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亞特蘭大：調諧

我在紐約規(guī)劃了我的旅程。一個建議是我應該去亞拉巴馬州的塔斯基吉[1]（Tuskege），去看一下貿易學院，現(xiàn)在是所大學，那是布克·T.華盛頓[2]在一百多年前專為那時剛擺脫奴役的黑人創(chuàng)辦的。

塔斯基吉是一個我熟悉的地名，對我而言有神話的意味，這來自我對布克·T.華盛頓《超越奴役》一書的記憶，當我在特立尼達還是個孩子時就知道了它。如此遙遠：很難想象這個帶有奇怪名字的地方依舊在那里，在尋常日子的光線里。

我得到了一個曾在塔斯基吉受教育的作家的名字，艾爾·默里。他是，或者曾經是拉爾夫·埃里森[3]的門生，住在紐約。在電話里他很友好，對我的計劃感興趣，準備繼續(xù)交談。他想讓我去他的公寓，在哈萊姆的中心，他說，他認為我應該看看哈萊姆。這將是我為旅行所做準備的一部分。

他住在第一三二大街，認為我只須乘坐麥迪遜大街公共汽車即可。他說的話讓人認為其他做法都是無效的，而我也是打算坐公共汽車的。但在最后時刻，我猶豫了，招手攔了輛出租車，很快我們就在哈萊姆了。過了一會兒，穿過同步燈，我們就置身于看上去像這座城市下層社會漫畫的地方了。

那就像在時光中的一次跳躍，翻起了一頁：上層窗戶被吹開，在暖褐色石頭與陳舊紅磚的墻上變成黑洞，房子屈從寄居在石造部分里留存的古老工藝和優(yōu)雅中（仿佛在一些被掠奪的古羅馬遺址里），一些房子墻壁包圍著的只是土地，等待某天的挖掘：人與地點之間沒有明顯的聯(lián)系，這座城市下層社會的混合人口變了，人行道上的喧囂消失了，現(xiàn)在全是黑人，周圍女性不是很多，而男人們常是以懶散的姿態(tài)坐在臺階上或站在街角。在十五分鐘前同樣的光亮下，同樣的天氣，在依舊是第五大道的地方。

原本過一會兒就該停下來，但是車繼續(xù)前行。在某個信號燈前，一個瘦瘦的面無表情的男孩跑到車前，對司機說了些什么。司機，一個胖胖的黑人，沒有回應。信號燈變了，細腿男孩又在車輛間跑開，沒再說一句話。他想要什么呢？司機，從口音可以聽出是來自較小島嶼中的一個西印度群島人，說：“他想擦我的車窗?！彼l(fā)出緊張不安的笑聲——只是現(xiàn)在——才打開了他的窗。

不遠處就是艾爾·默里住的公寓大樓。那是一組三四幢高層公寓大樓中的一幢，肯定是在舊的聯(lián)排房的位置上建造的。在艾爾的樓里——從人行道往回退，有一條淺灣式車道通向玻璃門入口——出乎意料地，有一名穿著制服的開門人，還有公告提醒訪客必須登記。

他的公寓在沒有窗戶的中央走廊的盡頭?？拷呃缺M頭時，暖和點了，電燈亮著。當艾爾打開門時，又是白天的光線了，透過他客廳一端的大玻璃窗又能瞥見紐約的天空。他是個棕色皮膚的人，比我想的要老一些。我原本期盼是個年輕人或是處于職業(yè)生涯中期的人；電話里他聽起來很年輕。但是艾爾剛滿七十歲。

他的客廳里滿是書和唱片。看了一會兒就發(fā)現(xiàn)這些書是一套第一版或早期版本的二十世紀美國作品的嚴肅合集：艾爾已經收集了它們超過四十年。他的爵士樂唱片（放在唱片套里立著，擺滿了很多架子）同樣珍貴。爵士樂是他的酷愛，他還是這方面的知名撰稿人。在他最初向我展示的東西里就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4]的私人照片——一個小個子男人，出乎預料，畢加索的個子，還讓人意外的是，他是一個穿著仔細的人：有關這個偉大人物的一切都值得注意，它們幾乎是天才的一個方面，并且令艾爾興奮。

他是個熱情的人，易相處，愿傾聽。他的生活似乎是一系列的快樂發(fā)現(xiàn)。塔斯基吉，五十年前他曾學習的地方，就是那些發(fā)現(xiàn)中的一個。他愛他的學校，并且仰慕它的創(chuàng)建者。

