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師在關注我們，與此同時，我們對導師的關注投入了多少精力，也就能顯露出我們能得到多大的情感力量。可是，從那些癡迷于其他作家的作家身上，你期待的是什么呢？癡迷是一種與職業(yè)有關的危險。或者說，我指的是與職業(yè)有關的必備要素？在寫安妮·迪拉德的文章時，亞歷山大·奇這么寫道：“我跟安妮學習完以后，我就想像她一樣。”他想要她的房子，她的車，最重要的是，他還沒有自己寫的盒裝書，就像他喜歡的書店里她的盒裝書一樣。二十幾歲的時候，西格里德·努涅斯和她的男朋友及他的媽媽——蘇珊·桑塔格住在一起。在《桑塔格的規(guī)則》一文中，她極為詳細地回憶了桑塔格過著作家和知識分子生活的詳盡規(guī)則——努涅斯還列舉了她學為己用的每一條規(guī)則。莫德·凱西的情況更為復雜，對她的影響來自作家約翰·凱西和簡·巴恩斯——他們正好是她的父母——她承認，還是孩子的時候，她就想象自己長大后成為她父母那樣的人。如果她聽不見他們的聲音，她就無法看小說，什么小說都看不了。這種狀況一直延續(xù)到她讀研究生的時候。

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和他們的導師或者類似導師的人有如此復雜的關系。約翰·凱西，也就是莫德的父親，認識彼得·泰勒后就因為參加大學社團而跟他建立了很好的關系，而那時凱西是個法學院的學生，暗地里選修了一門創(chuàng)作課。朱莉婭·格拉斯給長期做她編輯的繆斯德比·加里森寫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贊歌。她通過這首贊歌告訴我們，她晚年時是如何從一個畫家變成一個小說家的。卡羅琳·西伊把影響歸功于兩個不太可能放在一起的人：一個是她二十歲那年給她上了三個星期詩歌課的英語教授；另一個是她愛戴的古怪的父親——一個一直想當嚴肅作家的人。他做的最接近嚴肅作家做的事也就是到臨終前，他已經(jīng)寫了七十三本色情小說。

接到我的邀請后，喬伊斯·卡羅爾·歐茨告訴我說，她的導師是艾米麗·迪金森和歐內(nèi)斯特·海明威以及她從未謀面的幾位當代作家。我回答說，也可以寫那一類導師。歐茨對此的答復是一篇滿懷抱負、富于啟發(fā)的文章——《導師／惡魔不在場的時候：作家影響散記》。這包括了關于她和唐納德·巴塞爾姆及約翰·加德納的友情故事，還有她孩提時代對《愛麗絲漫游奇境記》和《愛麗絲鏡中奇遇記》的迷戀。

其他作家的靈感來源更是非同尋常。著名評論家羅伯特·博耶斯五十幾歲才開始寫小說。他感激的人是意大利作家納塔利亞·金茲伯格。那是因為羅伯特的妻子是個詩人，和金茲伯格有聯(lián)系。住在英國的美國人伊夫琳·托因頓回憶了她親愛的殘疾母親的痛苦。孩提時代住在紐約時，托因頓和姐姐每月兩次到母親那寒磣卻滿是書本的公寓去看她。母親總是讓她們看一大堆關于英國國王和王后的書和故事。阿農(nóng)·格倫伯格中學時在阿姆斯特丹輟學，而他在文學上的覺醒相當離奇——既有趣又令人心碎——我都不愿意用一個句子來概括。埃德蒙·懷特對已故哈羅德·布洛基的描繪，背景設在20世紀70年代紐約的同性戀區(qū)，為這本選集提供了唯一一位全方位展現(xiàn)的“惡魔”。盡管他是個“惡魔”，懷特還是承認，自己能當作家，還得感激布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