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去尋找那個時期的感覺，于是拿起了瑪麗·麥卡西的自傳——《知識分子回憶錄》。我覺得自己真是中了大獎了：引言是哈德威克寫的。她描述了到《黨人評論》的編輯菲力普·拉夫家做客的事。那字里行間有我要的答案，或者說答案之一：“在拉夫家待的一個晚上便是進入了一個仗勢欺人者的圈子，每個人都在欺負別的人。那種欺負人的方式，和寄宿學(xué)校講的那種不一樣，因為誰都沒有優(yōu)越感，反而有一種很強烈的平等感。最后，在子夜時分，隨著一瓶瓶有害的四玫瑰威士忌[1]被喝掉，這種平等感也消失殆盡——直到下一次重新再來。”

那是在20世紀(jì)40年代，當(dāng)時她還是個年輕姑娘。那時候，學(xué)習(xí)這種燙手行當(dāng)?shù)倪@些把戲的人還不多，她是其中之一。除了婚姻和照顧人帶來的艱苦，她還是個災(zāi)難過后收拾殘局的人。她的訃聞報道說，她覺得她和洛厄爾的關(guān)系是“發(fā)生在我身上的最好的事情”，可是，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這種負擔(dān)造成了不良影響。生活對她這么不友好，為什么要費心去對所有人表示友好呢？也許正是這樣。我的猜測在打轉(zhuǎn)。我再三考慮，是不是要在這篇文章中提到這個問題，或者是不是提提我那不切實際的心理學(xué)理論。一天晚上，我想起來可能有一張她寄給我的明信片。她早期的小說《鬼魂戀人》再版后，我寫了篇書評，明信片是她因此而寄給我的。在一只裝信件的盒子里，我卻找到了一封1982年她用打字機打的信。我曾請她就我申請研究生院的事寫封推薦信，隨信寄過去三篇短篇小說。我怎么可能忘記這封信呢？這封信打在半透明的薄紙上，名字是用自來水筆簽的，先是名，后是姓。

她對小說提出了坦率、具體的批評意見，然后是總體評價——“我在這些故事中看不到會讓我知道這些故事出自同一個作者的那種聲音，一種聲音，一種特有的視覺，一種風(fēng)格或者隨便什么諸如此類的東西”——還有幾句話。這幾句話讓我那一年不斷寫下去，最終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說。“另一方面，這些故事讀起來不讓人感到別扭，不像業(yè)余作者寫的。我覺得你很快就能寫得更好，突然間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樣，祝你好運。你有理由繼續(xù)努力寫小說。我敢肯定，我說過的，你已經(jīng)上路了。”

我并不特別熱衷讀研，但這種辦法似乎可以買來一些時間。當(dāng)我最終只是被放在等候錄取的名單中時，我感到很高興：可以確認沒有義務(wù)一定要上了。我本來有份全職工作，但剛剛被辭退，可以領(lǐng)幾個月的失業(yè)保險金。這樣，我就可以寫我的小說了。伊麗莎白·哈德威克對我說過，我正朝正確的方向前進。一想到這里，有時我會停下寫作，從打字機上抬起頭來，驚奇不已，感激萬分。然后，我又低下頭，繼續(xù)寫下去。

[1] 四玫瑰威士忌，美國肯塔基州波本(Bourbon)地區(qū)的一種著名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