看看新詩歷史，就會明白“詩人包辦一切”的說法也并非狂妄，因此，臺灣詩歌研究界和詩人大幅度重疊的情況，也是導致欠缺體制化詩歌史的原因。對此，說是應該憂心也對，但絕對不必憂心忡忡。

接著是新詩史中如何處理兩岸的詩歌現(xiàn)象。

基于目前已出版的這方面論著的情況，談論這個問題只能以大陸學人的詩歌史著作作為對象。在此，大體上有三種處理方式：第一種是對兩岸的詩歌分別單獨處理。因為目前大部分冠以“中國”的詩歌史著作，如王毅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史論》、孫玉石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思潮史論》、劉揚烈的《中國新詩發(fā)展史》、李新宇的《中國當代詩歌藝術流變史》、羅振亞的《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流派史》、程光煒的《中國當代詩歌史》、陸耀東的《中國新詩史》、沈用大的《中國新詩史：1918～1949》、張新的《20世紀中國新詩史》等，都以祖國大陸的詩歌現(xiàn)象作為評述對象，未涉及臺灣、香港等部分。這種處理方式，或者是研究者尚難顧及，或者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整合架構，或者根本就不信奉把什么都往里裝的“大筐子主義”，因此在一些學人那里，收縮評述范圍也暗含著對這種“主義”的抵制。

第二種方式，是雖然將祖國大陸和臺灣、香港的詩歌都納入其中，但采取分別敘述的結構。如我和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就是這樣；劉福春的《中國新詩編年史》以編年的方式將兩岸詩歌現(xiàn)象聚攏并置，大體上也是分別敘述的格式。另有帶有文學史意味的一些選本，如近年出版的《中國百年新詩大典》也屬于這一類?！按蟮洹惫?0卷，臺灣、香港部分單獨在第9、第13、第21、第26卷中，另有第14卷是馬華中文詩歌。在這些著述、選本中，祖國大陸和臺港詩歌的關聯(lián)性難以得到充分顯示，有的論著、選本，因為側重點在大陸，臺港部分給人以附錄、補白的印象。

第三種方式，是將兩岸新詩作為“中國新詩”中既相對獨立，也密切關聯(lián)的對象進行“文學史意義”的整理，這是基于兩岸擁有歷史、文化、語言的深厚淵源，也面臨相似的詩歌問題。不過，這方面的成果尚不多見，目前在處理這一問題上值得重視的是王光明的《現(xiàn)代漢詩的百年演變》。另外，在謝冕擔任總主編、多人合作編選的《中國新詩大系》，以及將這一“大系”的導言抽出集合成書的《中國新詩史略》中，各卷也有程度不同的整體考察的嘗試。

王光明的《演變》是史論性質(zhì)的論著，這有助于解決（或避開）諸如歷史分期、詩人位置分配等棘手問題。我在一篇書評中指出，他對“百年新詩”做了全景式關照，時間上貫通近代和現(xiàn)當代，“空間上將祖國大陸、臺灣、香港‘兩岸三地’的詩歌納入論述范圍。其中，臺灣、香港詩歌首次在新詩史論述中，與祖國大陸詩歌得到‘整合性’的呈現(xiàn)”，而對“在社會、文化等‘時勢’變遷（或者叫‘轉(zhuǎn)型’）中，‘新詩’有何文學史意義，怎樣學習新語言，尋找新世界，‘是否完成了象征體系和文類秩序的重建’，‘能否作為一個環(huán)節(jié)體現(xiàn)中國詩歌傳統(tǒng)的延續(xù)’”的思考，成為觀察兩岸詩歌的貫穿視角。這部論著在處理兩岸詩歌問題上提供的經(jīng)驗和存在的問題，都需要進一步分析。

其實，是否將中國海峽兩岸暨香港、臺灣的詩歌變遷都囊括進一本書里，并不是一個十分緊要的事情。有意義的可能是，讓有關聯(lián)而又互異的因素產(chǎn)生比較和碰撞，能否對新詩的研究有實質(zhì)性推進，是否會激發(fā)詩歌實踐的能量。正像王光明說的，與其“規(guī)劃版圖，分出時期，排定等級，頒給榮譽，建造文學的紀念碑”，不如通過不斷自我質(zhì)疑，開放詩歌史中的問題，延續(xù)我們對當代問題的思考。

在將海峽兩岸暨香港、臺灣詩歌設定為對比、互為參照的對象的時候，浮光掠影之間會容易看到它們之間的相似性。比如，容易發(fā)現(xiàn)新詩與舊詩，個人與社會，意識與語言，都市記憶與鄉(xiāng)村情結、外來影響與本土傳統(tǒng)、情感與知性、自由與秩序、明朗與晦澀等，都是經(jīng)常在祖國大陸和香港、臺灣浮現(xiàn)涌動的問題，它們也經(jīng)常被詩人和學人處理成對立的兩項。這樣，就加強了我們有關祖國大陸和香港、臺灣詩歌“同質(zhì)性”的理解。但是，深入的考察其實需要揭發(fā)同中之異，差異不僅表現(xiàn)為程度、范圍，不僅表現(xiàn)為事情發(fā)生時間的先后，更是某種帶有實質(zhì)性的條件和特征。

