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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崇文十春秋——雜憶文史研究館工作感懷

楚光文存 作者:


敬老崇文十春秋——雜憶文史研究館工作感懷

國務院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初聘任我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在蕭乾館長和啟功副館長(后任館長)的領(lǐng)導之下,負責日常館務工作。

對于這項聘任,我毫無思想準備。長期以來,我所從事的是黨群工作和文秘工作,不知文史研究館為何而設,受聘時已五十七歲,接近退休年限,想從頭學起似乎也來不及。說老實話,我接受這個聘任,開始是很勉強的,打算干兩年就告老還鄉(xiāng),誰知干起來卻一發(fā)不可收拾,越干越有興趣,越干越加投入,越干越加熱愛這項工作,不覺之中竟干了十個年頭,年近古稀,才獲告退離職。十年來,盡我所能為這一項事業(y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從中獲得了不少的樂趣與收益。

入館伊始 究其性質(zhì)

干任何工作首先都要弄清其性質(zhì),探索其內(nèi)在規(guī)律。我接受文史研究館的工作,就首先從此入手,經(jīng)過閱讀文獻,拜訪求教,實地觀察,業(yè)務實踐,獲得了一個初步的概括的認識。

文史研究館是一個崇高的榮譽機構(gòu),是在建國之初由毛主席倡導而設立的,其性質(zhì)是具有統(tǒng)戰(zhàn)性、榮譽性的文史事業(yè)單位,其宗旨是敬老崇文,其目的是團結(jié)和安置文化界學術(shù)界的名流耆宿,使之頤養(yǎng)天年,服務社會。在建國之初、財力有限、百廢待興之時,黨和政府撥出??钤O立機構(gòu),奉養(yǎng)一批文化名人、社會賢達,確是一項頗得人心的善舉,很受社會各方人士贊揚歡迎,譽稱文史研究館為現(xiàn)代翰林院。

再看歷任館長,不是文史泰斗,就是國學大師,個個如雷貫耳。首任館長為毛澤東的恩師、文字學家符定一先生,繼任館長是著名的愛國人士章士釗先生。以后各任館長分別是社會活動家楊東莼先生,著名文學家葉圣陶先生,著名作家、記者、翻譯家蕭乾先生,著名教授、書法大師啟功先生。歷年聘任的館員都是文化名人,特別建館之初聘任的各位,個個都是頂尖級的人物。如副館長之中有著名學者書法家葉恭綽先生,詩人柳亞子先生,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等人;館員有畫家齊白石先生,畫家陳半丁先生,前清翰林陳云誥先生,著名作家張恨水先生,康有為之女公子康同璧女士,辛亥革命老人孫墨佛先生,北洋政府代國務總理、古建筑學家朱啟鈐先生,抗日初期堅決抵抗的河北宛平縣長王冷齋先生,傾其所有將稀世珍品捐獻國家的書畫鑒藏家張伯駒先生,人稱中國莎士比亞的戲劇大師翁偶虹先生,等等,真是人文薈萃,名流云集。

像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無名小輩,居然跑到這樣一個文人堆內(nèi)來了,還真有點誠惶誠恐,有點畏懼,有點擔憂,但也有點興奮和激動。心想,既來之,則干之,管它三七二十一,反正已無退路,不妨拿出“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來,試試看,看看究竟能不能夠把這件事情辦好!

拜師求教 以誠取信

我到文史館,第一個與之打交道的就是館長蕭乾先生。

蕭乾先生是一位非常執(zhí)著非常敬業(yè)的老先生,很想干一番事業(yè)。他不甘心文史館長期處于“高級養(yǎng)老院”的狀況,很想借助文史館的文史實力,做出成績,服務社會,擴大影響。他的著名說法是“腳踏車理論”——只要不倒下就努力地向前蹬去。當年與他共事的、我的前任副館長吳空同志,是一位文學功底深厚、社會閱歷豐富、出身名門望族的老同志,與蕭館長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做了不少事情。比如說蕭館長倡導的,吳空同志經(jīng)辦的,上海文史館承辦的,聯(lián)合全國32個文史館歷時五年編纂而成的大型《新編文史筆記叢書》,就是一項引人注目的文史系統(tǒng)工程。正在蕭館長興致很高,對助手十分滿意的情況下,吳空同志到點了,要離休了。冷不防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國務院把我派到文史館來,這是蕭館長始料不及的,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

蕭館長在1957年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領(lǐng)教過某些黨務人員的品格,聽說王某人還是個不小的黨委書記,心中就涼了半截,害怕和抵觸情緒油然而生。在這種狀態(tài)下,我們的會面,雙方都有點緊張和提防,場面是相當尷尬的。然而,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此后,我一方面虛心向蕭館長求教學習,一方面配合他努力工作,在不長的時間內(nèi),辦好了幾件他想辦的事情,比如爭取到上海文史館的合作,創(chuàng)辦了《世紀》雜志;動員館員捐獻書畫作品,籌集到一筆數(shù)目不小的文史基金;在財政部建立文史館事業(yè)經(jīng)費戶頭,解決了文史館的活動經(jīng)費問題,等等。俗話說,日久而見人心。通過不斷的磨合與協(xié)調(diào),蕭館長逐漸改變了對我的觀感,從切身接觸中感受到此黨委書記非彼黨務干部也。覺得我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是個辦實事的人,從而有了親近感,這可從蕭館長的贈書題簽的演變之中略見端倪。蕭館長著作等身,每出新書,必贈一冊,開始都是官話十足的“楚光同志指正”,慢慢就改為十分親切的“楚光老兄雅正”、“楚光老友惠存”之類的題簽,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文人自有文人的秉性,啟功先生自然另有一番景象。

