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

陳援庵先生（垣）在這二十多年之中，搜集了幾種很可寶貴的《元典章》抄本；民國十四年故宮發(fā)現(xiàn)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門人曾在民國十九年夏天用元刻本對校沈家本刻本，后來又用諸本互校，前后費時半年多，校得沈刻本偽誤衍脫顛倒之處凡一萬二千余條，寫成《元典章校補》六卷，又補闊文三卷，改訂表格一卷（民國二十年北京大學(xué)研究所國學(xué)門刊行）?！缎Ｑa》刊行之后，援庵先生又從這一萬二千多條錯誤之中，挑出一千多條，各依其所以致誤之由，分別類例，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我和援庵先生做了幾年的鄰舍，得讀《釋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愛讀他的書，所以要我寫一篇《釋例》的序。我也因為他這部書是中國?？睂W(xué)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所以也不敢推辭。

?？敝畬W(xué)起于文件傳寫的不易避免錯誤。文件越古，傳寫的次數(shù)越多，錯誤的機會也越多。校勘學(xué)的任務(wù)是要改正這些傳寫的錯誤，恢復(fù)一個文件的本來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激。?？睂W(xué)的工作有三個主要的成分：一是發(fā)現(xiàn)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

發(fā)現(xiàn)錯誤有主觀的，有客觀的。我們讀一個文件，到不可解之處，或可疑之處，因此認(rèn)為文字有錯誤：這是主觀的發(fā)現(xiàn)錯誤。因幾種“本子”的異同，而發(fā)現(xiàn)某種本子有錯誤：這是客觀的。主觀的疑難往往可以引起‘才子”的搜索與比較；但讀者去作者的時代既遠，偶然的不解也許是由于后人不能理會作者的原意，而未必真由于傳本的錯誤。況且錯誤之處求必都可以引起疑難，若必待疑難而后發(fā)現(xiàn)錯誤，而后搜求善本，正誤的機會就太少了。況且傳寫的本子，往往經(jīng)“通人”整理過；若非重要經(jīng)籍，往往經(jīng)人憑己意增刪改削，成為文從字順的本子了。不學(xué)的寫手的本子的錯誤是容易發(fā)現(xiàn)的，“通人”整理過的傳本的錯誤是不容易發(fā)現(xiàn)的。試舉一個例子為證。坊間石印《聊齋文集》附有張元所作《柳泉精先生墓表》，其中記蒲松齡“卒年八十六”。這是“卒年七十六”之誤，有《國朝山左詩抄》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證。

但我們?nèi)魡巫x“卒年八十六”之文，而無善本可比較，決不能引起疑難，也決不能發(fā)現(xiàn)錯誤。又他左詩助引這篇墓表，字句多被刪節(jié)，如云：

〔先生沙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父歷友結(jié)壞中詩社。

此處無可引起疑難；但清末國學(xué)扶輪社鉛印本例齋文集》載墓表全文，此句乃作：

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視友，旋結(jié)為部中詩社。（甲本）

依此文，“歷視”為從父之名，“友”為動詞，“旋”為“結(jié)”之副詞，文理也可通。

石印本《聊齋文集》即從扶輪社本出來，但此本的編校者熟知例齋志異》的掌故，知道“張歷友”是當(dāng)時詩人，放石印本墓表此句改成下式：

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親，旋結(jié)為郎中詩社。（乙本）

最近我得墓表的拓本，此句原文是：

與同色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視旋諸先生結(jié)為部中詩社。（丙本）

視旋是張履慶，為張歷友（篤慶）之弟，其詩見《山左詩抄》卷四十四。他的詩名不大，人多不知道“視旋”是他的表字；而“視旅”二字出刊周易·履卦》，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很少人用這樣罕見的表字。甲本校者竟連張歷友也不認(rèn)得，就妄倒“友視”二字，而刪“諸先生”三字，是為第一次的整理。乙本校者知識更高了，他認(rèn)得“張歷友”，而不認(rèn)得“視旋”，所以他把“視友”二字倒回來，而妄改“視”為“親”，用作動詞，是為第二次的整理。此兩本文理都可通，雖少有疑難，都可用主觀的論斷來解決。倘我們終不得見此碑拓本，我們終不能發(fā)現(xiàn)甲乙兩本的真錯誤。這個小例子可以說明?？睂W(xué)的性質(zhì)。?？钡男枰鹩诎l(fā)現(xiàn)錯誤，而錯誤的發(fā)現(xiàn)必須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較。古人稱此學(xué)為“?；铡瑒⑾颉秳e錄》說： “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媒?！?其實單讀一個本子，“核其上下”，所得謬誤是很有限的；必須用不同的本子對勘， “若怨家相對”，一字不放過，然后可以“得謬誤”。

