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顧炎武

明末清初這一“天崩地解”的時期，產(chǎn)生了一位最杰出的遺民詩人顧炎武（1613—1682）。有人說：“有明二百七十馀年間，詩人突起突落，有如勝、廣，卻成就此一大家。即清詩號稱跨越明代，然求如亭林之篤實光輝者，亦難與并?！?sup>[1]又有人說：“明遺民詩，吾深畏一人焉，曰顧亭林?！ち种妶詫?，非以詩為詩者，而其詩境直黃河、太華之高闊也，……誰與抗手？”^[2]他們都認為顧詩是明、清詩之最，特點是“篤實光輝”、“堅實”、“高闊”。而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因為他“非以詩為詩者”。

顧炎武作為一位詩人，他的杰出處，就在于“不為文人”（這種“文人”包括做世俗應酬文字的詩人），而強調(diào)詩歌的現(xiàn)實性與戰(zhàn)斗性。他本來“少為詞章有名”，“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后，為雕蟲篆刻之技”^[3]，“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4]。但是，后來他自編詩集時，把那些少作全部刪除了?，F(xiàn)在我們看到的顧詩，使他和同時的大詩人都截然不同：“牧齋、梅村之沉厚，漁洋、竹垞之博雅，宋、元以來亦所謂卓然大家者也，然皆詩人之詩也。若繼體風騷，扶持名教，言當時不容已之言，作后世不可少之作，當以顧亭林先生為第一?！?sup>[5]

顧炎武既然立志“不為文人”，自然不會在詩壇上開宗立派，更不肯附和到哪一個詩派去。但是，他的理論和創(chuàng)作卻對清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因而本書特為他列一專章。

一 顧炎武的先進思想對其詩作的影響

顧炎武是人所共知的啟蒙思想家，他具有當時先進的思想，這種思想對他的詩創(chuàng)作起了決定性的指導作用。主要的一點就是宣傳“亡國”與“亡天下”的區(qū)別。

他在《日知錄》中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枪手Ｌ煜?，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sup>[6]后來梁啟超把這意思概括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在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人以為這一思想是顧炎武首創(chuàng)的，其實當時這已是一種社會意識。明末廣東梅州布衣盧仲六，“其終也，召其子弟而訓之曰：‘天下將亂矣！……數(shù)十年后，朝廷不蹈東漢之轍，則為南宋之續(xù)耳。如其蹈東漢之轍也，是易姓也，不食其祿者無責焉也已。如其為南宋之續(xù)也，是亡國也，凡我草莽小民皆與有辱焉者也。汝曹力能救國則救國，不然，其守乃田園廬舍，毋事乃仇，貽乃祖宗羞！’……先生卒后二十年而明社屋?！?sup>[7]但是這兩段話盡管內(nèi)容相同，顧說卻在盧說基礎(chǔ)上有了提高：盧說主要是消極地不合作，顧說則強調(diào)積極地斗爭；盧氏只是秘密地訓誡子孫，顧氏則著書立說，明昭大號于天下后世，而且本身就這樣身體力行了一生。

正是為了強調(diào)民族復仇，所以他還堅決反對理學中的心學一派，指責他們“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8]。顧炎武和河朔詩派諸人不同正在此點。所以申涵光等人的民族氣節(jié)遠遜于顧炎武。

當時漢族大地主階級從階級利益一致性出發(fā)，和清統(tǒng)治者欣然合作。貳臣洪承疇之流還恬不知恥地宣稱：“弒吾君者（指李自成）吾仇也，誅吾仇者（指清統(tǒng)治者）吾君也?！卞X謙益也說：“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古之人行之矣?！?sup>[9]顧炎武針對這些謬論，借古諷今地說：“文中子以《元經(jīng)》之帝魏，謂‘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何其語之偷而悖乎！”^[10]