蕭乾先生,啟功先生,兩位都是德高望重的名人。但是,二位的性格各異,對文史館的態(tài)度也迥然不同。兩位館長,兩種風格,一個執(zhí)著,一個瀟灑;一個嚴謹,一個幽默;一個不懈追求,一個“無為而治”。啟功先生平時不大過問館務瑣事,但對文史館的工作十分熱心,非常支持,凡是館內(nèi)有求于他的賦詩題字之類的事,他是有求必應;各項活動,有請必到。但是,啟功先生是一位頗有性格之士,凡是他認準了該辦的事,一概應允,十分慷慨;凡是他認為不該辦的事,不管是誰,概莫為動。所幸,我與啟功先生算是有緣,辦事得到他的鼎力相助,私交也逐步得以加深。好在我這個人也尚知深淺,從來不向啟功先生提出什么個人非分之求,除了館務活動之需以外,至今我尚未求得啟功先生的墨寶,想起來確有點遺憾,但也深感我們是君子之交重于德。再者我與啟功先生除了是工作上的搭檔,也算是忘年之交。啟功先生崇尚神交,見了好友,無話不談,而且,廣征博引,談古論今,市井俚語,妙趣橫生。每次到他府上,除了辦事,就是神侃,沒有兩三個小時,你就不要打算出門。他老人家的知識之淵博,記憶之良好,令我欽佩不已,與他老人家相交十載,真是獲益匪淺。

我在工作崗位上的最后十年,結(jié)識了蕭乾、啟功兩位大師,真是三生有幸。我在他們兩位的支持與指點下,真是如魚得水,游得順暢,游得歡心,不知不覺,一個門外漢,竟也逐漸入門,為文史館的興旺發(fā)達略盡了綿薄之力。

初出茅廬 奠定基礎(chǔ)

我于1991年8月初到職視事。

當年西北各?。▍^(qū))文史館協(xié)議于8月底在甘肅敦煌召開協(xié)作會議,函請中央文史館派員參加,并建議在會上發(fā)表講話。此時,中央館正為籌備9月到香港辦畫展,忙得不亦樂乎,誰也顧不上這件事情,于是就把此項差事交給我這個剛剛上任的新手。當時我是兩眼一摸黑,什么情況也不熟悉,要撰寫講稿更像“狗咬刺猬”一般,無從下手。情急之下,只好求人捉刀,指定準備與我同赴西北的一位工作人員收集資料寫出初稿。這位同志確實認真負責,埋頭苦干一周拿出成品。我看過之后,感到素材十分翔實,但提煉不夠,深度較差,如是就將此稿送交當時的文史處處長和尚未卸任的副館長過目,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們看后,只字未動,原件退回。萬般無奈,我只好帶上此稿踏上了去西北的路程。到達敦煌,白天參加會議,夜晚撰寫講稿,在原稿的基礎(chǔ)上,重新加以梳理、分析、概括,拿出了一個新的講稿,在會議最后一天作了發(fā)言。發(fā)言從論證西北地區(qū)開展文史研究工作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越條件入手,充分肯定他們工作中取得的顯著成就,進而全面闡述文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最后就今后工作提出若干建議,條理比較分明,未講什么外行話,講完后獲得掌聲。這次會議名曰西北地區(qū)會議,但由于敦煌古城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全國32個文史館都有人參加,實際上是一次全國性的會議,大家都在拭目以待,看看中央文史研究館新來的這位副館長是“何路神仙”。我上任伊始,以這種方式與大家見面,就等于交了一份尚稱合格的考卷,為今后加強與各館的聯(lián)系獲得了一張通行的入場券。

精心策劃 難免一失

我入館承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籌備館慶40周年的慶典活動。

為了辦好這件大事,我不敢掉以輕心。訂好籌辦計劃,逐項核查落實,緊趕慢趕,忙乎了一個多月,總算籌備就緒。臨開會之前還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深入動員,詳細分工,各就各位,熱忱以待,在我以為萬無一失的心態(tài)下,活動如期開始了。

館慶40周年大慶于1991年10月8日假首都大酒店宴會廳舉行。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田紀云、陳慕華、楊成武蒞臨指導,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國務院辦公廳、參事室的負責人到會祝賀,全體館員與各界來賓共襄盛會。會議由啟功先生主持,蕭乾館長講話,館員代表和來賓代表致辭,中央歌舞團的演員們還表演了精彩的文藝節(jié)目。會議開得歡聲笑語,隆重熱烈,眼看就要畫上圓滿的句號。正在此時,統(tǒng)戰(zhàn)部參加會議的同志急匆匆跑來找我,詢問原計劃統(tǒng)戰(zhàn)部蔣民寬副部長的講話怎么沒有列入議程?經(jīng)此一問,我大驚失色,怎么忙昏了頭,竟把統(tǒng)戰(zhàn)部領(lǐng)導人講話這樣一件大事忘得一干二凈,這如何是好?當時急得我抓耳撓腮,無計可施,只能連聲檢討和賠罪。事后我除了在機關(guān)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作自我批評,采取補救措施,以書面講話的形式將講稿刊載在《館訊》之上以外,還專門向蔣民寬同志作出書面檢查。民寬同志表示,小事一樁,不必檢討。爾后相見,還是和以往一樣的親切和謙和,毫無不悅之意。蔣部長的這種寬大為懷的仁者風范,確實令我感動不已。

