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承擔的意義——“我的閱讀史”之《郭小川全集》7

一

1950年代初剛上初中的時候，就在報上讀到許多署名“馬鐵丁”的思想雜談，后來知道郭小川是這個寫作集體的主要成員。1955年，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抒情詩發(fā)表，我是熱愛者之一，并在作文課上，模仿這一體式，寫作長篇的樓梯體詩。1956年來到北京上大學，這一年和隨后幾年郭小川發(fā)表的作品（《山中》《致大海》《白雪的贊歌》《深深的山谷》《望星空》等），在我們一部分喜歡詩的同學中傳誦。記得，我和同班的劉登翰當時特別喜歡他在《月下集》“權當序言”中所表達的觀點，欣賞他對已獲評論界高度贊揚的《致青年公民》的自我反省（“浮光掠影的東西”“粗制濫造的產品”），欣賞他對詩的“思想創(chuàng)見”“獨特風格”的追求，和探求詩歌創(chuàng)作“新路”的執(zhí)著。我的《月下集》（1959年人民文學版）上，現(xiàn)在還可以看到劉登翰在“作者自己”“新穎而獨特”“巧妙而奇異”這些字句下所畫的圓圈。1962年冬天回廣東老家路過廈門，和劉登翰又一次到鼓浪嶼，聽到海濤拍浪的聲響，不約而同脫口說出“如鼓的浪聲”（郭小川《廈門風姿》）。我們對于郭小川的親近的感覺，想起來是很自然的。他對于革命和文學的真誠，戰(zhàn)勝平庸和尋找獨創(chuàng)性，以及在那個時代，在“探索”和“獨創(chuàng)”上，環(huán)境的壓抑和自我的壓抑，都為我們所熟悉，我們也多少體驗過?！拔母铩苯Y束后不久，我在《文匯報》（香港）和《長江》（武漢）上讀到公開發(fā)表的長詩《一個和八個》，既驚訝又興奮，因此寫了論郭小川1950年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長文，討論他這一最有光彩的文學時期?！靶聲r期”的最初幾年，是郭小川最受讀者和批評家熱情關注的時期。隨后，中國大陸詩歌的熱點和詩學問題，發(fā)生重大轉移，郭小川逐漸退出詩界關注的中心?；叵肫饋?，這十多年中，除了編寫文學史、詩史有所涉及之外，我只是在《望星空》的重讀活動中，寫過一篇幾百字的短文；我自己不清楚還有哪些重要問題可能提出。有時便會有這樣的想法，這位詩人的寫作，是否已失去在新的視角下被重新談論的可能？

《郭小川全集》（下面簡稱《全集》）的出版，糾正了我的這一想法。由于大量的背景材料和詩人傳記材料的披露，作為當代詩人、知識分子的郭小川的精神歷程的研究價值得以凸現(xiàn)，也使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闡釋空間可能得以拓展。近些年，對于當代（1950—1970年代）的作家、知識分子生活道路和精神歷程的研究，已被逐漸重視。不過，“集體傳記”式的研究風格和方法，似乎仍頗為流行：許多作家、知識分子，被放在幾種類型的粗糙區(qū)分下談論。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也許有他們的共同問題，但是，我同意這樣的說法，每個人的日常境遇，和面對決定的困難，總是各不相同的。在讀了《全集》的有關材料后，更相信這一點。在“當代”，郭小川不是被革命遺棄的作家，不是與時代存有嚴重沖突的作家。不過，他也不是那種將生命化為抽象的思想，面孔失去光澤的人，猶如《日瓦戈醫(yī)生》中的斯特列尼科夫那樣。郭小川既為那時的文學界所推崇舉薦，但在某一階段，或某些作品，也受到嚴厲批判；他進入1950年代文學的權力機構，卻對擁有權力并不十分熱衷，且不能與這一權力體制完全融合；在詩歌藝術的獨創(chuàng)上有很高的要求，卻因不能獲得開闊、豐厚的參照和借鑒，而使這種要求受挫；一生忠誠革命的“集體事業(yè)”，但在面對“革命”要求放棄個體的精神獨立時又會猶豫不決，甚至陷入內心沖突的痛苦之中；人性、溫情、信任等人道主義“毒素”，顯然侵蝕了他對于階級論和斗爭哲學的信仰；為了所犯的“錯誤”和“罪行”多次檢討，做出真誠的懺悔和反省，但始終堅持著心靈和人格的高貴，而與怯懦和委瑣無關；并不一味沉湎于對純粹目標、概念、原則的神圣幻覺，在感情上更傾向于對日常生活，對有著具體的喜怒哀樂的生命過程的尊重……說起來，在經歷了紛繁變遷的時勢之后，對于那些被他人和自己塑造成“毫無雜質”的“純粹”的人，我們總會心存疑懼，不再那么信任和親近?！度窞槲覀冞M入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條件。它所提供的材料，是真實的，不空洞含糊的，這是它的價值所在。

二

《全集》的出版，對于“當代文學”研究的改善和深化，應該也有一些啟示作用。《全集》所收入的日記、書信和各個時期的工作筆記、思想鑒定、會議記錄、檢查交代，有助于更切近地了解這一時期文學和作家的歷史處境及文學生產方式的性質。當代文學的路向、形態(tài)的確立，與這一時期文學的“生產方式”的特殊性無法分開，不考察這個期間的文學體制和與此相關的文學格局，我們將難以深入理解它的形態(tài)，理解當代作家的表現(xiàn)和做出的選擇。