綜上幾點，可見顧炎武的思想已經(jīng)超越“忠于一姓”的觀念，而認識到平民對國家的責任，甚至能超越階級利益而堅持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只有明白了這點，我們才能深透地讀懂他的詩。否則我們對他的“五謁孝陵，四謁宮”，會以為是“忠于一姓”，而不了解他其實是把皇帝作為政權(quán)的象征，作為國家和民族的象征。懂得這一點，對他的詩集以《大行皇帝哀詩》冠首，就體會到那是故國的哀歌，也是漢族的哀歌。

二 顧炎武的詩論反映在詩作上的特點

明人的風氣是空疏不學，清談?wù)`國。顧炎武在《日知錄》里指出：“昔之清談?wù)劺?、莊，今之清談?wù)効?、孟?！?sup>[11]認為明朝滅亡就是“今之清談”即心學造成的。由此他提出一條文學創(chuàng)作原則：“文須有益于天下?！本唧w地說就是：“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sup>[12]很明顯，他強調(diào)文學的社會功能。處在那一斗爭激烈的時代，他對文學提出這種要求是自然而合理的。所謂“明道”，就是用詩文宣傳儒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凹o政事”是記敘重大的政治事件，表示自己的觀感。“察民隱”是反映人民的痛苦和愿望，揭露社會的黑暗面。“樂道人之善”是歌頌節(jié)士、志士，當然也鞭撻叛徒和奸佞?，F(xiàn)存顧詩四百二十四首，完全可以按此分類，他是忠實地實踐了自己所揭橥的創(chuàng)作原則的。

和當時許多遺民詩人一樣，他也深受杜甫影響，而且也是從明七子入手學杜的。這一點前人頗多論及。有的說：“（寧人）詩初自七子入，進而益上，心摹手追，惟在少陵。”^[13]有的說：“寧人詩甚高老，但不脫七子面目氣習?！?sup>[14]有的具體指出：“亭林之詩，導源歷下（指后七子中的李攀龍），沿西崑、玉溪、杜陵以窺柴桑。”還說：“亭林詩從聲色入?！?sup>[15]有的認為：“寧人七律講氣格。《濟南》詩云：‘絕代詩題傳子美，近朝文士數(shù)于鱗’，可以知其旨矣?！?sup>[16]他們的意思是，顧炎武是由后七子的李攀龍（于鱗）入手，進而向杜甫學習的。理由就是顧詩注重聲色，講求氣格，儼如李攀龍學杜之作那樣高華偉麗。其實這種看法未免皮相。李攀龍諸體詩由于“亮節(jié)較多，微情差少”，所以被人譏為贗古。^[17]而顧詩全是抒寫真情之作。他作詩特別強調(diào)“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sup>[18]又說：“詩主性情，不主奇巧?！?sup>[19]“性情”就是“真”。因此，他反對摹仿：“近人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20]還說：“今且千數(shù)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為詩，可乎？”^[21]甚至直率地批評友人：“君詩之病，在于有杜?！写缩鑿接谛刂?，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sup>[22]試問，他這樣反對形式主義地學習杜甫，這樣強調(diào)性情的真，怎會摹仿李攀龍去學杜甫的皮毛呢？

那么，上述諸家的看法都錯了嗎？我說也錯也不錯。說不錯，是因為顧炎武早年開始寫詩時，正當公安、竟陵受到貶斥，陳子龍為首的云間派重新步趨七子向盛唐學習。而七律方面，李攀龍所作“俊潔響亮”，極受王世貞推重，“海內(nèi)為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鶩”，^[23]顧炎武自亦不免受其影響。后來明亡于清，時代風雷使他不期而然地沉潛在杜詩中深受熏陶；加之他寫詩重視內(nèi)容，并不追求形式的奇巧，所以他的詩不免給人一種印象，認為它很有七子尤其是李攀龍的聲色、氣格，而其沉郁頓挫以及排比鋪陳（五言排律）酷似杜甫。說錯，是因為他的學杜重在“神理”，而非“皮毛”。所謂“神理”，實即“情”與“景”的關(guān)系，亦即“我”與“物”的關(guān)系，指的是作品的內(nèi)容。^[24]杜甫遭逢天寶離亂后，能抓住現(xiàn)實題材寫詩，“即事名篇”，故人稱為“詩史”。顧炎武正是從這一角度去學習杜詩，而不是從形式上去“心摹手追”。這樣學杜，決不會成為贗古，因為他擬議而能變化。他所遇的“物”、“景”，決非杜甫所遇的，因而他“感物而動”，觸“景”而生的“情”，也只是他自己所特有的。他和杜甫相同的是，都是有為而發(fā)，不是無病而呻。這樣，即使他由于沉潛杜詩，從而在風格上甚至謀篇琢句上流露出杜詩的影響，也不會掩蓋他的本色。所以，“其詩沉郁淡雅，副貳史乘”^[25]，也有“詩史”之稱。

