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

頌之訓為容，其詩為舞詩，阮元說至不可易。詳拙著《周頌說》，今不復述。

如上所解，則全部《詩經(jīng)》之部類皆以地理為別，雖《頌》為舞詩，《雅》證王朝之政，亦皆以方土國家為部類者。有一現(xiàn)象頗不可忽略者，即除《周詩》以外，一國無兩種之詩。魯、宋有《頌》，乃無《風》，其實魯之必有《頌》外之詩，蓋無可疑。即就《周詩》論，豳、王異地，雅、南異統(tǒng)，雅為夏聲，乃中國之音，南為南方，乃南國之詩。當時江淮上之周人殖民地中兩種音樂并用，故可曰“以雅以南”。今試為此四名各作一界說如下：

《大雅》、《小雅》夏聲

《周南》、《召南》南音（南之意義詳周頌說）

王國東周之民歌

豳詩周本土人戍東方者之詩（說見后）

所謂四方之音

在后來所謂國風之雜亂一大堆中，頗有幾個地理的頭緒可尋?！秴问洗呵铩ひ舫酢菲獮樗姆街舾髟煲欢伟肷裨挼膩碓?，這樣神話固不可當作信史看，然其分別四方之音，可據(jù)之以見戰(zhàn)國時猶深知各方之聲音異派。且此地所論四方恰和所謂國風中系統(tǒng)有若干符合，現(xiàn)在引《呂子》本文，加以比核。

甲，南音

禹行功，見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睂嵤甲鳛槟弦?。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興之詩，今不見于二《南》，然戰(zhàn)國末人，必猶及知二《南》為南方之音，與北風對待，才可有這樣的南音原始說。二《南》之為南音，許是由南國俗樂所出，周殖民于南國者不免用了他們的俗樂，也許戰(zhàn)國時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聲樂出，《呂覽》乃由當時情事推得反轉了，但這話是無法證明的。

乙，北音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

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fā)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睂嵤甲鳛楸币簟?

以燕燕子飛（即燕燕往飛）起興之詩，今猶在《邶》、《鄘》、《衛(wèi)》中（凡以一調(diào)起興為新詞者，新詞與舊調(diào)應同在一聲范域之中，否則勢不可歌。起興為詩，當即填詞之初步，特填詞法嚴，起興自由耳）。是詩之《邶》、《鄘》、《衛(wèi)》為北音。又《說苑·修文篇》“紂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衛(wèi)》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說者不一。

丙，西音

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馀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據(jù)漢中，辛馀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西翟，實為長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時，此后人半神話）。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

然則《秦風》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謂“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者，即《秦風》之樂否？《唐風》在文辭上看來和《秦風》近，和《鄭》、《王》、《陳》、《衛(wèi)》迥異，或也在西音范圍之內(nèi)。

丁，東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被蛟唬骸安粍僬?，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

今以破斧起興論周公之詩在《豳風》。疑《豳風》為周公向東殖民以后，魯之統(tǒng)治階級用周舊詞，采奄方土樂之詩（此說已在《周頌說》中論及）。

從上文看，那些神話固不可靠，然可見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聲亦異，戰(zhàn)國人固知其為異源。

戊，鄭聲

《論語》言放鄭聲，可見當時鄭聲流行的勢力?！独钏股锨赝鯐贰班嵭l(wèi)桑間……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缶而就鄭衛(wèi)”，不知鄭是由衛(wèi)出否？秦始皇時鄭聲勢力尚如此大，劉季稱帝，“朔風變于楚”，上好下甚，或者鄭聲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鄭聲，恐怕已經(jīng)不是戰(zhàn)國的鄭聲了。

己，其他

齊人好宗教（看《漢書·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記·孟子騶子列傳》），能論政（看《管》、《晏》諸書），“泱泱乎大國”，且齊以重樂名。然詩風所存齊詩不多，若干情詩以外，即是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齊詩。

