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泉根兒童文學研究述評

王泉根與現(xiàn)代中國兒童文學的整體研究——王泉根先生學術述評

李利芳

【說明】王泉根先生的學術興趣、學術成果與學術影響，涉及中國文化領域中的姓氏文化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吳宓研究，以及兒童文學研究等。限于本人學識，本文只論析王泉根先生的兒童文學研究。特此說明。

王泉根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兒童文學學術格局中占有著核心的位置。這建基于他三十多年來勤奮的學術活動與豐碩的學術成果。其學術成就集中表現(xiàn)在從兒童文學思潮史論、基礎理論問題、學科建設、作家作品研究、兒童文學的跨學科研究等多個層面建立起了現(xiàn)代中國兒童文學整體觀。這一觀念及其理論成果為我國兒童文學在文學、教育、新聞出版等相關學科領域中搭建起了具有自身學術個性與本體精神的話語空間。王泉根直接參與、見證了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自新時期以來發(fā)展的全部歷程。他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研究與學術譜系建構為這一學科在當前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打下了堅實的根基。他的學術研究始終堅持“問題意識、原創(chuàng)品格、中國話語、‘有我’寫作”，這使得他對中國兒童文學全局發(fā)展的任一學術問題的關注都打上了深深的開拓者的印跡。

一、宏闊精深的歷時研究，鉤沉中國兒童文學史思潮圖像

作為新時期以來我國培養(yǎng)的第一批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之一，王泉根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兒童文學的科學研究時，就將學術視野的根基緊緊鎖定在20世紀早期我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發(fā)生時期。他是最早系統(tǒng)整理我國20世紀早期兒童文學文獻史料的學者。1984年他編選《周作人與兒童文學》，將現(xiàn)代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界最重要的人物——周作人的相關文章做了歸類整理。該選集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體現(xiàn)了編者睿智的學術眼光與勇敢的學術氣魄，這一整理工作直接推進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周作人兒童文藝思想的研究。從1984年歲暮，他開始另一項艱難而重要的工作，全面搜集整理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文論，查尋資料的途徑包括浙江圖書館、北京、上海、長沙等地。他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文論選》于1989年由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文論選共收入150多篇研究文章，都是20世紀初至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史上具有文獻價值與參考價值的各種代表性理論文章。論文選有六輯的體例結構，能明確見出編者構建中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理論批評整體框架的主體意識。同時，編者在每篇論文的后面都附了一個“硯邊小記”，對于論文的時間、出處、作者情況、論文大意等做了一個介紹，這是學界對現(xiàn)代兒童文學理論系統(tǒng)研究的開始，屬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20世紀90年代，他又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文論做了選編，對當代兒童文學理論著述做了目錄梳理，文獻史料整理一直伴隨在他的研究進程中，在其大量著述中都有體現(xiàn)。王泉根的文獻史料功底是其全部研究的根基，也是其“現(xiàn)代中國兒童文學整體觀”得以確立發(fā)展、牢不可破的學術支撐。他的這一學術“笨”功夫很早就得到學界的認同，現(xiàn)代文學學者張大明在為他的《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先驅》一書所寫的序言中這樣說道：“本書作者擁有豐富、扎實的資料。他的結論不是隨意得出的，他做到了言必有據(jù)，無一字無來歷。他真花了功夫?！?sup>[1]

扎實的文獻史料研究使得王泉根充分掌握吸收了我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早期的思想資源，深入歷史幽微洞察了我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發(fā)生及發(fā)展初期的精神特征及文學面貌，再結合以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兒童文學資源的細致辨析，宏闊的中國兒童文學史觀在王泉根起步階段的學術研究中就建立了起來。在隨后八九十年代的研究中，他以突出的問題意識，按照歷史線性思維，立足于風起云涌的社會背景下，分板塊繪制出了中國兒童文學史清晰的思潮圖像。這些理論文章深深根植于時代思想文化潮流之中，以清醒獨立的“兒童文學”學科意識去偽存真，評判事實，凝聚思想，構建出了具有鮮明民族文化精神特質的中國本土兒童文學觀念與文學成就發(fā)展圖譜。

從世界范圍來看，兒童的發(fā)現(xiàn)與兒童文學的發(fā)現(xiàn)都是在晚近時期。與成人文學具有本質區(qū)別特征的是，兒童文學的問題其關鍵點并不是一個“文學”的問題，而是“兒童”的問題。這是兒童文學的普遍發(fā)展規(guī)律。正如《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兒童文學”詞條所表述的：“在某種程度上，它是某些有跡可循的社會運動的產物，最明顯的是‘發(fā)現(xiàn)’了兒童。”這樣的思想認識是開展一切有關于兒童文學的活動的邏輯起點。在論述中國兒童文學的具體問題時，王泉根將思想的觸角牢牢固持在這一起點與支點上，因此其研究從起步起，就置身在世界兒童文學發(fā)展的語境當中，以自然科學的客觀規(guī)律為指導，以世界兒童文學為有力參照，溯本清源，用“中國話語”書寫出了“兒童的發(fā)現(xiàn)與兒童文學的發(fā)現(xiàn)”^[2]5。在這篇文章中，他說：“兒童文學發(fā)展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社會‘兒童觀’演變的歷史。如果我們的兒童文學研究能清醒地把握這一點，我們便會更深刻地把握兒童文學的特殊精神與美學品性?！?sup>[2]5這是一句含義深刻、極具兒童文學研究方法論指導意義的觀念表述，對王泉根這一判語的深入理解，會有助于穿透認識其之后系列的兒童文學學術思想與研究成果。

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發(fā)現(xiàn)”這一命題，經由充分的論證，他形成了這樣的結論：“時代的呼喚，兒童的發(fā)現(xiàn)，‘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哺育與催化，這就是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發(fā)現(xiàn)與發(fā)生的全部原因。”“從社會史方面說，兒童文學的發(fā)現(xiàn)已被認作中國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因素與標志。”^[2]13這一全景式的思想判斷在“現(xiàn)代中國”的語境下對兒童文學的問題研究做了整體性的價值定位，它囊括了兒童文學學科領域在學術界存在的全部知識背景、科學研究的價值、研究的方法論以及其意義高度等。