改正錯誤是最難的工作。主觀的改定，無論如何工巧，終不能完全服人之心。《大學(xué)》開端“在親民”，朱子改“親”為“新”，七百年來，雖有政府功令的主持，終不能塞反對者之口。?？睂W(xué)所許可的改正，必須是在幾個不同的本子之中，選定一個最可靠或最有理的讀法。這是審查評判的工作。我所謂“最可靠”的讀法，當(dāng)然是最古底本的讀法。如上文所引張元的聊齋墓表，乙本出于甲本，而甲本又出于丙本，丙本為原刻碑文，刻于作文之年，放最可靠。我所謂“最有理”的讀法，問題就不能這樣簡單了。原底本既不可得，或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種無心之誤（如韓非說的邵人寫書而多寫了“舉燭”二字，如今日報館編輯室每日收到的草稿），或所得本子都有傳寫之誤，或黨無別本可供校勘，——在這種情形之下，改正謬誤沒有萬全的方法。

約而言之，最好的方法是排比異同各本，考定其傳寫的先后，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讀法，標(biāo)明各種異讀，并揣測其所以致誤的原因。其次是無異本可互勘，或有別本而無法定其傳授的次第，不得已而假定一個校者認(rèn)為最近理的讀法，而標(biāo)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據(jù)何種理由。如此校改，雖不能必定恢復(fù)原文，而保守傳本的真相以待后人的論定，也可以無大過了。

改定一個文件的文字，無論如何有理，必須在可能的范圍之內(nèi)提出證實。凡未經(jīng)證實的改讀，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測而已。證實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據(jù)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傳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書。萬一這三項都不可得，而本書自有義例可尋，前后互證，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這也可算是一種證實。此外，雖有巧妙可喜的改讀，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讀，足備一說，而不足成為定論。例如上文所舉張元墓表之兩處誤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為證，這是第一等的證實。又如道藏本《淮南內(nèi)篇·原道訓(xùn)》：“是放鞭噬狗，策蹄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竄之心亡于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這里“欲寅”各本皆作“欲害”。王念孫校改為“欲賓”。他因為明劉績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劉本原作“賓” 字， 只因草書“害” 字與“賓”相似，世人多見“害”，少見“賓”，故誤寫為 “害”。這是指出所以致誤之由，還算不得證實。他又舉二證：一、《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 “斷竹續(xù)竹，飛上逐實”，今本實作害；二《論衡·感虛》篇， “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fēng)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實之誤。這都是類推的論證，因《論衡》與《吳越春秋》的“實”誤作“害”，可以類推《淮南書》也可以有同類的誤寫。類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種致誤的可能，而終不能斷定此誤必同于彼誤。直到顧廣析校得宋本果作“欲實”，然后王念孫得一古本作證，他的改讀就更有力了。因為我們終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為在義理上“欲害”之讀并不遜于 “欲肉” 之讀（《文子·道原》篇作“欲害之C忘乎中”），所以這種證實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見。又如《淮南》同篇：“上游于霄露之野，下出于無垠之河’，王念孫校，“無垠”下有“鄂”字。他舉三證：一、收選·西京賦》“前后天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出于無垠鄂之門。許慎日，垠鄂，端崖也?！?二人文選·七命》的李善往同。三、《太平御覽必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日，無垠鄂，無形之貌也?！边@種證實，雖不得西漢底本，而可以證明許慎、高繡的底本如此讀，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證實了。

所以?？敝畬W(xué)無處不靠善本：必須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謬誤；必須依據(jù)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謬誤；必須有古本的依據(jù)，方才可以證實所改的是非。凡沒有古本的依據(jù)，而僅僅推測某字與某字“形似而談”，某字“涉上下文而誤”的，都是不科學(xué)的?？薄Ｒ陨先焦し?，是中國與西洋?？睂W(xué)者共同遵守的方法，運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睂W(xué)的方法終不能跳出這三步工作的范圍之外。