他展示那個地方的照片：八九十年前由學生們自己建造的佐治亞風格的磚砌建筑。它們是我第一次見到的屬于塔斯基吉的照片，令我想親臨其地。而布克·T.華盛頓，當艾爾說起他時，變得有點兒更真實了。他一八五六年作為一個奴隸出生，但那只是在南北戰(zhàn)爭前的五年；所以（不管他的記憶怎樣）他并沒有做奴隸很長時間。他本會在南北戰(zhàn)爭后的特殊時期里成長起來，那時自由人到處要求自己的權利，一些有天賦的人做得很不錯。他是帶著美國理念成長的，十九世紀后期的宏大理念。布克·T.華盛頓，艾爾說，從他的能量和他對資本主義美國運行方式的理解來看，他必須被看作一個十九世紀后期的美國人。他本可以與他曾成功求助過的非常富有和有權力的人站在一起。

艾爾拿下來兩本路易·R.哈倫[5]的傳記來向我展示照片。它們讓人感動：那些長久保留的姿勢，布克·T.華盛頓與他的家人，與他打扮時髦的男秘書，所有那些屬于世紀之交的體面服裝——而那個偉大人物的眼睛總是疲倦的。那些塔斯基吉的學生，男男女女，干著不久之前還是奴隸們干的活兒——耙干草、砌磚墻——但是現(xiàn)在都穿著體面的衣服，男的有時甚至穿套裝，這對于作為奴隸幾乎沒有什么衣服的人來說非常重要。

塔斯基吉是在一個舊種植園的遺址上，艾爾說。種植園宅邸多年來一直留存在校園外；不過他聽說那最近被購得，現(xiàn)在成了校長的住所。變化發(fā)生了，以美國的方式?；蛟S可以說艾爾·默里，跟他的書和唱片一起，本身就是那種變化的一次展示。他出生在位于美國南方縱深的亞拉巴馬；曾去過塔斯基吉；曾在空軍服役并以少校軍銜退役；然后有了作為學者和作家的第二職業(yè)。

那是在空軍時期的尾聲，他來到紐約，來到那座公寓。他在那里的鄰居是中產階級、職業(yè)化的黑人嗎？不是，他們是混合的群體。例如，有位鄰居在中心城區(qū)俱樂部里做看門人，艾爾是那里的會員?！霸谀莾?，他是看門人。在這兒，他是我鄰居?！卑瑺栂矚g那樣，他也喜歡公寓，因其本身的緣故。

不過環(huán)境在那里。當他帶我來到他令人眩暈的小陽臺上，讓我看風景，哈萊姆最初建設者們所設想的雅致，我從高處看到了地面上的街道，非常令我泄氣。我還看到南面紅磚排房的廢墟。那里六年前發(fā)生了一場火災，艾爾說，自那以后那些磚殼干脆就被允許放在那里。一棵大樹（現(xiàn)在長出春天的綠葉）在一座房子的墻體里長了出來，沒有損毀那些墻。這情景有點兒像作為紀念碑被保存在東柏林某些部分的戰(zhàn)爭廢墟——而哈萊姆某些被毀壞的街道確實讓人想起戰(zhàn)爭。

但是艾爾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下個街區(qū)，與被燒毀的房子相鄰。他似乎已經不再看得見它們；他有了更大的視野。向南，整個曼哈頓平躺在我們腳下。如果幾個街區(qū)以下的那座高樓不妨礙視線，艾爾說，我們就可以從我們所在的地方看到帝國大廈。向西是一排色彩繽紛的建筑，一位著名黑人藝術家，艾爾的一個朋友，曾以此作為一幅畫的主題。當艾爾俯視下面的街道時，他看見兩三座教堂，還有當?shù)貒鴷h員的宅邸：建筑是對當?shù)厣钪匾矫娴姆从场?/p>

于是，在艾爾的幫助下，我的眼界改變了。在最初我只看見哈萊姆和沉郁的地方，我開始在這高高的陽臺上看見艾爾所居住地區(qū)相對而言的秩序。還有最初哈萊姆的設計的光彩：恢宏，在設計者的意圖中，勝于更往南的任何地方。

不過哈萊姆的那些最初設計者們超額建造了。沒有足夠多的人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住哈萊姆的新房子。一些生意人那時開始買房子，打算出租給從南方來的黑人。他們打廣告，盡力贏得布克·T.華盛頓的好感和參與，在那時他是美國最負盛名的黑人。華盛頓不喜歡這個主意，他認為那太商業(yè)化了。不過華盛頓的秘書，埃米特·斯科特，塔斯基吉的三巨頭之一（華盛頓的大房子、他的司庫以及他的秘書仍舊并肩站在塔斯基吉），加入了這項商業(yè)冒險。于是黑人的哈萊姆以它將要繼續(xù)的樣子開始，在需要和利用里。一直有著那樣細微的一種塔斯基吉聯(lián)系。