比如，祖國大陸和香港、臺灣現(xiàn)代詩在社會文化空間上都存在“中心”與“邊緣”的選擇，對臺灣、香港詩歌來說，進入“中心”殊屬不易，而讓祖國大陸詩人擺脫那種“中心”的情結，倒是相當困難——因為詩歌作為一種“動員”的手段，仍盤踞在詩人和批評家腦中。不錯，詩歌的“現(xiàn)實感”、現(xiàn)實關懷是中國詩歌的共同關注點，但在今天，臺灣有的詩人和詩評家可能覺得祖國大陸的寫作整體上過于緊張、堅硬，少有放松和幽默，而祖國大陸又可能認為香港、臺灣的詩在重量和視野上存在欠缺。

又比如，在詩歌語言方面，雖然海峽兩岸暨香港、臺灣使用的都是“現(xiàn)代漢語”，但其實在質(zhì)地上有許多差別。20世紀50年代起，祖國大陸詩歌就強調(diào)以鄉(xiāng)村生活經(jīng)驗和大眾口語來整合、規(guī)范詩歌的個人意識和語言，并在藝術資源上向著本土鄉(xiāng)村民歌靠攏；同時，國家大力推行的“漢語規(guī)范化”也讓詩歌/文學語言發(fā)生很大變化。這些舉措為詩歌接近大眾、表現(xiàn)大眾生活創(chuàng)造了條件，但也窄化了詩歌語言對更多資源的吸取。馮至20世紀50年代在《馮至詩文選集》中修改了他20世紀20年代的詩，北島修改戴望舒翻譯的洛爾加的《夢人游謠》，都從語言角度可以窺見漢語規(guī)范化在當時的重大影響和留下的“后遺癥”（根據(jù)黃燦然的相關分析）。

在與西方“現(xiàn)代派”的關系上，一般會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祖國大陸詩歌是在重復臺灣走過的路子，這被解釋為“現(xiàn)代”詩歌“后發(fā)地域”的必經(jīng)歷程。因此就會發(fā)生這樣的現(xiàn)象：20世紀80年代祖國大陸“現(xiàn)代派熱”的時候，一位臺灣著名前輩詩人訪問北京大學，他在與學生座談的時候，以過來人身份好意勸告“后來者”要避免陷入“西化”的誤區(qū)，而引發(fā)學生批評性的反應。的確，前人的經(jīng)驗必須重視，以史為鑒嘛；但另一方面，我們有時不大明白，路要自己去走，他人經(jīng)驗不可能簡單取代。更重要的是，同是所謂對“現(xiàn)代派”的接受和反思，如果仔細考察，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和20世紀80年代祖國大陸的具體情形，如動機、親近的對象、接受的方式和語言策略、調(diào)整的方向等，實際上有很大的差別。設若人們只關注那些相似性的表象，雖然可以為“中國新詩”的概念提供證明，卻無助于對20世紀中國新詩研究的深化。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文學院）

1. 自1989年古繼堂的《臺灣新詩發(fā)展史》之后，大陸學者陸續(xù)出版的新詩史著作（主要在大陸出版社出版，個別在臺灣或香港出版社出版），重要的有：周曉風等《中國當代新詩發(fā)展史》（1993），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1993出版，2005修訂版），謝冕《新世紀的太陽》（1993初版，2009再版），王毅《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史論》（1998），孫玉石《中國現(xiàn)代主義思潮史論》（1999），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1999），劉揚烈《中國新詩發(fā)展史》（2000），李新宇《中國當代詩歌藝術流變史》（2000），朱光燦《中國現(xiàn)代詩歌史》（2000），羅振亞《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歌流派史》（2002），程光煒《中國當代詩歌史》（2003），王光明《現(xiàn)代漢詩的百年演變》（2003），楊四平《二十世紀中國新詩主潮》（2004），陸耀東《中國新詩史1916～1949》（第一卷2005，第二卷2007），沈用大《中國新詩史：1918～1949》（2007），古遠清《臺灣當代新詩史》（2008），張新《20世紀中國新詩史》（2009），劉春《一個人的詩歌史》（第一、第二部2010，第三部2013），謝冕等《中國新詩史略》（2011），林賢治《中國新詩五十年》，劉福春《中國新詩編年史》（2013）等。
2. 參見《臺灣史料研究》第23期，2004年8月。
3.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
4. 劉春：《一個人的詩歌史》，第一、第二部，2010，第三部，2013，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5. 參見劉禾主編《持燈的使者·編者的話》，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6. 參見奚密《從邊緣出發(fā)》一書的第一章“從邊緣出發(fā)：論現(xiàn)代漢詩的現(xiàn)代性”，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7. 《中國百年新詩大典》，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該書將大陸與臺港詩歌分別設卷，30卷中含臺灣詩歌3卷，香港詩歌1卷，另有馬華中文詩歌1卷。
8. 王光明：《現(xiàn)代漢詩的百年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9. 謝冕總主編《中國新詩大系》，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10. 《中國新詩史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1. 洪子誠：《談〈現(xiàn)代漢詩的百年演變〉》，《學習對詩說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2. 王光明：《文學批評的兩地視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97、101頁。
13. 參見黃燦然《粗率與精湛》，《讀書》2006年第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