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的選擇

——回眸文學編輯四十秋（代自序）

廣受注目的“賣飯記”

從1992年到1995年，中國大陸的《深圳特區(qū)報》《新聞出版報》《光明日報》《大連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媒體，《漓江》《芳草》《芙蓉》《新華文摘》等雜志，以及海峽對岸臺北的《中央日報》等近二十家新聞出版單位分別以《賣飯生涯——大陸教授在紐約》《唐人街的唐教授》《中國教授在紐約》等大同小異的題目，或選載或連載，或全文刊登一部講述大陸教授在紐約唐人街華人餐館打工故事的紀實文學作品，而深圳的海天出版社則主動向作者組稿，將它結集出版。

《中國教授闖紐約》，這部從大江南北到海峽對岸持續(xù)數(shù)年頗受關注的紀實文學作品，就是我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到美國探親并一度到紐約唐人街華人餐館打工的文字收獲。作品中的“唐教授”就是我，故事中寫到的一切，都是我的親身經(jīng)歷，我的見聞和思考。

知道我要去美國探親，作家柯云路對我說：“老何，你去美國探親，機會難得，我不想勸你寫什么東西，倒是希望你留心觀察那里的生活——任何新鮮的生活對作家來說，都應該是一筆財富?！倍硪晃辉?989年6月14日親自送我到首都機場的好朋友、頗具聲望的中年評論家馮立三卻對我說：“啟治，你自費去一趟美國不容易。我勸你不必急急忙忙地趕回來，而要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觀察、了解美國，回來認真地寫一本真正的書。”

一個勸我不一定寫，一個勸我認真地寫一本真正的書。但他們的意見有一點卻是共同的：都讓我借赴美探親的機會，好好地觀察、了解一下這個號稱世界上最強大、最富有的超級大國。

這也符合我的心愿——有人說美國的月亮最亮最圓，當然也有人說我們自己的月亮才又亮又圓；那么我們何妨改變一下思考問題的角度：從彼此月亮的陰晴圓缺中，取長補短而不斷地完善自己呢？我想，作為還有點文化知識的人，到一個全新的社會環(huán)境去觀察體驗生活，應該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用自己的頭腦來想，從而獲得屬于自己的、決非人云亦云的印象。

也許，正是這些主客觀原因，使得《中國教授闖紐約》不但具有題材的新鮮感，而且能夠“真實地、豐富地（既有中心場景又有其輻射圈），有吸引力地展示了紐約華人社會經(jīng)濟與文化生活情景……”（馮立三）較之許多浮泛的寫海外華人生活的作品，它也“更具有個性……紀實，達到了逼真的程度；敘述，達到了生動形象的文學層面”（李炳銀）。

除了這部給作者帶來相當可觀的“雙效益”的《中國教授闖紐約》，十多年前，我還曾以傳記文學《少年魯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1年版）獲得全國優(yōu)秀少兒讀物一等獎；以報告文學《播魯迅精神之火——記新版〈魯迅全集〉的誕生》（合作，載《當代》1981年第5期）獲得1981年—1982年中國作協(xié)全國優(yōu)秀報告文學獎。

人到中年，又經(jīng)歷過十年浩劫，能有如此創(chuàng)作成果，似可聊以自慰了吧。但在我看來，在我回眸往昔的時候，我想說，就創(chuàng)作而論，我只是一個在碰到機會時不敢偷懶的業(yè)余作者罷了；如果要說自豪，那我只能因為我終身的職業(yè)編輯生涯感到自豪，它使我同一大批當代優(yōu)秀作家和優(yōu)秀作品不期而遇。

《古船》《大國之魂》《白鹿原》

我是廣東龍川縣人，1936年9月生于香港。關于我的文學編輯生涯，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1959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中文系，旋即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直到1999年退休，又同時返聘到2003年，才完全離開工作崗位。

擇要而言，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過校對、編輯及《當代》雜志編輯部副主任、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常務副主編；1992年起為主管人文社當代文學編輯工作的副總編輯，其間，先后擔任過《中華文學選刊》創(chuàng)刊主編、《當代》雜志主編、中國作協(xié)中直工作委員會委員。1982年參加中國作協(xié)，1989年被評為編審。退休后仍任《當代》雜志顧問、人文社專家委員會委員，系終身職業(yè)編輯。

