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風雨的歌者

一

屈原是一本大書，可以讓我們代代翻閱而不能盡其意；或者如胡適所說，是一個大“箭垛”，讓我們?nèi)巳硕伎梢栽谒抢锷渲行闹兴?；或者，如我曾?jīng)比喻的，是一個大大的“滾雪球”，當他在時光的坡道上滾過一代又一代時，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可以在上面附著上自己的東西：既是對屈原的新發(fā)現(xiàn)，也是價值的增值。是的，物理存在的屈原在公元前278年即已死去，但精神的屈原卻永在生長，且日益枝繁葉茂，碩果累累，庇蔭著吾國吾民的精神家園，滋養(yǎng)著我們的精神力量。

比經(jīng)學家把《詩經(jīng)》學術(shù)化、意義化而使其失去了生動鮮活更嚴重的是學者們對屈原的所作所為。首先是對屈原作品的種種猜疑。學者們用他們各自不同的判斷標準，對哪篇作品是或不是屈原所作下了種種結(jié)論。現(xiàn)有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離騷》，是否為屈原所作，都曾被懷疑過。我承認他們工作的嚴肅性與重要性，容不得我這個沒學問的人說三道四，但我不耐煩他們的爭論，遠避而去，總還是我的自由。套用一句古人的話：“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碑斎?，現(xiàn)在的學者早不是“寒蟲”，在鼓勵學術(shù)的政策下，他們都暖洋洋的。

更令人氣悶的是，學者們還挑起了一場“歷史上有無屈原”的爭論，弄得東瀛日本國的學者們也來湊熱鬧，直讓我們懷疑他們的用心。以我這個頭腦簡單的人的想法，“屈原”本就是一個符號。它代表著一個人，不錯，但卻是一個早就死去的人——據(jù)說還是投江而死的人，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物理事實”，他早已消失。而我們今天講的這“屈原”，乃是一個“人文事實”。不管歷史上——實際上也就是在楚懷王、楚頃襄王時代——這個人物是誰，或根本不存在這個人，但至少從漢代賈誼、劉安開始，這“屈原”兩個字就已作為一個“人文”符號而存在，并在不久后得到了大史學家司馬遷的認可且為之作傳。在賈誼、劉安和司馬遷那里，“屈原”代表的是一種命運，一種精神，一種品性，這些東西引起了他們的共鳴。而這些東西是抽象的，也就是說，他們感興趣的就是這些“抽象”出來的東西，而不是那個已經(jīng)消亡的肉體。自那時起，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就有了“這個人”，并且“這個人”還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施加了他的影響；也就是說，隨著歷史的發(fā)展，“這個人”的文化內(nèi)涵越來越豐富，他的“抽象”意義越來越豐富，而成了一個無可否認的“人文事實”。這個事實是否定不了的，而那一個所謂的“物理事實”，即那個血肉之軀，是張三還是李四，甚至是否存在，則無須否認，也無須堅持，因為無論如何，“屈原”這個符號在當時是指“這一個”還是指“那一個”，甚或如論者所說，不存在，都無關(guān)緊要，因為“它”實際上已經(jīng)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它對我們的意義，不是來自于那么一個物理性存在的“個體”，那么一個由血型、指紋、DNA、身份證、戶口本、職工登記表等生物或社會體系認定的具體的“那一個”；恰恰相反，對我們有意義的是這么一個“人文事實”，這個事實是由其文化內(nèi)涵決定的，比如忠貞、堅定、愛國愛民、冤屈等等，都是一些抽象概念。而這種“文化內(nèi)涵”是由文化史派生的，在文化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堆壘、附著而成的，比如“愛國”“改革”就是很后來才附著上去的。說白了，從本質(zhì)上講，它無關(guān)乎“事實”，而與“價值”有關(guān)。我把屈原稱為“滾雪球式人物”，意思也就是說，“屈原”這兩個字所包含的意義、價值、精神等等，是在文化史中被不斷附著上去的，正如一個雪球，我們?nèi)魧訉觿冮_它去尋找所謂的事實，則最終仍不過是雪塊而已——所謂的“真正的事實真相”不存在。極言之，文化史上眾多人物與文化現(xiàn)象何嘗不是一直滾動，滾到今天，滾到我們面前的雪球？當他們從我們這兒滾過時，若我們能在上面附著上什么東西，就功德圓滿了，何苦要拿著“學問的鑿子”硬鑿下去，要找出所謂最后的“真相”？待到最后，一切剝落，“真相”會令我們失望：原來什么也沒有。而且我們還糟蹋了歷代的文化成果，把它弄成一堆碎渣。

二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若從其具體主張上講，實際上并不見得有多高明，這話定會讓很多人惱火，但我懇求他們讓我誠實地說出我誠實的看法?！峨x騷》的訴說有三個對象：對君，對自己，對小人。簡單地說，對君是忠，屈原標志著對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對士之“棄天下如棄敝屣”的自由的否定，也標志著另一種觀念的建立——“忠”。這與荀子是一致的，比起孔、孟，荀子特別強調(diào)這個“忠”。在孔、孟那里，“忠”的對象是普泛的，甚至更多的是指向一般的人際關(guān)系，“為朋友謀而不忠乎？”以及“忠”“恕”并稱即是例證。而孟子，就其個性而言，那種對君主的“忠”，他是撇嘴表示不屑的。但荀子特別強調(diào)的就是對君主的“忠”。荀子比屈原稍晚，而且就待在楚國，這是有消息可尋的。

