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何以成為散文（下）

《戰(zhàn)國策》是先秦歷史散文中文學成就最高的一部。它是一部獨特的歷史著作，與《國語》一樣，是國別體史著，按戰(zhàn)國時期秦、齊、楚、趙等十二國的次序，輯錄與十二國有關的史事四百九十七條，三十三卷。記事年代起于戰(zhàn)國初年，迄于秦并六國之后，約當公元前452—前216年之間，約二百四十年的歷史。

它可能是秦漢間編纂的史書，作者及成書的具體年代已不可考。原來可能只是戰(zhàn)國時期史官們記錄下來的史料和縱橫家、策士們用于揣摩、演練口才的文稿。這樣的拼盤形式的東西，名稱也極多。有《國策》《國事》《事語》《短長》《修書》等名稱，后經(jīng)劉向整理，并定名為《戰(zhàn)國策》，這一堆蕪雜而錯亂的文稿才變得流暢可讀。

劉向把該書定名為《戰(zhàn)國策》，是極好、極準確的。首先，“戰(zhàn)國”二字說明了這是一部與戰(zhàn)國的史事有關的著作；其次，“策”字則兼含二義：策士與策士們的策論。事實上，《戰(zhàn)國策》確實有史書與子書的雙重特征。

就史書言，它是敘事的，而且所敘的乃是“史事”，至少它的作者是把它當“史”來傳播的。但它記事不記年月，且往往夸張甚至虛構事件，這就嚴重損害了它的史學價值。就子書言，它往往有大段縱橫捭闔之辭（如“蘇秦以連橫說秦”等）；這些說辭或諫辭，可能出自當時策士之手，是他們簡練以為揣摩的范本，就其文采、結構、修辭而言，與先秦子書實屬同儔。

《戰(zhàn)國策》之虛構文章，最有名者莫過于《魏策四》中的“唐雎為安陵君劫秦王”一節(jié)：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先王，愿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于秦。

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鼻赝踉唬骸疤熳又偃f，流血千里?！碧砌略唬骸按笸鯂L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fā)，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

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這是先秦時期的一場“不對稱戰(zhàn)爭”，一場在大國的武力與布衣之士的口舌與佩劍上發(fā)生的戰(zhàn)爭。秦王仗勢凌人而終于自取其辱、自挫于人，唐雎不屈不撓、氣蓋強嬴。如果說，秦王的不可一世是因為他背后強大的軍事力量，那么，唐雎的道義之勇則來自于當時士階層的自信。當秦王說出“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這樣視天下如草芥的下流話時，他不是如他所愿，嚇住了唐雎，而是激怒了唐雎。這是“布衣之怒”，是道義之怒。自“專諸之刺王僚”至“挺劍而起”，真是寫得如火如荼，殺氣騰騰。這段文字根本不是史實（吳師道《戰(zhàn)國策校注補正》、林云銘《古文析義》、繆文遠《戰(zhàn)國策考辨》都考訂此事為虛構）。文中的“挺劍而起”，使臣上殿而能帶劍，更不符合事實。但我們試從文字角度看，在唐雎那一段“俊絕、宕絕、峭絕、快絕”（金圣嘆語）的言辭之后，接之以“挺劍而起”的動作，是何等風流、何等英雄，又是何等具有觀賞性！

我們還要考慮的是，作者為何要虛構出這樣一段充滿激情的故事？事實上，它正是激情的體現(xiàn)。這種激情，是作為士階層的自豪、自信、自尊，甚至自大的表現(xiàn)，是他們道德上的自足與才智上的自信。他們本來是無可憑依的一群，但在戰(zhàn)國這樣的大時代大風云中，他們發(fā)現(xiàn)，正是他們，才是真正的風云人物，才是真正的時代之子，才是真正的當代英雄！他們是策士，是謀士，是俠士，是壯士；他們進取不息，奮斗不止，尚氣任俠，輕生重義。他們沽名釣譽，追名逐利；他們藐視傳統(tǒng)，糞土王侯；他們杠桿天下，推動歷史。他們一怒而天下震，安居而天下息——是的，他們就憑借他們的權變、機智、膽略與三寸不爛之舌，把一個時代變成了他們表演的舞臺，把王侯將相都變成了他們的傀儡……