畫展紀念 主席冥壽

1993年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00周年,為了緬懷毛主席對文史館的關(guān)懷與愛護,全體館員一致贊同舉辦詩書畫展覽,抒發(fā)懷念之情,紀念一代偉人。大家興致所至,揮毫潑墨,創(chuàng)作了不少優(yōu)秀詩書畫作品,加之清理出珍藏的已故館員的傳世之作,共二百余幅,題名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中央文史研究館詩書畫展覽》,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大廳公開展覽一周。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倪志福,統(tǒng)戰(zhàn)部長王兆國,政協(xié)副主席馬文瑞,文化部長劉忠德,廣電部長艾知生,以及有關(guān)部門負責人及毛主席的親屬出席了開幕式;當時的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喬石、胡錦濤、賽福鼎以及各部門的負責人羅干、伍紹祖、袁木、王夢奎等四百多位領(lǐng)導同志參觀了專場展出;還邀請到二十多個國家的大使、文化參贊及夫人參觀了展覽,各國朋友盛贊中國藝術(shù)作品之精美,普遍反映這是一次難得的藝術(shù)享受;各界觀眾更是絡繹不絕,好評如潮;海內(nèi)外新聞界朋友連續(xù)作了大量的報道,展出大獲成功。如此盛況在中央文史研究館的歷史上可以說是少有的,兩位老館長和各位館員都感到由衷的高興,同時這也是我入館以來辦得還算圓滿的一件大事,內(nèi)心也充滿喜悅。

這次展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原則進行運作。經(jīng)當時參事室辦公室主任陳鶴良同志牽線搭橋,由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出資協(xié)同辦理,我館則以書畫作品作為回報,雙方共創(chuàng)雙贏。我館除以此款支付展出費用外,還獲得不菲的經(jīng)濟收益,獲得社會效益和經(jīng)濟效益的雙豐收,這在我館的歷史上也是一個創(chuàng)舉。

四五盛典 再創(chuàng)輝煌

轉(zhuǎn)眼之間,五年的時間過去了,又該考慮建館45周年應如何慶典?

經(jīng)過醞釀策劃,考慮到改革開放已近十年時間,全國各省、自治區(qū)、市的31個文史館的館務活動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大家都希望借中央文史研究館45周年館慶之際,利用這個平臺,全面向社會展示全國各館文史研究和書畫創(chuàng)作所獲得的豐碩成果,以擴大影響,提高文史館的社會知名度,為此,各館共同商定屆時在北京舉辦《全國文史研究館成果展覽》。此議既定,各館的參與積極性甚為高漲,群策群力,策劃、創(chuàng)作和征集參展作品。

各館通力合作,經(jīng)過半年多時間的周密準備與精心制作,一臺大型的文史展覽籌備就緒了。這臺展覽共有各館的書畫精品三百余幅;文史著作一千余種;反映各館的館務活動的大型圖片二百六十余幅,豐富多彩,異彩紛呈,全面展示了全國各館的兩千余位文史館員辛勤耕耘的豐碩成果。此展規(guī)模之大,質(zhì)量之高,內(nèi)容之豐富,開創(chuàng)了全國文史館歷史之先河。

這臺為紀念中央文史研究館建館45周年,名為《全國文史研究館成果展覽》的大型展覽,于1996年9月20日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開幕了。參加開幕式的有國務委員陳俊生、統(tǒng)戰(zhàn)部長王兆國、文化部長劉忠德以及中央館和31個地方館的館長、館員代表、各界人士共三千余人,展廳爆滿,場面壯觀。展覽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宣傳部長丁關(guān)根、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倪志福、王光英、王丙乾以及黨政軍各部門的負責人先后都來參觀了展覽,并給予較好的評價。黨中央和國務院對文史館的工作十分關(guān)懷,胡錦濤同志態(tài)度謙和,看的認真,對每個館的作品都仔細觀看,還不時地進行詢問。好多館員老先生都想與錦濤同志合影留念,他都欣然應允,使老先生們大受感動。參觀的群眾亦是絡繹不絕,稱贊參觀此展是一次高水平的藝術(shù)享受,知道原來還有這么一個藏龍臥虎、名流如潮的文化單位,大大提高了文史館的社會知名度。

