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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京都為主要場景，記錄三十年來一次又一次到京都漫游行走的旅程，《三十三年夢》如此啟動了朱天心的記憶。她的主觀打開了記憶之門，寫作之初，她或許想象自己如同走入了一座龐大如宜家家具的庫房，必要時動用堆高機將存放在高高低低架上的人與事與情景與情緒，下架、搬出。

然而幾萬字之后，我們已經能夠察覺如此形象比擬逐漸不適用了。貨架上的東西飄浮起來，有的輕輕飄到天花板上，堆高機升到最高也無從將之下架；有的則沉重地直落在堆高機上堅持要被帶出去，甚至進而不理會開堆高機的人，自主操控著離開了記憶庫房，自主成形為一行一行的文字，出現在《三十三年夢》書中。

仍然是關于京都的回憶，但記憶要說的，重點不在游記、不在旅情，甚至也不在或喜或悲的懷舊。記憶說的，毋寧接續(xù)了當年《擊壤歌》中的“莫名的大志”。

經過了三十多年，穿越《三十三年夢》，我們現在可以更認真、更準確些理解那份“莫名的大志”。那不只是朱天心少年時期浪漫、口齒不清的隨手修辭，竟然早早含藏了她終究的人生與文學核心。

容我強作解人，朱天心的“大志”，近乎于傳統(tǒng)所說的“詩言志”，換成現代的語言說法，“志”就是價值、是非，文學作品必須有強烈的價值、是非為其基礎，文學作品的重點，也在于傳遞強烈的價值、是非判斷。

和她的外表截然相反，朱天心個性剛烈；和她早期作品表面呈現的截然相反，朱天心的文學，灌注了濃厚的價值判斷。

《三十三年夢》中，對于親人、友朋，乃至對于“胡爺”胡蘭成的回憶，都必須穿過朱天心的價值、是非判斷。大異于許多人的印象，就算對胡蘭成，朱天心都不可能抱持著徹底、簡單的全盤接受態(tài)。從第一次去日本、去京都時，她就已經在自己的腦中、心中，和胡蘭成、和胡蘭成所教誨的道理辯論，并沒有因為那是來自“胡爺”的知識，便理所當然視之為真理。

如此我們也就不會意外，即便是一起長大的姊妹、即便是曾經論交二十年的朋友，也無法單純以親情或交情讓朱天心改變看待、評斷他們的價值與是非標準。

朱天心認真、堅持看待自己的信念，不輕易動搖。她的信念中，最稀有難得的，應該是“自由”吧！三十多年的時間中，她的“自由”信念，在社會領域中，甚至推擴到了“不認同的自由”；在創(chuàng)作的領域中，則推到了讓每一個創(chuàng)作者都不得不為之動容的“不書寫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在正面的選擇——可以選擇自己是什么人、認同哪個國家或地區(qū)哪個文化，可以選擇自己要寫什么——而在負面的拒絕，舉世滔滔狂潮中，“自由”地拒絕任何標準答案。

更稀有、更令人動容的，是這三十多年間，朱天心(加上唐諾)為了保有這份“自由”所做的種種準備、種種決定。說吧，記憶——記憶說出了一個人如何盡量減卻世間依賴、減卻有所待的享受，以便讓自己繼續(xù)保有這樣的一份“自由”。

在京都漫長、仿佛沒完沒了的步行，因而取得了一種現實以外的根本意義，正常旅人，甚至正常的生活者無法體會的意義——只靠自己，不依賴任何操之在人、操之在財富的工具與機制，走路時，她是獨立且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