《戰(zhàn)國策》記事的特點，不僅有夸飾乃至虛構成分，還體現(xiàn)在它對史事的選擇上。從《春秋》到《左傳》，作為記事（或以記事為主）的歷史著作，其所選記之事，必是歷史大事或有歷史學意義的事件；而《戰(zhàn)國策》則站在寫人的立場上，所敘寫之事，往往與歷史意義較遠，而與人物形象較近。

如《齊策·齊人有馮諼者》一節(jié)，敘馮諼愿為孟嘗君門客時與孟嘗君的對話，及三彈劍鋏以求待遇提高事：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愿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泵蠂L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弊笥乙愿?。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本许暎瑥蛷椘滗e，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弊笥医孕χ?，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于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后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泵蠂L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諼不復歌。

《戰(zhàn)國策》中的這段文字，作者想夸耀馮諼的才能，所以有“孟嘗君為相數(shù)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之說。但我們感興趣的，可能更在文章的前半部分。這篇文章前半部分輕松，后半部分嚴肅；前半部分游戲，后半部分認真；好看的當然在前半部分。當然，這樣說只是相對的。若和《左傳》《國語》相比，我們可以說《戰(zhàn)國策》的這段文字通篇都是在游戲：前半部分是馮諼在戲弄孟嘗君，后半部分則是馮諼導演，與孟嘗君一起戲弄齊湣王君臣。

而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大概要算馮諼彈鋏而歌這一段了。這一段戲劇性太強，已經(jīng)有了一些夸張的味道，但唯其如此，馮諼、孟嘗君的性格才尤為突出。馮諼有大自信，所以才會有如此大表演；孟嘗君有大胸襟（當然也需要有大家產(chǎn)），所以才有如此大寬容。他連雞鳴狗盜之徒都能藏污納垢，為什么不能容忍一個行為有些乖張的馮諼呢？況且他心里也在納悶：這家伙說不定是真英雄！且忍忍看！

從著史的角度看，這樣的事，這樣的敘，已與史無關輕重，孔子、左丘明定是棄而不取，而《戰(zhàn)國策》作者卻于此津津樂道，且敘得津津有味。可見《戰(zhàn)國策》作者記事之目的乃不在記史，他的興趣亦不在探究歷史因果；但這樣的事，卻與凸顯人物性格與形象關涉極大，這樣的敘，其用意亦在夸飾人物及其成功?？梢姟稇?zhàn)國策》記事之目的乃在寫人也。若言先秦歷史散文中，《左傳》記事，《國語》記言，《戰(zhàn)國策》記人，當不為太錯。當然，左氏記史事而連類及人，是事終不可離人而獨成事，故左氏筆下，春秋之際杰出人物亦能栩栩如生；《戰(zhàn)國策》敘人物而自然涉史，是人終為史中之人，并終以其個人活動而影響歷史。

就敘事寫人的生動性而言，《左傳》當然不及《戰(zhàn)國策》。因為《左傳》有兩點限制：一是編年體，這種按時間而編排事件的體例，往往人為地割斷了敘事的脈絡，只能把事件按時間段拆散零售，從而影響了事件的戲劇性、情節(jié)的連貫性和我們閱讀的連貫性。二是《左傳》的作者是謹遵史學實錄精神的老實人，他嚴格按照真實的歷史事件本來面目來記錄，他是歷史的書記官。歷史事件中嚴肅的偏多，而戲劇性、趣味性并不時時發(fā)生，更何況一個戴著道德眼鏡去觀察歷史的老實人，在他的篩汰下，《左傳》謹嚴、厚重，道德意味濃，而藝術趣味僅能次之。