周南　召南

《周南》、《召南》都是南國的詩，并沒有岐周的詩。南國者，自河而南，至于江漢之域，在西周下一半文化非常的高，周室在那里建設了好多國。在周邦之內(nèi)者曰周南，在周畿外之諸侯統(tǒng)于方伯者曰召南。南國稱召，以召伯虎之故。召伯虎是厲王時方伯，共和行政時之大臣，庇護宣王而立之之人，曾有一番轟轟烈烈的功業(yè)，“日辟國百里”。這一帶地方雖是周室殖民地，但以地方富庶之故，又當西周聲教最盛時，竟成了文化中心點，宗周的諸侯，每在南國受封邑。其地的人文很優(yōu)美，直到后來為荊蠻殘滅之后，還保存些有學有文的風氣。孔子稱“南人有言”，又在陳、蔡、楚一帶地遇到些有思想而悲觀的人，《中庸》上亦記載“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而君子居之”。這些南國負荷宗周時代文化之最高點，本來那時候崤函以西的周疆是不及崤函以東大的（宣王時周室還很盛，然渭北已是狁出沒地，而渭南的人，與散地為鄰者當不遠于鎬京，已稱王了。不知在漢中有沒有疆土，在巴蜀當然是沒有的。若關東則北有河東，南涉江漢南北達二千余里）。我們尤感覺南國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國的一部本是諸夏之域，新民族（周）到了舊文化區(qū)域（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漢東），更緣邊啟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記拓土南服），自然發(fā)生一種卓異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吨苣稀贰ⅰ墩倌稀肥沁@一帶的詩，《大雅》、《小雅》也是這一帶的詩，至少也是由這一帶傳出，其較上層之詩為雅，其較下層之詩稱南。南國盛于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詩多數(shù)屬于夷、厲、宣、幽，南國為荊楚剪滅于魯桓、莊之世，故雅南之詩不少一部分屬于東周之始，已是周室喪亂后“哀以思”之音。

二《南》有和其他《國風》絕然不同的一點：二《南》文采不艷，而頗涉禮樂：男女情詩多有節(jié)制（《野有死麇》一篇除外），所謂“發(fā)乎情，止乎禮義”者，只在二《南》里適用，其他《國風》全與體樂無涉（《定之方中》除外），只是些感情的動蕩，一往無節(jié)制的。

《周南》、《召南》是一題，不應分為兩事，猶之乎《邶》、《鄘》、《衛(wèi)》之不可分，《左傳》襄二十九，吳季札觀樂于魯，“為之歌周南召南”，固是不分的。

詩的階級

以地望之別成樂系之不同，以樂系之不同，成《詩三百》之分類，既如上所說，此外還有類分《詩三百》的標準嗎？曰：應該尚有幾種標準，只是參證的材料遺留到現(xiàn)在的太少了，我們無從說確切的話。然有一事可指出者，即《頌》、《大雅》、《小雅》、二《南》、其他《國風》，各類中，在施用的場所上，頗有一種不整齊的差異?！洞笱拧芬恍〔糠炙啤俄灐?，《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國風》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體而論，則《風》、《小雅》、《大雅》、《頌》各別；核其篇章而觀，則《風》（特別是二《南》）與《小雅》有出入，《小雅》與《大雅》有出入?！洞笱拧放c《周頌》有出入，而二《南》與《大雅》，或《小雅》與《周頌》，則全無出入矣。此正所謂“連環(huán)式的分配”，圖之如下：

今試以所用之處為標，可得下列之圖，但此意僅就大體言，其詳未必盡合也。

[注]《邶》、《鄘》、《衛(wèi)》以下之《國風》中，只《定之方中》一篇類似《小雅》，其余皆是民間歌詞，與禮樂無涉（王柏剽詩即將《定之方中》置于《雅》，以類別論，固可如此觀，然不知《雅》乃周室南國之《雅》，非與《邶風》相配者）。

