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牛屋鍛劍

以牛魔王為戒

從中國政治史來看，歷代政治家最感頭痛的問題，恐怕莫過于裁減冗員。在以皇權(quán)為主事的封建官僚政治體制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政治后門無所不在，固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既然國家是以人治為本，隨著國家機器的日益龐大，官員的數(shù)量日益膨脹，相逢盡道做官去，也就必然成為難以根除的積弊。歷代裁減冗員，反反復復，去了又來了，成了歷史的悲哀與無奈。

也許是歷史陰影使然，積重難返，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性的機構(gòu)改革，包括最近正在推行的這一次在內(nèi)，已進行了三次。前兩次機構(gòu)改革的結(jié)果，政府機構(gòu)不但未減少，反而更多了，冗員增加的數(shù)量，更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80年代初，筆者去南方考察地方志編撰情況，“位卑未敢忘憂國”，在所經(jīng)省、市、縣，順便了解下機構(gòu)改革情況，結(jié)果深感失望，某縣砍掉了一個局，卻又冒出了幾個局一級的公司；某劇場免去了五個副經(jīng)理，不久他們即到新成立的演出公司去當正、副經(jīng)理，并又分別任免了好幾個股長；至于“忽如一夜春風來”般冒出來的這個委、那個辦，讓人目不暇接；更妙的是，有些新設機構(gòu)，只叫××指導小組或領導小組，似乎貌不驚人，小焉矣哉，但一打聽，竟是處級或正廳局級建制，有辦公室，有轎車，有秘書……威風八面，可想而知。這不禁使人想起《西游記》里的神話故事：孫悟空及天兵天將，圍攻牛魔王，砍下他的頭，結(jié)果卻長出了好幾顆頭來，真是咄咄怪事！最后，幸虧哪吒把風火輪掛在牛魔王的角上，燒得他魂飛魄散，才被制服。

愿這一次機構(gòu)改革，以牛魔王為戒，決不讓他又冒出幾個頭來。改革機構(gòu)，首先必須改革機制，建立或完善相應的法律，這才是機構(gòu)改革成功的保障。對比之下，區(qū)區(qū)風火輪又何足道哉！

（原載《中華英才》1997年第12期）

杞人憂口

回想第一次在動物園見到獅子打哈欠，張開血盆大口，委實吃了一驚：大哉，獅子之嘴巴也！無怪乎民間口語中，把張口漫天要價者，及口出大言者，稱為“獅子大開口”。我曾翻檢一些工具書，想看看“獅子大開口”一詞，最早見于何書，尚無結(jié)果。好在這一點無關宏旨，留待閑來無事時，尾隨新國學大師們身后，在故紙堆里去慢慢尋尋覓覓，但有一點我敢肯定，“獅子大開口”古雖有之，而于今為烈。

1996年有客來訪，閑聊一陣后，他正色道：“爬格子太辛苦！何不與出版社合作，弄些書號來，雇幾個槍手炒書，我不敢往多里說，一年下來，你我弄個百把萬分分，有何難哉？”我少見多怪，聞此言，不禁一愣：這還是“不敢往多里說”，倘若“敢往多里說”呢？恐怕就是十位數(shù)了！我雖非貧困戶，但也非富得流油者，何嘗不想發(fā)財？但“弄個百把萬分分”，縱有此心，亦無此膽；縱有此膽，亦無此術(shù)。結(jié)果只能是一個：繼續(xù)在寒齋“老牛堂”墨耕，也就是爬格子依舊。

近日又遇一事。家兄告訴我：他主持的國家計委某機構(gòu)，想搞紀念活動，有某刊找上門來，說可出專刊，一問價錢，答曰：“不貴，三十五萬?！奔倚忠苍S與我一樣是少見多怪，大吃一驚道：“我們機關全部工作人員一年的開銷，也不到三十五萬?！彼攬鲋x絕這位口稱“不貴”者的好意。

這決非個別現(xiàn)象。在商品經(jīng)濟大潮的滾滾巨浪面前，有不少人目迷五色，頭暈眼花，一心想旦夕之間搖身一變，成為一擲千金的巨富。這些人心越來越貪，胃口越來越大，難怪動不動就“獅子大開口”了！

