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左宗棠在甘肅導論左宗棠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但又頗有爭議的人物。他舉辦洋務事業(yè)、推行社會改革、一舉收復新疆，功勛卓著；他參與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西北回民起義，罪責難逃。左宗棠一生的活動內容是多方面的，活動范圍遍及大江南北、塞外關內，但他在甘肅與西北的活動無疑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對其一生評價影響大，對后世影響也大。

一、左宗棠在甘肅活動的概況

1.活動內容與地域

左宗棠從1869年奉調進入甘肅到1880年離開西北，主要從事的活動有鎮(zhèn)壓陜甘回民起義，在甘肅舉辦洋務事業(yè)，系統(tǒng)地對甘肅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社會、文化教育、生態(tài)環(huán)境進行治理與建設，收復新疆，奏請新疆建省，等等，內容非常豐富。

左宗棠在西北的活動雖遍及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五省區(qū)，但其治理與開發(fā)活動大多集中在甘肅進行。對于這一點，秦翰才早已有所認識：“依清代政制，陜西設有巡撫，本省政治，應由巡撫主持；文襄公雖為陜甘總督，不應多所干預。新疆則收復不久，文襄公即去任，又不及多所顧及。故文襄公對于西北政治，盡心力較多的，只限于甘肅。”^[1]而當時的甘肅，還包括了寧夏和青海的西寧府（主要是青海東部的河湟地區(qū)），以及新疆的鎮(zhèn)迪道（即巴里坤地區(qū)和烏魯木齊地區(qū)）。需要說明的是，新疆鎮(zhèn)迪道雖歸駐節(jié)蘭州的陜甘總督統(tǒng)轄，但在左宗棠到西北之前，實際上長期由烏魯木齊都統(tǒng)掌控，甘肅鞭長莫及；新疆收復之后不久又建省了，自成系統(tǒng)。所以本書名為《左宗棠在甘肅》，主要是指左宗棠在甘、寧、青三省的活動^[2]。

2.對左宗棠在甘肅活動的評價

如何評價左宗棠鎮(zhèn)壓陜甘回民起義，是研究左宗棠在甘肅活動時必須首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鎮(zhèn)壓陜甘回民起義是左宗棠一生最大的罪過之一，應予徹底的否定。但由于甘肅多民族省份的特殊性與特別的歷史現(xiàn)實環(huán)境，使一切與左宗棠有關的研究都須要十分慎重，以尊重廣大回族同胞的感情與感受。為了解決好這一問題，本書在第二部分敘述左宗棠鎮(zhèn)壓甘肅回民起義和對回族群眾的善后安置時，對左宗棠所犯的罪過進行了充分的分析與揭露。

此外，截取左宗棠在甘肅的活動作為研究對象，不僅在左宗棠評價與研究方面有其典型性與重要意義，而且對近代甘肅地方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晚清時代的甘肅，雖早已設省，且已地處腹地，但仍被清王朝看做邊地，行政設施側重于軍事管理，經(jīng)濟文化建設至為荒疏。加上深處內陸、交通阻塞、吏治腐朽、經(jīng)濟凋敝，鴉片戰(zhàn)爭前后盛行于東南沿海地區(qū)的近代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新因素在甘肅幾乎近于無，且傳統(tǒng)的農業(yè)與手工業(yè)亦大大落后于內地的其他省區(qū)。左宗棠為安定社會、恢復當?shù)厣a與生活秩序，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在甘肅興辦洋務——創(chuàng)辦蘭州機器制造局、甘肅機器織呢局、用鑿井開河機器治理涇河等推進甘肅早期近代化的活動，恢復和發(fā)展甘肅固有農牧業(yè)、手工業(yè)以及振興甘肅傳統(tǒng)文化教育事業(yè)。這些活動構成了近代開發(fā)西北的第一次熱潮的主要內容。雖然此后在清末新政和抗戰(zhàn)前夕，由于民族危機的加深，晚清政府和國民政府相繼發(fā)起過兩次開發(fā)西北的熱潮，但就治理與開發(fā)西北的影響和深度而言，都沒有超過左宗棠的規(guī)模與程度。因此，從側重于治理開發(fā)西北的角度來看待左宗棠在甘肅的活動，可以說他在經(jīng)濟、社會、文化、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的做法，顯現(xiàn)了他作為近代洋務派巨擘所應有的遠見卓識。從這一點來說，左宗棠是我國封建社會末期頗有作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具有強烈責任感的愛國者。左宗棠注定是一個不容易被歷史忘記的人物，當西北邊陲的國防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人們會記起他；當西北需要開發(fā)建設的時候，人們會記起他。這正是我有勇氣研究左宗棠在甘肅活動的力量之源。