最令大家興奮的是,9月24日,李鵬總理在副總理李嵐清、國務院秘書長羅干、統(tǒng)戰(zhàn)部長王兆國等領(lǐng)導同志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閣親切會見了中央館的全體館員和各地參展代表,他表示希望各位老先生多多保重身體,量力而行,更好地把精神財富傳授給廣大青少年,為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出更多的貢獻。李鵬同志考慮得特別周到,在合影留念之前,他想到老先生們大多年邁體弱,不便于采用常規(guī)的辦法,讓大家登上高層的攝影架站著照相,這樣既不安全,也顯得不夠尊重,因此特別關(guān)照工作人員,改為由他分批與代表們一起坐著合影。他含笑端坐,熱忱以待,先后分七批與各省、自治區(qū)、市的代表攝影留念。老先生們受此殊榮,個個感動不已。

為了祝賀展覽的圓滿成功,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和國務院辦公廳聯(lián)合邀請各地的參展代表共赴招待國務院參事及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中秋招待會。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到會祝賀,大家歡歌笑語,共度良宵。

為了擴大影響,借助媒體的宣傳工作也做得比較好。會前約請《人民日報》發(fā)表了蕭乾館長題為《盛世重耆舊 文史資研討》的紀念中央文史館成立45周年的文章。展覽期間,聯(lián)系到新華社、《人民日報》(含海外版)、中國新聞社、《中國日報》、《光明日報》、香港《大公報》、《文匯報》等二十多家新聞媒體連續(xù)發(fā)了不少消息,選登了一批優(yōu)秀的書畫作品。中央電視臺及有關(guān)電視臺也對此次活動作了多次報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lián)播節(jié)目在展出期間幾乎天天有文史館的新聞。一時間,文史館的新聞高潮迭起,有人戲稱此時竟成了文史館的新聞周。

為了保存資料,我們還將展覽期間的各項活動的全過程錄制下來,迅速編輯成一部題為《盛世重文史》的錄像帶,分送給31個文史館及有關(guān)單位。展覽期間,除參展人員外,各館還組織了七百多位館員及工作人員晉京觀摩學習,可以說是盛況空前。大家都是乘興而來,滿載而歸。

這次活動,大獲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說是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第一條,國務院參事室黨組的關(guān)心與支持。中央文史館與國務院參事室是合署辦公,共用一套工作班子,共同在黨組的領(lǐng)導下工作,參事室主任、黨組書記常捷同志為人忠厚,工作放手,對文史館的工作全力支持;參事室副主任、黨組成員王海容同志,更是盡其所能,全力以赴,東奔西走,“燒香拜佛”,充分運用她的社會資源,為展覽籌措資金,邀請要人,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鼎力支持。第二條,全體人員,團結(jié)奮斗。參事室文史館的工作人員不多,個個都稱得上是精兵強將多面手,三十多人,分工協(xié)作,日夜奮戰(zhàn),把這項大型活動的展品征集、場館設計、展品裝飾、會場布置、迎送接待、組織報道等全部事務都承擔下來了,而且辦得井井有條,毫厘不亂,為各館參展人員所稱贊。

走出國門 歷盡艱辛

經(jīng)過幾番亮相,文史研究館在國人心目中,是聲譽日高了。然而,館員先生們還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走出國門,面向世界,擴大影響。這種事涉及方方面面,環(huán)節(jié)繁多,說起來容易,辦起來難,心有余而力不足,關(guān)鍵是缺乏經(jīng)費。幾經(jīng)周折,我找到昔日好友、時任我駐新加坡使館文化參贊賴祖金先生,經(jīng)他全力推薦,新加坡三余畫廊愿意合作,協(xié)助我館到該國去舉辦書畫展覽。后又經(jīng)海容同志多方尋覓,找到浙江中大集團,他們愿意出資協(xié)助。如此一來,有人出資,有人接待,我館有高水平的書畫作品,新加坡又是華人占大多數(shù)的友好鄰邦,素有欣賞收藏中國書畫的習慣,辦好展覽應當說不成問題。然而,各方答應合作,不是無條件的,而是要回報的。經(jīng)過多次協(xié)商,準備銷售部分作品,以收抵支,三方三、三、四分成,以此條件達成協(xié)議。后來才明白,這個辦法有很大風險。

協(xié)議既定,經(jīng)過一番準備,以啟功先生為團長,有畫家秦嶺云、許麟廬、劉繼瑛、林鍇四位先生參加,由我協(xié)助啟功先生工作的中央文史研究館代表團,帶著一百余幅書畫作品起程赴新了?!吨醒胛氖费芯筐^名家書畫作品展覽》如期于1997年3月26日在新加坡歷史悠久影響很大的中華總商會展廳開幕了。參觀展覽的朋友頗為踴躍,閉幕那天,暴雨傾盆,還有不少觀眾冒雨前來參觀,一致反映在新加坡難得見到如此眾多的中華民族的有代表性的藝術(shù)珍品。此次出行,雖是民間活動,但是由于啟功先生在新加坡知名度高,因此,接待規(guī)格十分隆重。新加坡原新聞及藝術(shù)部長、藝術(shù)總會會長何家良先生,新加坡書法協(xié)會會長陳聲桂先生,我駐新大使傅學章同志,及各界人士數(shù)百人出席了畫展開幕式?,F(xiàn)任新聞及藝術(shù)部長楊榮文先生、人民協(xié)會理事長李宗嚴先生分別會見了啟功先生和代表團成員。為慶祝書畫展的舉行,新加坡書法協(xié)會在該會優(yōu)雅整潔的庭院中召開了有一百二十余人參加的招待會;我駐新大使館也假座著名的五星級文華大酒樓舉行了有八十多人參加的招待酒會。兩次聚會,名流云集,暢敘友誼,充分體現(xiàn)了新中兩國文化人的深情厚誼。