艾爾·默里帶我到附近走走。他請我留意非常寬的人行道：那是最初哈萊姆方案里雅致的一部分。他帶我到一家關于黑人事業(yè)的書以及關于當?shù)厥录暮蠛蛡鲉蔚臅?。我買了一本杜波依斯[6]寫的《黑人的靈魂》平裝本，他是一位華盛頓的當代黑人批評者（艾爾的書架上有這本書非常早的一個版本）；我們與經營這家書店的那位熱忱而且有教養(yǎng)的女士相互致意。他說，哈萊姆醫(yī)院是街坊里最重要的建筑，它的水準是專業(yè)性的并且正變得越來越好。然后，隨著我“松開”的視野的擴展，我們去了尚博格中心，一座致力于黑人研究的恢宏新建筑，擁有非凡的書和文獻，還有熱情的員工，黑人和白人。

中心給研究人員津貼使其在圖書館工作。我遇到的一位有津貼的做學問的人是位俊美的棕色皮膚的女士，她去過很多地方旅行，正在做有關巴西與西非之間文化聯(lián)系的研究工作。她以一種發(fā)現(xiàn)者的興奮來談論她的工作。對她來說，黑人事業(yè)，或者是它的這種延伸，都如同一個新興領域。

我沒有坐出租車回去。街上沒有出租車。艾爾陪我等了一會兒，聊聊拉爾夫·埃里森，直到一輛公共汽車到來。隨后，很不情愿地，我又一次看見了（這次更緩慢，一站又一站）來的路上所看到的東西：衰落中的一座偉大城市的一整片街區(qū)。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的達拉斯共和黨大會上，去美國南方或者東南部旅行的想法向我襲來。此前我從未到過美國南方，而且盡管達拉斯不屬于我后來選擇去旅行的東南部，但在那里我有一種足夠強烈的屬于跟紐約和新英格蘭截然不同的地區(qū)的感覺，那兩個地區(qū)基本上也是我所了解的美國的全部。

我喜歡新建筑。對外形、光澤度、建筑的玩味，還有它所意味的財富。猶如樂事的建筑——見證它從更古老、倉儲式風格城市的單調乏味中成長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是八月中旬，天氣炎熱。我喜歡鬧市區(qū)街道的強光與高樓大廈的深影的對比，以及那些影子營造出的另一種更傾向于溫帶氣候的奇怪感覺。人們時常以類似那樣的反差為伴。酒店房間的有色玻璃令熾熱天空的耀眼光芒變得柔和：外面天空的真實色彩總帶來一種驚奇。酒店、汽車以及會展中心里的空調使得高溫在人們通過其間時變得刺激。

高溫是一種啟示，那令人想起舊時光。還有遙遠的距離，那給出了早期定居者生活的另一種概念。但現(xiàn)在正是南方的氣候被塑造成另一種運作方式。本應減弱的高溫已經轉變?yōu)橐环N樂事的源泉，一種感官上的刺激，一種吸引力：一次政治會議可以在八月中旬的達拉斯舉行。

會展中心里講壇后面的墻上平鋪著各州州旗，按字母順序排列。北美十三州的州旗與眾不同，它們使我想到我在特立尼達還是一個孩子時就知道的英屬殖民地旗子（還有英國人給出的殖民地格言，用拉丁語，來自維吉爾）。第一次我想到了特立尼達，一個前英屬殖民地（始于一七九七年）和一個農業(yè)奴隸殖民地（直到一八三三年，奴隸制在大英帝國被廢止），相比新英格蘭或者北方較新的歐洲移民州，它應該與東南部舊奴隸州有更多共同點。我本應很早之前就想到那些，但是沒有。我孩提時聽說的南方的種族行為太令人震驚。那已經玷污了美國，也讓我對美國南方關上了我的心門。

會展中心非常大。一眼并不能盡收其景。在那樣廣闊的空間里，講壇上的人物看起來很小。他們本可以被忽略，不過上方的一個大屏幕放大了他們的影像，遍布整個中心的無數(shù)更小的屏幕重復著這現(xiàn)場直播的圖像。那是催眠的，相同的特寫面容或姿態(tài)從那么多的角度一齊涌來。目標也許僅僅是溝通和明晰；但是有關人們的首要地位沒有更多本可以做出的堂皇聲明；沒有什么可以試圖如此擴展失去瞬間的榮耀。然而，差不多作為其政治優(yōu)點的一部分，這次大會在虔誠、謙卑與樂土中進行，并且每日在神面前放低自身。

一位著名的本地浸禮會牧師做了最后的祝禱。他的教會組織非常龐大，據(jù)報紙說該組織在達拉斯市中心的財產價值好幾百萬。他的儀式，在周日大會之后，會眾爆滿。那也會在電視上播出，是一次全程盛裝的播送，有音樂和唱誦。但是這種地獄之火的布道也許來自于一個更簡單、更困難的時期，在一年之中或許有五六個月人們無法逃離高溫的時候，在旅行還很困難的時候，在人們還狹窄地生活在他們出生的社區(qū)里的時候，生活僅僅由絕對的宗教必然性賦予意義。