忠而見疑，便是怨。這怨之來處，即是“忠”。由忠而見疑所產(chǎn)生的“怨”，是很近于“妾婦之道”的，是頗為自卑而沒出息的。更糟糕的是，《離騷》還把自己的被委屈、被疏遠、被流放歸罪于小人對自己光彩的遮蔽、對自己清白的污染。這小人很像是第三者，插足在自己與君王之間，導致自己的被棄。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棄婦心態(tài)，就是從屈原開始的。

對外在權(quán)威的皈依和依恃，導致先秦士人自由精神的沒落。屈原的選擇標志著路已只剩下一條：在絕對君權(quán)下放棄自己的主體選擇，除了獲得一個特定的君主的認可之外，不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間。這幾乎是一條絕路。賈誼、晁錯式的悲劇早已在屈原那里發(fā)生，難怪賈誼獨獨心有戚戚于屈原。

好在《離騷》中還有對自我的充分肯定與贊揚，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忠君”帶來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這可能是因為先秦士人主體精神的強大基礎(chǔ)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撐。令人稍感吃驚的是，正是在屈原這樣一位向君權(quán)輸誠的人那里，這種桀驁不馴的個性精神表現(xiàn)得尤其強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約還沒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么強調(diào)自己、堅持自己、贊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據(jù)此認為《離騷》非屈原所作——他們的根據(jù)是：一個人怎能這樣夸獎自己）。而且他一再表明，為了堅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體解不懲。正是這種矛盾現(xiàn)象，使得屈原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會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我想提醒的是，在我們大力宣揚屈原忠君愛國愛民的同時，一定不要忘了他張揚個性的一面。這后一點，也許是屈原最可貴的東西。誰能像他那樣讓自己的個性直面世界的碾壓而決不屈服？誰能像他那樣以自己個性的螳螂去擋世界的戰(zhàn)車？誰能像他那么悲慘？誰能像他那么壯烈？誰能像他那樣成為真正的戰(zhàn)士？

在中國古代，優(yōu)美的抒情作品實在太多了，但像《離騷》這樣的華麗的交響樂則太少。單從篇幅上講，它就是空前絕后的；全篇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九十余字，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一篇，幾千年來沒有人能打破這個紀錄。而其結(jié)構(gòu)的繁復、主題的豐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作為抒情詩，而能展開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嘆服屈原本人思想和個性精神的深度及廣度。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他形式上的特點，正是由于他自設(shè)情節(jié)，使得一首抒情詩才能像敘事詩那樣逐層打開而逐層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處，游歷到精神之原的開闊地帶。抒情詩而有了“情節(jié)”，也就必然是象征的、隱喻的，所以，象征和隱喻也是《離騷》的主要藝術(shù)手法。比起《詩經(jīng)》的比、興，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統(tǒng)性設(shè)喻與上天入地、求女占卜等等自設(shè)情節(jié)的使用，是一次巨大的歷史飛躍。

不管怎么說，屈原仍然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我們可能聽這類表述太多了，但我是認真地說這話的。“第一位”，蓋因他之前尚無稱得上偉大的詩人，甚至連“詩人”也不易覓得。《詩經(jīng)》中可考的作者也有多位，有幾位還頗有幾首詩保存在這被稱為“經(jīng)”的集子中，但我總覺得，《詩經(jīng)》之偉大，乃是整體之偉大，如拆散開來，就每一首詩而言，可以說它們精致、藝術(shù)、有個性，但絕說不上“偉大”。“偉大的詩人”，須有絕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沾溉后人；須有絕大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可以標新立異，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難以為繼。應(yīng)該說，在這兩點上，屈原都當之無愧。就前一點而言，屈原已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征，雖然對他的精神價值，根據(jù)不同的時代需要，代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時我們理解為“忠君”，有時我們理解為“忠民”，有時我們又理解為“愛國”?？傊咽俏覀冊诓煌瑲v史時期的精神力量來源之一，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人格精神的誘導之一。

就后一點說，“屈平辭賦垂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他在后半生的人生絕境中數(shù)量不多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已勝過楚國王族——也是他的祖先——幾百年創(chuàng)下的世俗政權(quán)的勛業(yè)。他寄托在他詩歌創(chuàng)造中的志向與人格，“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劉安和司馬遷的共同評價。我們知道，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言九鼎的。而屈原的藝術(shù)創(chuàng)新，“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超經(jīng)越義，自鑄偉辭，“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這又是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文論家劉勰對他的評價。一個史界的司馬遷，一個文論界的劉勰，兩個在各自領(lǐng)域中的頂尖人物，對他的精神與藝術(shù)、人格與風格，作這樣至高無上的推崇，屈原之影響人心、折服人心，于斯可見。

三

其實，屈原作品的數(shù)量并不多。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出的數(shù)目為二十五篇，劉向的已散佚的《楚辭》及王逸的《楚辭章句》中列出了這二十五篇的篇名，它們是：《離騷》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游》《卜居》《漁父》各一。一篇被梁啟超稱為“全部楚辭中最酣恣、最深刻之作”的《招魂》，不在此列，我頗為遺憾。近世有不少學者力主此作仍為屈原的作品，我雖拙于考據(jù)，但從情感上說，我很希望這篇作品的著作權(quán)歸于屈原。多年以前，我支邊去青海，一待十七年之久，常起故鄉(xiāng)之思（我本楚人）。每吟那“內(nèi)崇楚國之美，外陳四方之惡”的《招魂》，尤其是那結(jié)尾三句，即不任感慨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