二、對研究狀況的回顧

在諸多研究左宗棠西北事功的著述中，由秦翰才完成于抗日烽火年代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書，具有學術奠基與開山之作的地位。在此書問世之前，以往史家對于左宗棠的事功并沒有全面的記述，不是偏重于記載左宗棠的武功，如美國史學家W.L.貝爾斯著的《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事家和政治家》^[3]，就是偏重于記載左宗棠的洋務事業(yè)，如陳其田所寫的《左宗棠——中國現(xiàn)代造船廠和毛紡廠的開拓者》^[4]，更有一些是官樣列傳、別傳、小傳以及一些荒誕不經(jīng)、錯誤眾多的小說。且主要對左宗棠的一生進行論述，甚少專論其在西北事跡的著作?；诖耍睾膊旁凇蹲笪南骞谖鞅薄芬粫?，不僅主要寫了左宗棠在西北的軍事活動，更論述了其在西北的財政措施、民政措施、經(jīng)濟設施、教育設施。在以上每一個方面，作者條分縷析，評價甚詳。如“民政設施”一節(jié)下，既論述了左宗棠的用人之道和整飭吏治、振作政風，也論述了荒政、禁煙和其他惠民之政。在“經(jīng)濟設施”一節(jié)下，不僅介紹了傳統(tǒng)開發(fā)西北的舉措如興修水利、振興農牧蠶桑，而且介紹了近代甘肅出現(xiàn)的新的經(jīng)濟因素即甘肅洋務運動的幾項舉措：左宗棠辦甘肅織呢總局，用機械治理涇河，籌辦祁連山機器采金(這些加上在“軍事設施”一節(jié)下介紹的洋務軍事工業(yè)——甘肅制造局的創(chuàng)辦情況，就是洋務運動在西北的主要內容了)。對甘肅洋務活動的介紹，是秦翰才“意為之”，說明了他的史識。該書資料占有之詳盡、問題研究之系統(tǒng)、觀點提煉之深邃，令人敬佩與嘆服。但也宥于時代之局限，有難以遮掩的缺陷，如稱陜甘回民起義為“叛回”、采用資產階級史學觀等。該書只限于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活動，這既是其缺陷，也是其特點。這本書不僅是左宗棠研究和表述左宗棠在西北事功的經(jīng)典著作，也是重要的研究資料集。