我開始想到寫作有關美國南方的內容。我的第一部游記，在特立尼達首位黑人總理埃里克·威廉姆斯的建議下著手，是關于前加勒比海地區(qū)和南美洲奴隸殖民地的。那時我二十八歲。在我看來適宜的是我的最后一部游記——有關一個主題的旅行——應該有關美國東南部的舊奴隸制各州。

在達拉斯，然后在紐約，在我規(guī)劃旅程的時候，我的思緒關乎種族問題。那時我不知道那個問題將在旅行期間很快自行解決，而我的主題將變成另一個我不了解但曾在達拉斯得到暗示的南方——屬于秩序和信仰，還有音樂與愁思。

從紐約我去了亞特蘭大。我曾聽說那里有一位年長的黑人名流，一種美國黑人貴族；有許多成名的黑人商人和一些黑人百萬富翁；還有黑人經營這座城市。我預定了一個飛機航班；在亞特蘭大機場排隊等出租車；然后開車穿過市中心龐大的道路工程來到酒店。我在那里，有點兒吃驚于如此長時間規(guī)劃的旅程，以那樣一種實際的方式開始。

如同要回應我的焦慮，我在紐約做的所有在亞特蘭大的安排都泡湯了，一個接著另一個，非常迅速。一位記者去了另一個城市報道一件軼事；一位黑人商人在電話里說過去這二十年在亞特蘭大之外的生活已使他與其失去聯(lián)系；而由一位電影制作人引薦的一個黑人說，我聽到的有關亞特蘭大的一切差不多都是錯的。

有關黑人貴族的談論是夸大的，這個人說。按照美國財富的標準，在亞特蘭大的黑人并不富裕；在亞特蘭大人的富豪榜上，一個黑人也許能排在第二百零一位。政治權力？“沒有其他種類權力的政治權力是毫無意義的?！?/p>

他抿了一口葡萄酒，我的線人，似乎完全沒有為使我為難而不快。

我實際上相信他所說的。我已經感覺到人們在那么多照片上看到的亞特蘭大的宏偉新建筑跟內羅畢[7]的建筑一樣與黑人沒什么關系，比方說，跟肯尼亞的非洲人的財務或建筑的技能有關系。我已經感到對黑人權力和黑人貴族的談論有點兒太過貿然了。

然而，我想自己去看看；我期盼著跟人們建立聯(lián)系。但是從這個黑人身上沒有一點兒那種類型的幫助的跡象。我應該去見安德魯·楊，市長，他說；不過安德魯·楊很可能有大約兩百次會面在排隊。（我可能是第二〇一號——一個流行的號碼。）我摸索著這個黑人，事實上——他抿著葡萄酒，從眼鏡上面看著我，享受著我的難堪，等待著我的問題然后猛地擊倒它們——我覺得他正越來越多地受控于一種矛盾和無助的情緒，差不多就要失控了：很快我就會聽到，不僅在亞特蘭大沒有有錢的黑人，在佐治亞也從沒有過任何東西，沒有種植園，沒有棉花、玉米和土豆，在亞特蘭大黑人世界的大船上只有他自己。

我在里茲-卡爾頓的房間，佐治亞太平洋大廈的窗戶在夜間的景象就像一幅巨型流行藝術印刷品。這些相同尺寸的窗戶全部被點亮。每一層都像一幅幾乎相同景象的電影膠片，或是一條接觸印刷照片。從我的房間里看，景象改變了，一層接著一層。在較低樓層，我俯視辦公桌桌面和辦公室地板。在齊眼高度的樓層，我看到辦公桌投影在辦公室的墻面上。然后，辦公桌消失了。在較高的樓層，我只看見被點亮的天花板；而在最頂層，只有光亮，窗戶上的一道光。辦公室都空無一人；白天坐在里面的人都在郊區(qū)的某處。掛在資深人士辦公室墻上的畫作就像等級的隨意符號，在這個距離只是些矩形，相當模糊，甚至沒有色彩——大城市從非常高的角度如大地旋渦下的污跡般顯現(xiàn)的方式。

一個正式的社會，私人生活，一個正式的觀點：那些房間里的每一個都需要一次介紹，而拜訪者不知道要叩響哪扇門。哪里會有新聞發(fā)生？難道那僅僅是電視上的一次播送嗎？

但是隨后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有關福賽斯（Forsyth）縣事件的報道。福賽斯縣位于亞特蘭大北面大約四十公里的地方。一九一二年在該縣，一個年輕白人女孩被強奸并嚴重毆打，幾天之后死去。幾個黑人被牽連。一個被用私刑處死；另外兩個得到審判被絞死。所有福賽斯縣的黑人被趕出該縣；自那之后（據(jù)說）再沒有黑人被允許居住在縣里。

