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晉、楚的繼續(xù)爭奪
楚莊王卒，其子楚共王(熊審，前591-560年)自稱“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左傳·襄公十三年》)，缺乏治國經(jīng)驗，亦無爭戰(zhàn)閱歷，全靠令尹子重等一班舊臣支撐，楚國霸業(yè)開始衰退。晉國雖一度復強，但內(nèi)憂重重，已非昔日可比。秦雖已漸崛起，齊亦不失為東方一大國，但秦、齊仍隨楚、晉角逐，自己無力支配中原局勢。故楚莊王卒后，中國出現(xiàn)晉、楚并霸局面。同時，由于中原長期爭戰(zhàn)不已，各中小國家普遍厭戰(zhàn)，楚、晉實力亦已下降，故在爭奪的同時，又出現(xiàn)弭兵運動。這就是在楚莊王之后較長一段時期內(nèi)中原的基本形勢。
蜀之盟，楚國霸業(yè)達到鼎盛；但盟后不久，晉與楚又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蜀之盟后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春，晉國為了教訓鄭國附楚，會合宋、魯、衛(wèi)、曹等國軍隊伐鄭。鄭公子偃領軍抵御，擊敗了晉等國聯(lián)軍。鄭自恃兵強，又以許恃楚而不事鄭，在擊敗晉后不久，又舉兵伐許，搶占了許國的田地。再過一年，即公元前587年(楚共王四年)，鄭又派兵去許國疆理田地，為許所敗。鄭接著討伐許，取[钅且]任、冷敦之田(今河南許昌境)。晉國見有機可乘，以救許為名，興兵攻鄭，楚國毫不示弱，亦立即派子反(公子側(cè))率軍救鄭。于是鄭、許兩國國君在子反前爭是非曲直，子反不能決，說：“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cè)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保ā蹲髠鳌こ晒哪辍?。)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五年)，許靈公果去楚國告鄭，鄭悼公亦至楚爭訟。鄭理曲不勝，楚囚禁鄭臣皇戌與子國(公子發(fā))。鄭悼公不服，回國后就遣公子偃赴晉請盟，背楚親晉。同年秋，晉派趙同與鄭悼公盟于垂棘(晉地，今山西潞城北)。冬，晉以鄭服，又會齊、魯、宋、衛(wèi)、曹、邾、杞之君與鄭悼公盟于蟲牢(鄭地，今河南封丘北)(《左傳·成公五年》。)。稍后，晉又欲會諸侯，宋共公托故推辭。鄭背楚附晉及諸侯與鄭盟，是楚國爭霸之失策，使自己處于被動。
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楚國不甘心輕易失去鄭國，令尹子重舉兵伐鄭。晉中軍帥欒書(欒武子)即率六軍救鄭，與楚軍遇于繞角(今河南魯山東)，楚見敵眾，主動撤退(《左傳·成公六年》載，晉、楚兩國軍隊在繞角相遇，“楚師還”，可謂主動撤退?！蹲髠鳌は骞辍穭t記晉用析公之謀，夜臨楚軍而楚軍“宵潰”。）晉軍遂攻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兩縣之軍救蔡，御諸桑隧(今河南確山東)。晉軍是戰(zhàn)是退，將帥意見不一。趙同、趙括欲戰(zhàn)，荀首、士燮、韓厥諫不可。他們說：“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己，又怒楚師，戰(zhàn)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左傳·成公六年》。)欒書持慎重態(tài)度，就撤軍了。可見楚國霸威猶存，晉仍不愿貿(mào)然與之正面較量。次年，楚子重又伐鄭，駐軍于 (今河南襄城)。晉亦又會齊、宋、衛(wèi)、魯、曹、莒、邾、杞之君救之。鄭共仲、侯羽趁勢眾圍攻楚軍，俘獲了楚鄖公鐘儀，把他獻給了晉國。晉與各國盟于馬陵(今河北大名東南)而還。再過一年，即公元前583年，晉欒書又領軍伐蔡，接著犯楚，俘獲楚大夫申驪；攻沈，俘沈國國君揖初。這樣，原從楚之中原諸國，又盡入晉國懷抱，楚國霸勢隨著衰退。
在此同時，晉重新經(jīng)營東方，拉攏齊國。公元前583年(楚共王八年)，晉景公遣韓穿赴魯，命歸汶陽之田給齊。對這種反常行為，季文子當即就向韓穿指出，汶陽之田，原為魯?shù)兀瑫x初使齊歸魯，現(xiàn)又命歸齊，“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左傳·成公八年》。)晉景公這種出爾反爾、犧牲魯國利益去取悅于齊國的行為，果然引起中原各國的不滿，“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左傳·成公九年》。）晉景公懼，第二年春，又會齊、宋、魯、衛(wèi)、鄭、曹、莒之君于薄(衛(wèi)地，今河南長垣東)，以重溫馬陵之好。季文子認為此舉無益，對范文子說：“德則不競，尋盟何為?”(同上。)楚國抓住“諸侯貳于晉”這一時機，采取拉攏與打擊相結(jié)合的方針，立刻與晉爭奪與國。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楚以重賂求鄭，鄭成公與楚公子成會于鄧(楚地)(此從《左傳·成公九年》?！妒酚洝む嵤兰摇份d：“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于盟?！?。同年秋，鄭成公害怕晉攻伐，又親往朝晉。晉以其貳于楚，執(zhí)之；又命欒書領兵伐鄭。楚令尹子重也立即舉兵伐陳以救鄭。冬，子重又自陳伐莒，莒無備，渠丘(今山東莒縣東南)、莒(莒都，今莒縣)、鄆(今山東沂水東北)皆潰。楚軍進展順利。次年，即公元前581年，鄭人立新君(鄭成公子)，向晉表示不會因鄭成公被拘留而屈服。晉欒書說：“鄭人立君，我執(zhí)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左傳·成公十年》。)遂會齊、宋、衛(wèi)、曹伐鄭，鄭賂晉請和，晉釋鄭成公回國。
晉對鄭成公的親楚行為無可奈何。
由此可見，楚共王“少主社稷”，依靠子重等一班舊臣輔佐，雖霸勢轉(zhuǎn)衰，但仍遵循先君北上爭霸路線，繼續(xù)與晉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保住了大國霸國的地位。
二、第一次弭兵之會(宋西門之盟)
從公元前591年楚莊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間，晉、楚一方面進行激烈的爭奪，另一方面由于雙方實力下降，已開始進行和平試探。
從晉國來說，與楚爭奪，雖有時稍占優(yōu)勢，但自從公元前583年(晉景公十七年)，晉命魯歸汶陽之田與齊，已引起中小國家的不滿。它雖然討好了齊國，卻侮辱了魯國，也使其他國家“貳于晉”。次年，鄭成公主動來朝時，晉又橫蠻地拘留他，得罪了鄭國。公元前581年，魯成公朝晉，晉疑其親楚，不讓他回國。次年，魯成公被迫接受盟約后，才準其回國。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
正當晉濫施霸威、諸侯多對之有二心時，秦與白狄也乘機伐晉。公元前580年，晉景公卒，子晉厲公立，為穩(wěn)定局勢，爭取與秦和好，于是晉、秦約定會于令狐(晉邑，今山西臨猗西)。據(jù)《左傳·成公十一年》載，晉厲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于王城(秦邑，今陜西大荔東)。兩國夾河而盟。秦大夫盟晉君于河東，晉大夫盟秦君于河西。秦桓公回來后就背盟，與白狄謀劃伐晉。所以，晉已力不從心，鄭、魯受辱，其他各國貌合神離，存有二心，秦始終抱敵對態(tài)度，白狄又時來犯，與楚爭霸已感不支，開始轉(zhuǎn)向與楚弭兵。
從楚國來說，楚莊王卒，楚共王年幼執(zhí)政，霸勢轉(zhuǎn)衰，原中原與國，紛紛倒向晉一邊。子重等一班舊臣雖竭力維持，但與晉爭奪往往處于被動。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強敵面前，不顧國家利益，伸手要賞田，目的未遂，又貪婪侵占，終演成內(nèi)亂。據(jù)《左傳·成公七年》載，楚圍宋之役后，令尹子重請取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屈巫，申縣之尹)認為“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楚莊王接受了這一意見，沒有把申、呂賞給子重。子重對申公巫臣懷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這樣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于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齊國之機，攜帶夏姬去齊，適逢齊在鞍之戰(zhàn)中被晉打敗，申公巫臣就奔至晉，晉任以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后，子重(令尹)、子反(司馬)利用特權(quán)滅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財。申公巫臣怨恨，請出使到吳國，晉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吳國后，吳國國君壽夢非常高興。申公巫臣教吳人乘車和戰(zhàn)陣之法，使其叛楚。吳國從此開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東南)、伐徐(今江蘇泗洪南)、入州來(今安徽風臺)?！白又?、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通中原諸國)”。吳國日益強大起來，對楚國構(gòu)成嚴重威脅。
晉、楚爭霸，直接受到禍害的是處于中間地帶的宋、鄭等中小國家。這些國家的統(tǒng)治者與廣大臣民一樣，也渴望和平，停止戰(zhàn)爭。第一次弭兵之會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xiàn)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晉景公十八年)秋，晉、楚在激烈爭奪的同時，已試探媾和。據(jù)《左傳·成公九年》載，晉景公視察軍府，面見楚俘鐘儀(公元前584年被鄭俘，鄭獻給晉)，與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談。范文子建議釋放歸楚，“使合晉、楚之成”。晉景公同意，“重為之禮，使歸求成”。這年冬，楚共王也及時遣公子辰赴晉，“報鐘儀之使，請修好、結(jié)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晉景公又派大夫糴[艸/伐]聘楚，以“報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傳·成公十年》。）夏，晉伐鄭而釋鄭成公回國，這也是在晉、楚媾和氣氛中出現(xiàn)的舉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晉厲公元年)，宋卿華元得知晉、楚兩國使者互訪，謀求媾和，就主動出來斡旋，促成晉、楚結(jié)盟。華元本人與晉正卿欒書、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后奔赴楚、晉，“合晉、楚之成”(《左傳·成公十一年》。）其時，晉還謀求與秦結(jié)好，夾河而盟。經(jīng)過華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晉厲公二年)五月，晉大夫士燮與楚公子罷、許偃達成協(xié)議，盟于宋西門之外，史稱“宋西門之盟”(“華元弭兵”)。盟約說：“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甾(災)危，救備兇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xié)，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墜)其師，無克[月乍]國。”(《左傳·成公十二年》。)盟成，衛(wèi)、魯、鄭等國國君赴晉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wèi)侯于瑣澤?！爆崫?，晉地。）同年秋，晉遣[谷阝]至聘楚，“且[涖]盟”；冬，楚亦遣公子罷聘晉，“且[涖]盟”，相互承認盟約。十二月，晉厲公和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宋西門之盟一時得到了貫徹執(zhí)行。
三、鄢陵之戰(zhàn)