昔有“杞人憂天”，擔心天會塌下來。如果這位杞人生活在當今之世，恐怕會“杞人憂口”；擔憂某些人的口越張越大，會不會真的變成“獅口”，成了“人身獅面”，豈不“嚇煞人也么哥”？！

（原載《中華英才》1997年第2期）

警惕重蹈“大破局”

歷代貪官的貪婪朘刻、殘民以逞，有時簡直出乎人們的想象。據(jù)《五代史補》記載，五代時趙在禮在宋州做官，貪暴至極。后調(diào)往他處，百姓互相慶賀，說：“拔掉眼中釘了！”消息傳到趙在禮耳朵里，他大怒，走后門，仍調(diào)回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都征錢一千，名曰“拔釘錢”。如此瘋狂報復，宋州父老告狀無門，只好忍氣吞聲，苦不堪言。這是赤裸裸的貪官。另一種貪官，雖也心狠手辣，卻一臉正經(jīng)，似乎一塵不染，但實際上，正如明朝的詩歌所形容的那樣，“飛來疑似鶴，下處卻尋魚”。此類貪官，比前者更讓人惡心。

但是，切莫以為，只有貪官才貪污。以明代著名改革家、曾任內(nèi)閣首輔的張居正為例，他病死后，政局迅速逆轉(zhuǎn)，京中府第、江陵老家，均被抄出大量財寶，折價約合銀十九萬五千八百四十兩，另有良田八萬余頃，大片房舍。而按當時的薪俸標準，他做官二十年的薪金，折銀不過兩萬余兩。顯然，若非貪污受賄，豈能有如許家財？一代名相尚如此，其余眾官又何庸言？而“豺狼當?shù)溃矄柡偂?，橫行天下、多如牛毛的胥吏，用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大學者顧炎武的話說，明朝的百萬胥吏，皆虎狼也。其余可想而知。

倘若認為貪官是天生劣種，將之歸于惡人之類就算完事，則顯屬皮相之談。為什么歷史上貪官不絕如縷，成了打不盡的豺狼？王亞南先生曾指出：“以地主經(jīng)濟為基礎的專制官僚統(tǒng)治，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貸者與地主的‘四位一體’場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權(quán)的或官營的經(jīng)濟形態(tài)……使社會經(jīng)濟導向孟軻所預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大破局。中國歷史是不止一次經(jīng)歷了這種大破局的?！保ㄍ鮼喣希骸吨袊倭耪窝芯俊な炕碌恼紊钆c經(jīng)濟生活》）如何避免重蹈歷史上“大破局”的覆轍？看來，大力推行政治改革，有效地鏟除孳生貪官的土壤，是其時矣！

（原載《北京觀察》1998年試刊第1期）

墨葬

古往今來，人死了，有土葬、火葬、水葬、天葬、食葬、懸棺葬等等。若論神秘莫測，當推懸棺葬：在遙遠的古代，不知用何種妙法，把棺材送往“高處不勝寒”的懸崖峭壁洞穴中？今夏游三峽，我仰望云際古代巴蜀人懸棺穴，百思不得其解。若論殘忍，該數(shù)非洲原始部落“食人生番”的食葬：人死了，他們干脆將死者吃掉，這是文明社會萬萬不能容忍的。至于天葬，事涉宗教信仰，局外人不便置評，不說也罷。