這最后一個事實，有關黑人不被允許住在福賽斯縣，在這一年早些時候變成了一個公共問題，當時在一月中旬有人在福賽斯組織了一次“兄弟會步行”，以紀念圣雄甘地遇刺和馬丁·路德·金誕辰的周年。這次游行受到一些當?shù)厝撕腿齂黨團體的攻擊，成了新聞。一周后的第二次兄弟會游行——在所有的宣傳后——成了一件大得多的事件。兩萬人去了福賽斯游行，大約有三千名國民警衛(wèi)隊士兵以及州和當?shù)鼐瘑T維持治安。盡管如此還是有抗議，五十六個人，其中沒有一個是游行者，被逮捕。

幕后操控這幾次游行或者是讓這個問題盡可能變大的人，是一位亞特蘭大黑人市議員何西亞·威廉姆斯[8]，談起他的每個人都簡單稱其為何西亞。他六十一歲，曾在民權運動中做過馬丁·路德·金的副手。何西亞之前曾對一些三K黨團體提起訴訟，控告其在第一次兄弟會游行中侵犯人民的公民權利，并且他還想代表在一九一二年被趕走的失去土地的黑人向福賽斯縣提出指控。

湯姆·蒂彭，來自亞特蘭大《憲政報》，有天我和他一起吃早餐，幾乎帶著感情談起何西亞·威廉姆斯?！耙粋€根本力量，巴黎街壘傳統(tǒng)中的煽動者，并且見識廣博。”

但是那個星期我不能見到何西亞。

湯姆說：“他在監(jiān)獄里?！?/p>

“監(jiān)獄！”

“那沒什么。他經常進監(jiān)獄，不是這事兒就是那事兒。他沒幾天就會出來?！?/p>

當我看著何西亞·威廉姆斯自己的一些宣傳材料，尤其是一本《何西亞·L.威廉姆斯是誰？》的小冊子時，我明白了他的監(jiān)獄記錄對他很重要。有一張他在一間牢房里的照片?！昂挝鱽喣翈煴３种蛎駲喽徊度氇z的記錄……自金博士死后，他進監(jiān)獄的次數(shù)差不多跟他活著時一樣多（總共一百零五次）。”

他出生于一九二六年。所以很多年來，他的種族抗議與斗爭原本是絕望的事務。但是何西亞贏得了他的戰(zhàn)爭，并且（盡管他仍是一個勇敢的人：在福賽斯的第一次游行需要勇氣）我感覺何西亞現(xiàn)在也許已經獲得許可，成為一位明星，一位新聞里的人物，某個存在于一種特殊類型的電子媒介的現(xiàn)實或非現(xiàn)實中的人。他的政治生活要求他擂起自己的戰(zhàn)鼓。在《人的維度——何西亞·L.威廉姆斯博士——年表》里，有一張何西亞身著學位袍的照片，他正從另一位黑人手中接受榮譽學位，有如下文字：“今天他不滿足于看著事情發(fā)生。他讓事情發(fā)生?！?/p>

亞特蘭大的北部郊區(qū)幾乎與福賽斯縣相連。讓佐治亞看上去像康涅狄格的高速公路，使得人們可以在亞特蘭大市中心工作，那里的大街上有黑人，然后輕松驅車二三十英里（在有空調的車里）到他們在郊區(qū)的房子，那里鮮有黑人——佐治亞的這個部分從不是種植園地區(qū)。在奢華的郊區(qū)購物中心里有名牌商店的分店。沒有黑人運作的城市中心，白人的郊區(qū)可以生活得相當好。

一天，在報紙上有一則新聞提及這些郊區(qū)中的某個不想被接入亞特蘭大的城市交通體系，因為他們不想被黑人滲入其中。沒有像福賽斯那樣的吶喊，沒有邦聯(lián)的旗幟，沒有白色的兜帽和長袍——那不是這些新郊區(qū)的方式。一位交通官員說：“這是一個潛意識問題，非常難應付?！?/p>

我遇到的一名律師說，要理解就有必要記住，在大約一百二十年前，曾有過奴役。對于窮苦白人來說，種族就是他們的身份。處境好的某個人可以繞開那個問題，可以找到另一種動機來實現(xiàn)自尊；但對于沒有錢也沒什么教養(yǎng)的人來說，就不那么容易了；沒有種族，他會失去自己是誰的概念。

我談起我與霍華德和海蒂在一起的周末。海蒂對于她的種族與家庭身份有一種強烈的觀念，然而她也對鮑恩先生有極高的尊重，她認為他是個好人。那是否意味著什么？律師認為沒有。南方白人會愿意為與他們有一種關系的黑人家庭做任何事，不過那種姿態(tài)是停滯的，并不會推及一般而言的黑人。

