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在本書中我們所說的魏晉風度，是指這個時代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士人階層由其價值觀念、審美趣味、生活方式和行為舉止等所表現出的帶有某些共性的精神氣質、風貌。

一

何謂風度？歷來有各種說法。

譬如馮友蘭在《論風流》一文中總結出玄心、洞見、妙賞、深情等四個要素。這當然是極精辟的，據朱自清1944年2月29的日記：“晚聽芝生《論風流》的講演，起于晉人之風流，終于宋儒。風流之條件為玄心、妙賞、情深，大有衛(wèi)玠‘對此茫?！??！睔J佩之意，盡在其中。宗白華著有《〈世說新語〉與晉人之美》一文，把名士們說得風姿瀟灑，乃人格之至美。魯迅同樣有個著名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的演講，從他一貫冷峻、犀利的眼光來看，飄逸的風度大半要歸結到藥和酒的刺激，充滿著矯揉和做作。這也是一個有趣的角度。

風度，按魏晉人常用的語匯，還有風格、風氣、風流、風神、風韻等類似的說法。如李膺“風格修整”；嵇康“風氣非常”，桓溫有“豪邁風氣”；王濛是“風流標望”，周顗有“風流才氣”；謝安“風神秀徹”，郗恢“風神魁梧”；阮孚“風韻疏誕”，王澄“風韻邁達”等。簡單來說，風度、風格、風氣、風流、風神、風韻，所指的均是漂亮、好看。

漂亮、好看，這是對人進行審美判斷。

審美判斷，不同于道德判斷。道德判斷，對人進行善惡、好壞之分。兒童看文藝作品，習慣于用好壞來為人劃線，一定要問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審美判斷則是對人進行美丑之分。壞人不一定不美。如有些邪性的人，極富于強悍的生命力，英氣勃勃，令人欣賞。項羽坑殺秦國降兵二十萬，心冷手狠，可他也是力能扛鼎、志敢沉舟的英雄人物，尤其是在十面埋伏后，烏江兵敗，即使有機會卷土重來也以自刎來了結生命。雖然徹底失敗了，但敗得有風度，敗得漂亮。所以，李清照贊道：“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道德感強烈的班固在《漢書·古今人物表》中把項羽列入中下等，而眼界寬闊的曹魏時人物評論專家劉邵則在《人物志》中把項羽和劉邦并列為古今少有的英雄；有些良善的人，形象就不那么可人。清末的武訓，他一心要興辦教育，行事方式卻窩囊之極，用挨揍來換取錢財。其心足善，其形則陋。

審美判斷也不同于實用判斷。實用判斷，以能干與否、有用與否分人。政治家講究實用，曹操用人，直言不諱地說品質問題他不管，只看有沒有本事，那種潔身自好卻一無所長者，他敬而遠之。但，能干者也不一定漂亮。無處事之材者也不一定不美。如東晉的王述，并不足以擔當軍國重政，可是風度翩翩，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名流。

那么，何謂漂亮？籠統(tǒng)來講，可以列舉很多。如容貌的俊美，舉止的優(yōu)雅，語言的清爽，情趣的邁俗，境界的高遠等。以上諸種，無一不令人擊節(jié)嘆賞。而在魏晉時代，人們對風度的理解，包含著四個核心因素。

第一個，是高貴。魏晉士人重視尊嚴。人的高貴，就在他的尊嚴中。

尊嚴這個東西，不是一般人所能察覺得到并且加意維護的。司馬遷仗義執(zhí)言，為兵敗投降匈奴的李陵說話，觸怒了漢武帝，下獄受宮刑，司馬遷曾經自述，每一想到這奇恥大辱，汗就不由自主地從后背上生出粘緊衣服；一出門則心神恍惚，不知走到哪里去。這是尊嚴被暴虐的權力侵犯后的切膚之痛。俗話說士可殺而不可辱。茍且偷生，窩囊存活，對講究和崇尚風度的魏晉士人來說，是絕對不可接受的，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嵇康就是著名的例子。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雅量》二）