至于他和李攀龍的區(qū)別，最明顯的是：李詩“句摭字捃，行數(shù)墨尋，興會索然，神明不屬”^[26]，而顧詩則“以性情時事為詩，故質(zhì)實而有馀味”^[27]。另外，李攀龍“經(jīng)義寡稽”，因而其詩往往“援據(jù)失當”^[28]，而顧炎武是經(jīng)學家，“讀書多而心思細”^[29]，尤熟于史，因而“用典使事最精確切當”^[30]。

晚明文藝思潮對他的詩論和詩作也有一定的影響。他曾痛斥李贄“惑亂人心”，是小人之尤。^[31]現(xiàn)當代學人多認為這是他的歷史局限。我以為這要從彼時彼地進行具體考察，才能定其是非。

據(jù)我看，兩人在文學觀方面是同中有異的。所謂同，是指：（1）創(chuàng)作上主張“真”；（2）形式上主張獨創(chuàng)，反對摹擬因襲；（3）都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fā)展變化。所謂異，主要是對“真”字的理解不同。李贄從反對理學束縛個性出發(fā)，強調(diào)童心，認為“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就是童心受到障蔽。^[32]而顧炎武強調(diào)的“真”，則是《黍離》大夫、屈原和陶淵明的愛國主義精神。嚴格地說，李贄的童心說，實在近似莊周的自然人性，強調(diào)人的本能欲望。其實人是社會性的，為了協(xié)調(diào)人際關(guān)系，使得趨于和諧，必然產(chǎn)生政治哲學、倫理學說，這些“道理”必然“從外入”而成為人們的思想意識，怎能想象世上有一張白紙似的童心呢？對童心的解釋，巴烏斯托夫斯基的話倒較近情理。他說：“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予我們最偉大的饋贈?！?sup>[33]但處在“天崩地解”時期的顧炎武，面對著嚴酷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填塞心胸的只有痛苦、憤怒，哪里還能對生活作詩意（和平、寧靜、純潔、歡愉……）的理解呢？

至于斥責李贄“惑亂人心”，是小人之尤，是因為他反對禮教。這一點，連最崇拜他的袁中郎，也認為他“遺棄倫物，偭背繩墨，縱放習氣，亦是膏肓之病”^[34]。所謂“倫物”、“繩墨”，就是禮教。顧炎武把清統(tǒng)治者的入主中原，看成是“仁義充塞”，“率獸食人”，亦即對禮教的毀滅。推原禍始，于是力攻王守仁的心學，認為這種“今之清談”，招致新的五胡亂華——明亡于清的慘禍，對王學旁支的李贄加以痛斥，也就勢所必至了。

顧炎武杰出之處，是并不潑臟水連澡盆中的嬰兒也倒掉。他批判地吸收了李贄、袁中郎文藝思想中有益的部分，加以改作，成為自己的進步文藝觀，而且在詩創(chuàng)作中加以實踐。