宋西門之盟，只是晉、楚雙方暫時緩解激烈爭奪之舉，并未帶來真正的停兵與和平。晉國由于它后方面臨狄人與秦的襲擊，急需與楚作一妥協(xié)，然后轉(zhuǎn)向打擊狄、秦。秦自[肴殳]之役后，一直與晉不和。盡管晉主動求和修好，但往往一廂情愿，為秦所不顧。所以秦、晉矛盾始終很尖銳。就在晉、楚宋西門會盟之際，秦就鼓動白狄攻晉。盟后，晉騰出手來攻狄，敗之于交剛(今山]西[阝顯]縣境)。晉為集中力量打擊秦國，于盟后次年，即公元前578年(晉厲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春，晉征師于諸侯，并會齊、宋、衛(wèi)、魯、鄭、曹、邾、滕之君于京師(《春秋·成公十三年)。夏，晉遣呂相(魏相)赴秦，歷數(shù)秦惡以絕秦，把責任推在秦國身上，以鼓動諸侯支持晉國，參與伐泰 。呂相的絕秦書，開后來檄文之先河(《左傳·成公十三年》。）接著，晉厲公率晉國四軍(中、上、下、新)與上述各國軍隊聯(lián)合伐秦，敗秦軍于麻隧(秦地，今陜西涇陽北)，然后渡涇河，進抵侯麗(今陜西禮泉東)而還。時秦都雍(今陜西鳳翔南)，各國聯(lián)軍已深入到秦國腹地。曹宣公、成肅公(周大夫)皆卒于軍中，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同上)?？梢娺@次戰(zhàn)爭規(guī)模是很大的，秦所受到的損失也是很重的，以至一時不敢與晉抗衡。
晉打擊秦的目的得逞，勢力更盛，中原諸國實為晉之屬國。楚恪守盟約，未及時援秦，已使自己被動。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鄭恃晉勢，公子喜(子罕)率軍攻打楚之親國許，為許所敗。鄭成公不甘失敗，馬上親領軍攻許，攻入外城，許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鄭請和。
鄭如此欺凌許國，當然為楚難以容忍。所以楚國已考慮北上，打擊鄭國，與晉對抗。
據(jù)《左傳·成公十五年)載，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將出軍北伐，子囊(公子貞)說：“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說：“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共王支持子反的意見，遂率軍伐鄭，至暴隧(今河南原陽西)。接著又伐衛(wèi)，至首止(今河南睢縣東)。鄭子罕反襲楚，取新石(楚邑，今河南葉縣境)。晉中軍帥欒書對楚意欲報復，韓獻子反對。這年冬，晉士燮、齊高元咎、宋華元、衛(wèi)孫林文、鄭公子[魚酋]、邾人會吳于鐘離(今安徽鳳陽東稍北)。吳始參加中原諸國盟會。顯然，晉與各國與吳相會，目的就是把予頭指向楚國，特別是鼓動吳抗楚。許在此形勢下，害怕鄭國再次討伐，就請求遷到楚國。楚共王同意，遂遣公子申“遷許于葉”(今河南葉縣南)。許從此成為楚國附庸，其舊地為鄭所有。
楚與晉抗爭，焦點仍在爭鄭、宋。故楚對鄭除攻伐外，又采取求和的方針。伐鄭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陽北)遣公子成赴鄭，以汝陰之田(今河南郟縣、葉縣間)求和。鄭獲利，即叛晉，鄭子駟與楚共王在武城結(jié)盟。楚對鄭一打一拉，取得成功。同年夏，鄭子罕領兵攻宋，先宋軍敗鄭于[汋]陂(今河南商丘、寧陵間)；繼而宋軍驕而不警，又為鄭敗于[汋]陵(今寧陵南)。鄭背晉，又敗宋，顯然是楚北進的重大勝利，晉也當然不會置之不理。所以當鄭伐宋不久，晉國君臣就準備興師伐鄭。《左傳·成公十六年》載：“晉侯將伐鄭。范文子(士燮)曰：‘吾逞吾愿，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伺d師?！睍x一方面出動四軍(上、中、下、新)，一方面派人前往衛(wèi)、齊、魯乞師，參加作戰(zhàn)。
鄭國君臣聞訊，即向楚告急。楚共王決定出兵救鄭。以司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統(tǒng)領三軍，并會同蠻軍，疾速進軍，以救鄭。
五月，晉軍渡河，聞楚軍將至，范文子欲返，欒武子主戰(zhàn)。六月，晉、楚兩國軍隊遇于鄢陵。晉臣大都主戰(zhàn)，唯范文子仍不欲戰(zhàn)，主要是晉國內(nèi)部矛盾已日益尖銳，故寧可“釋楚”而緩解“內(nèi)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晉國大臣大多數(shù)主戰(zhàn)，唯士燮始終主退。
士燮見厲公驕侈，群臣不和，如戰(zhàn)而勝楚，內(nèi)憂益滋，故欲釋楚以緩和國內(nèi)矛盾，非懼戰(zhàn)敗也。”)。但兩軍已相遇，一解即發(fā)，范文子已無法控制局勢。
甲午日晨，楚軍逼近晉軍營壘布陣，晉軍吏驚恐。欒書說：“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盵谷阝]至說：“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指子反、子重)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各顧其后，莫有斗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厲公采納[谷阝]至意見，統(tǒng)軍迎戰(zhàn)。兩軍對陣，楚共王登上巢車(樓車)，?望晉軍，并讓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晉伯宗之子。伯宗在晉被害后，伯州犁逃來楚國，時任大宰。)進行“戰(zhàn)禱”。晉厲公則讓苗賁皇(苗賁皇，楚斗椒之子。斗椒在若敖氏叛亂中被楚莊王所殺，苗賁皇畏罪逃到晉國，晉賜以苗色。)立其側(cè)。苗賁皇對晉厲公說：“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厲公采納這一建議，先攻楚之左、右軍，后攻中軍。晉將呂[钅奇]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來養(yǎng)由基，給他兩支箭，令其射呂[钅奇]。養(yǎng)由基一箭射中了呂钅奇]的頸項，呂[钅奇]伏于弓套而死。攜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復命。楚共王不顧中箭疼痛，仍堅持指揮作戰(zhàn)。戰(zhàn)斗從晨至暮，楚軍略受挫，但雙方勝負未定。楚共王決定明天再戰(zhàn)。子反派軍吏視察傷員，補充步兵與車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戰(zhàn)車馬匹，命令明日雞鳴時吃飯，整裝待命，投入戰(zhàn)斗。晉苗賁皇也通告全軍作好準備，明日再戰(zhàn)，并故意放松對楚俘的看守，讓他們逃回楚營，報告晉軍備戰(zhàn)情況。楚共王聽到晉軍已有準備后，立即召見子反討論對策。子反當晚醉酒，不能應召入見。楚共王無奈，引軍夜遁。楚軍退至瑕(隨地)時，子反為子重所逼，畏罪自殺(同上。）鄢陵之戰(zhàn)雖然是晉、楚爭霸的繼續(xù)，但它畢竟是弭兵運動過程中的插曲，和過去激烈的爭霸戰(zhàn)爭迥然相異。戰(zhàn)之前，晉遣使至齊、魯、衛(wèi)諸國“乞師”，但戰(zhàn)之日，齊軍始至，魯、衛(wèi)之軍則剛從國內(nèi)動身。臨戰(zhàn)時，晉軍內(nèi)部是戰(zhàn)是和，意見不一。楚軍少挫，與晉勝負未分，楚共王就悄然退兵；而作為中軍主帥的司馬子反，竟臨陣醉酒，在戰(zhàn)爭史上實屬罕見。至于戰(zhàn)斗中，晉將[谷阝]至見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趨風”，脫下頭盔，快步趨前，向楚共王表示恭敬。[谷阝]至與另一晉將韓厥明明可以追獲鄭成公，卻故意放掉，更富有戲劇性。這些跡象表明，晉、楚一方面在打，另一方面則仍以和為重，雙方都留有余地(《左傳·成公十六年》。)。
由于晉、楚在鄢陵之戰(zhàn)中持鄭重態(tài)度，故晉爭鄭服鄭問題并未解決。戰(zhàn)不久，晉即在沙隨(宋地)重會諸侯謀伐鄭，接著，晉、齊、宋、魯、邾等國軍隊伐鄭，繼而伐陳、蔡。鄭子罕出兵夜襲，宋、齊、衛(wèi)三國軍隊被擊敗。次年，即公元前574年，鄭子駟主動出擊，攻晉之虛、滑 (今河南偃師)，衛(wèi)出兵援晉。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領兵戍鄭，助鄭抗晉。不久，晉厲公果然會周、齊、宋、魯、衛(wèi)、曹、邾等各國軍隊攻鄭，楚子重率軍援救，晉等各國軍隊害怕，主動撤退。冬，晉又會上述各國軍隊伐鄭、圍鄭，楚公子申率軍救鄭，各國軍隊又畏楚強而退(左傳·成公十七年)。鄢陵之戰(zhàn)為爭鄭而起，但晉并未征服鄭，戰(zhàn)后又多次伐鄭，楚亦多次出兵救鄭，可見鄢陵之戰(zhàn)只是晉、楚的一次正面沖突，并未展開決戰(zhàn)，戰(zhàn)后雙方實力未減，仍保持著兩強并霸的態(tài)勢。
四、晉悼公復強與楚爭霸失利
晉自公元前589年鞍之戰(zhàn)后，[谷阝]氏勢力大長，在鄢陵之戰(zhàn)的前一年，即公元前576年，三[谷阝]([谷阝][钅奇]、[谷阝] 、[谷阝]至)對“好直言”(向執(zhí)政進直言)的大夫伯宗“譖而殺之”(《左傳·成公十五年》)，其子伯州犁被迫奔楚。鄢陵之戰(zhàn)即將揭開，中軍副帥范文子已察見晉厲公驕奢，群臣不和，一直主退，以防內(nèi)憂日滋。鄢陵戰(zhàn)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4年，晉厲公見[谷阝]氏、欒氏、中行氏權(quán)重，想全部除掉，遂使其外嬖之臣(寵臣)胥童、夷陽五(夷羊五)、長魚矯殺三[谷阝]。劫持欒書、中行偃于朝，晉厲公不殺，仍復其職位。欒書、中行偃見[谷阝]氏被殺，害怕遭受同樣命運，乘晉厲公游于匠麗氏(居翼的寵臣)時予以拘留，接著又殺了胥童(《左傳·成公十七年》。）第二年，欒書、中行偃殺晉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不以君禮葬(《左傳·成公十八年)。杜注：諸侯葬車七乘。晉厲公僅葬一乘，故“不以君禮葬”。）欒書、中行偃殺晉厲公后，使人迎晉襄公十四歲的玄孫周子(子周)于京師(洛邑)，立為國君，是為晉悼公。
晉悼公是一位年青有為的君主，據(jù)《左傳·成公十八年》載，他即位后，“始命百官，施舍、己責(賜予并免除百姓對國家的拖欠)，逮鰥寡，振廢滯(起用被廢黜淹滯的舊貴族)，匡乏困(救濟貧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僉欠]，宥罪戾，節(jié)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社會矛盾一時緩和，政治亦迅速趨于穩(wěn)定，“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晉悼公與楚爭霸，首先進行爭宋。原來宋在鄢陵之戰(zhàn)前一年，宋共公卒，司馬蕩澤(唐山)為削弱公室，殺公子肥(此從《左傳·成公十五年》。《史記·宋世家》作“殺太子肥”。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以為此肥，似為宋共公太子，“應嗣位而尚未即位”。)。右?guī)熑A元使司徒華喜、司城公孫師帥國人平亂，殺蕩澤。左師魚石、大司寇向為人、少司寇鱗朱、大宰向帶、少宰魚府等宋五大夫與蕩澤同為桓族(宋桓公之后)，懼而奔楚(《左傳·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夏，鄭乘晉厲公被殺、晉悼公初立之機攻宋，至曹門(宋西北城門)，又會楚軍取朝郟(今河南夏邑)。楚、鄭聯(lián)軍進而攻占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使奔楚的宋魚石等五大夫居此，并以三百乘兵力幫助戍守。秋，宋派老佐、華喜率軍圍城，力圖奪回。冬，楚子重再度伐宋，以救彭城。宋華元赴晉告急求援。中軍將韓厥說：“救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指抑止楚國)，自宋始焉。”(《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悼公于是統(tǒng)軍救宋，楚軍撤退。
公元前572年(楚共王十九年)，晉以欒[厭/黑〗]領軍，與宋、魯、衛(wèi)、曹、莒、邾、滕、薛等國組成聯(lián)軍，為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投降，晉國把他們安置在瓠丘(壺丘，今山西垣曲東南)。