接庵先生對我說，他這部書是用“立法”的。我對他說：在校勤學(xué)上，“全法” 和海外新法并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不同者，西洋印書術(shù)起于十五世紀(jì)，比中國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書的古寫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是一長。歐洲名著往往譯成各國文字，古譯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長。歐洲很早就有大學(xué)和圖書館，古本的保存比較容易，校書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較容易，所以校勘之學(xué)比較普及，只算是治學(xué)的人一種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為一二杰出的人的專門事業(yè)。這是三長。在中國則刻印書流行以后，寫本多被拋棄了；四方鄰國偶有古本的流傳，而無古書的古譯本；大學(xué)與公家藏書又都不發(fā)達，私家學(xué)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夠用，所以一千年來，夠得上科學(xué)的?？睂W(xué)者，不過兩三人而已。

中國?？敝畬W(xué)起源很早，而發(fā)達很遲。《呂氏春秋》所記“三家涉河”的故事，已具有?？睂W(xué)的基本成分。劉向、劉敬父子校書，能用政府所藏各種本子互勘，就開校做學(xué)的風(fēng)氣。漢儒訓(xùn)注古書，往往注明異讀，是一大進步。《經(jīng)典釋文》廣收異本，遍舉各家異讀，可算是集古?？睂W(xué)之大成。晚唐以后，刻印的書多了，古書有了定本，一般讀書人往往過信刻板書，校勘之學(xué)幾乎完全消滅了。

十二世紀(jì)晚期，朱子斤斤爭論《程氏遺書》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紀(jì)之初，周必大?？獭段脑酚⑷A》 一千卷（適按，周必大死在一一O四），在自序中痛論“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之失，又略論他校書的方法；彭叔復(fù)作《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詳舉他們校灘的方法，清代?？睂W(xué)者顧廣析稱為“校濰之楷?！薄?/p>

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話：

授書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闊疑。

他自己也說：

叔夏年十二三時， 手抄太祖皇帝實錄，其間云：“興衰治D之源”，閉一字，意謂必是“治亂”。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勝為良醫(y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

這都是最扼要的?？狈椒ㄕ?。所以我們可以說，十二三世紀(jì)之間是校勘學(xué)的復(fù)興時代。

但后世校書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樣一個退休宰相的勢力來“遍求別本”，也沒有他那種“實事是正，多聞閥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紀(jì)以后，?？睂W(xué)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紀(jì)方以智、顧炎武請人起來，方才有考訂古書的新風(fēng)氣。三百年中，?？敝畬W(xué)成為考證學(xué)的一個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學(xué)者雖多，其中真能有自覺的方法，把這門學(xué)問建筑在一個穩(wěn)固的基礎(chǔ)之上的，也不過寥寥幾個人而已。

縱觀中國古來的?？睂W(xué)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說過，都因為刻書太早，古寫本保存太少；又因為藏書不公開，又多經(jīng)劫火，連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學(xué)的?？睂W(xué)自不易發(fā)達。王念孫、段玉裁用他們過人的天才與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種推理的?？睂W(xué)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補版本的木足。但校做的本義在于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于推敲，終不是?？睂W(xué)的正軌。

我們試看日本佛教徒所印的弘教書院的《大藏經(jīng)》及近年的位正新修《大藏經(jīng)》的?？惫ぷ鳎涂梢悦靼淄评淼男？辈贿^是校勘學(xué)的一個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終甚微細(xì)。

陳援庵先生?！对湔隆返墓ぷ?，可以說是中國校勘學(xué)的第一偉大工作，也可以說是中國校勘學(xué)的第一次走上科學(xué)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薄段脑酚⑷A》差可比擬。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補》及解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學(xué)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來校元人的書；他拚得用權(quán)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絕大的成績。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對校，標(biāo)出了所有的異文，然后用諸本互校，廣求證據(jù)，定其是非，使我們得一個最好的，最近于根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據(jù)，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誤之由，作為“誤例”四十二條，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證實的通例：是校后歸納所得的說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據(jù)。

此三事都足以前無古人，而下開來者，故我分開詳說如下：

第一，援庵先生是依據(jù)同時代的刻本的?？?，所以是科學(xué)的校勘，而不是推理的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底本，乃是間接的傳抄本，沈家本跋原抄本說，“此本紙色分新舊：舊者每半頁十五行，當(dāng)是影抄元刻本；新者每半頁十行，當(dāng)是補抄者，蓋別一本?！钡诎衔灿终f：“吾友董緩金赴日本，見是書，據(jù)稱從武林丁氏假抄者?！比羰菑亩∈霞俪模绾慰烧f是“影抄元刻本”呢？這樣一部大書，底本既是間接又間接的了，其中又往往有整幾十頁的閉文，?？钡墓ぷ鞅仨殢乃亚蠊疟救胧帧Ｔ窒壬谶@許多年中，先后得見此書的各種本子，連沈刻共有六木。