我們在吃午飯，那位律師和我，在亞特蘭大市中心的一所大型俱樂部里。俱樂部開張時正逢亞特蘭大普遍外遷的時候，而商務人士覺得需要有個地方以便他們在一天之中可以會面。那是亞特蘭大白人職業(yè)人士生活中的圓罩的一部分：房子，有空調的汽車，辦公室（或許像佐治亞太平洋大廈里的一間辦公室），午餐俱樂部。

我問那位律師是否曾感覺被威脅。他說有時在大街上時這種感覺會伴隨著他。他是指對暴力的恐懼。不過他也是指對于一個變得不穩(wěn)定的世界的一種更大的恐懼：人們生活在其中的圓罩的保護性越強，人們對于圓罩之外的了解就變得更加不確定。

這也是為什么那位律師認為如果黑人中產階層可以成長起來，如果黑人可以在商業(yè)上變得更活躍，那會是件好事。但是，正如每個現(xiàn)在談論黑人的人一樣，他立刻搜尋中立和真實的詞語，黑人（無論他們如何向往）不具有商業(yè)意識、商業(yè)使命。在一個由經濟驅動的社會里，黑人不具有經濟驅動力。但是現(xiàn)在美國有新一類的移民——拉丁美洲人、亞洲人。那位律師認為，當黑人對于那些移民的存在對他們意味著什么有更好的理解時，黑人的種族情緒也許會改變。

在那里，就像湯姆·蒂彭曾告訴我的，在每件事情的背后，不言而喻：種族的想法，小小的神經質，奴隸制的遺存。

在我去見小說家安妮·萊弗·西頓[9]時，這個話題再度出現(xiàn)。她住在北亞特蘭大：丘陵宅地、高大的松樹、山茱萸、杜鵑花。我曾在霍華德的家鄉(xiāng)看到的春天在這里正值其頂峰，沿著郊區(qū)蜿蜒道路而立的房子看起來都掩映在樹蔭中。

安妮·西頓剛出版了一部小說《老家》，正在為它做宣傳工作，她自己承擔了一些費用，她已經開始寫一本新書。她有一點兒孤僻，生活在內心世界里，執(zhí)著于她的新書。她現(xiàn)在生活在如此的美景中；不過，正如我在看她之前一本書《?？怂沟耐恋亍窌r所見，她的思緒（正如很多南方人一樣）很容易回到更加貧窮的日子。

她說瑪格麗特·米德[10]做出了一次有關南方的重要觀察：白人男人與黑人女傭的關系，男人與要求不高的情婦，這使白人女人和黑人男人變得無性生活。黑人男人，安妮·西頓說，是憤憤不平的。

而報紙——《憲政報》及其姊妹報《日報》（“像露水一樣散布迪克西[11]”是在其社論版和送報車上的標語）——充斥著種族條目，交織著進行中的連載：福賽斯縣，以及一個被指控使用可卡因的黑人政客的私生活的分支故事。

一天有這樣一則報道。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派一位黑人執(zhí)行官到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12]（Columbia）；但是在鄉(xiāng)村俱樂部里沒有留給這個黑人的房間，也沒有給他孩子們的聚會邀請。第二天又有一則報道：一名三十一歲的黑人婦女，一位年齡分別是五歲和兩歲的兩個孩子的母親，帶了一把左輪手槍去上班，并在佐治亞電力公司她的辦公室里開槍自殺。她覺得正遭受公司的排斥，錯失了升職機會。她在自殺遺言里說，她想給經理和主管們留下某些去思考的東西。

絕望；但是當一種政治動機變得安全時，也有它所吸引的某種類型的玩興。有黑人藝術節(jié)的新聞。有一位紐約雕刻家為亞特蘭大而作的巨型雕塑的新聞，“納爾遜·曼德拉必須被釋放來帶領他的人民和南非走向和平與繁榮”。這座巖石雕塑重七噸，對于它最初的場址來說太重了，那里只能承重每立方英尺一百磅。于是，雕塑將被搬移到亞特蘭大市中心的伍德拉夫公園。（伍德拉夫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大人物，經營這個公司六十年；可口可樂和《亂世佳人》是南北戰(zhàn)爭后亞特蘭大的兩個傳奇式成功故事。）一個帶有工作門的十二英尺鐵籬笆將被焊接在巖石上。這扇門將用真的鑰匙鎖著，鑰匙將被交給亞特蘭大市，這樣——假設鑰匙沒有被放錯地方——當曼德拉被釋放時，這扇門就可以被打開。