四十多年來，我除了本職的編輯工作，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甚至有點奇特的經(jīng)歷可以一提：先后下放河北豐潤縣農(nóng)村鍛煉（1960年），參加中宣部組織的文化工作隊到山西文水縣劉胡蘭的故鄉(xiāng)搞文化調(diào)查（1964年），到上海原榮氏某申新紗廠粗紗車間當“臨時工”（1964年），為中國作協(xié)赴大慶慰問團最年輕的團員（1965年），是王杰生前所在部隊的“戰(zhàn)士”（1966年）；1974年至1976年，作為當時中央出版系統(tǒng)派出的唯一的援藏教師，我在青海格爾木和拉薩等地工作過，還曾不甘寂寞地籌辦并主編過西藏格爾木中學的文學性?？都t柳》；1976年10月至1980年底，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注釋、編輯工作，又一次接受魯迅精神的熏陶，感受魯迅的博大精深；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到美國探親，在紐約的華人餐館和華人衣廠有過一段意想不到的打工生涯，等等。然而，幾十年來，我的青春和生命主要還是耗費在中國當代文學方面。我曾經(jīng)和自己的同事們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們一般地說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才，但由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當代》雜志在當代文壇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們理所當然地被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巨人”之一。伺候好這個“文學巨人”就是我們光榮的責任。

1960年，河北豐潤縣的田野上。在困難的日子里，我們和全國人民一道共度時艱。左起：何啟治、徐恩穎、施咸榮、謝素臺、馬毅民、邵守嚴。扶犁者為大隊長老李。

我這么想，也是盡心盡力地這么做的。

1986年五六月間，年輕的張煒帶著他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古船》到北京來找《當代》。這時，我剛剛擔任《當代》雜志的副主編，第一次受主編的委托負責終審長篇小說。

1966年初夏，何啟治攝于英雄墓旁

《古船》描述的故事是從改革開放的80年代回溯到40年代的膠東土改乃至后來的“大躍進”、大饑荒和“文革”年代。這深沉厚重悲壯動人的故事讓人讀來回腸蕩氣，感慨良多。其中關于土改，更不乏驚心動魄的場景。我讀后認定這是一部真實感很強、塑造了一些內(nèi)涵豐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具有開拓意義和史詩品格的大作品。當即決定在《當代》1986年第5期全文刊發(fā)經(jīng)張煒略加修訂的《古船》。

《古船》在當時還有二十多萬發(fā)行量的《當代》發(fā)表后，果然引起強烈的反響。

然而不久，在1987年“清除資產(chǎn)階級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古船》受到了嚴厲的、來自當時某些意識形態(tài)領導人的口頭而未見諸文字的批評（連電話記錄都沒有），以致當時的社長、主編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單行本。而我也不得不據(jù)理力爭，堅持自己對《古船》的基本評價，強調(diào)要維護黨的文藝政策的嚴肅性和穩(wěn)定性，并以個人名義向社長、主編寫了書面保證，立下“軍令狀”，愿意為《古船》單行本的出版承擔責任。這樣，才使《古船》得以在1987年8月由人文社正式出版。

在我看來，當對一部作品有不同的意見，特別是有來自領導的批評意見時，對自己經(jīng)手的稿件能夠排除私心雜念，采取實事求是、敢于負責的態(tài)度，應該是一個編輯良好的職業(yè)道德最重要、最集中的表現(xiàn)。

《大國之魂》，是我1990年6月從美國探親回來后面對的第一部比較復雜的書稿。

“走了張屠夫，不吃帶毛豬?！蔽遥ㄓ乙唬┡c羅君策（左一主刀者）等五七干校同學平生頭一遭硬充“屠夫”。（1971年）

其時，我剛剛成為主持《當代》日常編務的常務副主編。經(jīng)過調(diào)查研究，我首先排除了題材重復、美化美國等似是而非的問題。我強調(diào)要冷靜地、不帶偏見地看待四川青年作家鄧賢辛苦經(jīng)營數(shù)年、反復修改多次的這部《大國之魂》。我通過具體的分析后指出：在滇緬印戰(zhàn)場與日寇周旋的確實是蔣介石、國民黨及其軍隊，而作品著意通過二戰(zhàn)中滇緬印戰(zhàn)區(qū)的故事來透視中日英美等大國的民族之魂，無論對中國軍隊、中華民族的優(yōu)劣，或西方盟友和日本侵略者的長短，都作了嚴肅冷峻的剖析和充滿激情又真實準確的表現(xiàn)，角度獨特，發(fā)人深省，無疑是同類題材中獨樹一幟、有分量有魅力的好作品。