王泉根的兒童文學史論研究以客觀的史實為基礎，但他能掙脫平面事實雜糅并存的現(xiàn)象之網，擺脫歷史迷亂，在縱深的史像河流里覓得主脈，呈出本土兒童文學現(xiàn)代化進程的精神實質，這是其歷時形態(tài)的兒童文學研究最可珍視之處。所以其“主潮”立論下的眾多大塊頭文章，都是對百年以來中國兒童文學某些關鍵歷史時期或某個歷史時段的“整體”穿透，這些成果按照時間線索放置在一起，頗具云蒸霞蔚、氣象萬千的態(tài)勢，是對“中國兒童文學”生命氣度與文化景觀的一種積極呈現(xiàn)，為世人認識本土兒童文學打開了一扇鮮亮的視窗，這應該是其作為新時期以來的兒童文學研究開創(chuàng)者最具歷史功績之處。

“五四”時期是中國“兒童觀”發(fā)生巨變與中國兒童文學的現(xiàn)代轉型時期。對這一時期兒童文學的觀念及行動實踐、整體建設成就，王泉根條分縷析，有過透徹的論述。^[3]150-162他指出，“‘五四’兒童文學的總特點是以理論發(fā)其端，實踐繼其后的”，“在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初創(chuàng)階段，‘兒童本位論’幾乎成了許多兒童文學文論的立論依據(jù)……自從出現(xiàn)了‘兒童本位’的嶄新觀點以后，隨著傳統(tǒng)兒童觀誤區(qū)的糾正，由此產生了許多重大的革新”，“‘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主要是翻譯外國作品與采集改編民間口頭創(chuàng)作或改編某些適合兒童的傳統(tǒng)作品，甚少作家獨創(chuàng)之作”，“‘五四’兒童文學是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的現(xiàn)代轉型而顯示其巨大的歷史意義。轉型包括兩方面：舊文化背景的解體與新文化背景的建構”。這些精辟的概述已沉淀為了“中國兒童文學史”，它從學理上對我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發(fā)生時期文學形態(tài)的厘清與總結，對我們準確把握我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初生形態(tài)及認識理解其后期發(fā)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0世紀20年代是我國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成長期，這一時期“以茅盾（沈雁冰）、鄭振鐸、葉圣陶（葉紹鈞）、謝冰心等為代表的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發(fā)起的‘兒童文學運動’，是現(xiàn)代中國的重要文化事件與文學現(xiàn)象”^[3]163。這是我國兒童文學在外來影響下真正開展實施本土建設的關鍵階段，尤以特別的是它匯入了文學研究會的文學運動之中，更加凸顯了其強烈的時代主音，映照出“兒童文學”在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建設中曾經占有了怎樣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對這樣一段具有充分本土文學經驗探知的運動歷程，王泉根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做了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他以問題意識為導向，將相關人士的重要文學活動貢獻及相關史實面貌清晰地勾勒出來，并對各個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了精要的評述。在微觀而系統(tǒng)地考察完文學研究會的兒童文學運動成績之后，他對這一流派文學的審美理想及精神特質有了精準的定位：“他們從一涉足兒童文學，就十分強調兒童文學‘要能給兒童認識人生’（茅盾語）的社會效果，始終注重兒童文學與社會人生的聯(lián)系。鄭振鐸在1923年為葉圣陶的童話集《稻草人》所寫的序言，是闡釋‘人生派’作家兒童文學觀的綱領性文字……文學研究會諸作家的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有著大體一致的風格和特色，這就是：堅持兒童文學直面人生、反映社會生活特別是社會形態(tài)發(fā)展變化的特點，始終高揚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旗幟，直接把人生百態(tài)引入創(chuàng)作視野，使兒童文學與時代脈搏和現(xiàn)代人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直接或間接地揭示出中國社會‘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茅盾語）?！?sup>[3]173-174文學研究會的兒童文學運動是極具“中國”特質的文學建設活動，它既體現(xiàn)出鮮明的時代氣息，又深具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氣質，對這樣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兒童文學文化自覺的剖析與澄清，是對20世紀20年代作為承上啟下的關鍵文學時段的研究的重中之重。王泉根的研究完成了這一重任，“他們所開辟的現(xiàn)實主義兒童文學道路，不僅成為2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主潮，而且對三四十年代乃至1949年以后的當代中國兒童文學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3]174。他的這一結論對于后續(xù)文學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航向引領與價值指導作用。

建基于對每一時段如此扎實深入的歷史把脈，王泉根隨后對各個時代的理論總括就是自然而自得的了。在對20世紀30年代兒童文學的研究中^[3]176-185，他站在歷史的分水嶺上，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與文學的大思潮中，撥清兒童文學領地的重重迷霧，高屋建瓴地指出，“1930年前后的中國兒童文學在對自身價值功能的選擇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性時刻。這一選擇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右翼勢力試圖讓兒童文學‘羽翼傳經’重開歷史倒車的逆流遭到了批判，兒童文學的文學地位、現(xiàn)代精神與藝術個性進一步得到了鞏固與加強；另一方面，左翼文壇則從階級斗爭、民族振興的角度出發(fā)，要求兒童文學與整個左翼文學一樣注入‘革命范式’的理想主義激情，強化文學與時代、文學與革命的關系”。從此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窺見，本為“為兒童而存在”的一種文學類型，在具體的社會、文化、時代背景下，它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內涵可以被強化到怎樣的高度。從“五四”時期的兒童本位，到20年代的文學研究會，再到30年代的“兩翼”之爭，王泉根為我們梳理出的現(xiàn)代兒童文學的發(fā)展演變軌跡，可以清晰地透視出中國兒童文學的現(xiàn)代化探索之路。在從外來影響走向本土經驗的歷程中，在風云變幻的20世紀中國革命道路的求索過程中，兒童文學一直以被放大了的“文學”——“民族、國家”想象的身份介入了社會革命的進程。這樣一種文化身份的建構使得現(xiàn)代中國兒童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留下了屬于自身的獨特文學印痕，也為人類謀求兒童與兒童文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獨一無二的經驗圖譜。對此問題領域的有力言說，之于現(xiàn)代中國問題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視點與價值意義。兒童文學為國人有效地開辟了一塊精神領地——生成的“童年”語境是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思考想象民族解放的一個特殊的路徑。因此，在“社會史”的思想高度上鳥瞰中國兒童文學的存在姿態(tài)及發(fā)展變遷，一直是王泉根兒童文學史論研究的批評坐標。

在戰(zhàn)爭年代，“民族戰(zhàn)爭成了兒童文學的主要題材，愛國主義是整個兒童文學認同與高揚的主題，現(xiàn)實主義精神得以進一步發(fā)揚；在藝術體裁方面，直接與小觀眾對話的兒童劇和廣闊及時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少年小說、童話得到了較大發(fā)展，兒童詩也有長足進步。兒童文學工作者增強了使命意識，他們的兒童文學實踐是與時代的救亡意識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3]186。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構成更顯出濃厚的革命主音，王泉根以翔實的史料為基礎，在時代政治格局中清理出兒童文學發(fā)展枝枝蔓蔓的脈絡與路向，對抗戰(zhàn)年代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大后方兒童文學、淪陷區(qū)兒童文學、根據(jù)地兒童文學、抗戰(zhàn)勝利后的兒童文學各自的文學成就與藝術特色，他都逐一深入細致地進行了論述，這尤其顯示出他的文獻史料功底。

