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小說之所以能夠誕生，除了當時意識形態(tài)話語對文學的規(guī)訓尚存在縫隙的原因之外，還要得益于另外兩個因素。一個是當時大眾閱讀主體對文藝多樣化的需要，另一個是此前解放區(qū)文學中此類題材作品的示范效應(yīng)。

1950年，時任《文藝報》主編的丁玲在一篇題為《跨到新的時代來——談知識分子的舊興趣與工農(nóng)兵文藝》的文章中，介紹了當時《文藝報》收到的“許多讀者來信”所反映的意見：

概括來信意見，不外有這幾條。

一、不喜歡讀描寫工農(nóng)兵的書，說這些書單調(diào)、粗糙、缺乏藝術(shù)性。說這些書既看不懂也不樂意看。又說這里主題太狹窄，太重復(fù)，天天都是工農(nóng)兵，使人頭疼。還有人舉了一個工人的例子，說工人也不喜歡，那個工人認為這些書太緊張了，他們樂意看點輕松的書，如神話戲，或山水畫。他們工作生活都緊張，娛樂還要緊張，怕要“崩了箍”，他們說這些書只是前進分子的享樂品。

二、他們喜歡巴金的書，喜歡馮玉奇的書，喜歡張恨水的書，喜歡“刀光劍影”的連環(huán)畫，還有一批人則喜歡翻譯的古典文學。

三、要求寫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苦悶，要求寫知識分子典型的英雄，寫出他們在解放戰(zhàn)爭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要求寫知識分子改造的實例，或者寫以資產(chǎn)階級為故事的中心人物，或者寫城市的小市民生活的作品。并且要求這些書不要寫得千篇一律，老是開會，自我批評，談話，反省……丁玲：《跨到新的時代來——談知識分子的舊興趣與工農(nóng)兵文藝》，《文藝報》1950年2卷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