但是，君知否？還有更讓人觸目驚心的墨葬！它對人的踐踏、文化的摧殘、精神的扭曲，是任何一種葬法望塵莫及的。

長夏苦熱，重讀已故歷史學家陳登原教授的名著《古今典籍聚散考》，讀到其中的第七章《四庫全書館與禁書運動》、第八章《抽毀與篡改》，心頭悲涼無已。在文字獄的黑網(wǎng)中，有多少典籍被抽毀、篡改！作者慨乎言之：“吾人若知四庫修書時摧殘典籍之狀，則知其言之非無所知，而益嘆獨夫民賊之所以戕賊文化者，蓋無所不用其極。而所謂《四庫全書》者，在輯集古書以外，且為藝林制一浩劫矣。其所禁者，則散焉佚焉：其所取者，則殘焉訛焉；郅治修文，其效可睹矣?！笔聦嵣?，修《四庫全書》對文化的浩劫，學者是有目共睹的。此前，史學大師顧頡剛先生在《四部正訛》的序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常覺得影印《四庫全書》，是件極蠢笨的舉動；徒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許多錯誤的書，實非今日學術(shù)界所應許。”而稍后，魯迅先生更在名文《買〈小學大全〉記》《病后雜談之余》中，尖銳地抨擊《四庫全書》大量刪改書籍：“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近日雜文家陳四益作長文《〈四庫〉四記》，其中《刪書記酷》，我以為這個“酷”字，實在是可圈可點。應當看到，有相當一部分書，被刪改得面目全非——而且不露痕跡，可以說名存實亡，比毀尸滅跡式的焚書，也許更糟。對于這些遭殃的書及其作者來說，他們是被徹底埋葬了，但埋葬的工具，不是水，不是火，也不是懸棺、蒼鷹，而是乾隆皇帝及館臣的筆。說得更直白一點，是被墨葬了！

當然，這樣的墨葬，并非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即以明初為例，朱棣奪權(quán)成功后，為在思想文化上剪除異己，大興文字獄，不但查禁政敵方孝孺的詩文，連他人詩文集中，凡提到方孝孺名字的，“皆用墨涂乙”（《明詩紀事》卷七）。其他建文帝的殉難諸臣，也概莫例外。但平心而論，無論是明代還是其他王朝，就墨葬的規(guī)格、嚴重后果而論，比起乾隆時修的《四庫全書》，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至于來者，最堪注意的，無疑是“文化大革命”?！耙箬b未遠”，我們是記憶猶新的。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進一步在全國掀起打倒一切的大字報狂潮，花費了多少紙張、墨汁？又有多少人的名字在大字報上被打上紅叉后橫遭迫害、凌辱，被活活整死？被黑浪滾滾的大字報所埋葬的受害者，恐怕當代及后世史家絞盡腦汁也難以考證出精確數(shù)字。但有一點應當是肯定的：橫掃神州大地的墨葬，論其規(guī)模及嚴重后果，確實是“史無前例”的！

如此空前的墨葬，是否一定絕后？理應如此。但是，前提之一，是我們及后代子孫，必須牢記古今墨葬的歷史教訓。每念及此，不才難免心有戚戚焉。修《四庫全書》時的兇殘歹毒，現(xiàn)在不是已被某些人——有的還有金光閃閃、而且越來越耀眼的頭銜，輕描淡寫，化為曉風殘月嗎？而且居然連《四庫全書》的光盤也有了！去問問中學生甚至大學生，“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很多人恐怕只能茫然以對?！耙怀簧咭?，十年怕草繩。”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曾被“打倒”“徹底批倒批臭，讓他永世不得翻身”之類的鋪天蓋地般的大字報，墨葬達七年之久。

我詛咒墨葬。人們，請記住歷史！

（原載《中國文化報》1998年8月15日）

錯覺的悲哀

世界杯足球賽鏖戰(zhàn)正急。這兩年，不時從媒體上傳來感覺極好的喇叭聲聲：“亞洲足球正在崛起”“太極虎所向無敵”“日本球隊有能力與世界勁旅決一雌雄”等等，很多人的耳朵都聽得癢癢的，心花隨之怒放。然而，曾幾何時，人到巴黎心就花，踢了幾場全回家——我指的是亞洲足球隊，很快在世界杯足球賽上都成了魚腩之師，全軍覆沒！有位評論者深刻地指出：“錯覺使亞洲球隊過高地估計了自己。亞洲人看自己的足球就像看自己的兒子一樣，怎么看怎么好?！笨刹皇锹?，韓國隊、日本隊、沙特隊，剛剛學會走路，就要立刻狂跑，與荷蘭、阿根廷、克羅地亞隊大打攻勢足球，結(jié)果只能是“關公面前舞大刀”，丟人現(xiàn)眼，敗個“流水落花春去也”，讓亞洲球迷捶胸頓足。這是何等的悲哀！但也不過是錯覺的悲哀。

