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初，一位法國記者到我家進行專訪，他的中文名字叫蘇鼎德。在那篇長達萬言、用英文和中文對照方式發(fā)表的訪談文章中，他開篇說道:

　　我們并不是每天都有機會能夠遇到優(yōu)秀的偵探小說作者，尤其是杰出的中國偵探小說作者，更為特別的是，作者是中國目前最優(yōu)秀的證據(jù)學教授。本人有幸見到了何家弘先生， 而且獲益匪淺……何家弘先生的小說至多屬于偵探小說的范疇——情節(jié)引人入勝，但情節(jié)并不是其小說的一切。他的小說明快有力，具有現(xiàn)代的味道，同時兼有大量的北京方言俚 語。讀者能從其小說中看到一幅生動的當代中國全景圖畫——農(nóng)民、工人、小販、學生、城市專業(yè)人士、冒險的私人企業(yè)家，當然還有公共官員，共同組成了何家弘先生的現(xiàn)代化中國的“人生喜劇”，寫盡了這個國家的喜怒哀樂……

　　何家弘先生的四部小說的主人公并不是一個普通的偵探，而是一個從美國歸來的律師——洪鈞，或洪老師。這個人物不僅折射出何家弘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而且還為偵破案件提供了新視角，為中國法律體制提出了一些關鍵問題。何家弘先生 筆下的洪鈞既是一個意志堅決的現(xiàn)代人——經(jīng)常喝咖啡、深信法律程序和條文的合理性，又是一個整合良好、具有人性色彩的中國城市的專業(yè)人士，并且不惜一切代價主持公義。他在學術上的誠實僅僅對應于他的倔強，他將自己的人生致力于具人性化特色的法治建設。

　　2004年11月，我應邀到澳門參加了“文化與法制——中國與西方傳統(tǒng)”國際研討會。來自法國、意大利、葡萄牙、美國、英國、瑞典、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家及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等地區(qū)的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我應邀擔任了其中“文化在法治中的角色”專題研討的主席以及為大會做最后總結的“圓桌發(fā)言人”之一。其間頗有趣味的是，我擔任主席時的一位主題發(fā)言人是葡萄牙學者伊莎貝爾·莫萊斯女士，她的發(fā)言題目是“中國犯罪文學中的法律形象”，而其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就是我的小說。我和莫萊斯女士是初次見面，而且都是開會前一天才得知這一“巧遇”的，自然都有些意外的驚喜。她還請我為她帶來的我的法文小說簽名留念，使我深感榮幸。她在發(fā)言中說道:

　　……何家弘在法語國家已經(jīng)成為非常受歡迎的作家。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缺乏法律專家成為犯罪文學作家的傳統(tǒng)，因此，當何家弘開始其犯罪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的時候，這是相當令人耳目一新的事情。在何家弘的四部小說中，主人公都是洪鈞，一位刑事律師。選擇律師作為犯罪小說的主人公是中國偵探小說中的一項創(chuàng)新。

　　2005年年底，英國的企鵝出版公司與我簽署了版權轉讓合同，要把我的小說翻譯成英文并在英語國家出版發(fā)行。與此同時，一家意大利的出版公司也開始組織翻譯我的小說。得知這一消息之后，香港《南華早報》的記者馬女士兩次到我家進行采訪。在那篇題為《法律 是一筆財富——法律精英何家弘是中國人性的極佳評判者》的文章中，她說道:

　　何家弘的美國教育經(jīng)歷以及有關證據(jù)和刑事司法程序的第一手知識使他區(qū)別于許多犯罪文學作家。他那富有活力的文字中充滿了豐富多彩的北京口語，他筆下的人物來自中國大陸社會的各個階層，這些就呈現(xiàn)出一幅生動的現(xiàn)代中國的全景畫面。

　　她在文中還引述了正在把我的小說翻譯成英文的吉姆·威爾頓先生的話:

　　何家弘的著作與西方偵探故事不同。在西方，我們在塑造偵探時有一種反英雄傾向，但洪鈞則是一個性格鮮明、道德高尚的人物。沒有墮落的性生活，也沒有惡痛或異化……其小說的魅力蘊涵于他對日常生活的描述之中。

　　作為一名中國的“業(yè)余作家”，我很高興自己的作品能夠被介紹到其他國家并受到歡迎。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的作品絕非當代中國最好的偵探推理小說，只不過我講述的故事較有特色，我這“業(yè)余 作家”的身份也比較特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