我們知道，清代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學人之詩，它正由顧炎武發(fā)其端。袁中郎曾這樣評論李白與杜甫：“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蓮惟一于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惟一于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sup>[35]用今天的話說，李白是“向內(nèi)轉(zhuǎn)”的，他著重個性的抒發(fā)，理想的追求，表現(xiàn)了文學的主體性。杜甫則恰恰相反，他著重揭露現(xiàn)實的黑暗，反映民生的疾苦，而沒有脫離現(xiàn)實的純主觀抒情的詩。袁中郎自然是欣賞李白的。但在他去世三年后才出生的顧炎武，苦難重重的生活卻使他走上杜甫的創(chuàng)作道路。后人（如潘德輿）正是從這點強調(diào)指出顧詩的特色也是一個“實”字。但顧詩的“實”和杜詩的“實”還有所不同。顧詩的“實”不僅表現(xiàn)在它的現(xiàn)實性上，還表現(xiàn)在學人之詩這一點上。杜甫固然“讀書破萬卷”，然而他畢竟是詩人而不是學者。顧炎武則是經(jīng)學家、史學家而兼詩人。他不但開一代學風，也開一代詩風。他的詩之所以“堅實”，完全由于學問的淹貫，而這種淹貫古今的學問正是和社會現(xiàn)實密切相關(guān)的。

他曾經(jīng)談過“作詩之旨”：“舜曰：‘詩言志’，此詩之本也?！锻踔啤罚骸珟熽愒娨杂^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sup>[36]他所謂“詩之本”是指詩歌之所以產(chǎn)生，“詩之用”是指詩歌的作用，這兩點是從漢儒以來就反復說明的。顧炎武特別提出“詩之情”。這“情”，既指感情，又指真實。這是密切結(jié)合清朝統(tǒng)治的現(xiàn)實，來說明“作詩之旨”：必須寫詩來表現(xiàn)對當前異族統(tǒng)治者的極大憎恨，同時反映對故國的深切眷念。詩的語言是有文采的（質(zhì)木無文不足以感人），詩的聲調(diào)是充滿痛苦和憤怒的。一個“哀”字，是這種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下的真情實感。除了叛徒和逃避現(xiàn)實的懦夫，每一個漢人，如果能作詩，就應該這樣去作。《亭林詩集》一開卷，就是《大行皇帝哀詩》，一錘定音，這是時代的主旋律。但如果認為他主張“詩之情”只是抒寫巨大的悲哀，那是不全面的。不是悲哀，而是悲憤。不僅思往者，更應思來者，希望有夏少康、漢光武那樣的來者（這在他的詩作中是屢見不一見的）。所以，他的詩論是對荀子詩論的運用與發(fā)展。

他的詩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認為：詩，不是空言，而是和孔子作《春秋》那樣，是“載之行事”。所以，他比杜甫更自覺地撰寫“詩史”，把這看成一種政治活動。比他老一輩的遺民詩人林古度贊美顧詩是：“筆墨類容貌，端然忠義姿。”^[37]正因為他按照“忠義”原則寫“詩史”，所以柳亞子曾說：“不為嘆老嗟卑語，不作流連光景詞”^[38]，充分顯示出民族志士的襟懷和學人之詩的特色。

三 顧炎武詩作的藝術(shù)特色

作為學人之詩，顧詩具有如下特色：

（1）熟于正史，用典精切

顧炎武是經(jīng)學家，但他平生最致力的是史學，這是和他經(jīng)世致用思想分不開的。他精熟正史，所以在作詩時，故事固然多用正史，就是詞語也多采用正史的。這就形成一種特色，而為時人及后人津津樂道。朱彝尊曾這樣稱美顧詩：“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sup>[39]所謂“詩無長語”，就是沒有多馀的話，不是辭浮于意。所用故實必定精切，詞句也必定古雅。所以然者，就因為這些故實和用語都不是唐、宋詩中常見的，更不是一般類書所羅列的，完全因為他爛熟于胸，才能這樣俯拾即是，應用自如。然而他又不是像后來的浙派（以厲鶚為代表）和江西派（以陳三立為代表）那樣避熟避俗，故意找些冷僻典故來矜奇炫博，而是用得恰到好處，令人尋味無窮。