齊國未參加聯(lián)軍，晉即進行討伐，齊被迫以太子先為質(zhì)于晉。這年夏，晉韓厥、中行偃又率齊、魯、衛(wèi)、曹、邾、杞等國軍隊伐鄭，破鄭外城，在[氵育水邊打敗鄭國步兵。接著，晉等國軍隊又乘勝南下，進攻楚國的焦、夷(均在今安徽亳縣境)和楚的盟國陳。晉悼公和衛(wèi)獻公還駐于戚(衛(wèi)邑，今河南濮陽北)，以為聲援。秋，楚子革救鄭，并攻打宋之呂、留二邑。鄭大夫子然亦攻宋，取宋地犬丘(今河南永城西北)。次年，楚共王為爭彭城，命鄭攻宋，但鄭一國作戰(zhàn)，無結(jié)果。至此，楚聯(lián)鄭兩次攻宋，均未奪回彭城。晉悼公初立，即大會各國援宋奪取彭城，又迫使齊服，可見晉國內(nèi)穩(wěn)定，國勢復振，楚國則轉(zhuǎn)向被動不利。晉爭宋問題解決后，立即把矛頭對準鄭國。
鄭一直親楚，但楚失彭城，宋五大夫投楚又被迫降晉，故鄭國內(nèi)部對楚、晉政策發(fā)生動搖。
《左傳·襄公二年》載：“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據(jù)杜注，其意謂鄭服于楚，楚對鄭需求過甚，鄭不堪負擔，故子駟欲改臣服晉。其實，從楚或從晉，都得承擔需求，子駟的本意就是擔心從楚怕得罪晉國，不如改從晉以避免被動。鄭成公不同意，以為楚共王為救鄭而傷目(指鄢陵之戰(zhàn))，“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棄其功背其盟誓)”(《左傳·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七月，鄭成公卒，其子鄭僖公立。晉乘機攻鄭，鄭諸大夫欲從晉，執(zhí)政大臣子駟奉鄭成公言，未同意。這年，晉兩次會宋、魯、衛(wèi)、曹、邾、齊、滕、薛、小邾(后四國是第二次與會)等國大夫于戚，決定在虎牢(鄭地)筑城以逼鄭，鄭于是害怕而背楚事晉(《左傳·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夏，晉以鄭服，想進一步與吳修好，孤立楚國，晉悼公于是會周單公(單頃公)及諸侯于雞澤(今河北邯鄲市東北)。晉悼公還派荀會迎吳王壽夢于淮上，然“吳子不至”(《左傳·襄公三年》。）吳雖未蒞會，楚之屬國陳則不堪楚令尹子辛(原令尹子重于這年春伐吳失敗而心疾發(fā)死)求索過度為由，主動請服(同上。）楚失宋、鄭、陳后，公元前568年(楚共王二十三年)夏，吳王壽夢派大夫壽越赴晉，解釋不會雞澤之故，并請修好。秋，晉等盟國就與吳王壽夢會于戚，晉以盟主身份，命各國戍陳以備楚(《左傳·襄公五年》。）楚共王為了改變對自己的不利形勢，重又與晉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陳自公元前570年雞澤之會背楚從晉后，楚國一直對它用兵不止。公元前568年，當楚出兵質(zhì)問陳之叛楚原因，陳人回答說：“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同上。)楚共王立即殺了子辛。楚為失陳而殺令尹，這件事非同小可，故《春秋·襄公五年》鄭重記載：“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子辛)?！标惒焕頃詤⑴c晉等國與吳戚之盟，故有晉命諸侯戍陳之舉。子辛被殺后，子囊為令尹。晉卿范宣子已意識到楚國絕不會輕易失陳，權(quán)衡得失，提出自己的見解：“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事，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左傳·襄公五年》。）主張放棄陳國，以免鞭長莫及，成為包袱。當年冬，楚子囊即不顧諸侯戍陳，率軍攻陳。公元前566年(楚共王二十五年)，子囊又領兵攻陳圍陳，晉悼公雖又會宋、魯、陳、衛(wèi)、曹、莒、邾等各國國君于[為阝](鄭邑，今河南魯山境)，謀救之，然陳人害怕，陳執(zhí)政大夫慶虎、慶寅為使陳哀公從盟會中逃脫，就讓陳公子黃(陳哀公弟)被楚所執(zhí)，陳哀公擔心國內(nèi)另立新君，果然自會逃歸，背晉附楚(《左傳·襄公七年》。）鄭背楚附晉后，楚與晉爭鄭也一直很激烈。公元前566年[為阝之會時，鄭僖公赴會，至 (鄭地)，為不愿背楚之子駟所殺(同上。)。其子鄭簡公立，僅五歲。公元前565年(楚共王二十六年)，鄭子國、子耳攻蔡，楚子囊即為蔡伐鄭。鄭六卿不知適從，或主“從楚”，或主“待晉”(等待晉國救援)”(《左傳·襄公八年》。）子駟說：“民急矣(楚軍壓境)，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懿粸楹Γ癫涣T病，不亦可乎?”(同上。)于是決定與楚和；但又怕得罪了晉國，又遣使告晉，說：“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同上。)公元前564年(楚共王二十七年，晉悼公十年)，晉出動四軍會齊、宋、魯、衛(wèi)等國軍隊攻鄭，鄭懼而請和，與各國盟于戲(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但晉以鄭盟詞說“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故“不得志于鄭”(同上)，復又會合各國軍隊攻鄭，因軍隊遠師疲勞，有歸志，只得中途而回。不久，楚共王領兵來攻鄭，鄭子駟不顧對晉“口血未干而背之”(《左傳·襄公八年》)，又與楚和，盟于中分(鄭都城中里名)。鄭在晉、楚激烈爭奪下，只得采取“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的政策。
子駟這種兩面應付政策，固然是晉、楚所逼不得已之舉，但既兩面應付，也必然招致雙方不斷的打擊與勒索，使鄭國疲于奔命，蒙受巨大的災難。公元前563年，晉悼公會各國伐鄭，駐軍于牛首(鄭邑，今河南通許北)。鄭子駟原與尉止有隙；子駟又作田洫，使司氏等四族喪失了田畝，于是尉止與司氏等五族作亂，殺子駟，子西、子產(chǎn)、子?等率眾平亂，子孔繼掌國政。這時，晉等國來攻，又筑虎牢城(當在原來基礎上擴大或加固)而戍之，鄭被迫與晉和。在此同時，楚令尹子囊率軍來救鄭，與晉等國軍隊“夾穎而軍”(《左傳·襄公十年》。）鄭見晉等國不會戀戰(zhàn)，又與楚盟。晉等無奈，率軍撤退，楚軍亦還。公元前562年(楚共王二十九年，晉悼公十二年)，鄭國諸大夫?qū)Υ司置嬉褬O其憂慮，想尋求一條出路。他們認為：“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后可固與也?！?《左傳·襄公十一年》。)楚、晉相爭，鄭諸大夫已感到“楚弱于晉”，與其兩面應付，不如與晉固結(jié)，總可以減輕一些負擔。這種政策，顯然是原來子駟兩面應付政策的重大轉(zhuǎn)變。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選擇以“惡宋”為突破口，故意向宋挑釁，以引發(fā)晉、楚相爭，“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同上。）這年夏，鄭果然向宋挑釁，晉悼公即會各國伐鄭、圍鄭，鄭請盟，秋盟于亳北(今河南鄭州北)。楚聞訊，向秦國求助，楚共王于是領楚、秦聯(lián)軍伐鄭，鄭簡公迎接，與楚、秦聯(lián)軍一起伐宋，以激怒晉國。晉果然惱怒，遂“悉師(晉與各國軍隊全部出動)以復伐鄭”(《左傳·襄公十一年》)，聲勢浩大。鄭又派人赴楚，告之“將服于晉”(同上。）楚共王無奈，怒而執(zhí)鄭國使者，卻不敢出兵與晉等國軍隊對抗。鄭賂晉以兵車百乘，悝、觸、蠲三樂師，歌鐘二肆，女樂二佾。晉悼公以樂之半賞賜給魏絳，表彰他對幫助自己和戎與爭霸之功(同上。）次年，楚雖聯(lián)秦伐宋，“以報晉之取鄭”(《左傳·襄公十二年》)，但已無濟于事。晉悼公與楚共王爭霸，明顯地占了上風，鄭大夫作出“楚弱于晉”的分析已為歷史所證實。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楚共王疾，他自以無德，少主社稷，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請謚為“靈”或“厲”(皆惡謚)。卒后，子囊說：“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左傳·襄公十三年》。）楚共王臨死前自感慚愧，要臣下給予惡謚，這種自責精神，說明他未忘記先祖霸業(yè)。子囊寥寥數(shù)語，既充分肯定了楚共王的霸績，也指出他失而知過，看來是十分中肯的。
過兩年，晉悼公卒。晉、楚爭霸從此轉(zhuǎn)入尾聲。
五、第二次弭兵之會(宋蒙門之盟)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晉悼公卒，子晉平公立，晉、楚關系史，乃至我國古代春秋史，已進入了新的階段。
晉平公新立，為確立霸主地位，即于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會宋、魯、衛(wèi)、鄭等國國君于溴梁(今河南濟源西)。齊靈公不至，僅派大夫高厚赴會。晉以邾、莒侵魯，又通齊、楚，執(zhí)兩國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傳·襄公十六年》。）許原已被楚遷于葉，這時見晉勢強盛，許靈公棄楚從晉，遂請遷于晉，許國大夫則反對，晉于是伐許，并進而攻打楚國，以報宋楊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為報晉取鄭，聯(lián)秦攻宋，進駐楊梁(今河南商丘東南)。楚公子格率軍與晉軍戰(zhàn)于湛阪(今河南平頂山市西北)，楚軍失敗。晉軍接著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許未遷，復又伐許而還(《左傳·襄公十六年》。）這是楚康王、晉平公時雙方發(fā)生的一次較大的戰(zhàn)爭，但這次戰(zhàn)爭也只是局部性的，晉以自己一國之軍獨進，楚亦未出動主力，且許請遷晉并未實現(xiàn)，所以對雙方影響不大。
此后，晉、楚間又出現(xiàn)弭兵運動。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隨著晉、楚雙方與各國形勢的發(fā)展，又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情況。
晉國早在晉景、厲公時期，內(nèi)部矛盾就很尖銳，晉厲公本人就是在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傾軋中喪命的。晉悼公立，政局一時穩(wěn)定，但他是依靠網(wǎng)絡貴族與對外爭奪，才得以維持其統(tǒng)治的。
晉悼公復強，時僅十六年。卒后，國內(nèi)矛盾迅速暴露出來。公元前554年(晉平公四年)，晉中軍帥荀偃卒，晉平公以范宣子為中軍帥，主國政。過二年，欒卒，其妻欒祁(范宣子女)與家臣私通，懼子欒盈，向其父范宣子誣陷欒盈將作亂。欒盈好施舍，頗得人心，范宣子聽信了欒祁的話，就逐欒盈，殺其黨十人(皆晉大夫)(《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先奔楚，后奔齊。公元前550年(晉平公八年)，欒盈在齊莊公幫助下，潛入曲沃(欒邑)，因得魏紓掩護，晝?nèi)霑x都絳(今山西侯馬市)。范鞅挾持魏紓?cè)雽m，欒氏孤立無援。范宣子焚“丹書”(《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杜注：“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睏畈洞呵镒髠髯ⅰ罚骸暗?，以紅色書于簡牘?！?，使奴隸裴豹殺欒氏家臣督戎。欒盈失敗，固守曲沃。晉國這次內(nèi)亂，充分暴露了晉六卿(趙氏、魏氏、韓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專權(quán)，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晉平公聽命于眾卿，君權(quán)日弱。欒氏雖被鎮(zhèn)壓下去了(《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盈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然晉卿大夫之家權(quán)力日重，公室日卑，國力下降。
晉國的外部形勢也日益陷于被動。據(jù)《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范宣子為政，征諸侯之幣重，鄭子產(chǎn)致書范宣子說：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即子產(chǎn))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指晉)，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昧昧)也!將焉用賄?(《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只得減輕諸侯之幣。范宣子死后，趙文子(趙武)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明晉對從國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鄭子產(chǎn)致書抨擊。晉為了改善與各國關系，也一再減輕各國進貢數(shù)量，申之以禮，借以緩和與盟國的緊張關系。