“一部兒童文學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成年人‘兒童觀’的演變史”^[3]204，這是王泉根在兒童文學研究中始終緊扣的價值觀與持有的方法論?！啊吣辍瘍和膶W，突出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中國完全不同于以往時代的‘兒童觀’及其影響下的‘兒童文學觀’?！薄翱疾臁吣辍瘍和膶W，最能顯示其作為‘兒童’的文學的特殊發(fā)展規(guī)律與順逆曲直的，是這樣三種現(xiàn)象：少先隊的文學與‘共產主義的教育方向性’；教育兒童的文學與配合各項‘中心’、‘運動’；階級斗爭工具的文學與審美向度的缺席?！?sup>[3]204如此明晰的思潮描述與判斷建立于王泉根深厚的兒童文學學養(yǎng)與扎實的文學史功底。對中國兒童文學宏闊精深的歷時研究賦予了他穩(wěn)固開放的本土問題意識，借由他的整體性學術理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兒童文學曲折流變的紋脈，認清其發(fā)展的“社會性”與“民族性”本質，彰顯其獨特的世界性價值，同時以“童年”為鏡，也借以“看見”中國現(xiàn)代化推進之步履與艱難。

雖一直處于弱勢學科，但中國兒童文學確是我們國人識別“自我”民族身份的一個重要文化標志。這種認同得自于兒童文學學者的“敘述”?！敖夥艃和钡挠^念在中國又因具體的文化傳統(tǒng)與國情，其步伐與進程顯得稍微遲緩，在這一背景下研究者言論與思想的啟蒙與觀念傳播便顯得尤為可貴。王泉根懷有赤誠的兒童文學理想，這使得他30多年來一直潛心在20世紀縱深的文學長河里去爬梳剔抉屬于兒童文學的那些精神財富，他相信文學史的力量，它雖屬一種權力，但對于那些邊緣學科的拓荒者來說，更多的是責任與擔當。因緣巧合，是他們選擇了兒童文學，還是兒童文學選擇了他們，總歸他們是天然稟賦了這一使命，去完成百年歷史交予的重任。

于是，敘述歷史也責無旁貸地推進到了新時期。這一時期既是當代文學與兒童文學進入突變發(fā)展的“歷史新時期”，也是兒童文學學科真正屬于王泉根這一代兒童文學學人的“歷史新時期”。作為站立在時代潮頭的弄潮兒，作為每一次理論爭鳴與話題制造的參與者與發(fā)聲者，作為對紛呈兒童文學萬象的洞悉者，王泉根對新時期以來兒童文學思潮的把脈更是從容不迫、游刃有余。他對新時期兒童文學“三個拓展”[3]213-221的高度概括，從本體兒童文學的建設高度，以觀念、美學目標、兒童主體性、年齡分層等若干關鍵議題，廓清了新時期兒童文學如何在根本性上回歸為“兒童的文學”的歷程。而要實現(xiàn)這一切，它完全是一個涉及社會各個面向的系統(tǒng)工程，在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上，王泉根又體現(xiàn)出他開闊大氣的學術視野，這一點也正迎合兒童文學自身的跨學科特質，它要求研究者絕對不能拘謹束縛在窄狹的文學一隅而自說自話，兒童文學從發(fā)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它是“社會”的。從政府職能部門的重視，作家隊伍的建設，傳播媒介的發(fā)展，文學評獎的設立，學會、筆會、研討會的活動，高等學校兒童文學教學的提升，兒童文學叢書“出版熱”，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的交流等八個方面，王泉根詳論了八九十年代兒童文學系統(tǒng)工程的建設。^[2]174-204完整豐富的資料與明晰的結構框架是本篇論述的基本特征，同時它也第一次開拓了考察兒童文學發(fā)展水準的系統(tǒng)“外部因素”，這些因素的存在首先是時代進步使然，其次也得益于王泉根深邃而睿智的“文學系統(tǒng)工程”眼光。《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兒童文學”詞條曾對“有助于初步估計某一國家兒童文學發(fā)展的程度的標準”^[4]做出過羅列，王泉根的思路與此有暗合之處，但也有發(fā)展，其間的差異性深刻地顯示出我國兒童文學學科發(fā)展的本土性特征。

與20世紀上半葉相比，新時期以來的兒童文學顯然進入了歷史發(fā)展的嶄新時期，無論是外部，還是內部文學問題，現(xiàn)象與思潮的涌動都是異彩紛呈的。尤其是經過八九十年代的探索與積淀，行進至新世紀的兒童文學似乎驟然實現(xiàn)了文學出版與閱讀的高潮。在對現(xiàn)象變遷一路的跟蹤、捕捉、歸納、概括、提煉中，王泉根對世紀之交、新世紀的兒童文學動態(tài)都有過精辟的論斷。他指出，“以兒童為本位”是新時期兒童文學最核心、最根本的觀念轉變。這一轉變激活了創(chuàng)作生產力，導致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視角的轉換。世紀之交的兒童文學正在高揚“以善為美”的美學旗幟，走向兒童文學的“全人類對話”。^[3]222-232在考察新世紀兒童文學的原創(chuàng)生產與發(fā)展思潮時，他提出在“充分的市場化、傳媒手段的多樣化、更為寬松自由的外部社會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等文學外部生態(tài)環(huán)境變化的背景下，新世紀兒童文學從逐漸適應到走出一條新路，已經形成了一個多元共生、充滿希望的文學新格局。具體表現(xiàn)在：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的生產已呈現(xiàn)出“東風壓倒西風”之勢；第五代兒童文學作家正在崛起；童年文學創(chuàng)作異軍突起，徹底改變了兒童文學“兩頭大、中間小”的創(chuàng)作格局；幻想文學創(chuàng)作方興未艾，未來的發(fā)展勢頭將有可能扭轉中國兒童文學長期形成的現(xiàn)實主義一元獨尊的格局。^[3]233-240當復雜變幻的文學現(xiàn)象雜陳于眼前時，王泉根始終能握住主潮的制高點，嚴格辨別良莠，評判高下，預測未來。最可貴的是他能以“大氣勢”駕馭“大選題”，在他“大圖像”的立體構想與繪制中，“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內涵構型最終能突破其“小兒科”的尷尬存在地位，在人類文化史的長河中屹立起其獨樹一幟的精神氣魄。這確是一個研究者艱苦的壘建過程，我們從王泉根對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分段歷史的耐心梳理與細致研究中，已經一點點見證了這種艱辛，同時能深刻見出的也有其個人的文化理想與學術追求。