相較之下，《戰(zhàn)國策》就不同了，這是不老實人寫的，它的作者可能并非史家，職業(yè)訓練、職業(yè)修養(yǎng)不夠（如記事不記年月），甚至罔顧職業(yè)道德，夸飾甚至虛構、編造“史實”，這就嚴重損害了該書的史學價值，但卻又因此而增加了它的文學性——我們甚至可以懷疑《戰(zhàn)國策》的作者乃是小說家。記事不記年月，則事可顛倒次序，從而可以倒因為果、倒果為因地為人物吹噓而神其事、神其人；務求炫人耳目、聳人聽聞，夸飾乃至虛構事實，當然可以增加其戲劇性和文學趣味。可以說，《戰(zhàn)國策》是以損害史學價值的代價，取得了它極高的文學成就。它的敘事較《左傳》更生動，更曲折，更波瀾迭起，更扣人心弦。它的結構更巧妙，人物更生動，語言更活潑，它在擺脫史學規(guī)范約束之后，自由無礙、為所欲為地“創(chuàng)造歷史”。它一掃《左傳》的古樸、典雅、厚重，而代之以新鮮、活潑、浪漫。一種新的風格已經(jīng)形成并將對后來產(chǎn)生影響。

《戰(zhàn)國策》不僅是先秦史學著作的重大發(fā)展，是先秦歷史散文的翹楚，而且它還更直接地影響了《史記》，在很多方面都是《史記》的先驅。

首先，《戰(zhàn)國策》思想通達而不拘束于儒家倫理。通達的、寬容的思想和開放的、欣賞的眼界對一個史學家來說很重要。古人常說《左傳》言義，《戰(zhàn)國策》言利，并以此批評《戰(zhàn)國策》“壞人心術”，但這種評價是明顯有偏見的，事實上《左傳》何嘗不言利？如前所敘，燭之武退秦師，通篇一個“利”字?！稇?zhàn)國策》又何嘗不言“義”？即使馮諼，也講究知恩圖報，也講究“為民父母”。事實上，《戰(zhàn)國策》的作者，眼界比《左傳》的開闊一些，其所欣賞、所贊賞的對象比《左傳》更寬泛一些。后來司馬遷“多愛”，顯然與《戰(zhàn)國策》一樣思路。在司馬遷筆下，不僅有天子、諸侯、忠臣、孝子、將軍、學者，還有商人、醫(yī)卜、刺客、游俠；有這種眼界與胸襟，才能撰一部通史，囊括天下英雄豪杰、販夫走卒，而成一人類生活全圖。

其二，如果說，《左傳》使史學成為科學，那么，《戰(zhàn)國策》就是使史學變成人學，從而也就成為真正的文學?！稇?zhàn)國策》寫人，凸顯杰出的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與《史記》紀傳體，以人代史有明顯的傳承關系；而《戰(zhàn)國策》寫人的種種手法，如在矛盾沖突中寫人，通過語言、行動寫人，通過細節(jié)寫人，通過對比寫人，通過對環(huán)境的渲染凸顯人，諸如此類，也為《史記》所繼承和發(fā)展，歷史著作從而兼具了史傳文學的特點。所不同者，《戰(zhàn)國策》所寫的人比較單一，大都為王侯將相、策士豪杰，而《史記》則推而及之于社會各階層的杰出人士。

其三，從文字風格上講，《戰(zhàn)國策》的浪漫氣息、恣肆文風也對《史記》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蹲髠鳌贰秶Z》的文風是古樸而典雅的，而《戰(zhàn)國策》的文風則顯得華麗而活潑、自由而灑脫?！妒酚洝肺娘L的省凈、靈動、自由，是對《戰(zhàn)國策》的直接繼承?？梢哉f，《戰(zhàn)國策》是《左傳》《國語》與《史記》之間的橋梁、過渡，它標志著古典的、樸實的，帶有一定艱澀意味的古典歷史散文的衰落，而充滿浪漫氣息，文風流暢多變、生動活潑的新型歷史散文開始出現(xiàn)，并由《史記》把這種文風發(fā)展到空前絕后的高峰，成為中國古典散文的典范作品，影響深遠，滋溉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