針對作品的現(xiàn)狀，我提出刪去一些枝蔓，特別是全部刪去作者家世（其父是當年中國遠征軍的運輸兵，其母是蔣緯國的妻侄女）這些部分，但一定要保留第一次在我國戰(zhàn)爭歷史文學中披露的日本軍隊組織隨軍慰安婦的內(nèi)容（約兩萬字），從而可以在全稿31萬字中選用最精彩也是相對完整的部分（約二十萬字）刊發(fā)于《當代》1990年第6期。后來香港、臺灣出版的《大國之魂》，所用的便是精粹凝練的“《當代》版”。31萬字的全稿則于1990年10月由人文社出版。

《大國之魂》一鳴驚人，鄧賢也一躍成為四川較有影響的、備受海內(nèi)外矚目的青年作家。

1992年早春，我收到了陳忠實的來信，說他已經(jīng)完成了自己的心血之作——長篇小說《白鹿原》。

我和我的同事們在讀完陳忠實這部長篇小說之后，雖然有一些具體的修改意見，但總體上一致肯定《白鹿原》是一部既有歷史深度和新鮮感，又有可讀性，既有突破舊觀念的認識價值，又有雅俗共賞的審美價值的現(xiàn)實主義長篇巨著。

我先簽署了分兩期（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在《當代》連載《白鹿原》的終審意見，又在1992年9月調(diào)任人文社主管當代文學的副總編后，簽署了作為重點書出版這部長篇小說的終審意見：“這是一部顯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現(xiàn)實主義巨著。作品恢弘的規(guī)模，嚴謹?shù)慕Y構，深邃的思想，真實的力量和精細的人物刻畫（白嘉軒等可視為典型），使它在當代小說之林中成為大氣（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藝術魅力的作品，應作重點書處理。”這樣，這部描寫渭河平原50年變遷的雄奇史詩，一軸中國農(nóng)村色彩斑斕、觸目驚心的長幅畫卷便展現(xiàn)在讀者的面前。我就這樣成了《白鹿原》的組稿人、終審人，也是它的責任編輯之一。

《白鹿原》一出世，評論界歡呼，新聞界驚嘆，讀者爭相購閱，一時洛陽紙貴?！栋茁乖纷?993年6月由人文社出版單行本以來，總印數(shù)早已超過百萬冊（含初版本、修訂本、“茅盾文學獎”獲獎書系、“百年百種優(yōu)秀中國文學圖書”書系和精裝本等），而其盜印本不下十種，其印數(shù)與正版接近。如此看來，說《白鹿原》的總印數(shù)在兩百萬冊以上，當不為過。

然而，如此為讀者酷愛的《白鹿原》面世以后，在好評如潮之外，確實還有另一種聲音。除了學術爭鳴之類的意見尚屬正常以外，《白鹿原》確實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一方面是沒有正式的批評意見，連電話通知我也沒有接到，書照樣印，可就是不讓宣傳，好像允許出書就是天大的恩賜似的。這就如同被晾在無物之陣里，讓人深感壓抑而又無奈；另一方面是，雖然《白鹿原》誕生以來，先后獲得陜西省作協(xié)組織的第二屆“雙五”最佳文學獎和“炎黃杯”人民文學獎，但它在具有官方色彩的各類評獎（如“國家圖書獎”）活動中均告落選，而在新聞出版署組織的“八五”（1991—1995年）優(yōu)秀長篇小說出版獎的評獎活動中，它連候選的資格都被主持會議的臨時負責人粗暴地勾銷了。