將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放置在整體時段內梳理其精神脈絡，提煉其文化品性，是王泉根在分段研究基礎上的一個拓展。他的研究價值不僅在于對歷史現(xiàn)象的外部描摹，更在于對其內在生命力與精神結構的一種整合提升。他透視彰顯了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三次轉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根本變革轉型；30年代的第二次轉型；新時期的第三次轉型。三次轉型的背景，都是社會文化的深刻變革影響到時代兒童觀的轉變，進而影響到兒童文學的巨大變化。在準確定位文學史發(fā)生嬗變的契機的基礎上，他又高屋建瓴地概括出了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五代作家。^[3]265-276對五代作家文學主張、成就、藝術個性的整體把握，是對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文學經驗與本土文學精神的總結與提煉，為社會各界認識與理解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極好的藝術肖像。

在對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經驗與人文價值的論述中，王泉根指出：“‘稻草人’的道路實質上就是高揚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中國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的成長、發(fā)展的道路?！边@條道路直面現(xiàn)實，直面人生，強調文學的認識、教化功能與作家作品的社會責任意識，不斷追求現(xiàn)代化與民族化的統(tǒng)一。他還指出，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是一種具有“文學的現(xiàn)代化”特質的全新文學，這種現(xiàn)代化首先體現(xiàn)在“兒童觀”的轉變上，更深刻地體現(xiàn)在文學語言與形式的變革，以及與此相聯(lián)系的兒童文學文體建設與審美創(chuàng)造方面。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是滋養(yǎng)中國少年兒童精神生命的文學養(yǎng)料，是中小學語文教育的重要資源，且創(chuàng)造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新的人物譜系，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與世界兒童文學的藝術寶庫。^[3]277-282

現(xiàn)代中國兒童文學是外源影響下的產物。外來影響一直伴隨在百年中國兒童文學本土化的發(fā)展過程中，是中國兒童文學本體觀念建設與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不可或缺的“路標”。外來影響充滿了鮮明的時代性，百年中影響與接受的文學現(xiàn)象復雜多端，內涵豐富，是學界需要充分展開研究的一個宏大課題。但遺憾的是，目前我們能見到的依然是局部領域與環(huán)節(jié)上的少量研究，尚缺乏體系內完整的課題研究。在這種背景下，王泉根為此問題領域搭建起的初步研究框架與研究成果就顯得彌足珍貴。他以上下兩編五萬字的篇幅^[3]283-321，對1949年以前及1949年以后的外來影響及對外交流做了基本情況的梳理，并以問題意識規(guī)整了影響的主要領域。他的論述較為全面，既包括思想觀念，也包括創(chuàng)作實踐、出版?zhèn)鞑?、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等。該文章具有很強的文獻史料價值，同時確立了“中國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關系”研究的基本論題意識，為后續(xù)者的研究樹立了很好的風向標。

王泉根的兒童文學思潮研究具有很強的時間意識，歷史的“時間點”及完整的“時間段”在他的論題中都很凸顯，由此，也自然生成了其思潮研究厚重的歷史感。他對新中國成立六十年的兒童文學有很好的總結，他也論述過改革開放30年兒童文學的深層拓展?？傊?，“整體觀”視野使王泉根進入到了現(xiàn)代中國兒童文學歷史推進的較深層次，在這一過程中，他一直試圖去揭橥的也是本土兒童文學發(fā)展的內在本質。他在繁雜的文學史現(xiàn)象中厘清了主流脈絡，為國人認識與定位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基礎的坐標。他總結了我國兒童文學的歷史經驗，也廓清了其獨特的人文價值。他能準確描述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的發(fā)展態(tài)勢，又能在繁華的現(xiàn)象中對發(fā)展動向做出理性的把握及前瞻的預測?？傊?，其歷時形態(tài)的兒童文學研究屬于新時期兒童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術成果，為后續(xù)者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學科根基。

二、勘探基礎理論問題，呈現(xiàn)真實本質的兒童文學

20世紀早期，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兒童文學開始萌芽發(fā)展，一代學人開始了致力于對“兒童文學”之為何物的理論認知。整個20世紀上半葉，圍繞著兒童文學的本體屬性、兒童文學的文體問題、兒童文學與教育的關系，學者們從不同向度初步開墾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基礎理論研究版圖。對這部分成果，筆者在著述《中國發(fā)生期兒童文學理論本土化進程研究》中曾經有過較翔實的探討。但是，受制于歷史的局限，兒童文學相關基礎理論問題的深入探討與更充分的理論話題的展開在其時還實現(xiàn)不了。新中國成立后，在當時整體的文學語境中，兒童文學學術研究的理論資源與思想觀念價值感都很集中，意識形態(tài)特質強，也沒有能夠獲得更充分的學理探索。新時期以來發(fā)展至今，是兒童文學理論研究更全面、更基礎、更富有學理性發(fā)展的時期。本著述所論述的新時期以來崛起的這一批理論批評者，每一位都以自己的理論旨趣與研究專長，從不同向度豐富發(fā)展了新時期以來我國兒童文學基礎研究的理論成果。這其中，王泉根的基礎理論研究表現(xiàn)出自身鮮明的個性特征。