來自湯姆·蒂彭在《憲政報》里的專欄：大都市亞特蘭大是一個二百二十萬人口的大城市；亞特蘭大是一個四十五萬人口的中等城市；黑人亞特蘭大是一個三十萬人口的小城市?！昂谌祟I導范圍是一個小城鎮(zhèn)?！币幻麅?yōu)秀的記者會找到清晰的好方法來陳述事情。湯姆·蒂彭也談及此事：美國的白人沒有“領袖”；只有黑人有領袖。而我覺得他那么說是因為（參見報紙上的其他專欄作家），當下有關在一些州的黑人政客的丑聞正在被用來全面詆毀黑人。

我喜歡有關領袖的那個論點。我覺得那可以被應用在許多黑人國家、落后國家與革命國家，在那里領袖就是一切，在那里來自外面的記者和其他人，會不知不覺地陷入一種探險家態(tài)度的變體（“帶我去見你們的領袖”），單獨賦予領袖尊嚴，而在其他類型的地方，它們會被更廣泛地賦予國家和人民。但是接著我開始想知道，既然美國的黑人政治仍然是種族的、救贖的和單一的，那么是否美國的黑人終究不能被說成擁有領袖——他們簡單追隨的人。而我也想知道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黑人要脫離他們的領袖是否可能，這種可能性是否大于加勒比海地區(qū)或非洲人民要脫離他們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種族或部落首領的可能性。

我聽到了更多有關身份的內容。

湯姆·蒂彭——擺脫他所說的標準辦公室著裝的西服和領帶，穿著有很多口袋的背心出現(xiàn)——一個星期六早上帶著我去東亞特蘭大的一個百年歷史的阿巴拉契亞拓居地：一座老式紅磚的大型棉紡廠，幾間白色木板屋，越過一條繁忙道路的高地上的一片墓地。最初工廠工資非常低，據(jù)說一小時五分錢；不過對于山地居民來說，工資的規(guī)律性就是一種保障，圍繞工廠建立的社區(qū)都保存了下來，盡管很多人在不同時期離開，工廠本身現(xiàn)在也關閉了。

我們去了拓居地里的一個社區(qū)工藝中心。那是由一個名叫埃絲特·勒菲弗爾這個美麗名字的女人經營的。很多年前她作為一個民謠歌手來到了該拓居地——亞特蘭大《憲政報》上一張十年前的照片顯示她曾是一個拿著吉他的漂亮女人。但是接著，出于被她的歌聲得到的回應感動——一位老婦人起身跳了一段特別的舞蹈，其他人都哭了。她更深地融入阿巴拉契亞社區(qū)里，甚至曾成為一名市議員。

她嬌小、苗條，仍舊有魅力而且嗓音清脆。她自己不是來自于一個阿巴拉契亞社區(qū)，但她理解他們的親密關系。她是來自賓夕法尼亞的門諾派[13]教徒，一位傳教士的第八個孩子。她談起以她門諾派教徒背景的出走，對她意味著什么。她曾感到孤獨，她說。變得孤獨意味著什么？她說她頭腦里有成為山坡上最后一棵樹的景象：其他的樹全被砍倒了。對她而言，哪怕是放棄戴女帽也并非易事；她整個一生都被教導出于對神和男人的尊重而戴著那種女帽。甚至在她二十歲時，站在芝加哥的街道上還會讓她緊張。那與其說是對黑人男人的害怕，不如說更多是對酗酒且粗野（按照她所聽說的）的白人男人的恐懼。

而接著她發(fā)現(xiàn)了外面世界的殘酷，美國的殘酷。她是怎樣發(fā)現(xiàn)的？她講了一個故事。一位阿巴拉契亞婦女有天來找她，說她需要一份工作，“女傭的工作”。埃絲特·勒菲弗爾帶著這名婦女去見了某人，一個大把金發(fā)梳到腦后的女人，一個只比尋找女傭工作的女人高一兩個臺階的女人（埃絲特·勒菲弗爾說）。而那個金發(fā)女人說：“她干嗎想干女傭的工作？那是給有色人種的?！?/p>

那是一個小插曲，我認為，是一件本該忽略的事情。那個金發(fā)女人自己（從故事里）跟其他每個人一樣也是受害者。但是這個插曲有很多層意思，埃絲特·勒菲弗爾曾為此感到不安和受辱。她說：“他們想讓你待在他們?yōu)槟阍O定的位置上?！闭l是“他們”？她想了想，說是安排了體制而且想要保持每個人都在其位置上的人。

我問她在哪些方面身份是重要的，以及是否有某些實際的方式可以幫上忙。她說，你搬到一個新社區(qū)或接手一份新工作，而人們并不是太友好，如果你知道你是誰，那可以成為一種幫助；你可以經受住那些敵意。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誰——如果（這也是我的延伸）你依賴于其他人來認識你自身的價值——那么你就有麻煩了。

她在給出自下而上的觀點，她所關心的窮人的觀點。從她所說的內容，我得到的印象是這些人有質樸的情感，并且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我發(fā)現(xiàn)那很難想象。