據(jù)我粗略地統(tǒng)計，屬于這類用事的約有四十多處，用語約有三十多處。用典精切的例子，主要從這類使事中反映。這里略舉數(shù)例。如《李定自延平歸，赍至御札》：“十行書字識天顏”，用《后漢書·循吏傳》：“光武一札十行，細書成文。”不但因光武和唐王聿鍵（立于福州，年號隆武）都是皇帝，可以相比；而且光武是漢代中興令主，以比唐王，更寓興復之意。《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后即世，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祭禰不從王氏臘”，用《后漢書·陳寵傳》：“寵曾祖父咸，成（帝）哀（帝）間為尚書。及（王）莽篡位，父子相與歸鄉(xiāng)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陳芳績和陳寵都姓陳，此其一；氣節(jié)相同，此其二；以新莽比清，馀分閏位，不承認其為正統(tǒng)，此其三；希望朱明后裔有如光武中興者，此其四?！斗谥菁绤茄?、潘檉章二節(jié)士》：“千秋仁義在吳潘”，用《宋書·孝義傳》王韶之贈潘綜、吳逵詩：“仁義伊在？惟吳惟潘?！端廊鐨w，淑問若蘭！”潘綜、吳逵皆吳興烏程人，吳炎、潘檉章皆吳江人，此其一；潘綜、吳逵以孝義著，吳炎、潘檉章以節(jié)義（民族氣節(jié)）著，事雖不同，仁義則一，此其二；恰巧都是吳 、潘同姓，此其三。

用典精確還反映在所用子書上，如《三月十九日有事于宮，時聞緬國之報》：“識定凡君自未亡”，用《莊子·田子方》：“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边@寓言本來充滿主觀唯心色彩，莊周學派用以說明外物不足以攖心的道理，顧炎武卻把這典用活了，說明盡管流亡緬甸的永歷帝已被吳三桂所殺，明統(tǒng)已絕，但只要遺民不忘明朝，銳志復興，一定可以驅(qū)除清統(tǒng)治者。

（2）神似杜詩，各體皆善

顧詩脫胎于杜詩的約有三十一處，如《夫子廟》：“斯文垂《彖》《系》”，化用杜甫《宿鑿社浦》：“斯文憂患馀，圣哲垂《彖》《系》?！薄顿泴O徵君奇逢》：“未改幽棲志，聊存不辱身”，仿杜甫《寄李十二白》：“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边@是由于平時讀杜極熟，下筆時不覺受其影響。杜甫本人就常這樣運用六朝詩人何遜、陰鏗、鮑照、庾信等人的詩句，宋人如黃庭堅、陳師道等更常如此脫胎換骨。但對顧炎武來說，這并不是學杜的正當途徑，因為這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

我以為從詩歌藝術(shù)性來分析，顧受杜的影響，主要是積蓄感情和表達感情的問題。顧詩何以和杜詩一樣表現(xiàn)出一種渾厚沉郁的風格？這是因為他和杜甫一樣懷抱著一種深沉的悲憤情緒。終身從事艱險的斗爭（這是杜所不及的），使他對生活的體驗越來越深入，也就使他本來執(zhí)著的性格變得越來越堅韌。對祖國和民族的命運越關(guān)切，對人民的同情越深厚，對敵人和變節(jié)者的行徑越憎惡，內(nèi)心蘊結(jié)的痛苦和憤怒也就越強烈。這就形成一種遠比他人深厚的感情。加上他學問淵博，識力卓越，詩藝嫻熟，因而寫出來的詩，必然洋溢著渾厚蒼涼的感情，強勁地震撼著讀者的心靈。正由于體驗特別深刻，感情特別曲折，表達時必然也是千回百折，而不是一瀉千里，一覽無馀，這就形成了沉郁的風格。試以他的五言排律《旅中》為例：

久客仍流轉(zhuǎn)，愁人獨遠征。釜遭行路奪，席與舍兒爭?；燠E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饑糝中羹。浦雁先秋到，關(guān)雞候旦鳴。蹠穿山更險，船破浪猶橫。疾病年來有，衣裝日漸輕。榮枯心易感，得喪理難平。默坐悲先代，勞歌念一生。買臣將五十，何處謁承明？