王泉根的“論少年兒童年齡特征的差異性與多層次的兒童文學分類”思想在1985年提出，這一問題探討的背景是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征，作者說：“關于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征，一直是兒童文學理論界至為關注的問題，也是長期以來混沌一團的問題之一?！?sup>[5]8他在回顧了“五四”以來有關兒童文學的種種界說后，分析了“本位說”“教育說”，乃至新時期以來更多關于兒童文學的價值功能之說，指出，我們對“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征之所以找不到共同的易于普遍接受的語言，是因為我們在一個問題上卡了殼，這就是少年兒童年齡特征的差異性與兒童文學標準單一性之間的矛盾。在從兒童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了幼年（三歲到六七歲）、童年（六七歲到十一二歲歲）、少年（十一二歲到十五六歲）三個階段不同的身心發(fā)育特征后，他提出了把“兒童文學”一分為三，明確提出并肯定“幼年文學、童年文學、少年文學”的概念。這樣一種科學理性的劃分對我國兒童文學事業(yè)的推進是意義深重的。早在1920年，在“兒童文學”作為一種“現(xiàn)代”事物剛被引入國內的時候，周作人的《兒童的文學》一文在啟迪國人觀念、普及基本文學知識的層面起到了振聾發(fā)聵的作用。周作人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論及了有關兒童文學各個方面的基本問題。尤其是他從兒童學的角度，談到了兒童大約分為四期：嬰兒期（一至三歲）、幼兒期（三至十歲）、少年期（十至十五歲）、青年期（十五至二十歲），并大概論及了各期兒童的身心特征，在此基礎上對應論述了幼兒前期、幼兒后期、少年期各期的兒童的文學分配，以及它所對應的兒童文學的文體特征。周作人在這個問題上為學界立下了初步的理論框架，但囿于時代局限，以及兒童文學原創(chuàng)的空白，他的思想表述還主要停留在引介西學的層面。承接周作人的思想脈絡，在我國兒童文學的發(fā)展已經推進了大半個世紀的背景下，王泉根重新將這一理論問題提出，并將其置于反思制約我國兒童文學思想觀念的瓶頸問題層面，以現(xiàn)代的兒童心理學為支撐，將分層問題推向了概念更為科學嚴謹、層次更為合理明晰、內涵更為豐富緊致的水準上，其學理意義與知識傳播功能都是顯在的。

從年齡特征的差異性思考兒童問題，在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術路徑內屬于“真問題”，因為它不是將兒童視為一個混沌的整體，不是在成人的想象視界內虛構兒童的問題，不是教化，不是賦予，是從自身的服務對象出發(fā)的建設路線，這樣一種認知概念的澄清帶動的是國內兒童文學界的一種基礎觀念的轉向。兒童文學轉向“兒童”的路途任重而道遠，因為從事這項工作的主體始終是成人，又由于作為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兒童文學在“上對下”的載入功能上是非常積極有效的工具，因此，其真實回歸“兒童”的道路需要較漫長的一段時期。對于新時期兒童文學事業(yè)的推進來講，王泉根這一觀念的提出是先在的，它在思想上對其時中國兒童文學界的整體引領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這種效果有點兒像“五四”時期理論的先導作用。

在觀念上兒童文學界逐漸推廣認識了兒童文學的年齡分層問題之后，在創(chuàng)作上的應用則需要更長一段時間的摸索實踐。八九十年代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原創(chuàng)兒童文學事業(yè)兩頭大，中間小，真正為童年期兒童服務的文學很少，這表明作家觀念的轉型滯后于理論界。一直到了新世紀初，這樣的轉向才真正實現(xiàn)。無論是作家，還是出版機構，才真正將兒童的閱讀主體視為中心，用心寫他們需要的、愿意看的東西，由此帶動了整個少兒文化產業(yè)的熱潮。從這樣一個發(fā)展過程更能透視出1985年王泉根關于兒童年齡的差異性及兒童文學分層觀念的提出其歷史的創(chuàng)建意義。它樹立了科學理性地認知兒童的研究態(tài)度，它破除澄清了人們頭腦中混沌的兒童文學意識，預示著我國的兒童文學研究正在一步步走向專業(yè)化與精準化。

王泉根在20世紀80年代強調兒童文學接受年齡的差異性，與他其時受到接受美學的思想影響也有很密切的關系，再加之皮亞杰發(fā)生認識論的影響，他充分論證出了這一命題提出的必然性與科學性。他指出，兒童讀者與大讀者一樣，不是消極的被動的反應環(huán)節(jié)，而是實現(xiàn)作品功能潛力的主體，是促進兒童文學發(fā)展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兒童文學對兒童是一種外部刺激，它必須適應各個年齡階段的少年兒童主體結構的同化機能，必須在各個方面契合他們的接受心理與領悟力。王泉根從理論上推導出了兒童文學的“應有之義”，但他同時深刻地認識到，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創(chuàng)作者、購買者乃至講解者都是成人，成人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具有相當?shù)目刂浦渥饔?，因此便出現(xiàn)了成人寫給兒童的文學的兩種背反現(xiàn)象，一是兒童本位的，一是出于成年人某種宣傳、傳道、惑眾的政治需要或其他需要，用來演繹教義或圖解概念的形式上的兒童文學。此外，少年兒童也從成人文學中找尋適合自己的作品。這就客觀上形成了兒童閱讀文學的兩大門類：“兒童本位的文學”與“非兒童本位的文學”。在以全面的視野觀照完兒童文學的客觀存在形態(tài)的基礎上，最終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兒童文學實際上是一種“模糊”文學，只有比較意義上的相對獨立的兒童文學，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絕對完善的兒童文學。^[5]30-36

“三個層次與兩大門類”基本觀念的廓清，無論對理論界還是創(chuàng)作界，都是基礎中的基礎工作，它代表了王泉根基礎理論問題研究的學術水平。它以科學的態(tài)度指出了兒童文學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自身的專業(yè)性與疆域性，但它同時也睿智地呈現(xiàn)出了兒童文學的相對性與悖論性，模糊性與不確定性，由此鑄造了兒童文學研究者必須秉具學術眼光的本體性與開放性，具體指他們既要“畫地為牢”，嚴守學科邊界，確立明確的“為兒童服務”的宗旨意識，建設屬于兒童文學自身專有的本體文學內涵；同時又要兼顧兒童與兒童文學的社會性，以更為開闊現(xiàn)實的文化視野，深入兒童存在與生活的真實情境，理解接受兒童閱讀的“非兒童性”，在更全面客觀的立場上思考“兒童文學”的建設與發(fā)展問題。

兒童文學是兒童主體與成人主體兩個主體共在的文學，對這兩個主體的關系研究屬于兒童文學本質研究的一個范疇，新時期以來的兒童文學理論對此有重要的開拓。“五四”時期講“兒童本位”，20世紀60年代講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這兩種極端對立的觀念各自強調了兩個“主體”之一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新時期以來的研究者與前期相比，對此問題認識掘進的核心表現(xiàn)在不去“孤立”地凸顯任一方，而是全面地考量到“兒童文學”生成中的價值元素，把“成人與兒童”納入“關系”中，納入一個“系統(tǒng)”中去辯證思考其間互動豐富的意義張力。學者們從各自的論證角度對此問題做過深入表述，王泉根也不例外。他以“理解與超越：徜徉在兩種審美意識之間”來對此結題，他指出：與其說兒童文學反映的是兒童生活與兒童審美意識，倒不如說是成年人所理解的兒童生活與兒童審美意識。成人審美意識是文本的藝術質量和價值尺度賴以實現(xiàn)的根本保證，兒童審美意識的存在是兒童文學之所以成為兒童文學的美學前提，這兩種審美意識的互補調適與交融提升是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成敗的關鍵所在，也是理解與實現(xiàn)兒童文學審美本質的“阿基米德點”。^[5]1-6對這兩種審美意識各自的內涵構成，王泉根也有過深入的考察，運用皮亞杰的理論學說，他詳細闡釋了兒童思維與原始思維的同構對應關系，深入論述了兒童審美意識的本原及其歷史發(fā)生。進而論述到，作為現(xiàn)代藝術家的兒童文學作家，他的意識是從根本上區(qū)別于原始意識和兒童意識的現(xiàn)實意識，其審美意識是現(xiàn)代人通過自我體驗模式對世界的自覺把握。而兒童的審美意識是與原始意識相通的，通過自我體驗模式對世界的不自覺的認同。因此，兒童文學作家既要真正地認識和把握兒童思維、兒童審美意識的特點，又必須超越兒童，引導兒童，提升兒童，發(fā)揮創(chuàng)作主體對兒童文學的主導作用。^[3]94-105