嵇康被殺，是定格在歷史上永遠不會被忘懷的一幕。背景不是很復雜：高平陵政變之后，曹魏的政權以無可挽回之勢轉移到司馬氏手上。敏感的司馬氏在暗中掃視著不服者，嵇康不幸被注意到了。嵇康盡管沒有占據高位，可是他品性高潔，望高譽美，在士林中極有影響力，是個能制造和引領輿論風氣的人。這當然也是一種隱性的權力，所以他的政治態(tài)度不能不令司馬氏有所警覺和提防，而且也不是沒有被拉攏過?？上э堤甙?、太正直了，他對政治并非特別有興趣，只是天性看不慣虛偽、骯臟和卑污的事，而這種事在易代之際又哪能避免，他抑制不住他的激動，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發(fā)出了許多足夠上綱上線的話。果不其然，他被羅織罪名，處以極刑。嵇康在刑場上是什么表現呢？神氣不變，平靜之極，完全以旁觀者的視角來看待他生命的即將終結，僅僅要求彈奏一曲《廣陵散》，遺言不過是惋惜此曲在他手中失傳，死亡似乎是與他自己無關的事。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情形之下，死亡是逃脫不了的命運，而無動于衷，冷淡以對，這對丑陋的權力的鄙夷、對荒謬的命運的蔑視，無異于在表示：生命盡管可以被剝奪，尊嚴卻在那權力羞辱不到的地方。黑格爾《美學》談及藝術理想，說：“束縛在命運的枷鎖上的人可以喪失他的生命，但是不能喪失他的自由。就是這種守住自我的鎮(zhèn)定才可以使人在苦痛本身里也可以保持住而且顯現出靜穆的和悅?！憋狄运麑Υ劳龅撵o穆和悅的方式，證明了人可以是高貴的，也應該是高貴的。南朝劉宋時的詩人顏延之《嵇中散》中有句：“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弊饑?，就是龍性。

除了高貴的尊嚴，風度還與趣味有關，有趣之人自有脫俗、風雅。

很難想象一個為人古板、性格沉悶、行為迂腐、思想僵化的人會很可愛，很漂亮。魏晉時代為人開通，性格風趣，行為放誕，思想活潑的情形很普遍，簡直可以說是一時之風氣。

明代文學家袁宏道說：“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睕]有特殊癖好者，語言乏味，面目可憎，也就是缺乏趣味，不好玩，也不漂亮。魏晉士人有諸多奇特的癖好。譬如，好奇談怪論、離經叛道，孔融作為圣人之后，公然說父母于子無恩，嵇康每每非湯武、薄周孔；好奇思妙想、耽于玄境，如論音樂有無哀樂之情，論世界的本質究竟是有還是無，論語言能否窮盡意思等等，都與現實生活、與政教倫理邈不相涉；好奇癖異行。除了群體性的飲酒、服五石散、清談戲謔、游山玩水外，還另有個性化的癖好，像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皇甫謐被稱為書淫，曹丕好彈棋、擊劍，孫休好射野雞，王粲好聽驢叫，嵇康、向秀好鍛，阮孚好收集木屐，支道林好鶴，王羲之好鵝，王徽之好竹，張湛好于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等等。嗜好的多樣，表現的是魏晉士人們思維的活躍，精神世界的豐富，以及一種無所為而為的游戲主義傾向，其背后所流露的乃是對人生的珍惜與留戀。

再一個，是真實，風度還要求性情的真實。不敢率性而動，心靈拘束，則露出矯揉、造作、畏縮之態(tài)，性情被裹挾而不得舒展、自然，如此自無風度可言了。

不過，性情的真實不等于心靈的淺陋。它有多方面的內涵。譬如，內心的閑暇與沉穩(wěn)。

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習鑿齒《晉陽秋》）

（謝）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jié)。（宋明帝《文章志》）

魏晉欣賞縱心事外的作風，像上面所提到的王衍、樂廣和謝安便是顯例。置心事外，不是怠惰，而是閑暇。有如莊子所言：“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边@表示心靈有不為外物所左右的自主性和穩(wěn)定性。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保ā兜滦小芬涣?/p>

（王）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后行，希見其喜慍之色。（《賞譽》八七注引《濛別傳》）

（嘉）始自總發(fā)，至于知命，行不茍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傳》）

嵇康、王濛、孟嘉諸人，很少流露出喜怒之色，這不是麻木不仁、反應遲鈍，而是有意識的修養(yǎng)，是為了保持內心的沉穩(wěn)不迫與鎮(zhèn)定自如，這是人能夠駕馭物事、釋放性情的前提。