盧鳳閣撰《左文襄征西史略》^[5]，系統(tǒng)扼要地記述了左宗棠督師“西征”，特別是收復新疆的全過程；戴慕貞的《左宗棠評傳》^[6]和張振佩的《左宗棠》^[7]兩書,重點也擺在以上方面。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由于國家政權尚為國民黨所掌握，他們敵視人民革命，并在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而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中心陜甘寧邊區(qū)，恰恰處在左宗棠長期活動過的大西北地區(qū)，因而，少數(shù)關于“邊政”和經(jīng)營西北的論著，又間或含有反共的內容。它們借古諷今，含沙射影地表示，要像當年左宗棠鎮(zhèn)壓陜甘回民起義那樣，來對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這顯然是荒謬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約30年間，由于存在把階級斗爭絕對化的傾向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想，學術界對左宗棠的評價是否定的或基本否定的，研究的人員較少，發(fā)表、出版的論著也不多，其間又經(jīng)歷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初，1951、1952年，東方書社先后出版了馬霄石著的《西北回族革命史》^[8]和郭應德著的《維吾爾史略》^[9]。這兩本書大體上都認為:阿古柏在新疆的活動，是一次“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而左宗棠督師西征，收復新疆，則是“不義戰(zhàn)爭”。特別是馬著，將左宗棠作了這樣的概括，“左宗棠是執(zhí)行著滿清封建思想的專制政策；依靠著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的侵略幫助，去實現(xiàn)大民族主義的大屠殺的大漢奸”，由此引發(fā)了一場關于阿古柏政權性質的討論。通過討論，多數(shù)人改變了對阿古柏政權的認識。在此基礎上，1955年，范文瀾在其《中國近代史》上冊修訂本中，對阿古柏政權和左宗棠西征收復新疆，作了新的評述:“阿古柏是侵入者，是英國侵略者的工具，是土耳其國王的臣仆，是新疆人民的公敵”；左宗棠出兵新疆，“在擊敗阿古柏這一點上，阻遏了英國及其附庸土耳其的侵略野心，挽救了祖國的一部分疆土和一部分人民，這個功績是不可抹煞的”；在這一點上，他同曾國藩、李鴻章“應有所區(qū)別”。然而，在總體評價上，該書仍認為:“左宗棠是極端反動的屠夫”，“他出兵新疆，虎狼般殺害南北疆人民，同在關內一樣，對人民犯了極大的罪行”^[10]，結論仍然是基本否定的。1957年，崔繼恩在《史學月刊》第7期上，發(fā)表了《左宗棠述評》一文，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篇全面評述左宗棠的文章，也大體上持范著同一觀點。文中認為:左宗棠率軍撲滅阿古柏政權，“實際上也就阻止了英國變新疆為殖民地的陰謀”；他在新疆的開發(fā)，“對新疆社會前進，起了推動的作用”；但是，他鎮(zhèn)壓人民起義，犯有“嚴重罪行”，不能肯定他“是愛國主義者”^[11]。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對左宗棠的評價與定性，對其治理與開發(fā)甘肅涉獵較少。稍后，在十年動亂——“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左”的思潮極端發(fā)展，“批”字當頭，左宗棠又在橫掃之列，全盤否定，使研究者們不敢問津，造成左宗棠研究與左宗棠在西北活動研究的十年空白。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發(fā)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進一步貫徹，左宗棠研究迅速出現(xiàn)了復蘇的局面，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研究者隊伍逐步壯大，成果空前增多，爭鳴氣氛較濃，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也不斷有所拓展。截至2000年即上世紀末，22年間，先后發(fā)表論文290余篇，出版專著10部^[12]。這些論著，與前一時期不同，除了大都對左宗棠作了肯定的或基本肯定的評價以外，特別是突出宣揚左宗棠的愛國主義思想，高度評價他收復新疆的歷史功績，以及他舉辦“洋務”的愛國、進步作用。其中，杜經(jīng)國著的《左宗棠與新疆》^[13],系統(tǒng)地記述了左宗棠收復新疆、建設新疆的全過程和歷史功績，但在地域上僅限于新疆。

董蔡時著的《左宗棠評傳》^[14]，楊東梁著的《左宗棠評傳》^[15]，王天獎著的《左宗棠評傳》^[16]，注重于對左宗棠的總體評價，對其在西北活動的記述與研究均較為簡約。左宗棠的后裔左景伊著的《左宗棠傳》^[17]，寫得很有特色，高度贊譽左宗棠為“民族英雄”，但對左宗棠在甘肅與西北的活動的記述，只占了全書七十章中的二十章左右，且未作深入探討。

最近出版的一本有關左宗棠的傳記是沈傳經(jīng)、劉泱泱合著的《左宗棠傳論》^[18]，該書不僅使用了一些新資料，而且傳論結合、層次分明、內容全面、研究深入，是近年來少見的一部好的左宗棠傳記。書中對左宗棠在西北的軍事活動與經(jīng)濟社會政策作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尤其對左宗棠創(chuàng)辦西北機器工業(yè)的成績與貢獻，深鉆細研，令人敬佩。但并未系統(tǒng)對左宗棠在甘肅的活動進行全面的記述。

在近年來出版的西北地方史著中，以丁煥章主編《甘肅近現(xiàn)代史》^[19]對甘肅回民起義發(fā)生原因、失敗原由的探討最系統(tǒng)也最具權威性，對左宗棠治理甘肅經(jīng)濟社會的措施與蘭州“二局”的舉辦，亦有相當篇幅的論述。新近出版的《寧夏通史》（近代卷）^[20]和《青海通史》^[21]，主要記述了左宗棠鎮(zhèn)壓當?shù)鼗刈?、撒拉族起義的經(jīng)過，對左宗棠在本省的開發(fā)與建設活動記述與研究較少。