晉雖一直希望與秦修好，而秦則始終親楚而敵晉。在楚、晉相爭中，楚幾次得到秦軍援助，使晉受到極大的壓力。公元前559年，晉會同中原各國軍隊大舉攻秦，至涇(涇水，或涇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后雖渡過涇水，但晉下軍帥欒[厭/*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東歸。中軍帥荀偃無奈，只好命令全軍撤退。此役勞而無功，晉人稱之為“遷延之役”(《左傳·襄公十四年》。）秦親楚與晉為敵，對晉構(gòu)成了嚴重的威脅。
晉對齊雖采取謹慎與拉攏政策，但齊國一直把矛頭對準晉之與國魯，從而引發(fā)與晉的直接對抗。從公元前558年(晉悼公十六年)起，齊連年攻魯之北鄙，并使邾攻魯之南鄙，還公然不與晉之會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會)。公元前555年(晉平公三年)，晉聯(lián)合魯、宋等盟國大規(guī)模地攻打齊國，圍齊都臨淄，東侵及濰水，南略及沂水(《左傳·襄公十八年》。)。齊被迫與晉講和。公元前550年(晉平公八年，齊莊公四年)，齊先助晉欒盈返晉，繼而出兵伐晉，深入晉國腹地，及聞欒氏敗，才收兵而歸。次年，晉會各國將伐齊，齊乞師于楚，楚康王即“伐鄭以救齊”(《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晉平公十年)，齊莊公被崔杼殺，齊景公新立，晉等又乘機伐齊，齊又被迫賂晉請和。晉、齊雖和，但齊的威脅依然存在。
晉平公即位后，面臨國內(nèi)矛盾重重、國外楚、秦、齊威脅，屬國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變政策，對屬國以禮相待，減輕求索，并進而考慮與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戰(zhàn)失敗后，已漸走下坡路，與晉爭奪與國時，往往處于劣勢。在此同時，楚國國內(nèi)的社會矛盾和斗爭也日益尖銳復雜。楚在鄢陵之戰(zhàn)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惡”(指令尹子重與司馬子反)(《左傳·成公十六年》)，內(nèi)部傾軋，指揮不力。其后，右司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左傳·襄公二年》)，對外受賄賂，在內(nèi)又爭權(quán)，結(jié)果被殺。令尹子重卒后，繼任令尹的子辛，又對小國求索無厭，任令尹不過二年又被殺。此兩人被殺，《春秋》均予以醒目記載，反映了楚國統(tǒng)治集團的驕奢淫逸，已達到了何其嚴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為了整肅政紀，曾對統(tǒng)治集團成員作了調(diào)整，“以靖國人”(《左傳·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員中，五人為公子，余四人為世族，實際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間進行調(diào)節(jié)平衡，實現(xiàn)權(quán)力再分配。其間，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績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馮為令尹，?子馮先征求申叔豫意見，申叔豫說：“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多寵”，指的是公族大姓勢力強大，左右國家政局；“王弱”，說明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權(quán)也開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來，楚國政治還出現(xiàn)了一個突出的嚴重問題，即公族與世族及世族之間爭權(quán)奪利、相互傾軋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晉及其他國家，為客國效勞。據(jù)《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聲子(公孫歸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談話中，詳盡地列舉了楚國自楚共王以來世族外逃，給楚國帶來嚴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晉、楚相爭實際，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彼嬲]子木：“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彼Ｍy(tǒng)治者勤賞、畏刑、恤民，實行禮治，再不要濫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國。蔡聲子的話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們不能不感到憂慮，轉(zhuǎn)而考慮與晉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吳叛楚后，楚、吳關系一直緊張。楚既北爭中原，與晉正面對抗；在東方又與吳結(jié)仇，更使自己陷于被動。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國為了打擊吳國，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習，挑選軍吏、士卒，大規(guī)模地進行東征。結(jié)果為吳所敗，吳取駕(今安徽無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發(fā)而死。這年夏，晉會諸侯于雞澤，吳王壽夢未赴會，但過兩年，吳王壽夢則派使者去晉致歉，請與晉及中原諸國通好。從此，吳與晉等結(jié)盟，進一步與楚為敵。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吳即乘喪攻楚，結(jié)果失敗。晉等國雖應吳請出兵攻楚，然因各國意見不一，結(jié)果中途作罷。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吳，吳軍不出，楚軍回還途中失去警戒，結(jié)果被吳自皋舟之隘攔腰截擊，楚軍不能相救，被打得大敗。子囊回來后不久就死去了，臨死前囑咐子庚(繼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筑郢城以備吳(《左傳·襄公十四年》?！独m(xù)漢書·地理志》劉昭注云：“江陵縣北十余里有紀南城，楚王所都。東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國兩任令尹均為戰(zhàn)吳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為訓，故一段時間內(nèi)，楚持鄭重態(tài)度，再未貿(mào)然出擊。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經(jīng)訓練成水軍后，才出動水軍攻吳，但因不設賞罰，軍政不善，“無功而還”，此即為楚、吳舟師之役(《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冬，吳召舒鳩(楚之屬國，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親自領軍討伐，舒鳩否認叛楚，楚康王領軍還。次年秋，楚令尹?子馮死，舒鳩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軍攻討，吳軍來救，被楚軍打得大敗，遂滅舒鳩。冬，吳王諸樊率軍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聯(lián)合秦軍伐吳，至雩婁(今河南商城東)，聞吳有備而還，轉(zhuǎn)攻鄭(《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見，自楚共王以來，晉聯(lián)吳攻楚，使楚面臨晉、吳北、東夾擊，已日益疲于應付，陷于困境。楚康王雖力圖略吳，并取得一些勝利，但終無法擺脫吳的嚴重威脅。
綜觀上述，無論是晉國還是楚國，自鄢陵之戰(zhàn)后，國內(nèi)政局不穩(wěn)，盟國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離心日顯，都無力繼續(xù)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都想息兵罷戰(zhàn)，把原來的弭兵運動變成現(xiàn)實。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晉平公十年)，晉趙文子(趙武)執(zhí)政，采取“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政策，就是基于對楚等國傾向于弭兵的分析得出來的。他對穆叔說：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這就是說，今后對各國減少勒索，和楚國停止武力相爭，轉(zhuǎn)向以“禮”相待，弭兵是可以實現(xiàn)的。趙文子不失為一位頭腦清醒、注重實際的政治家。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會同陳、蔡伐鄭，鄭卿子產(chǎn)認為“晉、楚將軍，諸侯將和，楚王是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寧可讓楚國攻伐也不抵御，從而讓弭兵愿望早日變成事實。子產(chǎn)的這種態(tài)度，也不失為一明智之舉。
宋國左師向戌也認識到弭兵已是大勢所趨勢，他本人又與晉趙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遂于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晉平公十二年)，先至晉提出弭兵問題，趙文子與諸大夫商議，韓宣子說：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艸/甾]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之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晉國同意。至楚，楚國亦表示贊同。至齊，齊人先猶豫，后考慮到晉、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國家，都表示贊同。于是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晉卿趙文子與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齊、魯、衛(wèi)、陳、蔡、鄭、曹、許國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門(東北門)。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傳》未記其代表出席會議，可能與遠處西陲，交通不便有關。據(jù)《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各國隨來軍隊以籬笆編織為墻，不為壘塹，以示友好。晉、楚軍隊分處北、南兩頭。經(jīng)向戌斡旋，晉、楚雙方達成協(xié)議，規(guī)定“晉、楚之從交相見”，即晉之盟國要朝楚，楚之盟國要朝晉，奉晉、楚為共同霸主；秦、齊亦大國，秦不朝晉，齊亦不朝楚。邾、滕分別為齊、宋之屬國，故不與盟。
盟會期間，雙方明爭暗斗，氣氛很緊張。晉人見“楚氛甚惡，懼難”，甚至作好撤退準備。