我對《白鹿原》所受的不公平對待深感不滿。

1996年11月，我寫了《從〈古船〉到〈白鹿原〉》（載《漓江》1997年第1期）一文，在《永遠的〈白鹿原〉》這一專節(jié)中，我理直氣壯地肯定：“《白鹿原》是堪與優(yōu)秀的世界文學作品媲美的、厚重而有魅力的大書?！痹u論家蔡葵、何鎮(zhèn)邦看到文章后主動打電話來表示贊賞。老蔡說，現(xiàn)在這樣滿懷激情、充滿自信地為好作品吶喊的文章太少了。

后來，《白鹿原》幾經(jīng)周折終于在1997年底揭曉的第四屆“茅盾文學獎”中榜上有名。我備受鼓舞，立即撰寫《欣喜·理解·企盼》一文，表示由衷的祝賀，對《白鹿原》并非傷筋動骨的修訂也表示了相當?shù)睦斫狻?998年7月，中央電視臺“讀書時間”節(jié)目組在無錫組織了一次活動，其中一個內(nèi)容是請與會嘉賓舉出20年來自己最看重的一部書并略述理由，作為對新時期以來優(yōu)秀出版物的肯定與回顧。當主持人李潘把話筒交到我手里時，我很自信地說：“作為一個文學編輯，20年來我最看重的一部書就是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理由就在于它所具有的驚人的真實感，厚重的歷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賞的藝術特色?！?/p>

除了《永遠的〈白鹿原〉》，關于這部長篇小說和它的作者，我還寫了《〈白鹿原〉檔案》《陳忠實和他的〈白鹿原〉》等近十篇文章，累計有近10萬字，都是毫不猶豫、理直氣壯的肯定與贊美。這在我四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也完全是自覺自愿去做的。

在《古船》《大國之魂》和《白鹿原》這三部重要作品的編輯經(jīng)歷之外，還有兩件往事值得一提。

其一，是阿來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開頭并沒有被《當代》某些看過此作的編輯所看好。我后來意外看到這部小說之后，作為主編立即決定選載此作的一部分于《當代》1998年第2期，并為此撰寫了對《塵埃落定》備加贊賞的“編者按”。

其二，是由于我的支持和推薦而在《當代》和人文社連續(xù)發(fā)表、出版作品的柳建偉，于1998年至2001年2月終于又完成了一部規(guī)模宏大、以西部某省會為中心舞臺，在經(jīng)濟建設的矛盾糾葛中抒寫人物命運的長篇小說《英雄時代》。這部長篇由于高唱主旋律又被某些同事所不認同。但我認為只要堅守文學的本分，唱響主旋律不一定就不好。何況此作歌頌了各種各樣的時代英雄，包括來自底層的平民英雄，而且又是柳建偉心血之作《時代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兩部是寫當代農(nóng)村生活的《北方城郭》和我軍現(xiàn)代化建設的《突出重圍》，都獲得較高的評價）。我們應該將《三部曲》完整地推出。雖然當時我已退休，但我的意見還是說服了其他同仁?！队⑿蹠r代》于2001年3月出版后，我應約撰寫了《譜寫時代的英雄樂章》一文，發(fā)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而柳建偉則在送給我的樣書上熱情地題寫了這樣的話：“恩師何啟治先生存念經(jīng)您培育的《時代三部曲》出齊，愿與您共享這一階段性成果……”下署：“學生柳建偉敬呈2001年4月成都”。

2005年4月11日，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終于評出，《英雄時代》榜上有名。這時候，一位同事回憶說，當年何老師就說過，《英雄時代》不但該出，說不定還會得個茅盾文學獎呢！可見，一個有眼光、有主見的編輯，該堅持時就得堅持，可不能人云亦云??！