費祎字文偉，江夏鄳人也?！瓡戎鞫ㄊ?，祎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祎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后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祎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祎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于文偉優(yōu)劣未別也，而今而后，吾意了矣?！保ā度龂尽べM祎傳》）

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祎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祎為尚書令，欲斅祎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嘆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保ā兜t別傳》）

費祎是諸葛亮之后的蜀國執(zhí)政大臣，有名士風度。他與董允齊名，有次一同乘后鹿車赴許靖之子的喪禮。鹿車，據學者考訂，是一種簡陋的車，較窄，多見于蜀地。包括諸葛亮在內的蜀國顯貴們濟濟一堂，車乘華美，董允神情便不自然了，相比之下，費祎坦然得多。兩人本來齊名，但高下從此分判，原因就在費祎心靈寬豁、充裕，神采不因個人處境而有所規(guī)限。費祎的風度還不僅于此，他是個行政長才，盡管公務煩冗，面對具體辦事人員時，他舉目而視，就已明白其想法；更奇絕的是，在聽政理事的同時，還可以應酬賓客，飲食游戲，令人盡歡，事情亦未荒廢。董允代費祎為尚書令，想要效仿，不過十來天的時間，事情便全都糾纏在一起，束手無策。費祎行事的漂亮、個人的風采，就在于他的心靈能超越繁雜事務的牽扯而無緊迫之態(tài)。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任誕》八）

如果要顧慮輿論的觀感、世俗的戒條、他人的看法以及個人的立身形象，阮籍就不敢公然醉臥在鄰家美婦身旁了，這就未免辜負他自己的美好的情感。所以，只有內心高度穩(wěn)定，才可以無所顧忌，我行我素，于是有真實的性情。

最后一個，是驕傲。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近之間，溫常失色。（《品藻》二五）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被冈唬骸暗谝涣鲝褪钦l？”劉曰：“正是我輩耳?！保ā镀吩濉啡撸?/p>

溫嶠（字太真）是東晉開國重臣，人也豁達豪邁；每逢輿論評說人物，開列第一流者的名單，快要結束時，溫嶠常緊張失色，怕落入第二流。名士們內心大多充滿著驕傲，拒絕平庸，渴求特異，都想做第一流人物。第二則故事說的是桓溫問起劉惔會稽王司馬昱清談造詣精進狀況，劉惔以為還屬第二流，誰為第一流呢？劉惔自居。

總之，魏晉風度是以高貴、風雅、真實、驕傲這四個因素表現出來，不同于從德性方面去認識和評價人物。這意味著魏晉人對于人自身有了全新的審視，對人的價值有了異于既往的預設。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竼栆螅骸扒浜稳缥?？”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品藻》三五）

桓溫與殷浩年少齊名，他想一較高下。可是，殷浩不屑于作比較，即使不如又如何呢！我能作為我，就已足夠。殷浩的意思是，人不必通過與他人的對比來證明自己的價值，因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證明。

二

接著，我們要說說魏晉風度的成因，風度何為？

首先是占據著統(tǒng)治地位、享受特權的士人階層高貴身份、優(yōu)越地位自然而然的流露。東漢建立政權后，為鞏固皇權，大興儒學，褒獎名節(jié)，又用察舉征辟制度牢籠地方人才，其結果是扶植了士族的壯大；而隨著皇權的腐壞而日漸衰微，逐步失去了控制社會的能力，士族適時填補了皇權撤離的空間，在政治上更加主動和強大。從曹魏一直到東晉，盡管皇權力求復興和振作，也有意采取種種措施來裁抑士族；但從總的趨勢來看，士族勢力處于不斷擴張中，門閥政治于是乎形成，而其后果之一是整個社會日益固化為高門和寒門這樣隔如霄壤的分限。

高貴的門第自然塑造了士人們高貴的自我意識。所以，在這個時代的史料中我們經?？梢娛咳藗儜T以“我輩”相標榜而不交“非類”。前人說“道不同，不相為謀”，魏晉時代則是“類不同，不與相交”。

下面僅舉數例：

（荀）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杰。（《惑溺》二注引《粲別傳》）

（阮）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任誕》七）

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忿狷》六注引《晉紀》）

（王）述體道清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賞譽》六二注引《晉陽秋》）

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于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言語》三九注引《高坐別傳》）