我依他的記載，參以沈家本原跋，作成此書底本源流表：

援庵先生的校補，全用故宮元刻本（甲一）作根據(jù)，用孔本阿下）補其所門祭祖門，又用各本互校，以補這兩本的不足。因為他用一個最初的元刻本來校一部元朝的書，所以能校得一萬二千條的錯誤，又能補得門文一百零二負(fù)之多！試用這樣偉大的成績，比較他二十年前“無他本可校”時所“確知為偽誤者若干條”，其成績的懸絕何止百倍？他在本書第四十三章里，稱此法為“對校法”，他很謙遜的說：

此法最簡便，最穩(wěn)當(dāng)，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fù)責(zé)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均須先用對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他又指出這個法子的兩大功用：

一＼有非對校不知其誤者，以其表面上無誤可疑也。例如：

元關(guān)本錢二十定元刻作二千定

大德三年三月元刻作五月

二情知其誤，非對校無以知為何誤者。例如：

每月五十五日元刻作每五月十五日。

此外，這個對校法還有許多功用，如闊文，如錯簡，如倒葉，如不經(jīng)見的人名地名或不經(jīng)見的古字俗字，均非對校無從猜想。故用善本對校是?？睂W(xué)的靈魂，是校勘學(xué)的唯一途徑。向來學(xué)者無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種“機械”的笨工作，所以?？睂W(xué)至今不曾走上科學(xué)的軌道。援庵先生和他的幾位朋友費了八十日的苦工，從那機械的對校里得著空前的大收獲，使人知道校書“必須先用對校法”，這是他奠定新?？睂W(xué)的第一大功。

第二，他用無數(shù)最具體的例子來教我們一個校勘學(xué)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異同，然后考定其是非。是非是異文的是非，沒有異文，哪有是非？向來中國?？睂W(xué)者，往往先舉改讀之文，次推想其致誤之由，最后始舉古本或古書引文為證。這是不很忠實的記載，并且可以迷誤后學(xué)。其實真正校書的人往往是先見古書的異文，然后定其是非；他們偏要倒果為因，先列己說，然后引古本異文為證，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測，而忽得古本作印證似的！所以初學(xué)的人，看慣了這樣的推理，也就以為?？敝率菓?yīng)該先去猜想而后去求印證的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古來許多校勘學(xué)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孫、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門，而不是校書的正軌；其下焉者，只能引學(xué)者走上舍版本而空談?？钡拿酝径选Ｐ？睂W(xué)的不發(fā)達，這種迷誤至少要負(fù)一部分的責(zé)任。援庵先生的《校補》，完全不用這種方法，他只根據(jù)最古本，正其誤，補其闊；其元刻誤而沈刻不誤者，一概不校；其有是非不易決定者，姑仍其舊。他的目的在于恢復(fù)這書的元刻本來面目，而不在于炫示他的推理的精巧。至于如何定其是非，那是無從說起的。他的一部《釋例》，只是對我們說：要懂得元朝的書，必須多懂得元朝的特殊的制度，習(xí)俗，語言，文字。這就是說：要懂得一個時代的書，必須多懂得那個時代的制度，習(xí)俗，語言，文字。那是個人的學(xué)問知識的問題，不是?？睂W(xué)本身的問題。校勘的工作只是嚴(yán)密的依據(jù)古本，充分的用我們所用的知識學(xué)問來決定那些偶有疑問的異文的是非，要使校定的新本子至少可以比得上原來的本子，甚至于比原來的刻本還更好一點。如此而已！援席先生的工作，不僅使我們得見《元典章》的元刻的本來面目，還參酌備本，用他的淵博的元史知識，使我們得著一都比元刻本更完好的《元典章入這是新?？睂W(xué)的第一大貢獻。