在歃盟時，“晉、楚爭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晉臣叔向(趙文子副手)委婉地勸趙文子“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于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會，亦謂“向戌弭兵”或“宋蒙門之盟”。
次年夏，齊、陳、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國國君朝晉；冬，魯、宋、陳、鄭、許等國國君朝楚(《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門之盟得到認真貫徹執(zhí)行，標志著弭兵運動的成功。
宋蒙門之盟是宋西門之盟的繼續(xù)。如果說宋西門之盟是弭兵運動的先聲，那么，時過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門之盟，弭兵運動則終成事實。此后一段時間內(nèi)，中原地區(qū)未發(fā)生過大的戰(zhàn)爭，這顯然是有利于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與發(fā)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會，畢竟是晉、楚平分霸權(quán)的產(chǎn)物，“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宋、鄭等國“仆仆于晉、楚之廷”、“苦于供億”(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負擔同樣是很沉重的。
第二次弭兵之會是春秋歷史的轉(zhuǎn)折點。此后，晉、楚爭霸基本結(jié)束，楚轉(zhuǎn)向與吳爭戰(zhàn)；晉與齊、魯?shù)葒粯?，國?nèi)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公室日卑，卿大夫之家日盛，奴隸制逐步向封建制過渡。
楚莊王卒，其子楚共王(熊審，前591-560年)自稱“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左傳·襄公十三年》)，缺乏治國經(jīng)驗，亦無爭戰(zhàn)閱歷，全靠令尹子重等一班舊臣支撐，楚國霸業(yè)開始衰退。晉國雖一度復強，但內(nèi)憂重重，已非昔日可比。秦雖已漸崛起，齊亦不失為東方一大國，但秦、齊仍隨楚、晉角逐，自己無力支配中原局勢。故楚莊王卒后，中國出現(xiàn)晉、楚并霸局面。同時，由于中原長期爭戰(zhàn)不已，各中小國家普遍厭戰(zhàn)，楚、晉實力亦已下降，故在爭奪的同時，又出現(xiàn)弭兵運動。這就是在楚莊王之后較長一段時期內(nèi)中原的基本形勢。
蜀之盟，楚國霸業(yè)達到鼎盛；但盟后不久，晉與楚又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蜀之盟后第二年(公元前588年)春，晉國為了教訓鄭國附楚，會合宋、魯、衛(wèi)、曹等國軍隊伐鄭。鄭公子偃領軍抵御，擊敗了晉等國聯(lián)軍。鄭自恃兵強，又以許恃楚而不事鄭，在擊敗晉后不久，又舉兵伐許，搶占了許國的田地。再過一年，即公元前587年(楚共王四年)，鄭又派兵去許國疆理田地，為許所敗。鄭接著討伐許，取[钅且]任、冷敦之田(今河南許昌境)。晉國見有機可乘，以救許為名，興兵攻鄭，楚國毫不示弱，亦立即派子反(公子側(cè))率軍救鄭。于是鄭、許兩國國君在子反前爭是非曲直，子反不能決，說：“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cè)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保ā蹲髠鳌こ晒哪辍?。)公元前586年(楚共王五年)，許靈公果去楚國告鄭，鄭悼公亦至楚爭訟。鄭理曲不勝，楚囚禁鄭臣皇戌與子國(公子發(fā))。鄭悼公不服，回國后就遣公子偃赴晉請盟，背楚親晉。同年秋，晉派趙同與鄭悼公盟于垂棘(晉地，今山西潞城北)。冬，晉以鄭服，又會齊、魯、宋、衛(wèi)、曹、邾、杞之君與鄭悼公盟于蟲牢(鄭地，今河南封丘北)(《左傳·成公五年》。)。稍后，晉又欲會諸侯，宋共公托故推辭。鄭背楚附晉及諸侯與鄭盟，是楚國爭霸之失策，使自己處于被動。
公元前585年(楚共王六年)，楚國不甘心輕易失去鄭國，令尹子重舉兵伐鄭。晉中軍帥欒書(欒武子)即率六軍救鄭，與楚軍遇于繞角(今河南魯山東)，楚見敵眾，主動撤退(《左傳·成公六年》載，晉、楚兩國軍隊在繞角相遇，“楚師還”，可謂主動撤退?！蹲髠鳌は骞辍穭t記晉用析公之謀，夜臨楚軍而楚軍“宵潰”。）晉軍遂攻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兩縣之軍救蔡，御諸桑隧(今河南確山東)。晉軍是戰(zhàn)是退，將帥意見不一。趙同、趙括欲戰(zhàn)，荀首、士燮、韓厥諫不可。他們說：“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己，又怒楚師，戰(zhàn)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左傳·成公六年》。)欒書持慎重態(tài)度，就撤軍了。可見楚國霸威猶存，晉仍不愿貿(mào)然與之正面較量。次年，楚子重又伐鄭，駐軍于 (今河南襄城)。晉亦又會齊、宋、衛(wèi)、魯、曹、莒、邾、杞之君救之。鄭共仲、侯羽趁勢眾圍攻楚軍，俘獲了楚鄖公鐘儀，把他獻給了晉國。晉與各國盟于馬陵(今河北大名東南)而還。再過一年，即公元前583年，晉欒書又領軍伐蔡，接著犯楚，俘獲楚大夫申驪；攻沈，俘沈國國君揖初。這樣，原從楚之中原諸國，又盡入晉國懷抱，楚國霸勢隨著衰退。
在此同時，晉重新經(jīng)營東方，拉攏齊國。公元前583年(楚共王八年)，晉景公遣韓穿赴魯，命歸汶陽之田給齊。對這種反常行為，季文子當即就向韓穿指出，汶陽之田，原為魯?shù)兀瑫x初使齊歸魯，現(xiàn)又命歸齊，“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左傳·成公八年》。)晉景公這種出爾反爾、犧牲魯國利益去取悅于齊國的行為，果然引起中原各國的不滿，“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左傳·成公九年》。）晉景公懼，第二年春，又會齊、宋、魯、衛(wèi)、鄭、曹、莒之君于薄(衛(wèi)地，今河南長垣東)，以重溫馬陵之好。季文子認為此舉無益，對范文子說：“德則不競，尋盟何為?”(同上。)楚國抓住“諸侯貳于晉”這一時機，采取拉攏與打擊相結(jié)合的方針，立刻與晉爭奪與國。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楚以重賂求鄭，鄭成公與楚公子成會于鄧(楚地)(此從《左傳·成公九年》?！妒酚洝む嵤兰摇份d：“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于盟?！?。同年秋，鄭成公害怕晉攻伐，又親往朝晉。晉以其貳于楚，執(zhí)之；又命欒書領兵伐鄭。楚令尹子重也立即舉兵伐陳以救鄭。冬，子重又自陳伐莒，莒無備，渠丘(今山東莒縣東南)、莒(莒都，今莒縣)、鄆(今山東沂水東北)皆潰。楚軍進展順利。次年，即公元前581年，鄭人立新君(鄭成公子)，向晉表示不會因鄭成公被拘留而屈服。晉欒書說：“鄭人立君，我執(zhí)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左傳·成公十年》。)遂會齊、宋、衛(wèi)、曹伐鄭，鄭賂晉請和，晉釋鄭成公回國。
晉對鄭成公的親楚行為無可奈何。
由此可見，楚共王“少主社稷”，依靠子重等一班舊臣輔佐，雖霸勢轉(zhuǎn)衰，但仍遵循先君北上爭霸路線，繼續(xù)與晉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保住了大國霸國的地位。
二、第一次弭兵之會(宋西門之盟)
從公元前591年楚莊王卒，至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的十一年間，晉、楚一方面進行激烈的爭奪，另一方面由于雙方實力下降，已開始進行和平試探。
從晉國來說，與楚爭奪，雖有時稍占優(yōu)勢，但自從公元前583年(晉景公十七年)，晉命魯歸汶陽之田與齊，已引起中小國家的不滿。它雖然討好了齊國，卻侮辱了魯國，也使其他國家“貳于晉”。次年，鄭成公主動來朝時，晉又橫蠻地拘留他，得罪了鄭國。公元前581年，魯成公朝晉，晉疑其親楚，不讓他回國。次年，魯成公被迫接受盟約后，才準其回國。這件事更加不得人心。
正當晉濫施霸威、諸侯多對之有二心時，秦與白狄也乘機伐晉。公元前580年，晉景公卒，子晉厲公立，為穩(wěn)定局勢，爭取與秦和好，于是晉、秦約定會于令狐(晉邑，今山西臨猗西)。據(jù)《左傳·成公十一年》載，晉厲公先至，秦桓公不肯涉河，止于王城(秦邑，今陜西大荔東)。兩國夾河而盟。秦大夫盟晉君于河東，晉大夫盟秦君于河西。秦桓公回來后就背盟，與白狄謀劃伐晉。所以，晉已力不從心，鄭、魯受辱，其他各國貌合神離，存有二心，秦始終抱敵對態(tài)度，白狄又時來犯，與楚爭霸已感不支，開始轉(zhuǎn)向與楚弭兵。
從楚國來說，楚莊王卒，楚共王年幼執(zhí)政，霸勢轉(zhuǎn)衰，原中原與國，紛紛倒向晉一邊。子重等一班舊臣雖竭力維持，但與晉爭奪往往處于被動。而子重等又居功自傲，在強敵面前，不顧國家利益，伸手要賞田，目的未遂，又貪婪侵占，終演成內(nèi)亂。據(jù)《左傳·成公七年》載，楚圍宋之役后，令尹子重請取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屈巫，申縣之尹)認為“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楚莊王接受了這一意見，沒有把申、呂賞給子重。子重對申公巫臣懷恨在心。子反要娶夏姬，申公巫臣自己想娶她，出面阻止，這樣又得罪了子反。申公巫臣于公元前589年利用出使齊國之機，攜帶夏姬去齊，適逢齊在鞍之戰(zhàn)中被晉打敗，申公巫臣就奔至晉，晉任以為邢大夫。楚共王即位后，子重(令尹)、子反(司馬)利用特權(quán)滅申公巫臣之族而分其家財。申公巫臣怨恨，請出使到吳國，晉景公欣然同意。申公巫臣到吳國后，吳國國君壽夢非常高興。申公巫臣教吳人乘車和戰(zhàn)陣之法，使其叛楚。吳國從此開始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東南)、伐徐(今江蘇泗洪南)、入州來(今安徽風臺)?！白又?、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通中原諸國)”。吳國日益強大起來，對楚國構(gòu)成嚴重威脅。
晉、楚爭霸，直接受到禍害的是處于中間地帶的宋、鄭等中小國家。這些國家的統(tǒng)治者與廣大臣民一樣，也渴望和平，停止戰(zhàn)爭。第一次弭兵之會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出現(xiàn)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晉景公十八年)秋，晉、楚在激烈爭奪的同時，已試探媾和。據(jù)《左傳·成公九年》載，晉景公視察軍府，面見楚俘鐘儀(公元前584年被鄭俘，鄭獻給晉)，與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談。范文子建議釋放歸楚，“使合晉、楚之成”。晉景公同意，“重為之禮，使歸求成”。這年冬，楚共王也及時遣公子辰赴晉，“報鐘儀之使，請修好、結(jié)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晉景公又派大夫糴[艸/伐]聘楚，以“報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傳·成公十年》。）夏，晉伐鄭而釋鄭成公回國，這也是在晉、楚媾和氣氛中出現(xiàn)的舉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晉厲公元年)，宋卿華元得知晉、楚兩國使者互訪，謀求媾和，就主動出來斡旋，促成晉、楚結(jié)盟。華元本人與晉正卿欒書、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后奔赴楚、晉，“合晉、楚之成”(《左傳·成公十一年》。）其時，晉還謀求與秦結(jié)好，夾河而盟。經(jīng)過華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晉厲公二年)五月，晉大夫士燮與楚公子罷、許偃達成協(xié)議，盟于宋西門之外，史稱“宋西門之盟”(“華元弭兵”)。盟約說：“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甾(災)危，救備兇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xié)，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墜)其師，無克[月乍]國。”(《左傳·成公十二年》。)盟成，衛(wèi)、魯、鄭等國國君赴晉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wèi)侯于瑣澤?！爆崫?，晉地。）同年秋，晉遣[谷阝]至聘楚，“且[涖]盟”；冬，楚亦遣公子罷聘晉，“且[涖]盟”，相互承認盟約。十二月，晉厲公和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宋西門之盟一時得到了貫徹執(zhí)行。