詩作于明永歷十年（清順治十三年）。自弘光元年，亦即隆武元年（順治二年）顧炎武參加故鄉(xiāng)昆山保衛(wèi)戰(zhàn)失敗后，曾受隆武帝遙授兵部職方司主事之命。次年將赴閩受職，以母喪未行。永歷元年（順治四年），吳勝兆反正事敗，顧氏幾乎得禍。秋至海上欲投鄭成功，不得達。永歷二年冬抵京口，家又一次被劫。永歷四年，仇家傾陷，偽為商賈以避。永歷五年至淮安，與萬壽祺密謀抗清。永歷六年參加吳中驚隱詩社遺民們的活動。永歷九年，叛仆陸恩向清政府控告顧氏私通南明，致興大獄。獄事解后出走。永歷十年，仇家遣刺客追他，擊傷頭部，乃變姓名南游。作此詩時，正當南明政權(quán)派人來秘密聯(lián)系，顧氏只身赴閩投鄭成功，又赴滇投永歷，都受阻不能達。詩題《旅中》，就是寫赴閩與赴滇的旅況。第一、二句虛寫，概述自己十二年來總的“流轉(zhuǎn)”情形?！案庑新穵Z”六句實寫，描寫“流轉(zhuǎn)”的艱苦情狀?！捌盅阆惹锏健彼木鋵崒?，描敘“獨征”的艱危情狀。“疾病年來有”二句總結(jié)上文而與一、二句呼應：正因長期流轉(zhuǎn)，所以疾病相侵；如今獨自遠征，只能輕裝前進。以上十四句虛實相生，情事交融，反映出這位愛國志士的感情格外真摯?！皹s枯心易感”六句轉(zhuǎn)入議論?！皹s枯”、“得喪”都指成功與失敗。反清復明事業(yè)的成敗，在自己心情上最易引起激動：為什么我方常常失敗，真是天道難明。正因“得喪理難平”，所以為先朝而悲哀，寫下《旅中》這首詩。這是勞者（為國宣勞）之歌。這里詩人毅然明志：我將終身把這“勞歌”寫下去！也就是說，要為復興事業(yè)戰(zhàn)斗一輩子。最后用朱買臣的典故作結(jié)：買臣自言五十當富貴，后來果然受到漢武帝的重用。我今已四十四，卻還受阻不能到達戰(zhàn)斗的前線。但是，正如買臣終于富貴一樣，我在不久的將來，一定也能實現(xiàn)復明的目的。這六句議論，說理十分深透，洋溢著勝利的信心。仔細吟味全詩，我們會感到詩人的愛國激情表現(xiàn)得渾厚蒼涼，而詩的風格則是沉郁的。

全部顧詩中，古體詩只占十分之三強，格律詩要占十分之六弱。而264首格律詩中，五律就占了45首。和杜甫比較起來，杜詩共1458首，其中格律詩有1054首，五排就占了127首。顧詩五排占其格律詩的17%，杜詩五排占其格律詩的14%。形成這一現(xiàn)象，當然有眾多因素，但決定性因素我以為和兩位詩人的個性分不開。顧炎武和杜甫一樣，都是“嫉惡懷剛腸”的。杜甫“褊躁”^[40]，顧炎武“孤僻負氣”^[41]，性極狷介。杜、顧之詩多用格律，就因格律謹嚴，符合他們的個性要求。與此相反的是李白，正因他個性狂放，所以不喜格律拘束，古風特多，格律詩絕少。在格律詩中，五排占這么大的比重，也是值得深思的。五排寫起來必須反復錘煉，不能一揮而就，所以李白沒有一首，而杜甫卻首創(chuàng)此體。胡應麟曾指出：“排律近體，前人未備，（少陵）伐山道源，為百世師?！?sup>[42]顧氏接受杜的影響，即因性與之近?？梢钥闯觯櫴纤氖迨孜迮?，有一個共同特色，即題材重大，反映作者一種極其莊嚴肅穆的悲憤而又充滿希望的感情。如開卷是《大行皇帝哀詩》，收編是臨終絕筆《酬李子德二十四韻》，以五排起，以五排結(jié)，象征全部顧詩都是精嚴的。何以只有五排而沒有七排（杜甫也只有八首七排）？即因五排比七排更凝煉而少回旋。只有五排，自始至終，環(huán)環(huán)緊扣，句句相對，有如繃緊的弓弦，充滿張力，表現(xiàn)出詩律的極端謹嚴。這種形式最符合他的個性，也最適應這類重大題材的內(nèi)在要求。清中期的女詩人汪端特別欣賞顧炎武的五排，說是“五言排律惟亭林擅勝，馀皆絕少名篇”^[43]?？上е粯顺觥吧脛佟保丛斘銎渌匀?。