新方的新聞媒體對此項活動也頗為關(guān)注。三大華文報紙——《新明日報》、《聯(lián)合早報》、《新加坡新聞》以及英文版《海峽時報》都發(fā)了預報消息。展出期間,更是競相采訪,各報發(fā)表了多篇專訪人物報道及書畫作品選刊,圖文并茂,洋洋大觀,達到了預期的宣傳效果。

此次出訪和展出,前臺可以說是轟轟烈烈,十分風光,后臺卻是捉襟見肘,麻煩多多。要命的是銷售情況不妙,作者定價過高,購者望而生畏;詢問者眾,成交者少。見此情況,三余畫廊不客氣地表示,不管銷售狀況如何,他們的分成一分錢不能少,否則扣畫;中大集團的參展人員見勢不妙,托辭要務在身,提前回國,溜之大吉。眼見十天展期將到,如此狀況怎樣收場?我這個承辦者是心焦如焚,一籌莫展。在此關(guān)鍵時刻,救我者,兩位也。一位是尊敬的啟功先生。當時有人提出愿以高價請啟功先生按選購者提供的內(nèi)容當場揮毫,這近乎是一種無理之舉,對書法大師來說是無此先例的,然而,為了集體的榮譽,啟功先生不計個人身價,欣然命筆,當場書寫,創(chuàng)收了一筆款項。一位是熱心的賴祖金參贊,關(guān)鍵時刻,全力相救。他運用自己在新加坡的社會影響,多方游說,爭取到新加坡佛教協(xié)會等單位認購了一批字畫,獲得相當于二十余萬元人民幣的收益。這兩筆得來不易之款,幫我解了燃眉之急,不僅清算了兩家應得之款,還小有盈余帶回國內(nèi),圓滿地了結(jié)了這樁公案。

尊重館員 以誠交友

館員是文史館的主體,敬老崇文的宗旨應落實到每位館員的身上。

身為館內(nèi)主持日常事務的人員,我的職責是:創(chuàng)造條件,便于老先生們頤養(yǎng)天年;提供方便,支持他們的文史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關(guān)心照料,幫助他們排憂解難;溝通聯(lián)絡,為他們參加有益的力所能及的社會活動提供方便,以有利于老先生們老有所養(yǎng)、老有所樂、老有所為?;谝陨险J知,我本著誠心誠意向他們學習,誠心誠意與他們交朋友的態(tài)度,經(jīng)常走訪他們的家庭,基本上做到新聘入館必到,逢年過節(jié)必到,生日壽辰必到,生病住院必到,家有難解之患必到。十年來走訪館員堅持不懈,家家戶戶都成了熟門熟路,經(jīng)常陪同他們外出采風寫生,共同生活交游,天長日久,與各位館員建立了親密的友情。

有故事兩則頗為耐人尋味。

1995年夏天,我陪同館員秦嶺云夫婦、侯及名夫婦、田世光父子、林鍇父子及劉繼瑛女士等一行十人,赴廣西采風寫生。由于廣西館的精心安排和熱情接待,加之南國風光清秀如畫,桂林山水美甲天下,大家心情十分愉快,一路談笑風生。誰知就在采風即將結(jié)束,在從北海返回南寧的路途之中出了大事。那天車行到中途,突遇傾盆大雨,道路泥濘難行,一輛帶拖斗的大貨車可能剎車失靈,好像醉漢一般,左搖右晃地從下坡路上向我們乘坐的中巴沖來,我們的司機見勢不妙,急忙將車停到路邊,以求避其沖撞??墒?,說時遲,那時快,大車轉(zhuǎn)彎企圖回避,拖斗卻撞到中巴身上,把擋風玻璃撞得粉碎,窗前儀表全部報廢,方向盤擠到駕駛員座椅的背上,司機十分機靈,瞬時跳出座位,僥幸撿了一條性命,全車的人都被撞倒,我也撞得趴在地下。好在我尚能保持清醒與鎮(zhèn)靜,立即從地上爬起,迅速察看遇險狀況。經(jīng)一一查看,雖有幾位輕傷,但無人傷筋動骨,我就放心多了。當時,一邊迅速將大家轉(zhuǎn)移到附近的收費站休息;一邊電告自治區(qū)政府,呼吁請求援助。自治區(qū)政府聞訊,立即派出辦公廳主任前來料理善后,并帶來一輛中巴,將我們接回南寧。在路上,我不時給大家說說笑話,意在穩(wěn)定各位受驚嚇的情緒;到達南寧,恭請各位洗漱完畢,安排一席晚宴,為大家敬酒壓驚,直到大家轉(zhuǎn)驚為安,情緒穩(wěn)定之后,我才回房休息。在洗澡之時,才發(fā)現(xiàn)膝蓋上撞出一個雞蛋般大的血泡,這時才有疼痛的感覺。大難不死,我和幾位老先生結(jié)成了患難之交。