作為一種提供給異于“成人”的“孩子”閱讀的文學作品，有關“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征一直是新時期以來兒童文學學界爭論不休的一個“永恒”的理論話題。對其本質內涵的反復辨析一方面呈現(xiàn)出的是理論研究的不足，由認識的不充分帶來了觀點的多樣性與差異性，還沒有達成較穩(wěn)定統(tǒng)一的共識；另一方面也確實反映出兒童文學自身的特殊性，文學構造與價值關聯(lián)的復雜性，的確需要時間逐步從學理上去沉淀、發(fā)展、明晰對其的深度認知。1996年第一、二期的《兒童文學研究》發(fā)表了班馬、劉緒源、方衛(wèi)平等的“熱點爭鳴”，在有關“什么是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的本質特征是什么”等這樣一些基礎問題上存在很大分歧。王泉根在回應這次爭鳴時很清楚地表達了自己對相關問題的看法，尤其重要的是借由這次爭鳴，他對“兒童文學研究”本身的認知形成了很透徹的表述：“我始終認為，作為關注兒童生命存在狀態(tài)的屬于人文科學領域的兒童文學研究，其首要之務與重心所在自應定位在兒童文學之為兒童文學的特殊性上……強調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就是從根本上強調兒童文學的生存意義與價值所在”，“兒童文學研究所能提供給整個文學王國、文學史以及人文科學領域的成果，主要還是我們最具自身學術個性的關于兒童文學的特殊精神之研究”。他呼吁：“我們迫切需要建立具有學理深度與學術規(guī)范的兒童文學話語空間。我們需要強調獨特的學術品格，高揚生命的主體哲學。”^[3]60-72因此，緊密圍繞兒童文學的“特殊精神”展開基礎問題的研究便始終是他的研究理路。

“作為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開始，首先要為研究對象找到合理性、科學性、合法性、客觀性，否則它就是一個‘偽’的課題，即不存在、無意義、無根據(jù)的課題?！?sup>[3]20對作為研究對象存在的“兒童文學”，王泉根的理論意識一直是自明的。他所做的所有基礎工作都是牢牢握定這個研究對象本身，以寬博的人文視野，在文化與文學的大語境中為它積極尋找論證自身的存在位置，去彰顯它的特殊精神與藝術氣質。因為研究意識中“兒童”這一維度對“文學”的積極介入，也使得王泉根對“文學系統(tǒng)”的理解認識形成了自己的觀念?！拔艺J為，古今中外一切文學（文學現(xiàn)象、文學作品、文學研究等）都可以按以下兩個視角加以分類，從而構成一個完整而開放的文學系統(tǒng)。第一個視角是文學的時空角度，第二個視角是文學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角度?！?sub>[3]20在他重新建構起的“文學系統(tǒng)”觀念中，文學按照時間性（即時代性特征）、地域性（即民族性特征）形成了一個結構譜系，文學按照生產者界度（分為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消費者界度（分為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形成了另一個結構譜系。這樣一個立體的文學系統(tǒng)坐標很客觀也很形象地定位了“兒童文學”，使人們易于理解認識其存在的意義價值。

“什么是兒童文學的美學特征，或曰兒童文學作為一種具有獨特文學價值與藝術規(guī)范的文學類型，其在美學意義上的基本特征到底是什么？這無疑是兒童文學研究非常核心的問題，就其理論實質而言，實際上涉及兒童文學之為兒童文學的本質問題之展開，也就是從‘真理’的角度逼近兒童文學的本質?！?sub>[3]1這是王泉根在新世紀的兒童文學研究中重點提出的一個本質問題。從常識觀感看，這應該是一個已經早有定論，基礎得不能再基礎的話題，因此也是最易被人們忽略的問題。但在新世紀的中國兒童文學呈現(xiàn)一派繁華景觀的背景下，王泉根重新?lián)炱疬@個命題自然另有深意。對此問題，學界已有的結論都是與少年兒童的精神特征相聯(lián)系進行概括，如純真、稚拙、歡愉、質樸或兒童情趣等，但王泉根認為這只是枝葉而不是樹木，“兒童文學之所以能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門類在人類文學藝術版圖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自然應有其遠比純真、稚拙、兒童情趣更具豐沛張力的藝術內涵，更為深刻重要的美學原因”^[3]1。這一思考是切中肯綮的。王泉根欲圖彰顯的，就是所以能支撐這一獨特文學類型存在的價值根本。愈是在兒童文學現(xiàn)象發(fā)展充沛、愈呈現(xiàn)出亂花迷眼之勢，他恰以為我們愈需要澄清敞開這一“根性”的“基本特征”問題，因為這直接涉及兒童文學的“方向”與“功能”問題，是最不可忽視的兒童文學的歷史觀與美學觀的價值觀問題。