當然，個性狷介的人，也不是只有謹嚴的一面，有時他也需要自由揮灑，更何況有些題材也要求盡情抒發(fā)（如《羌胡引》之類），所以他也有古風之作。但即使在古風中，也還是體現(xiàn)其主導一面，即仍偏于謹嚴，所以五古多至129首，而七古只有31首。

汪端曾評論顧炎武各種體裁的詩：

五言古，……若顧亭林磊落英多，……則又獨辟門徑，前無古人矣。

五言律，……亭林氣格沉雄，自是大家。

七言律，……亭林開辟渾涵，龍驤虎步，并為絕調(diào)。^[44]

評價都非常高，這是符合實際的。顧詩各體皆善，三百年來，人無間言。只有近人陳衍（石遺）貶抑他：“詩歌少興趣，學杜得皮相?！碑敶逶妼＜义X仲聯(lián)即斥為“吾不知其何說也！”^[45]另外也有人稱其“古質(zhì)”，言外之意似嫌其略欠文采。論者即加以反駁：“以質(zhì)實為病，則淺者尚詞采，高者講風神，皆詩道之外心，有識者之所笑也！”還進一步解釋：“詩境全貴‘質(zhì)實’二字。蓋詩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質(zhì)實為貴，則文濟以文，文勝則靡矣?！睆亩肛煟骸爸駡摗w愚選明詩皆及亭林，皆未嘗尊為詩家高境，蓋二公學詩見地為文采所囿也?！?sup>[46]這種駁論有正確的一面，但否認文采，就偏頗了。詩是應該有文采的，顧氏本人就指出過（見前）。事實上，顧詩使事精當，遣詞古雅，音節(jié)頓挫，氣韻沉雄，正是文采的表現(xiàn)。應該說，顧詩是既堅實而又富有文采的。

四 顧炎武詩對清詩的影響

清詩所以能超軼元、明而比肩唐、宋，就是因為它既有唐詩的情韻，又有宋詩的骨力。尤有進者，言情而較唐詩為豐腴，說理而較宋詩為深透。其所以能這樣，就因為清代詩人強調(diào)“真”與“深”，從而成其“新”。而這詩風正是顧炎武開創(chuàng)的。前人早已指出顧詩“奄有唐、宋諸大家之長”^[47]。其實應該說是“奄有唐、宋諸大家之長而又過之”。人們總是薄今厚古，作詩必不如唐，填詞必不如宋。其實越是后人越能取精用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是后來居上嘛！當然，這里有個前提，就是必須有個正確的創(chuàng)作觀點和方法，否則會成為元之纖弱，明之摹擬了。顧炎武是有條件超越前人的。所謂超越，就體現(xiàn)在“真”與“深”上。歌德曾經(jīng)說過：“（文學）是由感情和思想所產(chǎn)生的自然，是由人力所完成的自然?！?sup>[48]顧詩包含的“感情”是最真摯的，“字字皆實，此修辭立誠之旨也”^[49]。而由于踐履篤實，學識卓越，所以“思想”最深刻。即使處在巨大的艱危環(huán)境中，仍然充滿樂觀，不像宋末元初的遺民詩人，只躲進小我圈子里，消極悲觀，聊以吟詠自適。汪端稱頌顧詩“淵深樸茂，直合靖節(jié)、浣花為一手，豈谷音、月泉諸人所能伯仲哉？”^[50]正是從這一角度著眼。顧詩不僅感情最真摯，思想最深刻，而且把這兩者用詩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時又是十分自然，毫不給人以矯揉造作之感。這除了由于他人格偉大，也由于這些詩是“由人力所完成的自然”。無論古體詩還是格律詩，他都是反復琢磨的。尤其是他的格律詩，受的限制越多，表達的內(nèi)容越豐富，充分反映出作者強大的創(chuàng)造力。^[51]