其實，亞洲人——特別是國人，莫大的錯覺，又豈是僅僅表現(xiàn)在足球上？有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nèi)，曾經(jīng)陶醉在以“四小龍”為代表的亞洲經(jīng)濟騰飛的美夢中，以為彩云追月，不久將超過月亮；然而，“黑云壓城城欲摧”的亞洲金融風暴，終于使我們看到了泡沫經(jīng)濟的虛幻性，現(xiàn)在正為之大吃苦頭。更有甚者，曾記否：脖子上套有種種大師花環(huán)者出來宣稱：下個世紀，西方文化將全面衰落，以儒學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將領導世界文化，也就是“西方不亮東方亮”……

——這是多么激動人心的預言呵！但我敢斷言：這肯定是錯覺。不需要到下個世紀再看分曉，這次世界杯足球賽，事實上已經(jīng)下了結(jié)論：喇叭聲咽，殘陽如血。

（原載《生活時報》1998年7月9日）

誰說沒有“蒙汗藥”

不久前，有人著《現(xiàn)代蒙汗藥的鬧劇》一文，斷言舊小說里描寫的蒙汗藥乃子虛烏有，“小說總歸是小說，不必當真”，并進而抨擊：“其實，蒙汗藥乃至超級蒙汗藥，自古至今一直是有的，愚昧和迷信就是。”說真的，我對作者如此缺乏文史常識，結(jié)論卻又這樣輕率、武斷，未免吃驚。

《水滸傳》等舊小說描寫的蒙汗藥，是真是假，特別是用什么原料制成、其解藥又是什么？早已引起國內(nèi)外史學界、古典文學界、醫(yī)學界的重視。英國已故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上海著名科技史學者胡道靜先生、美國夏威夷大學中文系教授馬幼垣博士等，都很重視這一課題的研究。馬幼垣在1978年冬發(fā)表《小說里的蒙汗藥和英雄形象》論文（后收入其在臺灣出版的《中國小說史集稿》），這是繼50年代初出版的上海已故學者何心（陸澹安）著《水滸研究》后，對小說中蒙汗藥的較系統(tǒng)的探討。我雖不學，1977年冬，曾在上海與胡道靜老學長討論蒙汗藥的內(nèi)容并受其鼓勵，我把我的研究結(jié)果，先后寫成《蒙汗藥之謎》《蒙汗藥續(xù)考》《蒙汗藥與武俠小說》并在中華書局的《學林漫錄》及臺灣《中國文化月刊》上發(fā)表。事實上，蒙汗藥的存在是千真萬確的。

明朝中葉，學者郎瑛即在《七修類稿》中指出：“《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采花為末，置人飲食中，即皆醉也。據(jù)是，則蒙汗藥非妄?！薄豆鸷Ｓ莺庵尽肥悄纤畏冻纱笏?，但今本無此條，也許郎瑛別有所據(jù)。不過，早在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即記載湖南轉(zhuǎn)運副使杜杞用詭計誘騙造反的少數(shù)民族，“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shù)千人”。于此不難看出宋代從官府到民間，已經(jīng)是使用蒙汗藥成風。那么，記載綠林豪客用曼陀羅花藥人的史學家又是誰呢？當屬南宋的周去非。他在《嶺外代答》卷八中寫道：“廣西曼陀羅花，遍生原野。大葉百花，結(jié)實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藥人草也。盜賊采干而末之，以置人飲食，使之醉悶，則挈篋而趨。”你看，盜賊將曼陀羅花末偷偷地放在人家的飲食中，讓他吃后昏迷不醒，便將他的箱子拎走了！這就進一步證明，令人感到撲朔迷離的蒙汗藥，確實是用曼陀羅花制成的。南宋建炎年間竇材在名著《扁鵲心書》中論及“睡昏散”這種藥方時，即已明確記載說：“山茄花（按：曼陀羅花的別稱）、火麻花共為末，每服三錢，小兒只一錢，一服后即昏睡。”可見至遲在南宋，用曼陀羅花作為麻醉藥，已普遍應用于外傷等各科，曼陀羅花的麻醉性能，是盡人皆知的了。