1999年初夏,我陪同十多位館員赴云南昆明參加《人與自然——全國文史研究館書畫精品聯(lián)展》,省政府對我們一行十分關(guān)照,派出加長紅旗轎車一輛供我使用,另派中巴一輛供大家乘坐。如在其他部門,我作為單位首長,關(guān)上車門,揚長而去,也不為過。但是,我想到這是文史館,處處應當注意敬老尊賢,如是,恭恭敬敬地把年長的許麟廬夫婦和劉繼瑛女士請上紅旗轎車,安排他們在后排就座,我則坐到前排副駕駛的座位上,還笑曰為他們護駕保鏢,逗得各位開懷大笑。此一舉措,不僅乘坐者坐在車上感覺得到尊重,其他各位也覺得館長此舉頗得人心。

從這件事中我悟出了一個誰圍著誰轉(zhuǎn)的道理。后來,內(nèi)蒙古有位新上任的館長到北京來“取經(jīng)”,求教如何當好館長?此公當過“縣太爺”,是從省級廳長位置上轉(zhuǎn)到文史館崗位上來的,頗有首長風范。我即為他講了上述故事,而且,開玩笑地對他說,你在其他部門當首長,理所當然的,大家都得圍著你打轉(zhuǎn)轉(zhuǎn),可是,到了文史館,情況就不一樣了,館員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我們必須圍著他們打轉(zhuǎn)轉(zhuǎn),為他們服務,才能獲得認同,取得威信,這就是領(lǐng)導藝術(shù)的辯證法。聽我一席話,這位館長似有所悟,以后再見面,他說老兄的這個辦法還真有點靈。

我在文史館服務十載,受到各位老先生的普遍歡迎,其中特別是熱心正直的秦嶺云先生、忠厚老成的孫天牧先生,豪爽幽默的許麟廬先生、大氣自信的盧光照先生、直言不諱的尚愛松先生、勇于創(chuàng)新的楊庭萱先生、孜孜以求的戴巍光先生、學識淵博的吳小如先生、嚴謹治學的程毅中先生、學貫中西的陳堯光先生、后起之秀的楊天石先生、詩書畫印皆佳的林鍇先生,我和他們各位的交情似乎更深一些。這些老朋友,有的已駕鶴西去,多數(shù)都還依然健在;我離崗數(shù)載,大家見面的機會不多,但還是經(jīng)常懷念他們,偶爾有機會參加館內(nèi)活動,大家相見,分外親切,有的老先生拉著我的手不放,念念有詞地說:老館長來了!老館長來了!其實,以年歲論,我是晚輩;以學識論,我是后生;受此尊稱,受此厚愛,真愧不敢當,心中有幾許愧疚,也有幾許欣慰。

研討?zhàn)^務 探尋規(guī)律

既要轟轟烈烈,更要扎扎實實。

大家都說,文史館的生命在于活動?;顒幽苷{(diào)動積極性,活動能推動文史和書畫創(chuàng)作,活動能引起社會關(guān)注,然而,活動的基礎(chǔ)是要靠扎扎實實的工作。各館領(lǐng)導都很重視總結(jié)交流工作經(jīng)驗,探尋工作規(guī)律,每年都輪流召開地區(qū)性的工作研討會,而且,希望中央館能夠挑頭,把召開全國文史館工作會議的責任承擔下來。但是,考慮到地方館都是各省市黨委和政府領(lǐng)導,與中央館沒有隸屬關(guān)系,因此,我們一直沒有出面召集全國性的會議。

時至1998年,在各館的強烈要求下,在重慶市黨政領(lǐng)導大力支持下,經(jīng)過反復商討,找到了一個靈活變通的辦法,即由中央館出面,由重慶館承辦,準備召開一次非正式的全國文史館工作交流會。經(jīng)過近一年的準備,這個工作交流會于當年的10月22日,在重慶大會堂召開,全國32個文史館的館長、館員及工作人員106人參加會議,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的領(lǐng)導同志到會指導。中央館系統(tǒng)地梳理和總結(jié)了建館以來近五十年的工作,拿出了一個題為《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認真總結(jié)歷史經(jīng)驗,更加努力地把文史研究館的工作推向新世紀》的文稿,由我在會上宣讀。有23個館向會議提交了書面發(fā)言,有12個館的代表在大會上發(fā)了言。會議歷時五天,經(jīng)過深入研討,對黨和政府設置文史館的意義有了深刻的認識;對文史館的性質(zhì)和宗旨加深了理解;對文史館工作的特點作了分析研究;對文史館在新世紀的工作任務進行了規(guī)劃與展望;對上述幾個重大問題達成了共識,大家一致認為要吸取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努力把握好文史館工作的特點和規(guī)律,增強光榮感與使命感,把文史館的工作提高到與時代要求相適應的新水平。會議開得比較圓滿,鼓了勁,加了油,大家興致很高,勁頭很足,決心回去把工作做好。