（佺期）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晉書·楊佺期傳》）

高貴的自我意識，表現在言行舉止上，就是此類人物特有的風度，而這種優(yōu)雅的風度，則成為士族確定自身以及區(qū)分他者的最直觀的標識。

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賞譽》八〇注引《文章志》）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群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蹦瞬哒葘⒁恍海既腴T，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容止》三八）

清華、高貴、明爽的風度，就把王羲之與一般人區(qū)別開來。庾統(tǒng)（字長仁）有強大的氣場，甫一進門，其神姿就將滿屋的平民鎮(zhèn)住，全都退避。

這樣的風度自然會引起希圖躋身上流社會的寒士們的模仿。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保ā堆哉Z》一五）

趙至是被列入《晉書·文苑傳》中的人物，文才出眾自不待言，且還有“縱橫才”?？上С錾聿淮蠛?，是“士息”——士兵家的子弟。曹魏時代的“士息”是身份低賤的社會階層，受到國家嚴密的控制。唐長孺先生《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對趙至生平做了精要、周到的梳理和分析。以下的論述多基于唐先生的論斷。趙至出身不好，他有極強烈的改換身份的愿望，所以不惜佯狂、灸身、逃亡、改名，想方設法尋找可依附的對象，無所不用其極，只為找機會脫離士籍，步入仕途。上述《世說新語》此條劉孝標注引嵇紹《趙至敘》，說趙至曾經追隨嵇康到山陽。文章對趙至的描述是“長七尺三寸，潔白黑發(fā)，赤唇明目，鬢須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這樣的容儀體態(tài)，尤其是舉止的“閑詳安諦”，簡直是魏晉高門士人的標準像。其時趙至大概十六七歲，可見他是在有意識地以士人的優(yōu)雅風度來進行自我塑造。趙至意志堅定，行事激進，嵇康洞察到了他“閑詳安諦”的外表后所掩藏的熾熱內心，所以說他格局狹小。就是說，盡管趙至刻意模仿高級士人的優(yōu)雅舉止，但始終不具備最關鍵的寬宏的器量，因為他在精神上不夠沉著、安靜。趙至的回應既自負、又機智：量何必在大？有才識即足夠。才識，可能是不公平的社會中貧寒之士發(fā)達的唯一憑借，也是對不公平的現實的激憤。當然，趙至的激進作風完全是由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而這也正好反證了“量”——沉穩(wěn)、冷靜的精神境界——才是名士風度的核心之所在，這標志著他們的高貴的出身和優(yōu)越的社會地位。

其次，魏晉風度的出現與形成，還與接連不斷的動亂局勢有關。魏晉是個亂世，動亂頻仍，人命危淺。這個時代的人，對于生命的脆弱與短暫有著異乎尋常的敏感。在一個不安全、不確定的時代中，帶著困惑與負累的人生究竟該何去何從？很自然地，人們把精神的解脫與安寧當做值得追求的價值方向。當世俗的煩累被一掃而空后，生命自呈瀟灑的儀態(tài)。

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負其累也。（《莊子·人間世》郭象注）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棲逸》一七）

釋僧肇，京兆人。家貧以傭書為業(yè)，遂因繕寫，乃歷觀經史，備盡墳籍。愛好玄微，每以《莊》、《老》為心要。常讀《老子德章》，乃嘆曰：“美則美矣，然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善也。”后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玩味，乃言知所歸矣。（《高僧傳·僧肇傳》）

西晉玄學家郭象所理解的“人間世”，先否決了離群索居、超逸絕塵，而把“不得離人”作為在世生存的前提。但人世有無窮變故，究竟該何以處之呢？郭象提出的方向是“無心”，即把心放在高于現實的位置上，放在世俗的榮辱、利害所觸及不到的位置上，這樣就可以與時俱變而消解了負累。謝居士是東晉隱士謝敷（字慶緒），他與尚書郗恢交好。在郗恢看來，盡管謝敷的見識不能超越他人，但能把世俗的煩惱全都清空，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僧肇精于道家哲學，雖說盡美，但“棲神冥累”的方法還未達到盡善的地步，故而轉向《維摩詰經》。僧肇思想的轉變歷程，可以解釋大乘空宗盛行于世的緣由：它能夠在思想上給予人以徹底的解脫。這才是當時的文化精英們最為關注的思想問題。