三、鄢陵之戰(zhàn)
宋西門之盟，只是晉、楚雙方暫時緩解激烈爭奪之舉，并未帶來真正的停兵與和平。晉國由于它后方面臨狄人與秦的襲擊，急需與楚作一妥協(xié)，然后轉(zhuǎn)向打擊狄、秦。秦自[肴殳]之役后，一直與晉不和。盡管晉主動求和修好，但往往一廂情愿，為秦所不顧。所以秦、晉矛盾始終很尖銳。就在晉、楚宋西門會盟之際，秦就鼓動白狄攻晉。盟后，晉騰出手來攻狄，敗之于交剛(今山]西[阝顯]縣境)。晉為集中力量打擊秦國，于盟后次年，即公元前578年(晉厲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春，晉征師于諸侯，并會齊、宋、衛(wèi)、魯、鄭、曹、邾、滕之君于京師(《春秋·成公十三年)。夏，晉遣呂相(魏相)赴秦，歷數(shù)秦惡以絕秦，把責任推在秦國身上，以鼓動諸侯支持晉國，參與伐泰 。呂相的絕秦書，開后來檄文之先河(《左傳·成公十三年》。）接著，晉厲公率晉國四軍(中、上、下、新)與上述各國軍隊聯(lián)合伐秦，敗秦軍于麻隧(秦地，今陜西涇陽北)，然后渡涇河，進抵侯麗(今陜西禮泉東)而還。時秦都雍(今陜西鳳翔南)，各國聯(lián)軍已深入到秦國腹地。曹宣公、成肅公(周大夫)皆卒于軍中，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同上)?？梢娺@次戰(zhàn)爭規(guī)模是很大的，秦所受到的損失也是很重的，以至一時不敢與晉抗衡。
晉打擊秦的目的得逞，勢力更盛，中原諸國實為晉之屬國。楚恪守盟約，未及時援秦，已使自己被動。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鄭恃晉勢，公子喜(子罕)率軍攻打楚之親國許，為許所敗。鄭成公不甘失敗，馬上親領軍攻許，攻入外城，許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鄭請和。
鄭如此欺凌許國，當然為楚難以容忍。所以楚國已考慮北上，打擊鄭國，與晉對抗。
據(jù)《左傳·成公十五年)載，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將出軍北伐，子囊(公子貞)說：“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說：“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共王支持子反的意見，遂率軍伐鄭，至暴隧(今河南原陽西)。接著又伐衛(wèi)，至首止(今河南睢縣東)。鄭子罕反襲楚，取新石(楚邑，今河南葉縣境)。晉中軍帥欒書對楚意欲報復，韓獻子反對。這年冬，晉士燮、齊高元咎、宋華元、衛(wèi)孫林文、鄭公子[魚酋]、邾人會吳于鐘離(今安徽鳳陽東稍北)。吳始參加中原諸國盟會。顯然，晉與各國與吳相會，目的就是把予頭指向楚國，特別是鼓動吳抗楚。許在此形勢下，害怕鄭國再次討伐，就請求遷到楚國。楚共王同意，遂遣公子申“遷許于葉”(今河南葉縣南)。許從此成為楚國附庸，其舊地為鄭所有。
楚與晉抗爭，焦點仍在爭鄭、宋。故楚對鄭除攻伐外，又采取求和的方針。伐鄭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陽北)遣公子成赴鄭，以汝陰之田(今河南郟縣、葉縣間)求和。鄭獲利，即叛晉，鄭子駟與楚共王在武城結(jié)盟。楚對鄭一打一拉，取得成功。同年夏，鄭子罕領兵攻宋，先宋軍敗鄭于[汋]陂(今河南商丘、寧陵間)；繼而宋軍驕而不警，又為鄭敗于[汋]陵(今寧陵南)。鄭背晉，又敗宋，顯然是楚北進的重大勝利，晉也當然不會置之不理。所以當鄭伐宋不久，晉國君臣就準備興師伐鄭。《左傳·成公十六年》載：“晉侯將伐鄭。范文子(士燮)曰：‘吾逞吾愿，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伺d師?！睍x一方面出動四軍(上、中、下、新)，一方面派人前往衛(wèi)、齊、魯乞師，參加作戰(zhàn)。
鄭國君臣聞訊，即向楚告急。楚共王決定出兵救鄭。以司馬子反、令尹子重、右尹子革統(tǒng)領三軍，并會同蠻軍，疾速進軍，以救鄭。
五月，晉軍渡河，聞楚軍將至，范文子欲返，欒武子主戰(zhàn)。六月，晉、楚兩國軍隊遇于鄢陵。晉臣大都主戰(zhàn)，唯范文子仍不欲戰(zhàn)，主要是晉國內(nèi)部矛盾已日益尖銳，故寧可“釋楚”而緩解“內(nèi)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晉國大臣大多數(shù)主戰(zhàn)，唯士燮始終主退。
士燮見厲公驕侈，群臣不和，如戰(zhàn)而勝楚，內(nèi)憂益滋，故欲釋楚以緩和國內(nèi)矛盾，非懼戰(zhàn)敗也。”)。但兩軍已相遇，一解即發(fā)，范文子已無法控制局勢。
甲午日晨，楚軍逼近晉軍營壘布陣，晉軍吏驚恐。欒書說：“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盵谷阝]至說：“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指子反、子重)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各顧其后，莫有斗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厲公采納[谷阝]至意見，統(tǒng)軍迎戰(zhàn)。兩軍對陣，楚共王登上巢車(樓車)，?望晉軍，并讓大宰伯州犁(伯州犁，晉伯宗之子。伯宗在晉被害后，伯州犁逃來楚國，時任大宰。)進行“戰(zhàn)禱”。晉厲公則讓苗賁皇(苗賁皇，楚斗椒之子。斗椒在若敖氏叛亂中被楚莊王所殺，苗賁皇畏罪逃到晉國，晉賜以苗色。)立其側(cè)。苗賁皇對晉厲公說：“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左傳·成公十六年》。)晉厲公采納這一建議，先攻楚之左、右軍，后攻中軍。晉將呂[钅奇]射中楚共王目，楚共王召來養(yǎng)由基，給他兩支箭，令其射呂[钅奇]。養(yǎng)由基一箭射中了呂钅奇]的頸項，呂[钅奇]伏于弓套而死。攜另一支箭向楚共王復命。楚共王不顧中箭疼痛，仍堅持指揮作戰(zhàn)。戰(zhàn)斗從晨至暮，楚軍略受挫，但雙方勝負未定。楚共王決定明天再戰(zhàn)。子反派軍吏視察傷員，補充步兵與車兵，修理盔甲武器，清理戰(zhàn)車馬匹，命令明日雞鳴時吃飯，整裝待命，投入戰(zhàn)斗。晉苗賁皇也通告全軍作好準備，明日再戰(zhàn)，并故意放松對楚俘的看守，讓他們逃回楚營，報告晉軍備戰(zhàn)情況。楚共王聽到晉軍已有準備后，立即召見子反討論對策。子反當晚醉酒，不能應召入見。楚共王無奈，引軍夜遁。楚軍退至瑕(隨地)時，子反為子重所逼，畏罪自殺(同上。）鄢陵之戰(zhàn)雖然是晉、楚爭霸的繼續(xù)，但它畢竟是弭兵運動過程中的插曲，和過去激烈的爭霸戰(zhàn)爭迥然相異。戰(zhàn)之前，晉遣使至齊、魯、衛(wèi)諸國“乞師”，但戰(zhàn)之日，齊軍始至，魯、衛(wèi)之軍則剛從國內(nèi)動身。臨戰(zhàn)時，晉軍內(nèi)部是戰(zhàn)是和，意見不一。楚軍少挫，與晉勝負未分，楚共王就悄然退兵；而作為中軍主帥的司馬子反，竟臨陣醉酒，在戰(zhàn)爭史上實屬罕見。至于戰(zhàn)斗中，晉將[谷阝]至見楚共王必下，“免胄而趨風”，脫下頭盔，快步趨前，向楚共王表示恭敬。[谷阝]至與另一晉將韓厥明明可以追獲鄭成公，卻故意放掉，更富有戲劇性。這些跡象表明，晉、楚一方面在打，另一方面則仍以和為重，雙方都留有余地(《左傳·成公十六年》。)。
由于晉、楚在鄢陵之戰(zhàn)中持鄭重態(tài)度，故晉爭鄭服鄭問題并未解決。戰(zhàn)不久，晉即在沙隨(宋地)重會諸侯謀伐鄭，接著，晉、齊、宋、魯、邾等國軍隊伐鄭，繼而伐陳、蔡。鄭子罕出兵夜襲，宋、齊、衛(wèi)三國軍隊被擊敗。次年，即公元前574年，鄭子駟主動出擊，攻晉之虛、滑 (今河南偃師)，衛(wèi)出兵援晉。夏，楚遣公子成、公子寅領兵戍鄭，助鄭抗晉。不久，晉厲公果然會周、齊、宋、魯、衛(wèi)、曹、邾等各國軍隊攻鄭，楚子重率軍援救，晉等各國軍隊害怕，主動撤退。冬，晉又會上述各國軍隊伐鄭、圍鄭，楚公子申率軍救鄭，各國軍隊又畏楚強而退(左傳·成公十七年)。鄢陵之戰(zhàn)為爭鄭而起，但晉并未征服鄭，戰(zhàn)后又多次伐鄭，楚亦多次出兵救鄭，可見鄢陵之戰(zhàn)只是晉、楚的一次正面沖突，并未展開決戰(zhàn)，戰(zhàn)后雙方實力未減，仍保持著兩強并霸的態(tài)勢。
四、晉悼公復強與楚爭霸失利
晉自公元前589年鞍之戰(zhàn)后，[谷阝]氏勢力大長，在鄢陵之戰(zhàn)的前一年，即公元前576年，三[谷阝]([谷阝][钅奇]、[谷阝] 、[谷阝]至)對“好直言”(向執(zhí)政進直言)的大夫伯宗“譖而殺之”(《左傳·成公十五年》)，其子伯州犁被迫奔楚。鄢陵之戰(zhàn)即將揭開，中軍副帥范文子已察見晉厲公驕奢，群臣不和，一直主退，以防內(nèi)憂日滋。鄢陵戰(zhàn)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4年，晉厲公見[谷阝]氏、欒氏、中行氏權(quán)重，想全部除掉，遂使其外嬖之臣(寵臣)胥童、夷陽五(夷羊五)、長魚矯殺三[谷阝]。劫持欒書、中行偃于朝，晉厲公不殺，仍復其職位。欒書、中行偃見[谷阝]氏被殺，害怕遭受同樣命運，乘晉厲公游于匠麗氏(居翼的寵臣)時予以拘留，接著又殺了胥童(《左傳·成公十七年》。）第二年，欒書、中行偃殺晉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不以君禮葬(《左傳·成公十八年)。杜注：諸侯葬車七乘。晉厲公僅葬一乘，故“不以君禮葬”。）欒書、中行偃殺晉厲公后，使人迎晉襄公十四歲的玄孫周子(子周)于京師(洛邑)，立為國君，是為晉悼公。
晉悼公是一位年青有為的君主，據(jù)《左傳·成公十八年》載，他即位后，“始命百官，施舍、己責(賜予并免除百姓對國家的拖欠)，逮鰥寡，振廢滯(起用被廢黜淹滯的舊貴族)，匡乏困(救濟貧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僉欠]，宥罪戾，節(jié)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社會矛盾一時緩和，政治亦迅速趨于穩(wěn)定，“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晉悼公與楚爭霸，首先進行爭宋。原來宋在鄢陵之戰(zhàn)前一年，宋共公卒，司馬蕩澤(唐山)為削弱公室，殺公子肥(此從《左傳·成公十五年》。《史記·宋世家》作“殺太子肥”。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以為此肥，似為宋共公太子，“應嗣位而尚未即位”。)。右?guī)熑A元使司徒華喜、司城公孫師帥國人平亂，殺蕩澤。左師魚石、大司寇向為人、少司寇鱗朱、大宰向帶、少宰魚府等宋五大夫與蕩澤同為桓族(宋桓公之后)，懼而奔楚(《左傳·成公十五年》。）公元前573年(楚共王十八年)夏，鄭乘晉厲公被殺、晉悼公初立之機攻宋，至曹門(宋西北城門)，又會楚軍取朝郟(今河南夏邑)。楚、鄭聯(lián)軍進而攻占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使奔楚的宋魚石等五大夫居此，并以三百乘兵力幫助戍守。秋，宋派老佐、華喜率軍圍城，力圖奪回。冬，楚子重再度伐宋，以救彭城。宋華元赴晉告急求援。中軍將韓厥說：“救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指抑止楚國)，自宋始焉。”(《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悼公于是統(tǒng)軍救宋，楚軍撤退。
公元前572年(楚共王十九年)，晉以欒[厭/黑〗]領軍，與宋、魯、衛(wèi)、曹、莒、邾、滕、薛等國組成聯(lián)軍，為宋攻打彭城，宋五大夫投降，晉國把他們安置在瓠丘(壺丘，今山西垣曲東南)。