蒙汗藥的解藥是什么呢？《廣西志》及《本草綱目》卷四“諸毒”條中，都說用“冷水”“噴面，乃解”，但這不過是權(quán)宜之計，決非有效之法。從明清之際大學者方以智著《物理小識》卷十二記載的一個用蒙汗藥麻醉人的強盜口供中可知，“藍汁（按：即靛）可解”。這里還應指出，70年代，江蘇、浙江、上海、西藏等地研究中藥麻醉的大夫，根據(jù)《水滸傳》的線索（按：當時胡道靜、何心等學者均被打倒，無人介入其事），經(jīng)反復試驗，終于發(fā)現(xiàn)蒙汗藥的主要成分，正是曼陀羅，徐州醫(yī)學院并據(jù)以制成麻醉藥，給病人治?。?972年，醫(yī)學界又人工合成毒扁豆堿（又稱依色林，Eserine），作為現(xiàn)代蒙汗藥——以曼陀羅花為主要成分的中藥麻醉手術(shù)后的清醒劑，也就是解藥。

還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黑社會自有其“歷史悠久”、秘密傳承的江湖傳統(tǒng)。事實上，古往今來，盜賊用蒙汗藥劫財甚至殺人越貨的勾當，從未斷絕。20世紀80年代以來，此類案件更有抬頭趨勢，報刊時有披露，這決非海外奇談，或小說家言，而是常常散發(fā)著血腥氣的事實。我們豈能視而不見！

由此看來，聽風就是雨，唯恐趨之不快，不做任何研究，就宣稱“現(xiàn)代蒙汗藥的鬧劇”者，其實自己何嘗又不是在演出鬧?。克摹皠e笑，笑你自己！”倒是不幸而引中了！

（原載香港《大公報》1999年8月5日、《中國文化報》1999年8月19日）

學者與文人

最近，蜚聲國內(nèi)外的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逝世，文壇、學苑，無不震悼。我不禁想起一件小事：80年代初，亡友楊廷福教授因參加《大唐西域記》校注，客居中華書局期間，曾去干面胡同，登門拜訪錢鍾書先生。廷福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在學術(shù)界消失多年，鍾書先生對他不熟悉。故交談不久，鍾書先生即正色道：“我跟你不一樣。你是文人，我是學者。”廷福兄聞之一愣，因為他深知，清初樸學大師、思想家顧炎武曾經(jīng)說過：“一旦號為文人無足觀矣?！钡⒏．吘故鞘藲q即躋身學界，故能處變不驚。他專門與鍾書先生談宋詩，并委婉指出其名著《宋詩選注》中的幾處失誤。鍾書先生漸感眼前坐著的來客，不是文人，而是博覽群書、學養(yǎng)深厚的學者，忙問：“不知先生從誰治學？”廷福微笑答道：“不才是子泉公的門人?！弊尤擎R書先生之父錢基博先生的字，曾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務主任，是著名的古文學家、學者。廷福曾負笈無錫國專，聽過基博先生的課，并多次問學。至此，鍾書先生再不將廷福目為文人，彼此論學，甚為相投。事實上，廷福對唐律、玄奘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水平，有些著作被公認為傳世之作。惜英才不永，于1984年病故。周谷城師去訣別時，揮淚嘆曰：“他是少見的天才。”

如今，錢鍾書先生也已作古?；叵胧四昵?，他曾因誤解，不經(jīng)意間將楊廷福教授目為文人，可見在他的心目中，是嚴守學者與文人的界限的。一個真正的學者，意味著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刻苦鉆研、學風謹嚴、下筆鄭重、著書存世。事實上，鍾書先生正是這樣的學界楷模。而反觀時下，不求甚解、輕薄為文的文人，又何其多也：更讓人憂心的是，某些學者小有成就，便徹底文人化，浮光掠影，追名逐利。由此看來，關鍵還是兩個字：學風！