除了士族在政治上的崛起以及時代精神的塑造，魏晉風度的形成還有另一個緣由，就是去轉變和反撥東漢士人“激詭”的行事作風。

東漢中后期，與皇權的腐化、政治的失序相伴隨的是士人們的道德理想高漲，清除腐惡勢力、凈化政治空氣、使社會重新回到儒家禮教的軌道上來，是許多士人自負的使命，這也造就了普遍性的亢奮、激進和褊狹的心態(tài)、作風；于是未免使生存變得窘迫，窘迫則只見行為的張皇失措。

東漢末的范冉是個典型例子。

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jié)、郭林宗焉。奐后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赍麥酒，于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于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比皆唬骸白忧霸诳汲牵加鄰?，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北闫鸶孢`，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后漢書·范冉傳》）

范冉看不慣人們攀援富貴等過于功利的社會風氣，想要有所矯正，可是一時之風氣又豈是幾個人“以身作則”就能達到“風行草偃”的效果的！在與社會風氣的對抗中，范冉陷入窘迫的境地。他想與好友王奐告別，又怕別人說他巴結權貴，不敢直接去送行，故意高談闊論，驚動王奐以求會面。范冉把與朋友見面告別的簡單事情做得曲曲彎彎、偷偷摸摸，看似有氣節(jié)，其實太在意社會輿論對他的反應和評價，反而不夠坦蕩與真誠。這樣拘束與激詭的作風，當然說不上漂亮，風度是不夠的。

同樣是要去會友，東晉王徽之的雪夜訪戴就完全不一樣了。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任誕》四七）

王徽之適情任性，在他的世界里絕不為輿論毀譽留下一席之地。孤寂、清冷的雪夜，忽然念及戴奎，興致上來，便不辭辛苦，乘船去見。偶然泛起的興致盡管濃烈，但總難持續(xù)。一夜奔波的過程同時也是個興致遞減的過程，等上岸抵達戴家門前，情消興盡，王徽之放棄了進門的打算。為什么一夜奔波已到門口卻掉頭而歸？可能一旦進門寒暄，勢必要對突然的造訪加以解釋，這就從一個原本是由美妙的興致所主導的純粹空靈的狀態(tài)，變?yōu)橐粋€由禮節(jié)支配的夾雜是非考慮的應酬，使興致饒然變味。所以，王徽之干脆利落地回返，行于所欲行，止乎所欲止，這種放棄一切計較的率性，確乎灑脫與放達。從“激詭”的急切作風中超拔出來，內心沉穩(wěn)從容，行事無所顧忌，為人就顯得隨意、放松，而自有平和、自如之態(tài)。這就是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的形成，最后不得不提到老、莊思想。

道家取代了儒家，在魏晉士人們的精神世界中占據核心位置，為名士們提供了支撐其生活態(tài)度、方式的思想資源。從戰(zhàn)國以至秦漢，思想界中一直是黃、老連舉，人們看重的乃是道家的社會政治哲學；而到了魏晉，老、莊自此并列，人們看重的乃是道家的人生價值哲學。尤其是莊子，其精神趣味、價值取向頗符合士人們的人生理想，《老》《莊》幾成魏晉士人必備的文化知識素養(yǎng)。

我們看：

阮籍：博覽群籍，尤好《莊》、《老》。

向秀：雅好《老》、《莊》之學。

山濤：性好《老》、《莊》。

郭象：有俊才，能言《老》、《莊》。

衛(wèi)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

褚爽：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

……

這里有必要提及嵇康對待老、莊的態(tài)度。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他把老子、莊子視作精神的導師。那老、莊具體給予他哪方面的啟示呢？嵇康說：“又讀《老》、《莊》，重增其放?！薄爸卦觥眱蓚€字，說明了他天性中的放達傾向被老、莊思想加強了，因而更加自覺。老、莊所帶來的思想啟示，是徹底放開對個性的束縛，從而解脫負累，獲得逍遙。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文學》一五）

《晉陽秋》說庾敳（字子嵩）自言“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梢?，《莊子》之所以在魏晉引發(fā)廣泛的閱讀和討論的興趣，只是因為它印證了名士們已有的人生觀念。

總之，從橫向來看，門閥制度為魏晉風度的形成提供了現實憑借，時代精神為魏晉風度的形成提供了價值方向；從縱向來看，激進、極端、狹隘、窘迫的東漢士風是魏晉士人要予以超越和揚棄的歷史前提，而老莊思想則成為魏晉風度證明其合理性的思想資源。