此外，在新時期、在當代文學的編輯崗位上，我還為一些重要作品或文學新人有藝術個性作品的發(fā)表和出版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們是：《衰與榮》（柯云路），《大上海沉沒》（俞天白），《女巫》（竹林），《南京的陷落》（周而復），《商界》（錢石昌、歐偉雄），《秦牧全集》（秦牧），《陳國凱選集》（陳國凱），《赤彤丹珠》（張抗抗），《文學評論家叢書》（陳荒煤、馮牧主編，共十六種），《惑之年》（母碧芳），《趟過男人河的女人》（張雅文），《人間正道》《天下財富》（周梅森），《繾綣與決絕》（趙德發(fā)），《我是太陽》（鄧一光），《霹靂三年》（王火），《牽手》（王海鸰），《歇馬山莊》（孫惠芬），《狂歡的季節(jié)》（王蒙），《似水流年》（姚蜀平）等等。當了幾十年文學編輯，成果不過如此，但畢竟是盡心盡力地為作家服務過，還是可以聊以自慰吧。

美麗的人生緣于美麗的選擇

回顧幾十年的文學編輯生涯，難忘在人生的長途中有過兩次面臨重要的抉擇。

何啟治編輯的部分作品書影

頭一次，是在“五七”干校的后期（1972年），廣西一些大學到湖北咸寧去挑選老師。我可以選擇去大學教書，卻終于還是選擇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73年夏天回到人文社的小說北組當編輯。這是從教還是從文的選擇。

第二次，是如前所說的自費到美國去探親。1990年在紐約，我可以留下來，肯定會衣食無憂，家人、子女將來跟著我移民也當不成問題。但這一來，我將面對終生的精神痛苦和靈魂的拷問。我最終還是在一年探親假滿之前選擇了回國重操舊業(yè)——依然做我喜歡做的文學編輯工作。這樣，我在物質(zhì)上只能求個溫飽，至今也不過住在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老式樓房里，但在精神上卻一直感到相當愉快而富足。這可是去國還是回來繼續(xù)報效祖國的選擇。

柳青說過，人生的成敗在于關鍵的兩三步要走好。（大意）我慶幸自己在人生的關鍵時刻作了正確的選擇。

美麗的人生緣于美麗的選擇?？紤]到這幾十年來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如果我們對人對事都不苛求的話，我在即將進入古稀之年的時候，會從心底里感到快樂而欣慰。

90年代一次筆會上與作家和同事們合影。左起：洪清波、劉醒龍、何啟治、鄧一光、朱盛昌、王干、汪兆騫、文樂然、胡德培、常振家、周昌義、周大新

無怨無悔，愧則有之

人活到五六十歲的時候，慢慢就會對自己的大半生作一些回顧。這時，我往往會問一些朋友和一些知名人士：迄今為止，你此生感到比較得意或比較滿意的事情是什么？用同樣的問題來問自己，我這個離開學校就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終身職業(yè)編輯會毫不猶豫地說，此生比較滿意的就是做了自己比較有興趣，又是比較有意義的文學編輯工作。

然而，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人生呢！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的時候，我還只是一個剛上初中二年級的13歲的少年。和許多人一樣，我也有迎接新生活的熱情和狂喜。我很快就考入名校中山大學附中（當時的校址就在魯迅生活過的大鐘樓——如今的魯迅博物館），進入高中后又合并到華南師院（師大）附中。我先入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后入隊（少先隊），當團干部，當學生會主席。1954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以后，還是當校團委宣傳部長之類的學生干部，并在1956年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我擁有崇高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心里充滿陽光，哪里會想到厄運會降臨到自己的身上呢？！

首先遭遇的是1958年的所謂超英趕美的“大煉鋼鐵運動”。美麗的珞珈山立即成了煙熏火燎的煉鐵廠，大操場上似乎在一夜之間冒出了一大片土高爐。學生宿舍的鐵門都拆了化為鐵渣，不管哪個專業(yè)的師生都輪班上第一線去煉鐵，中文系有半年沒上過一堂課……學生們發(fā)牢騷了，團干部們有意見了。這一切匯集到我這個中文系團總支書記這里，我便以團干部代言人的姿態(tài)向上反映。結果是被判定為走資本主義白專道路的“白旗”，平生頭一遭招來了滿墻大字報的批判。我的典型言論“難道大學生是廉價勞動力嗎？”被畫到一張漫畫上，從一只線條輪廓相當柔媚的狐貍的口中吐出。我只好在批判大會上檢討自己的“個人主義”和“白專道路”思想。我是經(jīng)歷過1957年“反右”斗爭的人，為什么不會吸取經(jīng)驗教訓呢？恐怕還是性格使然吧——我不是張牙舞爪、劍拔弩張的人，但總以為有話就要說出來。何況，又是那樣自信呢！