這次會議是文史館歷史上第一次比較成功的全國性的工作交流會,大家認為開得很好,希望以后能每年舉行一次。并且,建議采用申辦制的辦法,由各地方館自愿申請承辦,有申辦者則開,無申辦者則停。當場云南館即表示愿意申辦1999年度的會議,歡迎大家來年到四季如春的昆明去作客,贏得一片掌聲。事后云南館及時向省政府提出了申請,爭取到會議經(jīng)費,擬訂出會議方案,可以說是諸事齊備,只等分曉了。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好事多磨,掣肘難免,好端端的一樁善事,竟然胎死腹中,不幸流產(chǎn)了。

一言九鼎 新館落成

中央文史研究館建館伊始,即由周恩來總理選定,在北海靜心齋落戶。這個坐落在北海公園內(nèi)的園中之園,是清代乾隆爺?shù)挠没▓@,亭臺樓閣,假山回廊,清凈幽雅,品位很高,按說把人們戲稱為現(xiàn)代翰林院的文史館安置在這個環(huán)境優(yōu)美的皇家庭院之中,是十分得體的。然而,此院也有不足之處,院內(nèi)九曲十八彎,路回廊轉(zhuǎn),行走困難,并不適宜老年人活動。但是,好事也難求全,文史館在此處一住就是三十多年,轉(zhuǎn)眼到了改革開放時代,群眾思想解放,強烈要求把文史館遷出北海公園,還人民大眾一個休閑游覽的佳境。國務院傾聽群眾呼聲,從善如流,決定把文史館遷出北海,并且選定坐落在天安門東側(cè)東交民巷之中的原荷蘭大使館館址為新館舍。這是一處花園洋房,有西式樓房兩座,其中辦公樓早已分給另一重要單位使用,分給文史館的是原大使官邸,不太適合辦公之用,并與參事室合署辦公,顯得十分擁擠,而且,年久失修,比較破舊。因此,歷任參事室和文史館的領(lǐng)導,都有心擴建辦公用房,改善辦公條件,但是苦于難以籌措到基建費用,只能是紙上談兵,說說而已。

時至1997年,機會終于來了!

此時已由國務院原副秘書長徐志堅接任參事室主任、黨組書記。徐在任副秘書長期間,香港恒生銀行董事長利國偉、董事梁鋸、何善衡、何添等四位愛國實業(yè)家表示可各出資一億港元,作為內(nèi)地有成就的科技工作者的獎勵基金。當時的朱镕基副總理指定徐志堅同志統(tǒng)籌安排此事,在香港注冊設立“何梁何利基金會”,每年開展獎勵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此期間,朱副總理還指示徐要想辦法適當酬謝四位先生,徐志堅曾設想選送幾件文物,可是,文物這東西國家管得很嚴,品位高的不能出境,品位低了,拿不出手,感到很不好辦。徐志堅同志到參事室工作后,發(fā)現(xiàn)文史館有多位書畫大師,就考慮請他們創(chuàng)作一批高水平的書畫精品贈送四位銀行家。此法既有品位,也比較得體,經(jīng)請示朱副總理,同意照此辦理。

方案確定后,徐志堅同志指定由我負責落實。我即邀請啟功、秦嶺云、盧光照、許麟廬、劉繼瑛、楊庭萱、林鍇等七位書畫家合作一幅丈二大畫,同時,還請他們各位創(chuàng)作一至兩幅書畫精品。各位大師不辱使命,精心創(chuàng)作,按時完成承諾。佳作既出,加以典雅之裝裱,選定吉日懸掛在釣魚臺國賓館養(yǎng)源齋大堂之中,恭請朱镕基同志前往審查。朱副總理看后非常滿意,和夫人一起在這接待外國元首的地方宴請七位作者,以表感謝,參事室的領(lǐng)導同志和我在座作陪。宴會氣氛活躍,輕松愉快,朱副總理十分關(guān)心參事室和文史館的事情,問長問短,表示如有難處可以相告,我朱某人一定盡力相助。此時畫家秦嶺云先生發(fā)言了,他說黨和國家對我們這些老人照顧得非常周到,個人生活沒有任何困難,只是文史館辦公條件太差,有時承接任務創(chuàng)作大畫,連個作畫的地方都沒有,實在困難。聽至此處,朱副總理即問徐志堅同志有何考慮?徐就順勢匯報了基建的打算和經(jīng)費的困難。镕基同志即表示,這件事我贊助,我支持。一句話為參事室、文史館擴建工程開了綠燈,大家都感到意外驚喜。

綠燈既打開,辦事則暢通;機不可以失,失之不再來。在徐志堅同志的領(lǐng)導下,參事室黨組立即行動,王海容同志分工報批項目,籌措經(jīng)費,同時調(diào)來精兵強將,成立基建班子,選定設計方案,經(jīng)過一年多的精心施工,于1999年在院內(nèi)東南角建起了一座有畫室、有展廳、有圖書資料室、有多功能廳的設備先進、功能齊全的擁有三千多平方米面積的四層西式小樓。此樓建成,又將原大使官邸推倒,按原貌翻建,優(yōu)化內(nèi)部布局,更新全部設備,其面積也由原來的一千多平方米擴展到二千多平方米。有了這兩座現(xiàn)代化的小樓,參事室和文史館的辦公條件大為改觀。在我們擴建的時候,同院的另一單位也翻修了原來的辦公樓,并在院內(nèi)西南角新建了一座樓房。同時,兩家協(xié)同行動,統(tǒng)一規(guī)劃,在庭院內(nèi)重新進行了綠化和美化。現(xiàn)在,四座小樓各處一角,掩映在綠樹叢中,交相輝映,確是城市中心的一個鬧中取靜、環(huán)境優(yōu)美、設備現(xiàn)代、辦公條件良好的高雅院落。大家看到在朱镕基同志的關(guān)懷之下文史館能有這樣一處精美館舍,無不感到欣慰和高興。