王泉根首先從兒童文學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生這樣的“源頭”高度切入去回答兒童文學的基本美學特征這個問題。他分析道，成人何以要在已有的成人文學之外，專門為兒童創(chuàng)造獨立形態(tài)的文學，其具體原因有二：一是為了充分呈現(xiàn)人類社會（成人世界）尊重兒童的權利與社會地位，充分理解和滿足兒童世界具有不同于成人世界的特殊的精神需求與文學接受圖式；二是需要通過這種適合兒童思維特征和樂于接受的文學形式，來與下一代進行精神溝通與對話。_[3]1-2“兒童文學是兩代人之間進行文化傳遞與精神對話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現(xiàn)世社會對未來一代進行文化設計（也即人化設計）與文化規(guī)范的藝術整合?！?sup>[3]2-4在這樣的一種生成背景下，兒童文學便與成人文學有了最基本的區(qū)別，王泉根認為，剖析厘清這種區(qū)別正是考察兒童文學之為兒童文學的基本美學特征的重要切入點。進而他總結出，成人文學大致傾向于“以真為美”的美學傾向，而“以善為美”則是兒童文學的基本美學特征?！耙陨茷槊馈庇兄陨沓绺叩哪繕耍簭谋举|上說，以善為美是為了在人類下一代的心靈中做好一個人之為人的打底的工作，是為著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長，是一件涉及“人的目的”的偉大事業(yè)。兒童文學也就是在這一意義上被賦予了比之成人文學更具體、更實際的“改善人類”的“最高目的”的文學實踐本性。_[3]4-5對于如何堅執(zhí)落實“以善為美”的美學理想，如何建構兒童文學的審美創(chuàng)造形態(tài)，王泉根提出了三點想法：一是兒童文學的藝術真實不同于成人文學的藝術真實；二是兒童文學的藝術真實是以兒童的精神特征作為審美創(chuàng)造基礎的；三是兒童文學在題材內容方面有其不同于成人文學的明顯區(qū)別。^[3]7-17

從文學實踐本性的高度去認識兒童文學的基本美學特征，“以善為美”命題的提出，解決了兒童文學認識論與價值論上的核心范疇，建立起了自己的“區(qū)別問題”及理論范圍，解決的正是王泉根此前所強調的對兒童文學“特殊精神”之把握的問題，對于理論界及創(chuàng)作界都具有關鍵的價值指針作用。

《論兒童文學的基本美學特征》是一篇綱領性的研究文獻，它對當前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與出版、理論批評等都具有非常關鍵的價值規(guī)約作用。它論證了兒童文學藝術生成與藝術思維的特殊性，思慮問題既有縱深的歷史感，又能與一般文學在整體聯(lián)系中從共時層面對比總結差異性，從文學審美形態(tài)的高度凸顯兒童文學的區(qū)別性特征。論證同時又富有強烈的本土性與時代性，結合典型文本突出現(xiàn)實啟示意義與針對性。

三、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吁求，跨學科視野下兒童文學多元理論問題的研究

與當前我國兒童文學繁榮發(fā)展的創(chuàng)作與出版現(xiàn)象相比，兒童文學學科的發(fā)展與建設卻一直處于相對薄弱的狀態(tài)，這也是兒童文學事業(yè)推進的一個難點領域。也許是因為前者的進步可以在市場、文化的環(huán)境中較大自由地探索，也有作家個體性勞作的特征，受體制、思想觀念的束縛與影響相對較少，而學科的建立與發(fā)展則建基于整體的教育體制與觀念，依賴于高等教育發(fā)展中高素質人才的培養(yǎng)與支撐，它的變化不是較短時間內能夠實現(xiàn)的。自20世紀早期兒童文學研究的拓荒者們曾振臂高呼“學科的建設與發(fā)展”以來，兒童文學目前在我國高校的發(fā)展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與文學其他學科穩(wěn)固而強勢的地位比較起來，兒童文學的弱勢地位依然顯而易見。從為兒童文學謀取更為“合法”、合宜的生存空間的目的出發(fā)，王泉根在新世紀以來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從學科建制的角度為兒童文學的生存發(fā)展爭取權利。

對教育部《學科專業(yè)目錄》中有關文學學科設置存在的問題，王泉根做了非常全面細致的研究。他指出，“由于《目錄》是指導全國高校博士點、碩士點設置與研究生培養(yǎng)的最高根據(jù)與原則，因而實際上也就成了高校學科建設、學術研究以及研究生、本科生課程設施，甚至包括教授投崗定編、教研室建置的‘政策’依據(jù)與實際上的操作規(guī)程。因此，《目錄》中有關二級學科的設置就事關重大，直接影響到高校教學、科研、人才培養(yǎng)、社會服務的方方面面?！?sup>[3]35從文學系統(tǒng)分類結構的常識出發(fā)，王泉根對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面中國文學二級學科的分類與設置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提出了質疑，突出表現(xiàn)在按文學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界度區(qū)分而存在的民間文學與兒童文學在二級學科中被取消了，“這種殘缺的二級學科設置實際上已經造成了高校文學教學、研究與學科建設的混亂和損失。最明顯不過的是民間文學……至于兒童文學在二級學科設置中被取消后，其后果就不光是對高校文學學科建設的損失了，而且直接影響到全國千百萬在校中小學生的語文素質教育”^[3]38。

二級學科的分類與設置直接影響到了相關學科在高校的地位、發(fā)展空間、發(fā)展的可能性，作為學者，王泉根從教育制度出發(fā)去澄清制約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瓶頸問題，以及因此而付出的努力、發(fā)出的吁求對推動該問題的解決產生了非常重要的社會影響。他從學科建制的角度高屋建瓴的論述，對于當前及未來相關高校兒童文學學科的建設與發(fā)展都具有重要的價值指導作用。