第二回，是在“文革”之中，略經(jīng)猶豫，便依然響應號召，起來“造反鬧革命”。那結果可想而知，是在1970年寒冷的冬天，遭到了幾個月的隔離審查，是有十幾年黨齡的青年編輯成了“‘五一六’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又是平生頭一遭迎來了“車輪戰(zhàn)”式的反復批斗和“逼供信”的折磨。連續(xù)幾天幾夜除了吃飯排泄和“老實交代”的權利，竟不許有一分鐘的睡眠！滿耳是“交代！交代！交代！”和“抵賴！抵賴！抵賴！”之類的連珠炮。到末了便出現(xiàn)了幻視和幻聽——把一根小小的火柴棍看成面目猙獰的大棒，把圍攻者的厲聲質(zhì)問聽成了夢幻似的天方夜譚……于是，我又被迫在全連（社）大會上作了子虛烏有的“交代”。到第二年，在“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在主持運動的軍宣隊不聞不問的情況下，我能做的就是自己貼大字報公開為自己平反。

今天回想起這些事情，作為終身為人民文學出版社服務的工作人員，我依然無怨無悔，雖然愧則有之。

所謂愧，一則指40年來的編輯工作本來可以少一些失誤，還可以做得更好、更出色一些。馬失前蹄的突出例子是，1991年六七月間，由于最終沒能說服老主編，《當代》與張煒的長篇小說力作《九月寓言》失之交臂（詳見我的《是是非非說“寓言”》（載《上海文學》2005年第7期）。二是想起自己在拔“白旗”、揪“五一六”和歷次以“左”為特征的政治運動中，為自己的軟弱而感到羞愧和汗顏。但我又想，情況這么復雜，誰又能面對人生的每一個關口都能作出美麗的選擇呢？！

何啟治已出版作品（部分）書影

歲月無窮，人生有限。一個人一輩子能做成一兩件有價值的事情就不錯了。就此而論，我的確為自己終身職業(yè)編輯的選擇而感到欣慰。

正是從這樣的認識出發(fā)，2004年12月，我借給趙克勤學長祝賀70華誕為他寫賀聯(lián)的機會，也情不自禁地為自己寫了一副回顧大半生編輯生涯的對聯(lián)：

白旗紅旗五一六覆雨翻云誰論定

長稿短稿三六九為人作嫁我甘心

落款處自書：六十八歲啟治自嘲。多少年來，面對長長短短的各種稿件，把它們分成三六九等，分別作出留用、退改或不用處理這種幾十年如一日的編輯生涯，我真是樂此不疲，甘之如飴呵！

在祝賀我70華誕的美好日子里，我的兄長似的好朋友、以長篇小說《戰(zhàn)爭和人》（三部曲）榮獲茅盾文學獎的王火贈賀聯(lián)一副：“南山峨峨生者百歲，天風浪浪飲之太和。”而另一位好朋友、著名評論家何西來則贈詩曰：“亦有文章傳海內(nèi)（指我有《文學編輯四十年》等九種著作面世），平生豪壯二編書（指推出長篇小說《古船》和《白鹿原》）。為人作嫁豈言苦，端的乾坤一腐儒。”王火和西來兄的真摯友情讓我感動。

人生易老天難老。就算“人生百年”，比起漫長的人類史來也實在是微乎其微。今天，我們并不是，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生活在至善至美、完美無憾的社會中。下一個千年的人類在審視今天人類生活的時候，一定會發(fā)現(xiàn)我們還有太多的愚昧和落后。那么，我們又何必苛求自己短暫的一生完美無缺呢？本著這樣的信念，在我已年過古稀的時候，雖然早已是白發(fā)稀疏，近視眼也已深達1450度，卻依然快樂地讀書、看稿、寫作，每天還堅持到社區(qū)花園里漫步，每周堅持游泳鍛煉……

正是：夕陽無限好，何須嘆黃昏！

2006年2月20日草成

2009年11月30日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