故略其不齊，綜其大體，我們可說《風》為民間之樂章，《小雅》為周室大夫、士階級之樂章，《大雅》為朝廷之樂章，《頌》為宗廟之樂章。

詩篇之次序

今見“詩三百”之次敘是絕不可靠的，依四始之義，這次敘應該是不可移的，至少首尾如此。但這是后來的系統(tǒng)哲學將一總集化成一個終始五德論的辦法，是不近情理的。不過傳經(jīng)者既以詩之次序為不可移，乃有無數(shù)的錯誤，即如《大雅》內(nèi)時代可指的若干詩中，因有一篇幽王時的詩在前，乃不得不將以后的詩都算在幽王身上了。這個毛病自宋人起已看出來，不待多所辯證，現(xiàn)在但論《大雅》中幾篇時代的錯誤。

《大雅》的時代有個強固的內(nèi)證。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時的，這可以《崧高》、《烝民》為證?！夺赂摺肥羌ψ鱽砻郎瓴?，其卒章曰：“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薄稛A民》是吉甫作來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倍偕礁κ呛螘r人，則《烝民》中又說得清楚，“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骙骙，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妒酚洝R世家》：“蓋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應作歲，傳說謂太公卒時百有余歲也），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齊侯謚用殷制，則《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說，未可信也）。哀公時紀侯潛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zhàn)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卑矗瑓柾趿⑷嗄?，然后出奔彘，次年為共和元年。獻公九年，加武公九年為十八年，則獻公九年乃在厲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時，或厲王之初，未嘗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則仲山甫徂齊以城東方，當在此時，即為此事。至獻公徙臨菑，乃殺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轉為之城臨菑，毛《傳》以“城彼東方”為“去薄姑而遷于臨菑”，實不如以為徙都薄姑。然此兩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時，即在厲王之初，此外齊無遷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當仲山甫之城齊。這樣看來，仲山甫為厲王時人，彰彰明顯?！秶Z》記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懿公戲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戲為魯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猶及宣王初年為老臣也（仲山甫又諫宣王料民，今本《國語》未紀年）。仲山甫為何時人既明，與仲山甫同參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時代亦明，而這一類當時稱頌之詩，亦當在夷王厲王時矣。這一類詩全不是追記，就文義及作用上可以斷言?！稛A民》一詩是送仲山甫之齊行，故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边@真是我們及見之最早贈答詩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時，吉甫又和申伯同時，申伯又和甫侯一時并稱，又和召伯虎同受王命（皆見《崧高》），則這一些詩上及厲，下及宣，這一些人大約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亂曾藏宣王于其宮，以其子代死，時代更顯然了。所以《江漢》一篇，可在厲代，可當宣世，其中之王，可為厲王，可為宣王。厲王曾把楚之王號去了，則南征北伐，城齊城朔，薄伐狁，淮夷來輔，固無不可屬之厲王，厲王反而是敗績于姜氏之戎，又喪南國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揚威的詩，有些可在宣時，有些定在厲時，有些或者在夷王時的。既如此明顯，何以毛《序》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這都由于太把詩之流傳次序看重了：把前面?zhèn)麜r的歸之厲王，后面?zhèn)麜r的歸之幽王，中間一段耀武揚威的歸之宣王。不知厲王時王室雖亂，周勢不衰，今所見詩之次序是絕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十月》中言“周宗既滅”，此兩詩在篇次中頗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變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樂的詩，祝福之詞，都當作了刺幽王的。照例古書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這都由于誤以詩之次序為全合時代的次序。

《大雅》始于《文王》，終于《瞻仰》、《召旻》?！墩把觥肥茄杂耐踔畞y，《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開辟南服之盛，這兩篇的時代是顯然的。這一類的詩不能是追記的。至于《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下武》、《文王有聲》、《生民》、《公劉》若干篇，有些顯然是追記的。有些雖不顯然是追記，然和《周頌》中不用韻的一部之文辭比較一下，便知《大雅》中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頌》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廟》諸篇能上及成康，則《大雅》這些詩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稱商為大商，且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頌》中遵養(yǎng)時晦（即兼弱取昧義）的話，乃和平的與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來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為榮，則與殷之敵意已全不見，至《蕩》之一篇，實是說來鑒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說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卻終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數(shù)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這話如把《國風》算進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論，此正所謂王者之跡者，卻實在不錯?！洞笱拧方Y束在平王時，其中有平王的詩，而《春秋》始終魯隱之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