（原載《中華英才》1998年第21期）

重讀救荒史

在抗洪斗爭取得全面勝利的凱歌聲中，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鄧拓在1937年用鄧云特筆名出版的名著《中國救荒史》。我在1960年曾經(jīng)帶著對現(xiàn)實問題的種種困惑，認真閱讀此書。今日重讀，不禁感慨萬千。1960年，正是“三年經(jīng)濟困難”期間。這年的夏天、冬天，我分別去了建湖縣水鄉(xiāng)和無錫郊區(qū)探親。兩地雖然有蘇北、蘇南之別，但都是盛產(chǎn)水稻的魚米之鄉(xiāng)，河流密如蛛網(wǎng)，既未旱，也未澇。但是，瘟疫一般蔓延的“共產(chǎn)風”，先是在“吃飯不要錢”的口號下，一些農(nóng)民放開肚皮吃飯；接著，是農(nóng)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被嚴重挫傷，不肯下地插秧，甚至后來發(fā)展到不肯收割，而在夜晚，偷割成風。做飯時，柴草不夠燒，便繼續(xù)砍樹木，饑餓無情地煎熬著千家萬戶。災荒越來越重。但是，到底什么叫災荒？鄧拓在《中國救荒史》的“緒言”中，非常明確地下了這樣的定義：“災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會關系的失調(diào)而引起的人對于自然條件控制的失敗所招致的社會物質(zhì)生活上的損害和破壞?！边@個定義，是科學總結(jié)中國歷代災害史的結(jié)果，發(fā)人深思。當時，我在一些場合，曾介紹鄧拓的定義，并認為，當時已很嚴重的災害，基本上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人與人關系失調(diào)引起人與自然關系失調(diào)的結(jié)果。不料后來被人揭發(fā)，列為右傾言論，“文化大革命”中更升級為“三反”言論，是什么“黑幫分子鄧拓的吹鼓手”。所幸噩夢早已過去，鄧拓的這部書又重新出版，科學的理性之光，是不會消失的。

更應特別指出的是，鄧拓的救荒史，以及他在書中對災害下的定義，今天仍然對我們富有啟迪，具有現(xiàn)實意義。在滾滾而來的商品經(jīng)濟大潮面前，如果人們?nèi)匀恢活櫻矍袄?，盲目圍墾造田，讓“八百里洞庭湖”水面越來越小，繼續(xù)破壞長江、黃河等大澤巨浸的植被，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嚴重失調(diào)，那么，滾滾洪魔肯定還會重來肆虐！愿有更多的人從鄧拓書中有所悟。

（原載《中華英才》1998年第21期）

只準活人放火？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是南宋昏官田登的笑柄，為世人所熟知。也許是田登青磷常不滅，夜夜擾燕臺，古老的幽魂竟衍化為一種“新奇特”的文化現(xiàn)象：只準活人放火，不許死者點燈。這是我近來從一件小事上悟出來的“魯（愚魯之魯）殿靈光”。

小事原委：與我“穿一條褲子”的金生嘆先生，前些時寫了一篇短文《毀人不倦》，不點名地批評了某文史小販，前兩年跟在余英時的屁股后面鸚鵡學舌，在報刊上誹謗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剽竊錢穆的《諸子系年》，遭到史學界嚴正的據(jù)實駁斥后，余英時至今未能寫出一個字的反批評，正如俗語所說，畢竟“撒謊的人腿短”，更何況區(qū)區(qū)文史小販者流。但此人居然不同儕輩：不僅在南方某電視臺的節(jié)目中，繼續(xù)造郭沫若剽竊錢穆的謠，又在南方某報上刊出短文《難以澄清的謎團》，說“文化大革命”中中國科學院院長，得知馮家昇教授“寫過一篇研究李白身世的論文”，“派人取走之后，卻署上自己的大名發(fā)表了”。雖然，他說這是聽馮家昇已經(jīng)八十七歲的夫人說的，但強調(diào)“我相信她說的事不是空穴來風”。這里，姑且不論馮家昇夫人當時與他對話的真實情況，但他既已寫成文字發(fā)表，就負有社會責任。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不是別人，正是郭沫若。經(jīng)金生嘆向郭沫若當年的兩位學術(shù)秘書、歷史研究所原黨委書記查證，并轉(zhuǎn)請郭沫若紀念館館長郭平英查閱了郭沫若當年的日記，前述有關人士又詢問了當年中國科學院辦公室的知情者，完全證實此事是道道地地的空穴來風，是在繼續(xù)造郭沫若的謠，真可謂毀人不倦！出人意外的是，金生嘆的這篇短文，先給南方某報，被主管槍斃，再給北方某刊，又被老總否決。理由均只有一條：怕得罪人，引起聚訟。所幸此文終于將在某刊上發(fā)表，真是“手抱琵琶，走遍天涯”，雖南邊下雨，北邊刮風，也還有“東方不亮，西方亮”也。令人深思的是：按照某報、某刊主管者的意見，活著的文史小販對已故學術(shù)大師，可以造謠、誹謗，卻批評不得，豈不成了只準活人放火，不許死者點燈嗎？是的，無論是郭沫若，還是別的已經(jīng)作古的學術(shù)前輩，他們只能永遠沉默了。但是，他們的學術(shù)后輩，拍案而起，闡明事實真相，據(jù)理駁斥，難道不應該，無必要嗎？不然，還有什么學術(shù)是非可言？文壇只能越來越烏煙瘴氣。