第二，接庵先生的四十二條“例”，也是新?？睂W(xué)的工具，而不是！回?？睂W(xué)的校例。?？睂W(xué)的“例”只是最普通的致誤之由。校書所以能有通例，是因為文件的誤寫都由寫人的無心之誤，或有心之誤；無心之誤起于感官（尤其是視音）的錯覺；有心之誤起于有友改善一個本子而學(xué)識不夠，就以不誤為誤。這都是心理的現(xiàn)象，都可以有心理的普通解釋，所以往往可以歸納成一些普通致誤的原因，如“形似而誤”“涉上文而誤”“兩字誤為一字”“一字誤分作兩字”“誤收旁注文”等等。彭叔復(fù)作《文苑英華辨證》，已開校例之端。王念孫《讀淮南內(nèi)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作于嘉慶二十年乙亥卜八一五〕），‘脖其致誤之由”（“對傳寫訛脫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列舉普通設(shè)例四十四條，又因誤而失韻之例十八條，逐條引排南子》的設(shè)文作例子。后來命拋作《古書疑義舉例》，其末三卷里也有三十多條校勘的誤例，逐條引古書的誤文作例子。俞捆在校勤學(xué)上的成績本來不很高明，所以他的“誤例”頗有些是靠不住的，而他舉的例子也往往是很不可靠的。例如他的第一條“兩字義同而衍例”，就不成一條通冽，因為寫者偶收旁往同義之字，因而誤銜，或者有之；而無故設(shè)衍同義之字，是很少見的。他舉的例子，如硬刪《周易·履》六三“按能履，不足以與行也”的“以”字；如硬刪《左傳》隱元年“有文在其手日為魯夫人”的“曰”字；如硬刪老于六十八章“是調(diào)配天古之極”的“天”字，都毫無底本的根據(jù)，硬斷為“兩字義同而衍”，都是臆改古書，不足為?？睂W(xué)的誤例。王念孫的六十多條“誤例”，比俞懶的高明多了。他先校正了《淮南子》九百余條，然后從他們歸納出六十幾條通例，故大體上都還站得住。但王念孫的誤例，分類太細(xì)碎，是一可議；《淮南》是古書，古本太少，王氏所校頗多推理的?？保蝗泄艜牡囊罁?jù)，是二可議；論字則草書隸書篆文雜用，論韻則所謂“古韻部”本不是嚴(yán)格的依據(jù)，是三可議。?？钡囊罁?jù)太薄弱了，歸納出來的“誤例”也就不能完全得人的信仰。

所謂“誤例”，不過是指出一些容易致誤的路子，可以幫助解釋某字何以訛成某字，而絕對不夠證明某字必須改作某字。前人校書，往往引一個同類的例子，稱為“例證”，是大錯誤。俞傲自序《古書疑義舉例》，說：“使童蒙之子習(xí)知其例，有所據(jù)俄，或亦讀書之一助乎？”這正是舊日校勘家的大病。例不是證，不夠用作 “據(jù)依”。而淺入校書隨意改字，全無版本的根據(jù)，開口即是“形似而誤”“聲近而誤”“涉上文而誤”，好像這些通常誤例就可證實他們的臆改似的！中國校勘學(xué)所以不上軌道，多由于?？睂W(xué)者不明“例”的性質(zhì)，誤認(rèn)一個個體的事例為有普遍必然性的律例，所以他們不肯去搜求版本的真依據(jù)，而僅僅會濫用“誤例”的假依據(jù)。

援庵先生的《釋例》所以超越前人，約有四端：第一，他的校改是依據(jù)最古刻本的，誤是真誤，故他的“誤例’堤已證實了的誤例。第二，他是用最古本校書，而不是用“誤例”校書；他的“誤例”是用來“疏釋”已校改的謬誤的。第三，他明明白白的說他的校法只有四個，此外別無用何種“誤例”來校書的懶法子。第四，他明說這些“誤例”不過是用來指示“一代語言特例，并古籍竄亂通弊”。他所舉的古書竄亂通弊不過那最普通的七條件二至十八），而全書的絕大部分，自第十九例以下，全是元代語言特例，最可以提醒我們，使我們深刻的了解一代有一代的語言習(xí)慣，不可憑藉私見淺識來妄解或妄改古書。他這部書的教訓(xùn)，依我看來，只是要我們明白?？睂W(xué)的最可靠的依據(jù)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決的疑難，只有最淵博的史識可以幫助解決。書中論“他校法”一條所舉“納失失”及“竹忽” 兩例是最可以供我們玩味的。

我們慶賀援庵先生校補《元典章》的大工作的完成，因為我們承認(rèn)他這件工作是“土法”校書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國?？睂W(xué)的最大成功。

二十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