現(xiàn)代文學生產的政治化和商業(yè)化的趨勢，在當代發(fā)生了泛政治化的轉移。雜志和報紙副刊雖然仍是文學生產的重要場地，但是，它們原來那種相對獨立于政府的“公共論域”的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擁有。國家以組織政治和經濟活動的方式來組織文學生產，對文學寫作、出版、流通、閱讀、評價，根據意識形態(tài)目標加以管理、調節(jié)、控制。這個問題，應是了解當代文學的“本質”的關鍵。這涉及作家的身份、經濟來源、社會地位；涉及出版社、文學刊物的性質和經營管理方式；涉及創(chuàng)作的組織方式、發(fā)表方式、評價機制；涉及文學團體和作家組織的機構性質和職能……這方面的問題，已受到研究界的重視；不過，從目前的情況看，還很難說已取得實質性的重要成果。一方面是學術觀念和現(xiàn)實政治—學術體制的限制，另方面則是材料獲取的困難。

1950年代，郭小川在中國作協(xié)書記處工作。這個期間，會不同程度地參與、介入當時文藝界的若干重要事件（胡風事件、丁陳事件、文藝界的“反右”運動和“反右傾”運動等）。另外，郭小川的部分創(chuàng)作，也成為當時文壇的大事，如《望星空》的發(fā)表，《一個和八個》所受的內部批判等?！度穼ι鲜龅氖录峁┝巳舾芍档弥匾暤牟牧?。這些材料之所以重要，在于目前有許多事情仍是水面下的冰山。史實、材料的被封閉和壟斷，導致當代文學研究在許多問題上仍是曖昧不明。舉個例子說，1957年6月到9月召開的共27次的中國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馮雪峰、艾青等人。在會上作批判發(fā)言的有一百一十多人，幾乎囊括了當時大陸全部知名作家、藝術家，而內容則涉及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尤其是左翼文學）的歷史和現(xiàn)狀，表現(xiàn)了不同的人在嚴峻情境下的思考和反應。會議記錄共一百多萬字（包括被批判者的發(fā)言、檢討等）；當時一小部分在整理后曾打印成冊發(fā)到部分參加者手里（后又收回）8。即使這個很不完全的部分發(fā)言，目前也未見公開。全部事實是否永遠封閉于“暗箱”中，甚至從此湮滅，那也是難以逆料的事情。

當然，我不想夸大《全集》在呈現(xiàn)被掩蓋的“真實”上的貢獻，但它肯定有助于研究者對一些問題認識的加深。至少，能幫助我們了解當代文學評價機制的性質和實施狀況。一部作品好壞的判定如何做出？由誰做出？遇到爭論，誰有權做出“最終”的裁定？對有“問題”的作品采用何種方式處理？這個處理會循怎樣的程序？凡此種種。從《全集》載錄的思想檢查、交代和批判會的記錄等材料中，也多少能窺見環(huán)繞作家的社會壓力是如何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種壓力又怎樣轉化為驅動當事人不斷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內部壓力——這一點，即壓抑的機制和“自我壓抑”的主體的形成，是當代文學生產體制研究的關鍵。

三

《全集》提出的另一問題，是有關我們如何面對歷史的。這方面，主要體現(xiàn)在《全集》的編輯方式上。談起當代的1950—1970年代這段時間，我們可能會有互異的感覺和判斷。由于不同的歷史觀念，不同的經歷和體驗，和不同的現(xiàn)實處境，在1950—1970年代與1980年代以后的關系處理上也會有很大不同。如果就比較重要的分歧而言，主要有更強調“斷裂”，和更偏向與強調連續(xù)、彌合“斷裂”的區(qū)別。“斷裂”的強調應該說是有道理的，這是我們對那一時期的問題，對那些失誤，那些悲劇進行反思、揭露、批判的理論上和感情上的依據。

不過，具體到《全集》編輯者的歷史態(tài)度，可能不是那么非此即彼，而表現(xiàn)出一定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既值得尊重，也值得思考。我的印象是編者在處理有關材料時的坦率和勇氣。對這一點的高度評價，無論怎樣都不過分。不是說都應該把自己（或親屬）的屬于隱私的日記、書信加以公開發(fā)表，相反，個人，或幾個人的秘密，如何處理都應該得到尊重。我這里說的是面對歷史，《全集》的編者所表現(xiàn)的誠實態(tài)度。在寫作傳記，編纂研究資料時，當事人（或他的親友），把一些不利，或者有損其形象的材料加以剔除、掩蓋或涂改——這種處理方式，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人們對自己（或對親近的人）的能夠認同的想象，一是正確，一是無辜，一是受迫害者。有關責任的材料和思考，許多都被放棄。一種較為流行的解釋是，那些言論，那些舉止行動，是特殊年代違心之物，其責任應由環(huán)境來承擔。對比這種情況，《全集》編者的態(tài)度，在今天有重要意義。他們對詩人的思想、行為的愛護和信心，并不體現(xiàn)為把他塑造成沒有瑕疵的人，塑造為那個時代特立獨行的弱者來實現(xiàn)。這種坦誠，可以說也就是郭小川本人最為動人的性格特征。

當然，說到編輯者的膽識和勇氣，那是有著兩方面的涵義的。一方面，是對郭小川曾有的失誤，以及所應承擔的歷史責任加以正視的勇氣，另一方面，則是對郭小川投身革命，對他所確立的生活目標，和他的生活道路，在經過反思、檢討之后仍然具有信心。這種信心不是對歷史不做清理的“懷舊”，但也不是簡單地加以“埋葬”。在近代中國的“革命”已被敘述為破壞的、失敗的故事的今天，《全集》所表達的這種觀點，不知能否在我們的歷史敘事中，成為一種參照？

2000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