三

人常言英雄本色，名士風流。

據此而言，風流乃名士之為名士的根本所在。名士，本指不仕之人；其后涵義又演變成知名之士，是享有很高社會聲望的人。而在魏晉，名士群體占據著歷史舞臺的中央，人們對名士的理解和定義也有多于既往之處，名士之有社會美譽度，是因身具風度。失去了風度，名士似乎便要失色、掉價，失其所以為名士者。

諸葛武侯與宣皇在渭濱，將戰(zhàn)，宣皇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皇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保ㄅ釂ⅰ墩Z林》）

司馬懿贊諸葛亮是“名士”。此時，諸葛亮是號令三軍的統(tǒng)帥，但他的做派——乘素輿，戴葛巾，揮羽扇，如此氣定神閑，悠游自在，全然沒有兩軍對峙之際的緊張，顯示出對庸情俗態(tài)的超越。再結合諸葛亮此際的身份，這種超越庸情俗態(tài)的姿態(tài)還顯示出作為主帥應有的舉重若輕的自信底氣及統(tǒng)御能力，所以顯得格外漂亮、優(yōu)雅，理所當然地贏得了司馬懿的“名士”之贊。蘇軾詞《念奴嬌·赤壁懷古》，寫周瑜“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這是文人對名士的遐想：如果周瑜不是在談笑間令檣櫓灰飛煙滅，取勝不是這么輕易，這么不費吹灰之力，也不足多慕、不值書寫，無他故，風度還不夠，盡善而未能盡美。

與諸葛亮的此際名士風度形成對照的是衛(wèi)瓘（字伯玉）。

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于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晉書·衛(wèi)瓘傳》）

魏景元四年鐘會、鄧艾分軍伐蜀，衛(wèi)瓘是監(jiān)軍。戰(zhàn)事進行得比較順利，成都被鄧艾以奇兵攻下。但魏軍內部矛盾重重，衛(wèi)瓘殺了鄧艾，令局勢愈發(fā)混亂。杜預聽聞此事，就認為衛(wèi)瓘難辭其咎，理由是身為名士，居統(tǒng)帥之位，卻處置乖張，沒有能控制住局面。實際情況是否如杜預所責，是另一回事；至少在杜預這類人的心目中：一個被公認為名士的人，處在關鍵的位置上，應能駕馭形勢而不是為形勢所駕馭，應能盡量使復雜的事情簡單化而不是越來越復雜。以此之故，在杜預看來衛(wèi)瓘還不夠風流，枉為名士。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保ā度握Q》五三）

這又是對名士的一個說法。

王恭（字孝伯）出身于兩晉第一流門第太原王氏，表面上看王恭似乎降低了名士的標準：奇才不是作為名士的必要條件，只要能把酒喝痛快，把《離騷》讀熟即可。實際上王恭對名士的定義，并不著眼于才華而在于“無事”。何謂“無事”？《孟子·離婁》中有句話：“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闭嬗兄腔壅?，善于無所事事，放下負累，順其自然。痛飲酒，熟讀《離騷》，是對這無所事事的自然之境的形象描述；否則一旦心中裝事，酒難以飲得痛快，《離騷》也難以讀得精熟。

王司州在謝公座，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云旗”，語人曰：“當爾時，覺一坐無人?！保ā逗浪芬欢?/p>

王司州是瑯琊王氏中的王胡之，他在謝安坐上，吟詠《離騷·九歌·少司命》中的詩句，神高氣爽，情感飽滿，頓覺入無人之境。它與豪情沖天的英雄們在戰(zhàn)場上如入無人之陣的氣勢相類，所以《世說新語》將王胡之此刻的精神狀態(tài)歸入“豪爽”，名士風度除了優(yōu)雅，同樣有豪壯的一面。王胡之可謂“熟讀《離騷》”，可稱名士。

最后，我們再看南朝劉宋史學家范曄在《后漢書·方術列傳》中對把當時天下鬧得沸沸揚揚的東漢名士群體所作的總體評價：

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馳張趣舍，時有未純，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

范曄對東漢末的名士群體持批評態(tài)度。他的意思是，作為名士，僅僅整飾儀容，炫耀文學和藝術的才華，擺出漂亮的姿態(tài)，以合乎他們的身價和美譽是不夠的，這些都還比較虛浮，沒有在實際事務中接受檢驗；真正意義上的名士，不是不做實事，而是能不費力地做好實事，這才是“通物方、弘時務”的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