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青春到處便為鄉(xiāng)

“青春到處便為鄉(xiāng)”，臺灣友人阿鈍送給我的詩句，寫得真是驕傲、灑脫，有能把路過的地方當成家鄉(xiāng)去愛的勇氣的人，便是有情人，便是精神青春者。這種青春的勇氣不可謂不大，因為你要去愛、去生活，便意味著你要認識和接受它的方方面面：那不止是華麗和享受的一面（這是觀光客可以輕易占有的），還包括它的瑣碎、復雜、苦澀。但是你要是用心品味的人，你必能在這苦中品出蜜來，而且，這是你自己獨特的體味，和任何一本書上描述的都不同。

這句詩，阿鈍也用來形容我，在他眼中，“浪游者廖偉棠已經(jīng)越島無數(shù)，讀萬卷書也行萬里路?！蔽覅s把這句詩獻給我在不斷遷徙移動中遇到的無數(shù)同類。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是屬于遷徙的一代，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中國對城鄉(xiāng)流動的限制放寬、大學逐漸擴招，年輕人借著升學、工作的名義在一個個城市之間流動，而對于其中我等“波希米亞人”來說，根本不需要借口，我們是文化流浪漢，逐精神上的水草而居。最關鍵的是我們都有把異鄉(xiāng)作故鄉(xiāng)的精神，有此精神的人便能得到他所“過處”給他的報償，他和他生命中經(jīng)過的地方不是馬和驛站的關系，而是戀人之間的關系。

人，本天地間之羈旅者，百代中之過客。本來就沒有什么地方可稱為真正的家鄉(xiāng)，尤其當一個人知曉了這命運，他便應該接受并且熱愛變動不居的生涯——那他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旅人。對于這一層次的浪游者，旅游是不純粹的，他要的是生活本身，他要求生命就是一場完全的盛宴；觀光是不徹底的，他要的是體驗本身，他要求他生命所經(jīng)歷過的每一個地方都有愛有恨、在他的靈魂深處留下印痕。正如古人所謂“過處便有情”，愛上，便住下——倒過來講：要住下，怎能不愛上？愛不止是一夜眼神的勾連、繁花之間的擦肩，愛一個人怎么能不完全體驗他/她？同樣，在世間流變中，一個有情的旅者，若愛上了一個偶遇的地方，又怎舍得不去融入它的生活、成為它的一部分？

對于我（和我的大多數(shù)朋友），北京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在我去北京居住之前，我已經(jīng)在四個城市生活過：出生地粵西小城新興、少年移居珠海、求學地廣州、最后舉家移居香港，皆不出嶺南范圍。所以當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去北京時我就被鎮(zhèn)住了——或者說被她下了蠱。中國原來有這么瘋狂灑脫的地方，而且吊詭的是，就在其歷史和政治的核心，我新認識的每個人都似乎在過著這樣一種生活：我原來只在《巴黎，一場流動的盛宴》、《流放者的歸來》、《伊甸園之門》的文字中想象過的生活，詩歌、搖滾、醉酒、愛情與決斗，幾乎天天都在發(fā)生著。于是我日夜謀劃，年年去北京，二〇〇一年索性從香港搬到（美其名曰自我放逐）北京，一住就是五年。

關于香港，我曾經(jīng)寫過這樣的句子：“在香港，一個異鄉(xiāng)權(quán)充了故鄉(xiāng)，最后仍是異鄉(xiāng)”，混雜的文化背景一度使我迷醉——他理應成為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但是還沒有。二十出頭的我年少氣盛，結(jié)果在游戲規(guī)則過度完善的香港感到很不爽，這里的藝術家、詩人們也太小心謹慎，許多人只是把藝術視作上班之一種，而我渴望的是生活即藝術、藝術即生活?？磥懋敃r只有北京這道烈酒能滿足我的胃口。在北京的五年，是我把自己徹底拋給偶然生活的五年，最初我和當時北京殘余的“地下”藝術家們一樣，憑著激情過活：詩歌、搖滾、醉酒、愛情與決斗……一個新鮮的自我也如青草萌生、瘋長。北京成全了漂泊的人，同樣漂泊的人也成全了北京如今風塵浮浪的氣質(zhì)，這里的青春大多數(shù)是遠離故鄉(xiāng)尋找機遇的青春，急欲找到停泊之處，又急欲找到自由的出?？冢虼吮本┑纳⒕蹃淼锰貏e快，因此陳升那首歌只能唱給北京。

更好玩的是，以北京為基地，我可以四處出游，五年里我去西南三次、西北三次、東北七八次、中原與江南更是無數(shù)次，然后就去臺灣、歐洲與美洲。最難忘的是二〇〇二年春在臺灣的環(huán)島鐵路漫游和二〇〇四年冬在巴黎的浪蕩。臺灣也是一個仿佛和我血緣相近的地方，每年不去一兩次心里就發(fā)癢，如果說北京呼應了我性格中瘋狂的一面，臺北則和我骨子里的寂寞相呼應，在臺灣我與一種清麗的寂寞惺惺相惜——不足為外人道也。而巴黎，那曾經(jīng)在我少年時的閱讀中臆想過無數(shù)次的波希米亞精神之都，仍然沒有在全球化沖擊中變得讓人失望，主要是冬天的剎那風剎那雨，仿佛把所有曾經(jīng)在巴黎流浪過的偉大鬼魂都召喚了出來與我同游，結(jié)果成就了我最憂郁的一本書《巴黎無題劇照》。然后我又回到最現(xiàn)實、最粗糙的今日波希米亞精神之都北京。

北京的粗糙、混亂其實是她最動人的一面，然而她在奧運之路上漸漸把自己規(guī)整（無論是形象還是精神上），敷了許多化妝品，漸漸令我失望?？墒恰拔襾砹?，我看見了，我生活了”，君子行在，從心所欲——北京到底鼓勵這種“雪夜訪戴”的精神：“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蔽逸呅逻w徙者亦如此，想去一個地方，連夜便去，這是自然；愛上一個地方，住它數(shù)年甚至一輩子，也是自然；若突然想離去了，便輕身獨然去，那更是自然。

先我離去的是詩人馬驊，他二〇〇三年赴云南義教，從此隱身激流中不見。二〇〇五年，我北京的友人狀況大多如此：詩人高曉濤長駐西藏，畫家陸毅遠走印度，音樂家顏峻在甘南學習喉音，音樂家宋雨喆去了意大利，音樂家李鐵橋去了挪威……友人星散，而我說：“時光就是一襲隱身衫。”并且當時的中國正在“熱”起來，我寫道：“我的這個中國，即將賣做戲劇中那個中國?！碑斘以诒本u漸找不到北京的時候，我已盡興，于是我又選擇了離去，回到漸漸冷下去的香港。

但是對于經(jīng)歷過北京的我，香港又重新成為一個異鄉(xiāng)——如今異鄉(xiāng)真正成為故鄉(xiāng)的代名詞，他再也不是束縛我的地方，反而成為我的一個新的“發(fā)射基地”。新遷徙時代早已來臨，我和這些“失散”了的北京浪人們，總有將來不確定的某時、在不確定的某地相聚的一刻，生活正因未知而充滿可能?！扒啻旱教幈銥猷l(xiāng)”，這既是一個贊許，也是一個要求，要求我們在尋找“生活的別處”的時候時刻保持青春的氣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