60年代，著名史學前輩周予同教授曾在《學術(shù)月刊》著文指出：歷史上有“腐儒、愚儒、黠儒”，不能把他們的“罪孽，都算在孔子賬上”。這樣做，孔子雖無法從九泉之下起而抗辯，但歷史真相完全被歪曲了。周先生的這番話，今天讀來仍覺含義深長。無論是對孔子，對郭沫若，還是對其他古人，把不屬于他們的賬，強行栽贓到他們的頭上，只能是喪失學術(shù)良知的表現(xiàn)。“思量鐵鎖真兒戲，誰為吳王畫此籌？”想挖空心思污蔑前賢而一鳴驚人者，是不可能使自己的頭頂上冒出金光的。

（原載天津《今晚報》1998年9月6日）

《腕兒》聯(lián)想

讀陳四益的《腕兒》，使我想起不少往事。我們都是復旦校友，他比我低兩屆。但四益在話劇《紅巖》中有聲有色地先扮演許云峰，后改演甫志高時，我還在歷史系讀研究生，而且復旦話劇團的臺柱之一、扮演特務頭子徐鵬飛的董力生，是我同窗，在攻讀中國近代史。當年《紅巖》在復旦登輝堂首演時引起轟動的熱烈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

熟悉中國戲劇史的人都知道，洪深、余上沅等教授扶植的復旦劇社，曾在話劇舞臺上活躍于一時。復旦劇社成員、中文系的高材生鳳子，后來成了著名戲劇家。趙景深教授特別欣賞她，給她的試卷批105分，真是打破常規(guī)。陳望道校長、楊西光書記對復旦劇社的鼎力支持，更是復旦人難以忘懷的。復旦劇社隸屬于學生會，經(jīng)費很少，根本不可能排演大型話劇。陳校長知道后，捐出他的名著《修辭學發(fā)凡》的稿費。楊西光無論是在當復旦的黨委書記，還是調(diào)任上海市委擔任要職后，對復旦劇社一直很關心。復旦排演《紅巖》時，著名導演楊村彬就是由他親自打電話邀請，來復旦執(zhí)導的。我離開大學教席，走進研究機構(gòu)，已經(jīng)十九年，對目前大學校園生活相當隔膜。像陳望道那樣的學術(shù)泰斗、楊西光書記那樣的領導干部，能熱忱關懷、支持學生劇社的，不知是否后繼有人？遙望浦江，不勝悵然。