（然而，在另一個層面，憑借我自己一半被隱藏的部分，我理解?；蛟S在一個有很多群體或種族的社會里，每個人，除非他是絕對安全的，都帶著一種特殊類型的壓力生活。作為印度人社區(qū)的一員，在多種族的特立尼達成長，那里的人們在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被帶來耕種土地，我始終知道不落入虛無有多么重要。一九六一年，在我為了自己的第一本游記在加勒比海地區(qū)旅行時，我記得我的震驚、受辱與精神毀滅的感覺，當我看到馬提尼克島[14]的一些印度人并且開始理解他們已經被馬提尼克所淹沒時，我沒有分享這些人的世界觀的手段，在某個階段他們的歷史與我的相像，但是現(xiàn)在，在種族上并且以其他方式，他們已經變成其他的東西。大約八年之后，在中美洲的伯利茲[15]，一種類似的空虛感沖破了我的其他成見，當時我看見那個悲慘的英屬殖民地里渺小、失落和半印度人的社區(qū)，在曾經是西班牙帝國的地方侵入的濱海林地，住滿了奴隸和仆人，然后或多或少被遺棄了：新大陸的廢墟。）

從一位宗教學者那里我聽到了更多有關南方的身份的內容。在他指導的人中間有為牧師職位而學習的男男女女。我以為想要成為牧師的人也許是被某種宗教體驗感動。不過那種態(tài)度是我自己性情與背景的一種反映，是我自己對一種宗教信仰的缺失。我待在英格蘭已三十五年或更久，在那里正式的宗教差不多枯朽了。

在美國，尤其是在南方，宗教信仰幾乎是普遍的，一份宗教職業(yè)就跟任何其他的職業(yè)一樣。那是一個人可以出于很多原因而轉向的某種東西；而我從這位學者那里聽到的是，他所接觸的人中的一些（并且他意指白人）轉向宗教生活是為了得到身份的確認：來自貧窮家庭在種族上感受由南方的新發(fā)展帶來的威脅的人，在蓬勃發(fā)展的新南方已經進入商界的人，他們隨后覺得自身已遙遠地漂離他們所了解的南方世界，以至于他們已經放棄，回到神的身邊和他們感覺更自在的生活。

在遠離亞特蘭大的地方，我聽到這次有關宗教與身份的談論，在佐治亞西北部一個莊園里的露天聚會上：山丘，森林，景致遼遠，山巒疊翠，碧空如洗。

聚會是在林木間一片未經修剪的長草地上，在一間在矮柱子上拼湊起來的灰色小木屋前。這木屋據(jù)說很有年頭了。它幾乎就在一個山坡的腳下；當你透過后門與窗戶徑直看到松樹掩映下緩緩而上的土地的綠色時，這個地方確實有一種古老而遺世獨立的感覺，跟某人如今可能為自己安排的獨處相當不同。

（驅車駛出亞特蘭大，進入丘陵，了解我正經過的小鎮(zhèn)里黑人的稀少，我感到我正駛入荒野。幾個月后，當我的旅程差不多結束時，我從其他方向接近亞特蘭大，從納什維爾和查塔努加，佐治亞的這一部分看上去被耗盡和踐踏得更嚴重。）

聚會在其主旨里是“南方”的。林木間未經修剪的空地里，一面邦聯(lián)旗幟在陽光里飄舞。一頭被剝了皮的豬，在跨欄上固定姿勢，一整天都被烘烤著，架在桿子上一側稍稍靠著慢慢燃燒的硬木材。（一張桌子上是更加現(xiàn)代的快餐和蠟紙里的鼻煙之類的東西。）一支樂隊從小木屋里演奏著藍草音樂[16]。旗幟、豬、音樂：來自過去的東西。樂器很大，音樂簡單而重復。有人告訴我，歌曲的歌詞才是重要的?？谝魧ξ襾碚f不容易傾聽；但是這音效，尤其是隔開一小段距離，在綠色環(huán)抱的地方來自未擴音的音樂和歌聲是令人愉悅的。

我們的女主人說：“印第安人或許曾住在這里?！?/p>

借著身在美國荒野之地的想法，我感到一陣寒意，想到在這片有保護性的斜坡、樹蔭和河流的綠色土地里的他們。后來我聽說土地里到處都是燧石箭頭。

正是在這種環(huán)境里，伴著從小木屋里傳出的藍草音樂，我聽說了在印第安人之后到來的人們的宗教信仰和身份。我有一種在這里一層靠著一層堆積的歷史感。印第安人幾個世紀后消失了；窮苦白人；黑人；戰(zhàn)爭以及隨后到來的全部；而現(xiàn)在，每個人都感到有需要，黑人和白人，貧窮和不怎么貧窮的，每個人按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