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四 日本管窺

《日本管窺》是我所寫關(guān)于日本的比較正式的論文，分作四次發(fā)表于當時由王蕓生主編的《國聞周報》上頭，頭三篇是在民國廿四年下半年所作，可是第四篇卻老是寫不出，拖了一年多，到得做成刊出，恰巧是逢著七七事件，所以事實上沒有出板。頭三篇意思混亂，純粹是在暗中摸索，考慮了很久，得到一個結(jié)論，即此聲明，日本研究小店之關(guān)門，事實上這種研究的確與十多年前所說文學小店的關(guān)門先后實現(xiàn)了。

我于五四以后就寫些小文章，隨意的亂說，后來覺得“不知為不知”的必要，并且有感于教訓之無用，所以把有些自己不很知道的事情擱過一邊，不敢再去碰它一下，例如文學藝術(shù)哲學等，至于中國的事覺得似乎還知道一點，所以仍舊想講，日本則因為多少有點了解，也就包括在知之的一方面了。最初是覺得這不很難寫，而且寫的是多少含有好意的，如《談虎集》卷上起首所收的這幾篇，但是后來不久就發(fā)生了變化，日本的支那通與報刊的御用新聞記者的議論有時候有點看不下去，以致引起筆戰(zhàn)，如《談虎集》上的那些對于《順天時報》的言論，自己看了也要奇怪，竟是惡口罵詈了。我寫這幾篇《管窺》，乃是想平心靜氣的來想它一回，比較冷靜的加以批評的，但是當初也沒有好的意見，不過總是想竭力避免感情用事的就是了。

第一篇《管窺》作于廿四年（一九三五）五月，隨后收在《苦茶隨筆》里邊。這篇文章多是人云亦云的話，沒有什么值得說的，只是云：

“日本人的愛國平常似只限于對外打仗，此外國家的名譽仿佛不甚愛惜?！焙竺嬉睹芾赵u論》調(diào)查戰(zhàn)區(qū)一帶販毒情形，計唐山有嗎啡館一百六十處，灤縣一百另四處，古冶二十處，林西四處，昌黎九十四處，秦皇島三十三處，北戴河七處，山海關(guān)五十處，豐潤二十三處，遵化九處，余可類推。說毒化是一種政策，恐怕也不盡然，大約只是容許浪人們多賺一點錢吧，本來國際間不講什么道德，如英國那樣商業(yè)的國家倘若決心以賣雅片為業(yè)，便不惜與別國開戰(zhàn)以達目的，日本并不做這生意，何苦來呢。商人賺上十萬百萬，并不怎么了不得，卻叫人家認為日本人都是賣白面嗎啡的，這于國家名譽有何好看，豈不是損失么？其次又引了“五一五”事件，現(xiàn)役軍人殺了首相犬養(yǎng)毅也不嚴辦，其民間主謀的井上日召和尚初判死刑，再審時減等發(fā)落，旁聽的人都喜歡得合掌下淚。由此歸結(jié)到日本士風之頹廢，所謂武士道的氣風已無復(fù)余留，戶川秋骨所以嘆為現(xiàn)在頂墮落的東西并非在咖啡館進出的游客，也不是左傾的學生，實在乃是這種胡涂思想的人們耳。雖然有這些譴責的話卻都是浮泛的，不切實際的文句，就全篇看來卻是對于日本仍有好意的。

第二篇《管窺》是六月里所做，收在第二年出板的《苦竹雜記》中，改名為“日本的衣食住”，因為實際即是介紹日本固有的衣食住，我說固有，因為此乃是明治時代的生活狀態(tài)，不是說近時受美國文化的那一種式樣。將日本生活與中國古代及故鄉(xiāng)情形結(jié)合說來，似乎反有親近之感，只在末一節(jié)里說道：

“日本與中國在文化的關(guān)系上本猶羅馬之與希臘，及今乃成為東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談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國難’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懷疑。但是，我仔細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現(xiàn)在日本‘非常時’的行動，我仍明確的明白日本與中國畢竟同是亞細亞人，興衰禍福目前雖是不同，究竟的運命還是一致，亞細亞人豈終將淪于劣種乎，念之惘然。因談衣食住而結(jié)論至此，實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論也?！?

第三篇《管窺》作于是年十二月，后來收在《風雨談》內(nèi)，題目仍舊是“日本管窺之三”，因為想不出扼要的別的題目，故仍用原名。這里覺得講一國的文化，特別是想講它的國民性，單以文學藝術(shù)為范圍去尋討它，這是很錯誤的，不然也總是徒勞的事。因為“學術(shù)藝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其低的部分在社會上卻很有勢力，少數(shù)人的思想雖是合理，而多數(shù)人卻也就是實力，所以我們對于文化似乎不能夠單以文人哲士為對象，更得放大范圍才是?！狈路鹪谶@里找到了一點線索，可是那時抓著的也只是從書本子來的舊話，什么武士道里的人情，實在也是希有的傳說，在現(xiàn)代斷乎是無從找到的了。那么這篇文章也是徒勞的廢話，可以說是失敗的了，但是離開了舊路，有意思去另找線索，似乎是在破承題之下已經(jīng)寫了“且夫”二字，大有做起講之意了。

第二年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里一直沒有續(xù)寫，但是并不是忘記了，因為在這一年里一總寫了兩篇《談日本文化書》，可見還是在想著問題，只是還沒有著落罷了。我在《談日本文化書（其二）》中說：

“我想一個民族的代表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軍事方面的所謂英雄，一是藝文學術(shù)方面的賢哲。此二者原來都是人生活動的一面，但趨向并不相同，有時常至背馳，所以我們只能分別觀之，不當輕易根據(jù)其一以抹殺其二?！焙髞碛终f道：

“我們要知道日本這國家在某時期的政治軍事上的行動，那么像豐臣秀吉伊藤博文這種英雄自然也該注意，因為英雄雖然多非善類，但是他有作惡的能力，做得出事來使世界震動，人類吃大苦頭，歷史改變，不過假如要找出這民族的代表來問問他們的悲歡苦樂，則還該到小胡同大雜院去找，浮世繪刻印工亦是其一?！蔽宜覍さ膯栴}到此似乎已有五分光，再過一年也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