對我國兒童文學學科發(fā)展史，王泉根有深入的歷史研究與整體的全局把握。他特別提出，有五個時間點對學科建設發(fā)展進程具有歷史性的意義：第一是1923年我國第一部兒童文學教材《兒童文學概論》的出版；第二是1952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在鐘敬文的倡導下在全國高校率先建立了兒童文學教研室；第三是1982年有兩部《兒童文學概論》同時出版，以及浙江師范學院中文系蔣風先生公開招收“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制度后的首批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兒童文學研究方向碩士研究生；第四是1985年四川外語學院創(chuàng)建了我國第一個兒童文學研究所——外國兒童文學研究所；第五是2001年北京師范大學面向全國及臺港澳招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兒童文學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招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科幻文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3]74-76由王泉根對這五個時間點的統(tǒng)領敘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現(xiàn)代化過程中中國兒童文學學科推進的歷史印跡與內涵建設，其間有本質性的時代變化。對新世紀學科發(fā)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zhàn)，王泉根有冷靜的反思總結，“兒童文學學科面臨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既有學科內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原因……學科危機的嚴重性還表現(xiàn)在兒童文學師資隊伍的急劇萎縮……兒童文學學科的危機還表現(xiàn)在教材短缺、學術交流停滯等方面”^[3]77-82。從世紀初王泉根的論述至今，這些困境與危機近些年情況有一些改善，但還缺失本質性的提升。教材建設與學術交流有所推進，但高校兒童文學師資隊伍的建設依然是難點，亟須高層次人才培養(yǎng)規(guī)模的落實。未來兒童文學學科建設怎么辦？哪些具體工作是需要我們切實推動的？王泉根概括了四個方面：一是努力建立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精神、原創(chuàng)品格的兒童文學理論體系，也就是抓好兒童文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基礎研究是學科建設的基本點與支撐點；二是建立科學的多層次的開放的兒童文學課程體系；三是積極介入當下兒童文學的社會化推廣與應用；四是做好研究生培養(yǎng)工作。^[3]91這四個方面的確是學科建設的重中之重。對每個方面王泉根也指出了其發(fā)展的路徑與實施的具體內容。沿著他的思路，我們也可以就學科建設的基礎工作與系統(tǒng)工程做更多的思考。我個人認為，兒童文學學科發(fā)展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依然是人才隊伍的問題。專注進行研究與教學的高端人才依然相當匱乏。新世紀以來盡管我們一直在進行兒童文學方向的博士生培養(yǎng)，但培養(yǎng)規(guī)模與力度還相當有限，也存在人才畢業(yè)后的分流現(xiàn)象。如何進一步利用好學科現(xiàn)有的博士生導師資源，以及相關學科的博士生導師資源，激勵相關高校加強高層次人才培養(yǎng)是一個關鍵問題。其次是現(xiàn)有高層次人才隊伍的整合利用問題。由于學科發(fā)展的弱勢地位，學科建設必須超越地區(qū)與高校的限制，在全國范圍內整合人才隊伍，就某些基礎研究做好選題規(guī)劃，兒童文學學科目前更適合“協(xié)同創(chuàng)新”。加強國際化視野，切實推動人才培養(yǎng)、學術交流的國際化。國際化視野是我們對外部資源的利用問題，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課程建設、人才培養(yǎng)，其實都存在更大力度擴大對外交流的問題。當我們的研究者能更充分自覺地去吸收國外兒童文學理論資源，更自如地與國外兒童文學研究領域展開交流對話，我們的研究生培養(yǎng)更順暢地立足于兒童文學的國際高等教育，兒童文學學科的振興便真正指日可待。

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得以發(fā)展至今核心的原因在于一直以來有真誠熱愛兒童文學事業(yè)的一代代學人專心奉獻于此。與人文科學其他學科比較起來，兒童文學研究的社會共識度較低，真正能夠安心從事此領域研究的都是源于個人的情感認同。王泉根說，他“熱愛兒童文學事業(yè)，熱愛兒童文學學科，甚至有一種‘殉道’的精神在里面”^[3]92-93。這種感受對后繼的兒童文學研究者來說，是最大的精神激勵。當前兒童文學學科建設中的人才培養(yǎng)，最需要引導的是研究者對本學科的熱愛與奉獻精神，學界只有不斷聚合出更多的有志之士潛心于此，學科的發(fā)展才能被注入真正的源泉活水。

科研項目的規(guī)劃與研究是檢驗學科發(fā)展的重要標志。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學科的國家級科研項目立項率得到較大提升，已完成的項目產生的系統(tǒng)性研究成果對于促進學科發(fā)展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在主持開展兒童文學的科研項目方面，王泉根的成就最具有代表意義。他先后獨立承擔或主持1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3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3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項目、兩項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十一五”規(guī)劃項目。這些項目都產生了大視野、大角度的研究成果。如由他主編的《新時期兒童文學研究》^[6]便是教育部“九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guī)劃項目結題成果，這是學界第一部系統(tǒng)考察、研究1977年以來中國新時期兒童文學的專門著作。著作包括宏觀研究、文體研究、地域研究、傳媒研究、文獻存檔五個子課題。第一編“宏觀研究”從九個方面對新時期兒童文學的深層拓展、系統(tǒng)工程建設、整體走向、世紀沉思、性別作家研究、對外交流等做出了描述與分析；第二編“文體研究”包括小說、童話寓言、科幻、詩歌、散文、幼兒文學、戲劇電影等七種文體類型研究，全方位細部展示了新時期各類兒童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面貌與演變軌跡；第三編“地域研究”細致描述了各地域兒童文學的發(fā)展態(tài)勢，分析了地域特色對各地兒童文學獨特的審美質素與文化意蘊的影響；第四編“傳媒研究”展示了“文化研究”視野進入兒童文學研究后的具體結果；第五編“文獻存檔”是編者文學史料學觀念的再次集中體現(xiàn)，五種重要文獻展示了在國家政策、文學組織等規(guī)范的文學行為活動影響下，我國兒童文學在新時期以來取得的矚目成就。本著作是我國兒童文學學科發(fā)展的一次重要收獲，在拓展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術空白、營建兒童文學理論的話語空間、增進兒童文學學科的社會認知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他主持的2011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青少年文化產品的生產現(xiàn)狀與引導策略研究》，立足當今青少年文化產品多元復雜的嚴峻現(xiàn)狀，力圖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全方位、多層次地探討當今青少年文化產品的生產現(xiàn)狀、傳播現(xiàn)狀、接受現(xiàn)狀；深入闡釋先鋒性與時尚性、消費性與欲望性并存的當今青少年文化產品的新形態(tài)、新特點、新趨勢，探討青少年文化產品對青少年主體生命精神的影響；調動教育學、心理學、傳播學、藝術學、社會學、語言文學等多學科學術資源，探討青少年文化產品的存在問題與深層次原因，提出有學理深度與實踐意義的引導策略和思路。項目的子課題重點探討青少年文學、影視、動漫、數(shù)字化產品等四大門類的青少年文化產品。^[7]304-320從本項目的論證計劃中，可以見出項目設計的前沿性與其具備的重大社會實踐意義。立足兒童文學學科的人文擔當，王泉根以跨學科的綜合視野，覆蓋當前青少年文化產品形成的各個主導領域，以一手調研的數(shù)據(jù)案例為基礎，以關懷青少年精神健康成長為終極目標，大手筆地論證并展開了本次課題研究。本項目涉及文化現(xiàn)象面廣泛，既包括傳統(tǒng)的紙媒文學，也囊括了各類現(xiàn)代化傳媒下的文化產品，研究素材新，緊跟時代發(fā)展，緊扣青少年的現(xiàn)實文化接受，視野新穎前瞻，方法多元可靠，研究成果構想既具有理論內涵，又有很強的實際應用價值，在黨和政府加強青少年文化建設的決策上必然能提供出科學的依據(jù)。該項目極大地拓展了兒童文學的學科邊界，同時也充分地體現(xiàn)出兒童文學內在秉具的跨學科屬性，以及其作為青少年所有文化產品的文學“藍本”的基礎地位。項目成果對于擴大兒童文學學科的社會影響力，增進兒童文學學科自覺的文化實踐意識，鞏固兒童文學學科特殊的人文精神價值均具有非常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