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著，忍受各種各樣的煎熬。

傅小平：小說中的姑姑，不同于你以前塑造的形象，在世界人物畫廊里也看不到相同類型。我有一個疑問，從常理上看，時代的沖擊必然會引起人激烈的心靈掙扎和思想斗爭。然而，姑姑盡管行事干脆利落，有大家風(fēng)范，但她扮演的更多是一個時代代言人的角色，其自身幾乎是沒有主體性的。之所以我會有這樣的印象，或許是因為從一個鄉(xiāng)村接生員，到成為計劃生育政策的忠實執(zhí)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在幾重身份和角色的轉(zhuǎn)換之間缺少必要的過渡。我想這可能跟敘述人蝌蚪的限制性視角有關(guān)，就像你自己所說的為了表現(xiàn)長達(dá)六十年跨度的故事，只能摘取姑姑人生的精彩片段。然而片段是精彩了，連接片段的線索卻斷了。

莫言：這也是小說敘事中我感到的困惑。因為著力于塑造人物，過多展示時代背景，就會偏離主題，顯得沒必要。小說第一稿的時候，這種轉(zhuǎn)換和過渡比較弱，盡管，姑姑到晚年也有些變化，她做的一些“違規(guī)”行為也透露了她復(fù)雜的內(nèi)心世界。《收獲》雜志的編輯廖增湖也跟我提過這個問題。所以，在劇本里面，我對姑姑的角色轉(zhuǎn)換做了補(bǔ)充展示。姑姑跟蝌蚪一一回憶了三個女人臨死前的話：張拳老婆臨死前罵她不得好死；王仁美臨死前說“姑姑，我好冷”；王膽死前卻說了句“謝謝”，因為盡管姑姑“害死”了她，卻救了她的孩子。這三個女人瀕臨死亡時的三句話，其實表現(xiàn)了三種心境：一是刻骨的仇恨，一是無奈和痛苦，一是讓人聽之欲哭的謝意。姑姑也由此意識到生命的可貴。

姑姑經(jīng)歷了幾段不同的歷史時期，她身上強(qiáng)烈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特征。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可以說她扮演的是一個時代代言人的角色。其實，不僅是姑姑，我們那代人都有過類似的經(jīng)歷：一切聽從黨和國家的號召，黨和國家要求我們作出犧牲，我們不假思索地就會這么做，因為有了這么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自己個人的意志就給消解掉了。于是，姑姑迅速地從接生員轉(zhuǎn)入計劃生育執(zhí)行者的角色，也就很好理解了。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不可能要求她去體味人家的痛苦。這就好比自家的房子倒了，壓死了自己的親人，自然會痛苦萬分；然而，要是來了場大地震，所有人的家人都發(fā)生了死難，痛苦就給稀釋了。再打個比方，如果在和平年代，我們?nèi)ヅ防蠋?，會被視為神?jīng)病，但在“文革”期間，這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因為，你不跟著去批斗，就會被排除在集體之外。像《生死疲勞》中藍(lán)臉這樣的人物是極個別的，他敢于和整個社會相抗衡，也正因為他的勇敢和極具個性，才成為我要在小說中塑造的人物。

這么些年，我也在反思。有時我們是不是對身處某個時代的人物過于苛刻？

在今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我就講到了全世界都在流傳的一個故事：歌德和貝多芬結(jié)伴行走，遇到國王的儀仗隊，歌德摘下禮帽對國王作出恭敬的表示，而貝多芬卻抬頭挺胸，迎著儀仗隊而去。我年輕時對歌德的行為表示很不屑，同時很欽佩貝多芬，欽佩他蔑視權(quán)貴、絕不媚俗的壯舉。盡管這個故事最后被證明是虛構(gòu)的，但它符合我們對貝多芬的想象?，F(xiàn)在想來，我反而覺得貝多芬這樣的舉動并不是特別困難。歌德作為內(nèi)心豐富和充滿矛盾的人，能放下身價順從習(xí)俗卻難能可貴。其實，誰能對權(quán)貴沒一點(diǎn)仰慕之心，貝多芬生活的那個年代，音樂家通常都需要贊助人，當(dāng)他貧困交加的時候，國王或貴婦人若給予贊助，他能不感激涕零？但這并不妨礙貝多芬在音樂里表現(xiàn)出自由、獨(dú)立的精神。這么想來，我很能理解并寬容姑姑的行為，雖然即使到了晚年，她也沒有作出徹底的反思和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