顧詩正是以其“真”與“深”，對整個清代詩風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在他以后的詩人，無論宗唐宗宋，抑或亦唐亦宋，都能擬議而出以變化，即學古而不仿古。更重要的是，都能面對現(xiàn)實（很少有游心于虛的），積學為富（沒有游談無根的），突出“我”字，寫真性情，不為無病之呻，不為空疏之學。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清初和清末都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層見疊出的時期，時代迫使人們必須面對現(xiàn)實，經(jīng)世致用。就是清中期，所謂乾、嘉盛世，這兩類矛盾也是此伏彼起，因而黃仲則會敏感地吟出“憂患潛從物外知”^[52]的句子?？傊?，在整個清朝二百四十二年間，不論時代風云怎樣多變，詩人心情怎樣復雜，沿著“真”與“深”以求“新”，卻是清代詩人們共同的創(chuàng)作道路。而這條路是顧炎武最早開辟的。

[1] 徐頌洛語，見王蘧?！额櫷ち旨瘏R注·前言》

[2] 《養(yǎng)一齋詩話》卷三

[3] 《亭林馀集·與陸桴亭札》

[4] 《亭林文集》卷三《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5] 徐嘉《顧詩箋注》路岯序

[6] 《日知錄》卷十三《正始》

[7] 《南社叢選·文選》卷三李才《明處士玉浤盧先生墓表》

[8] 《亭林文集·與友人論學書》

[9] 《牧齋遺事》附《趙水部雜記》

[10] 《顧亭林詩集匯注》第三九六頁

[11] 《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12] 《日知錄》卷十九《文須有益于天下》

[13] 《晚晴簃詩匯》卷十一

[14] 《筱園詩話》卷二

[15] 《藝舟雙楫·讀亭林遺書》

[16] 《明詩紀事》辛簽卷十三

[17] 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卷九

[18] 《日知錄》卷十九《文辭欺人》

[19] 《日知錄》卷二一《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20] 《日知錄》卷十九《文人摹仿之病》

[21] 《日知錄》卷十九《詩體代降》

[22] 《亭林文集》卷四《與人書十七》

[23] 王世懋《藝圃擷馀》

[24] 參看蔣祖怡《文心雕龍論叢·論〈文心雕龍〉中的神、理》

[25] 《顧詩箋注》李詳序

[26]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27] 《養(yǎng)一齋詩話》卷三

[28]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29] 《筱園詩話》卷三

[30] 《筱園詩話》卷二

[31] 《日知錄》卷十八《李贄》

[32] 《焚書·童心說》

[33] 《金薔薇》中的《一束假花》

[34] 袁小修《中郎先生行狀》

[35] 《袁中郎尺牘·答梅客生開府》

[36] 《日知錄》卷二一《作詩之旨》

[37] 《同志贈言·林古度〈春答寧人先生贈詩次韻〉》

[38] 《論詩三截句》之一

[39] 朱彝尊《明詩綜》卷七八

[40] 新舊《唐書》本傳

[41] 李光地《顧寧人小傳》

[42] 《詩藪》內(nèi)編卷五“近體中七言”

[43] 《明三十家詩·凡例》

[44] 《明三十家詩·凡例》

[45] 《夢苕庵詩話》第二八九頁

[46] 《養(yǎng)一齋詩話》卷三

[47] 張修府顧詩跋

[48] 《〈希臘神廟的門樓〉的發(fā)刊詞》

[49] 《養(yǎng)一齋詩話》卷三

[50] 《明三十家詩選》

[51] 參看夏曉虹《杜甫律詩語序研究》，見《文學遺產(chǎn)》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52] 《兩當軒集》卷九《癸巳除夕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