雅文四卷 禮獻五旬

文史研究館既是文史研究之所,理應有文史著作面世。

就各位館長館員來講,不少人學富五斗,著作等身,不乏文史佳作,然而,文史館從未征集編纂?yún)R合成冊出版面世,此乃憾事也。為了彌補此一不足,我們于1998年開始,著手收集整理歷任館長和各位館員的學術(shù)專著。歷時一年,收集到有代表性的作品68篇,計54萬余字,將其匯集成冊,命名為《崇文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文選》,由中華書局出版發(fā)行。此書面世,反映良好,有的同行贊揚《崇文集》是部難得的好書,是文史領(lǐng)域的經(jīng)典之作,所選作品,作者著名,文章精彩,時間跨度大,涉及學科多,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20世紀中國文化發(fā)展的歷史軌跡。

中央文史研究館建館50周年之前,聘有館長、館員237位。其中有前清翰林、進士、舉人,有在文學、藝術(shù)、歷史、文化、教育、傳統(tǒng)醫(yī)學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他們大都出生于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期,歷盡坎坷,飽經(jīng)滄桑,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對社會作出過積極的貢獻。至20世紀末,他們多已作古,只有少數(shù),欣逢盛世,尚在人間。為這些飽學之士、文史精英立傳,是一件留傳后世的德行,也是文史館應盡之職責。為此,在蕭乾館長的倡導下,我們安排專人負責,花費數(shù)年光陰,為每位館員建立小傳,匯集成冊,以《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為名,先于1996年建館45周年之際,在內(nèi)部印行,后又充實史料,訂正史實,增加每位館員的肖像小照,于建館50周年前夕,交中華書局公開出版發(fā)行,受到親屬的歡迎,讀者的贊揚。

文人書畫,源遠流長,素為國人所珍愛,廣為民間所收藏。中央文史館前后有不少書畫大家入館,創(chuàng)作有不少傳世之作,“文革”期間毀壞流失不在少數(shù),但也搶救珍藏了一些。改革開放以后,在世的各位書畫大家,有感于欣逢盛世,又創(chuàng)作出一批新的杰出之作。將這些稀世珍品,選印成冊,既是各位館員的殷切的期望,也可為后人留下藝術(shù)作品以資欣賞。為此,我們借建館50周年之際,精選建館以來各位館長、館員的二百余幅書畫作品,集珍為冊,請館長啟功題字命名為《硯海聯(lián)珠》,交由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印制成精美畫冊,公開發(fā)行。此書畫集面世,甚受歡迎,索求者絡繹不絕。

中央文史館五十年的歷程,與人民共和國同呼吸共命運,既有建館之初的興旺昌盛,也有中間的坎坷蹉跎,更有后來的復興輝煌。把建館五十年來風風雨雨的路程筆錄下來,也是一套寶貴的文史典籍,既可以此懷念故人,也可以此激勵今人,更可以此留傳后人。為此,我們在50周年之際,編輯出版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務活動錄》,以編年體格式,把文史館五十年來所經(jīng)所歷如實記載下來,以備存史資文,這也是館務建設必不可少的一項文字工程。

雅文四卷,文、史、畫、傳,一應俱全,奉獻給館慶50周年,這是最好最美的獻禮,飽含著全體館員和工作人員的辛勤努力,大家都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勞作,其中最令我敬佩的有兩位先生功不可沒。一位是已經(jīng)離休繼而返聘的參事室原辦公室主任吳志希同志,他不顧年老體弱,頂烈日,抗寒風,不畏寒暑,數(shù)年如一日地跑圖書館,蹲檔案館,查尋資料,收集文獻,然后細心梳理,詳為編輯,為四本雅文的出版做了大量基礎(chǔ)性的工作。一位是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館員程毅中先生,他承擔了四部書籍全部文稿的校對審核工作,夜以繼日,耕耘數(shù)載,以他的淵博的學識和負責的精神,做了許多核實修正和修辭潤色的工作,保證了四卷雅文的出版質(zhì)量。

尾 聲

十載寒暑,彈指揮間,回首往事,感慨萬千,既有成功之喜悅,也有失誤之痛楚;既有鼓勵之興奮,也有掣肘之隱痛,酸甜苦辣,盡在心中,俱往矣,皆成歷史。近來閑來無事,偶爾心血來潮,強烈的心理沖動,愿將十年往事記載下來,以立此為照,了卻心愿。興趣所至,信手錄下,謬誤之處,在所難免。我堅信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定比一代強,新世紀的文史研究館定會更加燦爛輝煌。

注:此文原載于《世紀》雜志2006年第一期,編者作了較多的刪節(jié),全國政協(xié)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輯的《文史資料選輯》第153輯于2009年始全文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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