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我知道你不會相信，可我在你這個年齡的時候，我更像你，而不像現(xiàn)在的我自己。這一點我可以證明！”那天，正好劇作家瑪利亞·艾琳·福恩斯要來訪。大約二十多年前，福恩斯和蘇珊曾經(jīng)是情人。那時蘇珊和丈夫離了婚，搬到了紐約。福恩斯到達后，蘇珊給我們做了介紹，馬上說：“告訴西格里德，你遇到我的時候我是什么樣子的。說吧，說吧！”

“她是個白癡，”福恩斯說。

蘇珊大笑，笑完之后，她對我說：“我要說明的是，你也還有希望。”

最近，我看到賈維爾·瑪利亞斯說，一個作家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太把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當回事。我認為我是理解其意的。我想，我甚至同意他的說法。我想，如果我年輕的時候也這么認為的話，我的生活就會快樂得多。我甚至可能成為更出色的作家。然而，在早年有個對作家這一職業(yè)持一種崇敬、不挖苦態(tài)度的人作為榜樣，我還是持感激之情的。（“你必須把它視為生活方式。決不能把它視為職業(yè)。”）

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生活中，文學似乎是一種宗教信仰，而她是這種信仰的一個牧師。蘇珊讓我想起了托馬斯·卡萊爾這個過時的被夸大的人物：這個英雄式的作家。不可能有更高貴的追求、更偉大的歷險、更有回報的探索。她和伍爾夫一樣，崇拜書籍，認為永恒的閱讀就是天堂。

她說：“有些作家揚言，你要不是嚴肅作家，要不是如饑似渴的讀者，兩者不可兼得。對這樣的作家，你可以不予理睬。”（我記得，V. S.奈保爾和諾曼·梅勒就是這樣的兩位作家。）畢竟，重要的是思想活力，要完全擁有那種活力，閱讀是必須的。一天讀一本書，這目標并不高（雖然這是我自己無法完成的）。因為她，我開始快速閱讀。

因為她，我開始在我獲得的每一本新書上寫上我的名字。我開始從報紙和雜志上剪下各類文章，把它們歸類放進各種各樣的書籍里。像她一樣，我讀書時總是手里拿著一支鉛筆，為了畫線。（絕不能用鋼筆。）

在學校的時候，我跟伊麗莎白·哈德威克學習過。雖然她有的時候也在鼓勵我們，可我總是從她那里得到這樣的感覺：假如我全身心投入作家的生活，那我得到的不幸福感會比成就感更多。后來幾年中，每次我跟她說話，我注意到，她幾乎總是先問我的愛情生活，然后才是我的寫作（“你和那個不錯的年輕人還在好嗎？”）。她過去常常對她巴納德的學生說，當作家，你得對生活實實在在感到厭倦才行。我有點不相信她認為男人也是這樣的。

和蘇珊在一起，我覺得自己似乎得到了允許，要把畢生都投入到這兩種方式中去——閱讀和寫作——而要證明這是對的，經(jīng)常又是很難的。很顯然，不管這有多么困難、多么令人沮喪、多么令人望而生畏——而且，不管寫一本書可能像是多長時間的懲罰——她也不會選擇別的路；她不會想要別的生活，她只要目前所擁有的生活。

“你得注意每一個逗號。”“作家的標準越高越好。”“一點也不用擔心你會太執(zhí)著。我喜歡執(zhí)著的人。執(zhí)著的人會創(chuàng)造出偉大的藝術(shù)。”一整架的書，為的是寫篇二十頁的文章；花好幾個月時間寫作、修改，在那二十頁文章寫完時已經(jīng)用完一整令的打字紙——對嚴肅作家來說，這當然很正常。滿意？“我經(jīng)常認為，我寫的所有東西都很糟糕，”她說。當然，你寫作不是為了讓自己感覺很好。你寫作不是為了自己快樂（不像讀書），或者為了宣泄情緒，或者表達自己，或者為了取悅某些讀者。你是為文學而寫作，她說。從來沒有為你寫的東西感到滿意，這一點錯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