齊國未參加聯(lián)軍，晉即進行討伐，齊被迫以太子先為質(zhì)于晉。這年夏，晉韓厥、中行偃又率齊、魯、衛(wèi)、曹、邾、杞等國軍隊伐鄭，破鄭外城，在[氵育水邊打敗鄭國步兵。接著，晉等國軍隊又乘勝南下，進攻楚國的焦、夷(均在今安徽亳縣境)和楚的盟國陳。晉悼公和衛(wèi)獻公還駐于戚(衛(wèi)邑，今河南濮陽北)，以為聲援。秋，楚子革救鄭，并攻打宋之呂、留二邑。鄭大夫子然亦攻宋，取宋地犬丘(今河南永城西北)。次年，楚共王為爭彭城，命鄭攻宋，但鄭一國作戰(zhàn)，無結(jié)果。至此，楚聯(lián)鄭兩次攻宋，均未奪回彭城。晉悼公初立，即大會各國援宋奪取彭城，又迫使齊服，可見晉國內(nèi)穩(wěn)定，國勢復振，楚國則轉(zhuǎn)向被動不利。晉爭宋問題解決后，立即把矛頭對準鄭國。
鄭一直親楚，但楚失彭城，宋五大夫投楚又被迫降晉，故鄭國內(nèi)部對楚、晉政策發(fā)生動搖。
《左傳·襄公二年》載：“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據(jù)杜注，其意謂鄭服于楚，楚對鄭需求過甚，鄭不堪負擔，故子駟欲改臣服晉。其實，從楚或從晉，都得承擔需求，子駟的本意就是擔心從楚怕得罪晉國，不如改從晉以避免被動。鄭成公不同意，以為楚共王為救鄭而傷目(指鄢陵之戰(zhàn))，“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棄其功背其盟誓)”(《左傳·襄公二年》。）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七月，鄭成公卒，其子鄭僖公立。晉乘機攻鄭，鄭諸大夫欲從晉，執(zhí)政大臣子駟奉鄭成公言，未同意。這年，晉兩次會宋、魯、衛(wèi)、曹、邾、齊、滕、薛、小邾(后四國是第二次與會)等國大夫于戚，決定在虎牢(鄭地)筑城以逼鄭，鄭于是害怕而背楚事晉(《左傳·襄公二年》。）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夏，晉以鄭服，想進一步與吳修好，孤立楚國，晉悼公于是會周單公(單頃公)及諸侯于雞澤(今河北邯鄲市東北)。晉悼公還派荀會迎吳王壽夢于淮上，然“吳子不至”(《左傳·襄公三年》。）吳雖未蒞會，楚之屬國陳則不堪楚令尹子辛(原令尹子重于這年春伐吳失敗而心疾發(fā)死)求索過度為由，主動請服(同上。）楚失宋、鄭、陳后，公元前568年(楚共王二十三年)夏，吳王壽夢派大夫壽越赴晉，解釋不會雞澤之故，并請修好。秋，晉等盟國就與吳王壽夢會于戚，晉以盟主身份，命各國戍陳以備楚(《左傳·襄公五年》。）楚共王為了改變對自己的不利形勢，重又與晉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陳自公元前570年雞澤之會背楚從晉后，楚國一直對它用兵不止。公元前568年，當楚出兵質(zhì)問陳之叛楚原因，陳人回答說：“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同上。)楚共王立即殺了子辛。楚為失陳而殺令尹，這件事非同小可，故《春秋·襄公五年》鄭重記載：“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子辛)?！标惒焕頃詤⑴c晉等國與吳戚之盟，故有晉命諸侯戍陳之舉。子辛被殺后，子囊為令尹。晉卿范宣子已意識到楚國絕不會輕易失陳，權(quán)衡得失，提出自己的見解：“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事，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左傳·襄公五年》。）主張放棄陳國，以免鞭長莫及，成為包袱。當年冬，楚子囊即不顧諸侯戍陳，率軍攻陳。公元前566年(楚共王二十五年)，子囊又領兵攻陳圍陳，晉悼公雖又會宋、魯、陳、衛(wèi)、曹、莒、邾等各國國君于[為阝](鄭邑，今河南魯山境)，謀救之，然陳人害怕，陳執(zhí)政大夫慶虎、慶寅為使陳哀公從盟會中逃脫，就讓陳公子黃(陳哀公弟)被楚所執(zhí)，陳哀公擔心國內(nèi)另立新君，果然自會逃歸，背晉附楚(《左傳·襄公七年》。）鄭背楚附晉后，楚與晉爭鄭也一直很激烈。公元前566年[為阝之會時，鄭僖公赴會，至 (鄭地)，為不愿背楚之子駟所殺(同上。)。其子鄭簡公立，僅五歲。公元前565年(楚共王二十六年)，鄭子國、子耳攻蔡，楚子囊即為蔡伐鄭。鄭六卿不知適從，或主“從楚”，或主“待晉”(等待晉國救援)”(《左傳·襄公八年》。）子駟說：“民急矣(楚軍壓境)，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懿粸楹Γ癫涣T病，不亦可乎?”(同上。)于是決定與楚和；但又怕得罪了晉國，又遣使告晉，說：“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同上。)公元前564年(楚共王二十七年，晉悼公十年)，晉出動四軍會齊、宋、魯、衛(wèi)等國軍隊攻鄭，鄭懼而請和，與各國盟于戲(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但晉以鄭盟詞說“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故“不得志于鄭”(同上)，復又會合各國軍隊攻鄭，因軍隊遠師疲勞，有歸志，只得中途而回。不久，楚共王領兵來攻鄭，鄭子駟不顧對晉“口血未干而背之”(《左傳·襄公八年》)，又與楚和，盟于中分(鄭都城中里名)。鄭在晉、楚激烈爭奪下，只得采取“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的政策。
子駟這種兩面應付政策，固然是晉、楚所逼不得已之舉，但既兩面應付，也必然招致雙方不斷的打擊與勒索，使鄭國疲于奔命，蒙受巨大的災難。公元前563年，晉悼公會各國伐鄭，駐軍于牛首(鄭邑，今河南通許北)。鄭子駟原與尉止有隙；子駟又作田洫，使司氏等四族喪失了田畝，于是尉止與司氏等五族作亂，殺子駟，子西、子產(chǎn)、子?等率眾平亂，子孔繼掌國政。這時，晉等國來攻，又筑虎牢城(當在原來基礎上擴大或加固)而戍之，鄭被迫與晉和。在此同時，楚令尹子囊率軍來救鄭，與晉等國軍隊“夾穎而軍”(《左傳·襄公十年》。）鄭見晉等國不會戀戰(zhàn)，又與楚盟。晉等無奈，率軍撤退，楚軍亦還。公元前562年(楚共王二十九年，晉悼公十二年)，鄭國諸大夫?qū)Υ司置嬉褬O其憂慮，想尋求一條出路。他們認為：“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后可固與也?！?《左傳·襄公十一年》。)楚、晉相爭，鄭諸大夫已感到“楚弱于晉”，與其兩面應付，不如與晉固結(jié)，總可以減輕一些負擔。這種政策，顯然是原來子駟兩面應付政策的重大轉(zhuǎn)變。為達到這一目的，他們選擇以“惡宋”為突破口，故意向宋挑釁，以引發(fā)晉、楚相爭，“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同上。）這年夏，鄭果然向宋挑釁，晉悼公即會各國伐鄭、圍鄭，鄭請盟，秋盟于亳北(今河南鄭州北)。楚聞訊，向秦國求助，楚共王于是領楚、秦聯(lián)軍伐鄭，鄭簡公迎接，與楚、秦聯(lián)軍一起伐宋，以激怒晉國。晉果然惱怒，遂“悉師(晉與各國軍隊全部出動)以復伐鄭”(《左傳·襄公十一年》)，聲勢浩大。鄭又派人赴楚，告之“將服于晉”(同上。）楚共王無奈，怒而執(zhí)鄭國使者，卻不敢出兵與晉等國軍隊對抗。鄭賂晉以兵車百乘，悝、觸、蠲三樂師，歌鐘二肆，女樂二佾。晉悼公以樂之半賞賜給魏絳，表彰他對幫助自己和戎與爭霸之功(同上。）次年，楚雖聯(lián)秦伐宋，“以報晉之取鄭”(《左傳·襄公十二年》)，但已無濟于事。晉悼公與楚共王爭霸，明顯地占了上風，鄭大夫作出“楚弱于晉”的分析已為歷史所證實。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三十一年)，楚共王疾，他自以無德，少主社稷，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請謚為“靈”或“厲”(皆惡謚)。卒后，子囊說：“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左傳·襄公十三年》。）楚共王臨死前自感慚愧，要臣下給予惡謚，這種自責精神，說明他未忘記先祖霸業(yè)。子囊寥寥數(shù)語，既充分肯定了楚共王的霸績，也指出他失而知過，看來是十分中肯的。
過兩年，晉悼公卒。晉、楚爭霸從此轉(zhuǎn)入尾聲。
五、第二次弭兵之會(宋蒙門之盟)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子楚康王(前559-?45年)立。公元前558年，晉悼公卒，子晉平公立，晉、楚關系史，乃至我國古代春秋史，已進入了新的階段。
晉平公新立，為確立霸主地位，即于公元前557年(楚康王三年)會宋、魯、衛(wèi)、鄭等國國君于溴梁(今河南濟源西)。齊靈公不至，僅派大夫高厚赴會。晉以邾、莒侵魯，又通齊、楚，執(zhí)兩國之君，高厚害怕，中途逃盟(《春秋左傳·襄公十六年》。）許原已被楚遷于葉，這時見晉勢強盛，許靈公棄楚從晉，遂請遷于晉，許國大夫則反對，晉于是伐許，并進而攻打楚國，以報宋楊梁之役(公元前561年，楚為報晉取鄭，聯(lián)秦攻宋，進駐楊梁(今河南商丘東南)。楚公子格率軍與晉軍戰(zhàn)于湛阪(今河南平頂山市西北)，楚軍失敗。晉軍接著攻至楚方城之外，因許未遷，復又伐許而還(《左傳·襄公十六年》。）這是楚康王、晉平公時雙方發(fā)生的一次較大的戰(zhàn)爭，但這次戰(zhàn)爭也只是局部性的，晉以自己一國之軍獨進，楚亦未出動主力，且許請遷晉并未實現(xiàn)，所以對雙方影響不大。
此后，晉、楚間又出現(xiàn)弭兵運動。這次弭兵，除原有的因素仍在起作用外，隨著晉、楚雙方與各國形勢的發(fā)展，又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情況。
晉國早在晉景、厲公時期，內(nèi)部矛盾就很尖銳，晉厲公本人就是在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傾軋中喪命的。晉悼公立，政局一時穩(wěn)定，但他是依靠網(wǎng)絡貴族與對外爭奪，才得以維持其統(tǒng)治的。
晉悼公復強，時僅十六年。卒后，國內(nèi)矛盾迅速暴露出來。公元前554年(晉平公四年)，晉中軍帥荀偃卒，晉平公以范宣子為中軍帥，主國政。過二年，欒卒，其妻欒祁(范宣子女)與家臣私通，懼子欒盈，向其父范宣子誣陷欒盈將作亂。欒盈好施舍，頗得人心，范宣子聽信了欒祁的話，就逐欒盈，殺其黨十人(皆晉大夫)(《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先奔楚，后奔齊。公元前550年(晉平公八年)，欒盈在齊莊公幫助下，潛入曲沃(欒邑)，因得魏紓掩護，晝?nèi)霑x都絳(今山西侯馬市)。范鞅挾持魏紓?cè)雽m，欒氏孤立無援。范宣子焚“丹書”(《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杜注：“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睏畈洞呵镒髠髯ⅰ罚骸暗?，以紅色書于簡牘?！?，使奴隸裴豹殺欒氏家臣督戎。欒盈失敗，固守曲沃。晉國這次內(nèi)亂，充分暴露了晉六卿(趙氏、魏氏、韓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專權(quán)，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的局面。晉平公聽命于眾卿，君權(quán)日弱。欒氏雖被鎮(zhèn)壓下去了(《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盈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然晉卿大夫之家權(quán)力日重，公室日卑，國力下降。
晉國的外部形勢也日益陷于被動。據(jù)《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范宣子為政，征諸侯之幣重，鄭子產(chǎn)致書范宣子說：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即子產(chǎn))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指晉)，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昧昧)也!將焉用賄?(《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只得減輕諸侯之幣。范宣子死后，趙文子(趙武)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說明晉對從國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鄭子產(chǎn)致書抨擊。晉為了改善與各國關系，也一再減輕各國進貢數(shù)量，申之以禮，借以緩和與盟國的緊張關系。