專題研究近代西北開發(fā)的專著，以魏永理等著《中國西北近代開發(fā)史》^[22]為代表，該書是目前近代西北開發(fā)研究中最系統(tǒng)、最全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在相關各章節(jié)，對左宗棠開發(fā)西北的思想、政策，從水利、工業(yè)、貿易、交通、文教等方面作了論述。內容涉及較廣，但深度仍嫌不足，尤其沒有把左宗棠對甘肅與西北的開發(fā)作為一個專題進行深入系統(tǒng)的探討。

專門研究左宗棠在甘肅興辦洋務工業(yè)的論文有李守武的《洋務運動在蘭州——蘭州機器織呢廠歷史調查報告》^[23]，主要論述了蘭州機器織呢局辦廠的歷史。此類研究論文，以上世紀80年代發(fā)表最為集中，代表性的有林隆的《中國第一個機器毛紡織工廠是怎樣創(chuàng)辦起來的？》^[24]，杜經(jīng)國、張建昌《左宗棠在甘肅經(jīng)營的洋務事業(yè)》^[25]，魏麗英的《左宗棠與甘肅近代機器工業(yè)的開端》^[26]，石泰的《左宗棠經(jīng)營西北農業(yè)問題述評》^[27]，張克非、杜經(jīng)國《左宗棠在西北的有關經(jīng)濟政策對蘭州機器織呢局的影響》^[28]等，主要研究左宗棠在甘肅舉辦洋務工業(yè)、恢復農業(yè)生產的貢獻與得失。研究也達到了一定的深度，但可惜沒有繼續(xù)下去。

總之，檢視近五十余年的研究成果，迄今尚無一部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專門論述左宗棠治理與開發(fā)甘肅的著述。這種空缺給我一種呼喚，加上受省內一些前輩學者的鼓勵、指點，我便躍躍欲試了。具體做法是先列出提綱，然后分撰論文，三四年的時間累計發(fā)表論文三十余篇，使本書粗具規(guī)模。全書共分十個部分。第一、二部分簡要介紹了左宗棠度隴之前的主要活動和鎮(zhèn)壓甘肅回民起義的過程，以此作為全書的開篇與鋪墊。后九部分則分別從左宗棠與甘肅吏治的整飭、軍制的改革、基礎設施的建設、農業(yè)經(jīng)濟的恢復、機器工業(yè)的創(chuàng)辦、經(jīng)濟社會環(huán)境的整治、文教事業(yè)的興辦、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治理、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等幾方面，對左宗棠在甘肅的活動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探討與總結。另附“大事記”作為了解左宗棠在甘肅活動內容的記年表。本書致力于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建樹：

第一，在體例上，力求形成以治理與開發(fā)甘肅為重心的研究建構，力圖揭示左宗棠治理與開發(fā)甘肅的程度與概貌。

第二，在內容上，分門別類，對左宗棠治理與開發(fā)甘肅的諸多領域從思想、政策、成效等方面，進行較為深入細致的梳理，力圖進行理論化、系統(tǒng)化的分析，得出較為可信的結論。