時下的腕兒，大大小小、真真假假，令人目眩。相當一部分人，站在名利的最尖端，但并不自重。對著麥克風假唱者有之；臨場罷演，使組織演出者急得要上吊、觀眾等傻了眼者有之；保鏢左右護持、儼然小國酋長、一臉裝模作樣者有之；自稱“娘娘千歲”、偷稅、賴賬、公然賞給觀眾耳光、在回憶錄中把肉麻當有趣者有之；學領袖模樣，卻向災區(qū)伸手撈錢臉不紅、心不跳，事后還振振有詞者有之；如此等等。這與我在復旦求學時見到的演藝明星們，是多么的不同呵！一代名伶言慧珠，曾幾次率戲校師生來復旦演出，一張入場券才幾角錢，有一次是趙景深先生請來義務演出的，分文未收，海報還是不才所作。我畫了一朵很大的紅牡丹。那天天氣炎熱，我在后臺，看到言大姐穿著汗衫，對鏡化妝，臉上淌著汗，既無電風扇，更無人替她打扇，她卻笑容可掬。她堪稱是真正的紅牡丹！白楊、秦怡、孫道臨、陳述、王蓓、胡慶漢等都到復旦演出或朗誦過。每年的元旦晚會，都少不了上影著名演員的身影。陳述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表情凝重，似乎是肝腸寸斷，而歌詞卻是“天上飛著飛機，地上爬著螞蟻，螞蟻爬上我的頭皮，啊，教我如何不想她……”真讓人笑掉下巴！胡慶漢朗誦的高爾基的《海燕》感情奔放，激昂處，似穿云裂石，撼人心弦。他們多半從市區(qū)坐一個多小時的公共汽車來復旦演出，從不擺譜。還值得一提的，按時下標準，趙丹應當說是超級大腕，或特級天王巨星了吧？拍《為了和平》時，他為了塑造好聞一多先生的形象，曾特地到歷史系教室聽周予同教授講課。他很隨和，同學們也視他如常人，無一人起哄。對今天如癡若狂的追星族，我百思不得其解：配嗎？值嗎？嗚呼！

如果稱頌趙丹、白楊、言慧珠、孫道臨等表演藝術(shù)家是高山、大河，當前演藝界某些腕兒，不過是小土堆、小水溝，而且土堆上雜草亂長，水溝里漂浮著異物。“文化大革命”時曾大肆討伐今不如昔論。其實，在我們史學家看來，歷史上今不如昔的現(xiàn)象何其多也。就說前述腕兒吧，無論是藝還是德，比起他們的幾十年前的前輩，不是道道地地的今不如昔嗎？“無可奈何花落去”，燕子何時才歸來？難矣哉，恐怕是沒戲了！

（原載《生活時報》1998年9月7日）

以今鑄古何時休

我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大量的古跡。歷代的天災人禍，使大批古跡化為冷煙寒灰。因此，有幸保存下來的古跡，作為昔日文化的載體，是歷史發(fā)展的物證，非常寶貴；其中特別珍貴的，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予以妥善保護。

近年來，隨著經(jīng)濟的騰飛，很多古跡、文物，得到進一步的修復，并開放供游人參觀。這當然是件大好事。但是，修復不等于重建，開放文物古跡，不等于開放公園?，F(xiàn)在看來，問題不少，而說到底，就是四個大字：以今鑄古。

所謂以今鑄古，就是用今天的世俗眼光，去重鑄或改鑄古跡、文物，搞得不古不今，非驢非馬，使古跡、文物面貌全非。今春去鎮(zhèn)江為先師陳守實教授掃墓，順游甘露寺。這座名剎因《三國演義》的風行天下而名聞遐邇?？墒?，就在堂堂佛殿莊嚴的佛像下，擺著劉備招親的巨大彩塑，真不知我佛如來看了作何感想！今夏參觀奉節(jié)縣白帝城上白帝廟，見廟旁有小洋樓一座，大煞風景，文管所的同志告我，那是民國初年四川軍閥強行建造的，堪稱是反文化的典型。白帝廟保存得很好，但陳列品仍然缺乏“秦時明月漢時關”的氣氛，有待改善。西湖的岳廟，是紀念抗金將領岳飛，弘揚愛國主義傳統(tǒng)的所在。不久前去重游，覺得少了幾分肅穆，多了不少商氣。廟內(nèi)買賣絲織品的商家非止一家，進廟門前的那種虔誠、凝重、神圣感，頓時被討價還價聲掃去大半……

以今鑄古，是對古的扭曲，只能對今人起文化誤導的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必定是既無古，也無今。

（原載《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1月6日）

數(shù)字的無奈

提到數(shù)字，我有時甚感無奈?；厥淄?，讀到小學三年級時，病了一場，落下算術(shù)課，從此就跟不上，直至中學時代，數(shù)學成績雖然還沒到“大紅燈籠高高掛”、吃“紅蛋”的地步，但離60分總是“隔三差五”?！半u兔同籠”那樣的算題，對我來說，并不比解開“1+2=3”容易。好在我現(xiàn)在的職業(yè)是筆耕，無需與復雜的數(shù)字打交道，真是幸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