晉雖一直希望與秦修好，而秦則始終親楚而敵晉。在楚、晉相爭中，楚幾次得到秦軍援助，使晉受到極大的壓力。公元前559年，晉會同中原各國軍隊大舉攻秦，至涇(涇水，或涇水渡口)，都不肯渡水。后雖渡過涇水，但晉下軍帥欒[厭/*4/5〗黑/-*4/5〗]竟抗命，率其部東歸。中軍帥荀偃無奈，只好命令全軍撤退。此役勞而無功，晉人稱之為“遷延之役”(《左傳·襄公十四年》。）秦親楚與晉為敵，對晉構(gòu)成了嚴重的威脅。
晉對齊雖采取謹慎與拉攏政策，但齊國一直把矛頭對準晉之與國魯，從而引發(fā)與晉的直接對抗。從公元前558年(晉悼公十六年)起，齊連年攻魯之北鄙，并使邾攻魯之南鄙，還公然不與晉之會盟(公元前557年溴梁之會)。公元前555年(晉平公三年)，晉聯(lián)合魯、宋等盟國大規(guī)模地攻打齊國，圍齊都臨淄，東侵及濰水，南略及沂水(《左傳·襄公十八年》。)。齊被迫與晉講和。公元前550年(晉平公八年，齊莊公四年)，齊先助晉欒盈返晉，繼而出兵伐晉，深入晉國腹地，及聞欒氏敗，才收兵而歸。次年，晉會各國將伐齊，齊乞師于楚，楚康王即“伐鄭以救齊”(《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8(楚康王十二年，晉平公十年)，齊莊公被崔杼殺，齊景公新立，晉等又乘機伐齊，齊又被迫賂晉請和。晉、齊雖和，但齊的威脅依然存在。
晉平公即位后，面臨國內(nèi)矛盾重重、國外楚、秦、齊威脅，屬國又恐生二心，故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變政策，對屬國以禮相待，減輕求索，并進而考慮與楚再度弭兵。
前已指出，楚自鄢陵之戰(zhàn)失敗后，已漸走下坡路，與晉爭奪與國時，往往處于劣勢。在此同時，楚國國內(nèi)的社會矛盾和斗爭也日益尖銳復雜。楚在鄢陵之戰(zhàn)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惡”(指令尹子重與司馬子反)(《左傳·成公十六年》)，內(nèi)部傾軋，指揮不力。其后，右司馬公子申，居功自傲，“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左傳·襄公二年》)，對外受賄賂，在內(nèi)又爭權(quán)，結(jié)果被殺。令尹子重卒后，繼任令尹的子辛，又對小國求索無厭，任令尹不過二年又被殺。此兩人被殺，《春秋》均予以醒目記載，反映了楚國統(tǒng)治集團的驕奢淫逸，已達到了何其嚴重的程度。楚共王卒，楚康王初立，為了整肅政紀，曾對統(tǒng)治集團成員作了調(diào)整，“以靖國人”(《左傳·襄公十五年》。）但在新任九位大員中，五人為公子，余四人為世族，實際上是在公族大姓之間進行調(diào)節(jié)平衡，實現(xiàn)權(quán)力再分配。其間，公子午(子庚)任令尹，政績平平，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子庚死，楚康王要任命?子馮為令尹，?子馮先征求申叔豫意見，申叔豫說：“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多寵”，指的是公族大姓勢力強大，左右國家政局；“王弱”，說明楚共王死了以后，王權(quán)也開始削弱。
楚共王即位以來，楚國政治還出現(xiàn)了一個突出的嚴重問題，即公族與世族及世族之間爭權(quán)奪利、相互傾軋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晉及其他國家，為客國效勞。據(jù)《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聲子(公孫歸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談話中，詳盡地列舉了楚國自楚共王以來世族外逃，給楚國帶來嚴重危害的事例。他考察晉、楚相爭實際，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彼嬲]子木：“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彼Ｍy(tǒng)治者勤賞、畏刑、恤民，實行禮治，再不要濫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國。蔡聲子的話剌痛了子木和楚康王，使他們不能不感到憂慮，轉(zhuǎn)而考慮與晉弭兵。
楚申公巫臣自教吳叛楚后，楚、吳關系一直緊張。楚既北爭中原，與晉正面對抗；在東方又與吳結(jié)仇，更使自己陷于被動。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楚國為了打擊吳國，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習，挑選軍吏、士卒，大規(guī)模地進行東征。結(jié)果為吳所敗，吳取駕(今安徽無為境)，楚人咎子重，子重心疾發(fā)而死。這年夏，晉會諸侯于雞澤，吳王壽夢未赴會，但過兩年，吳王壽夢則派使者去晉致歉，請與晉及中原諸國通好。從此，吳與晉等結(jié)盟，進一步與楚為敵。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卒，吳即乘喪攻楚，結(jié)果失敗。晉等國雖應吳請出兵攻楚，然因各國意見不一，結(jié)果中途作罷。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楚康王即位，即命令尹子囊伐吳，吳軍不出，楚軍回還途中失去警戒，結(jié)果被吳自皋舟之隘攔腰截擊，楚軍不能相救，被打得大敗。子囊回來后不久就死去了，臨死前囑咐子庚(繼任令尹)：“必城郢!”要子庚筑郢城以備吳(《左傳·襄公十四年》?！独m(xù)漢書·地理志》劉昭注云：“江陵縣北十余里有紀南城，楚王所都。東南有郢城，子囊所城?！?。楚國兩任令尹均為戰(zhàn)吳而死，楚人不能不以此為訓，故一段時間內(nèi)，楚持鄭重態(tài)度，再未貿(mào)然出擊。直至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夏，楚經(jīng)訓練成水軍后，才出動水軍攻吳，但因不設賞罰，軍政不善，“無功而還”，此即為楚、吳舟師之役(《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冬，吳召舒鳩(楚之屬國，今安徽舒城)叛楚，楚康王親自領軍討伐，舒鳩否認叛楚，楚康王領軍還。次年秋，楚令尹?子馮死，舒鳩又叛楚，楚新任令尹子木率軍攻討，吳軍來救，被楚軍打得大敗，遂滅舒鳩。冬，吳王諸樊率軍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被楚巢牛臣射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聯(lián)合秦軍伐吳，至雩婁(今河南商城東)，聞吳有備而還，轉(zhuǎn)攻鄭(《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由此可見，自楚共王以來，晉聯(lián)吳攻楚，使楚面臨晉、吳北、東夾擊，已日益疲于應付，陷于困境。楚康王雖力圖略吳，并取得一些勝利，但終無法擺脫吳的嚴重威脅。
綜觀上述，無論是晉國還是楚國，自鄢陵之戰(zhàn)后，國內(nèi)政局不穩(wěn)，盟國不堪忍受沉重的需求勒索，離心日顯，都無力繼續(xù)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都想息兵罷戰(zhàn)，把原來的弭兵運動變成現(xiàn)實。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晉平公十年)，晉趙文子(趙武)執(zhí)政，采取“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政策，就是基于對楚等國傾向于弭兵的分析得出來的。他對穆叔說：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指子木)。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這就是說，今后對各國減少勒索，和楚國停止武力相爭，轉(zhuǎn)向以“禮”相待，弭兵是可以實現(xiàn)的。趙文子不失為一位頭腦清醒、注重實際的政治家。
第二年，即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會同陳、蔡伐鄭，鄭卿子產(chǎn)認為“晉、楚將軍，諸侯將和，楚王是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寧可讓楚國攻伐也不抵御，從而讓弭兵愿望早日變成事實。子產(chǎn)的這種態(tài)度，也不失為一明智之舉。
宋國左師向戌也認識到弭兵已是大勢所趨勢，他本人又與晉趙文子、楚令尹子木友善，“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遂于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四年，晉平公十二年)，先至晉提出弭兵問題，趙文子與諸大夫商議，韓宣子說：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艸/甾]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之矣。(《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晉國同意。至楚，楚國亦表示贊同。至齊，齊人先猶豫，后考慮到晉、楚均同意弭兵，又怕失去民心，也就同意了。告秦及其他國家，都表示贊同。于是這年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晉卿趙文子與宋平公、滕、邾之君，以及齊、魯、衛(wèi)、陳、蔡、鄭、曹、許國大夫盟于宋都商丘蒙門(東北門)。秦同意弭兵，但《春秋左傳》未記其代表出席會議，可能與遠處西陲，交通不便有關。據(jù)《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各國隨來軍隊以籬笆編織為墻，不為壘塹，以示友好。晉、楚軍隊分處北、南兩頭。經(jīng)向戌斡旋，晉、楚雙方達成協(xié)議，規(guī)定“晉、楚之從交相見”，即晉之盟國要朝楚，楚之盟國要朝晉，奉晉、楚為共同霸主；秦、齊亦大國，秦不朝晉，齊亦不朝楚。邾、滕分別為齊、宋之屬國，故不與盟。
盟會期間，雙方明爭暗斗，氣氛很緊張。晉人見“楚氛甚惡，懼難”，甚至作好撤退準備。
在歃盟時，“晉、楚爭先”，“楚人衷甲”(甲在衣中)，各不示弱。晉臣叔向(趙文子副手)委婉地勸趙文子“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楚令尹子木于是首先歃血盟誓(先歃者為盟主)。此即第二次弭兵之會，亦謂“向戌弭兵”或“宋蒙門之盟”。
次年夏，齊、陳、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國國君朝晉；冬，魯、宋、陳、鄭、許等國國君朝楚(《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宋蒙門之盟得到認真貫徹執(zhí)行，標志著弭兵運動的成功。
宋蒙門之盟是宋西門之盟的繼續(xù)。如果說宋西門之盟是弭兵運動的先聲，那么，時過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門之盟，弭兵運動則終成事實。此后一段時間內(nèi)，中原地區(qū)未發(fā)生過大的戰(zhàn)爭，這顯然是有利于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與發(fā)展的。但第二次弭兵之會，畢竟是晉、楚平分霸權(quán)的產(chǎn)物，“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宋、鄭等國“仆仆于晉、楚之廷”、“苦于供億”(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負擔同樣是很沉重的。
第二次弭兵之會是春秋歷史的轉(zhuǎn)折點。此后，晉、楚爭霸基本結(jié)束，楚轉(zhuǎn)向與吳爭戰(zhàn)；晉與齊、魯?shù)葒粯?，國?nèi)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公室日卑，卿大夫之家日盛，奴隸制逐步向封建制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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