第三，部分章節(jié)，如左宗棠對甘肅水利的建設、甘肅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治理、對開發(fā)甘肅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等內容，是作者近年辛勤研究的結晶，對當今西部大開發(fā)及甘肅區(qū)域經(jīng)濟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由于本書不是為左宗棠立傳，對其一生進行評價，而是重點研究左宗棠治理與開發(fā)甘肅的貢獻，因而在寫作中，軍事與經(jīng)濟社會等方面的內容均有涉獵，但側重于經(jīng)濟社會活動的研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左宗棠對甘肅的開發(fā)是其事功的重要方面，但左宗棠在甘肅辦的事情很多，貢獻是多方面的，不只限于開發(fā)活動。由于本書是在整合各專題研究論文的基礎上形成的，較多地注意了各專題內部的邏輯聯(lián)系與時空次序，總體上沒有以時間遞進為綱目進行寫作，所以本書更像是一個專題研究文集，每章分開來可以單獨成文。有些問題，比如左宗棠在甘肅興修水利、栽種護路樹、推行桑蠶業(yè)、推廣植棉等，因有多重功效，在研究時，不同章節(jié)從不同的角度都有涉及，看似重復，實則不然，這正說明左宗棠治理與開發(fā)甘肅的許多項目具有綜合效益。左宗棠的某些治理與開發(fā)政策，其活動重心雖在甘肅，但有時也推及新疆。研究時，雖主要著眼于甘肅，但也不能不提及新疆，因為不如此，就無法了解該項政策的全貌或看出在兩地的差異，從而更好地看清左宗棠對甘肅的治理是否產生效果。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的運用

1.研究思路與方法

就研究思路而言，本課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系統(tǒng)研究論述了左宗棠自1869年到甘肅至1880年離開西北止的十二年間，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教育、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所從事活動的思想與政策、經(jīng)驗與教訓、政績與影響等，剪影式反映洋務運動中前期甘肅的社會歷史風貌、經(jīng)濟文化狀況與民族宗教、生態(tài)環(huán)境等問題的截面與片段，深層揭示左宗棠開發(fā)甘肅的必要性與迫切性，描繪其開發(fā)甘肅的寶貴成就，探索其開發(fā)西北的軌跡與規(guī)律。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書主要采用是傳統(tǒng)的史料論證的方法，即盡量搜集歷史文獻與檔案史料等較可靠第一手資料，進行分析考證，以探求歷史的真相。有的地方采用歷史地理學甚至計量史學的研究方法。當然，在現(xiàn)今的學術研究中，各學科間的交叉滲透趨勢日益明顯，學術創(chuàng)新需要借助多種思維視角與研究方法。具體到本課題，由于研究涉及政治、軍事、經(jīng)濟、民族、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等諸多領域，還要適時適當?shù)匚掌渌鐣茖W，諸如政治學、經(jīng)濟學、民族學、宗教學、社會史學等學科的成果與方法，來加強本課題的研究。

2.資料的運用

在基礎資料的運用上，《左宗棠全集》是本課題研究的核心資料。研究中，采用了劉泱泱先生主編的目前收錄文稿最全的《左宗棠全集》（共十五冊）^[29]。其他基礎資料有白壽彝主編《回民起義》（三、四）^[30]，張灝主編《中國近代開發(fā)西北文論選》（上、下冊）^[3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32]，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上、下）^[33]，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yè)史資料（1840—1911）》^[34]，錢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學風》^[35]，馬長壽著《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36]，袁林著《西北災荒史》^[37]，曹樹基著《中國人口史（清時期）》（第五卷）^[38]，劉錦藻編《清朝續(xù)文獻通考》^[39]，《清實錄·文宗實錄·穆宗實錄·德宗實錄》^[40],奕讠斤等編《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41]，《清史稿·列傳》^[42]，《曾國藩全集》（共三十冊）^[43]，朱孔彰著《中興將帥傳》^[44]，《湘軍志·湘軍志平議·續(xù)湘軍志》^[45]，王定安著《湘軍記》^[46]，張集馨著《道咸宦海見聞錄》^[47]，慕壽祺著《甘寧青史略》^[48]，等等。在基礎資料上要超越前人，顯然是有難度的。以《左宗棠全集》為例，盡管最新版的全集收錄了許多散遺的奏稿、書信、批札（其中不少就是秦翰才輯錄的）等，但要超過像秦翰才這樣的前代學者，仍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秦翰才不僅使用已出版的萃文堂本《左文襄公全集》，而且他自己還廣泛收集與搜求散佚于各處的左宗棠的各類手跡，在當時就已占有了較為豐富的左氏遺稿。因此要想在左宗棠有關西北活動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資料的使用上，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在地方史資料上尋求突破。廣泛地搜羅秦翰才尚未使用過的各類方志，在這點上，應該感謝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所做的工作。他們編輯的《西北文獻叢書》^[49]當中，收錄了大量的同光以來編纂的各級各類方志，還有諸多平時稀見的相關文獻。另如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中國西北稀見方志》^[50]中，也有一些可供使用的方志，如光緒《涇州鄉(xiāng)土志》，光緒《隴西縣志》，光緒《隴西分縣武陽志》，光緒《肅州新志稿》，光緒《合水縣志》等。另外，也要注意搜羅散見于地方上的一些重要資料，比如由經(jīng)歷過當時歷史事件的惠登甲著的《慶防記略》^[51]，對研究當時隴東的社會歷史，就很有價值。

第二，在檔案資料上尋突破。直接與左宗棠治理甘肅有關的檔案資料很少見，但可以找到許多間接的檔案資料，比如，在甘肅檔案館可以查閱民國時期甘肅各級政府保護“左公柳”的相關檔案資料。

第三，廣泛收集近人的游隴行記、日記、考察報告、新聞通訊等。由甘肅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和2004年印行的“西北行記叢萃”系列叢書，已出兩輯，其中諸如馮焌光著《西行日記》，裴景福著《河海昆侖錄》，陶保廉著《辛卯侍行記》，闊普通武著《湟中行記》，袁大化著《撫新紀程》，林鵬俠著《西北行》，陳賡雅著《西北視察記》，高良佐著《西北隨軺記》等書，可供參考。

第四，參考近年來海內外出版的有關研究左宗棠的論著，從中既可以搜求珍貴的資料，又可以收集研究信息，汲取研究經(jīng)驗，開闊眼界，拓展思路，從整體上提升本課題的研究層次。

[1]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222頁。

[2] 筆者在行文中如果沒有特別指出，所說的“甘肅”即指甘肅、寧夏、青海三省區(qū)。

[3] （美）W.L.貝爾斯:《左宗棠：舊中國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上海凱利公司，1937年。

[4] 陳其田：《左宗棠——中國現(xiàn)代造船廠和毛紡廠的開拓者》（英文），北平，1938年。

[5] 盧鳳閣：《左文襄征西史略》，陸軍大學民國36年印行。

[6] 戴慕貞：《左宗棠評傳》，重慶文化服務社，民國32年。

[7] 張振佩：《左宗棠》，中華書局，民國37年。

[8] 東方書社，1951年。

[9] 東方書社，1952年。

[10] 人民出版社，1955年。

[11] 崔繼恩：《左宗棠述評》，《史學月刊》1957年第7期。

[12] 劉泱泱：《左宗棠平議》，《長沙電力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13]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15]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17] 長春出版社，1994年；華夏出版社，1997年。

[18]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

[19]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20] 陳育寧主編：《寧夏通史》（近代部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 崔永紅、張得祖、杜常順主編：《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22]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

[23] 李守武等：《洋務運動在蘭州——蘭州機器織呢廠歷史調查報告》，《甘肅師大學報》1959年第1期。

[24] 林?。骸吨袊谝粋€機器毛紡織工廠是怎樣創(chuàng)辦起來的？》，《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25] 杜經(jīng)國、張建昌：《左宗棠在甘肅經(jīng)營的洋務事業(yè)》，《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

[26] 魏麗英：《左宗棠與甘肅近代機器工業(yè)的開端》，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

[27] 石泰：《左宗棠經(jīng)營西北農業(yè)問題述評》，甘肅《社會科學》1984年第4期。

[28] 張克非、杜經(jīng)國：《左宗棠在西北的有關經(jīng)濟政策對蘭州機器織呢局的影響》，《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29] 岳麓書社，1996年。

[30] 神州國光社，1952年

[31] 蘭州大學出版社，1987年

[32]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3] 科學出版社，1957年。

[34] 三聯(lián)書店，1957年。

[35]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36] 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37]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

[38]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39]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40] 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

[41] 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本。

[42] 中華書局，1977年。

[43] 岳麓書社，1995年。

[44] 岳麓書社，1983年。

[45] 岳麓書社，1983年。

[46] 岳麓書社，1983年。

[47] 中華書局，1981年。

[48]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九十六冊第二一、二二卷），蘭州古籍書店影印，1990年。

[49] 蘭州古籍書店影印，1990年。

[50] 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4年。

[51] 慶陽縣志編纂委員會，1986年內部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