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紐約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在十一街西113號，離唐納德家只有幾個街區(qū)遠。我們和唐納德的妻子瑪麗安在他家里喝過東西后，在這里吃已經(jīng)遲吃的午飯——瑪麗安是唐的第二任妻子，年輕，金發(fā)，迷人，似乎小心翼翼地愛著這個復雜、難伺候且難理解的男人。唐納德跟我的丈夫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更自然、更有風度。和我在一起，他說話愛開玩笑，有點愛數(shù)落人，還伴以冷嘲熱諷。就好像唐不知道把我看成什么人——至少，當面是這樣。關于文學的“道德”／“不道德”的特性，20世紀70年代的作家持有不同意見，或者說，也許幾個世紀以來都有分歧。我在《紐約時報書評》上發(fā)表文章，唐納德則在《新聞周刊》上發(fā)表文章，我們就這樣公開結(jié)下了一場“文學世仇”。這以后，我們有了友好的／滑稽的通信來往。（第二年，約翰·加德納出版了他廣受爭議的辯論性著作《論道德小說》，一些季刊對之叫好，另外的則對之予以譴責。）為了作家之間的論戰(zhàn)，“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站到了認真講道德這一邊，而“唐納德·巴塞爾姆”則站到了對道德玩世不恭的另一邊。在《紐約時報》的一次訪談中，受達達派啟發(fā)的巴塞爾姆曾說過：“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很有道理?？墒?，那時候正是在任何文學問題都會在任何文學報刊引起公憤的高峰時期，我覺得這話是靠不住的，或者說，不管怎么樣，是處于即使不會被攻擊或者否定，也可能會被質(zhì)疑的脆弱地位。后來，唐納德發(fā)表文章“攻擊”我，就如有人已經(jīng)預見到的那樣。不知怎么回事，結(jié)果是我們開始給對方寫信。我是經(jīng)常去紐約的。不久以后，我們約定在我去紐約時見面。這樣，唐納德·巴塞爾姆和我成了“友好的熟人”。不算朋友——因為我們很少因為友情見面，但我們確實見面了。于是，唐和我丈夫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顯然自在得多。

也許唐把我當成“友好的對手”——他可能把所有的作家，特別是他同時代的作家，都當成了“對手”——就是斯坦利·埃爾金、約翰·加德納、諾曼·梅勒和很多（男性）作家那種男子漢好斗的方式。我們在一些公開的比賽中是“競爭對手”，這一點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所以，我總是發(fā)現(xiàn)自己有點尷尬地／或者說表示和解地嘟噥著某些話，經(jīng)常是像“噢，唐，你不是那意思——對吧？”這一類的話，希望能夠改變話題。

和像唐納德·巴塞爾姆這樣有主見的人在一起，你很難輕易改換話題。只要唐希望談論那個話題，你會帶著活體解剖者那茫然無措的神情，一直停留在唐的話題上。由于唐的散文小說都是從滑稽離奇漸漸變成夢魘，從漫畫進入超現(xiàn)實的層面，唐在這種準社會場合的個性，很可能是玩世不恭的暴徒的個性，很倔強地把自己定義為局外人、邊緣人、市場上的“輸家”,和其他書賣得更好，或者他認為是這樣的其他人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和我的丈夫一被迎進巴塞爾姆那褐色石頭造的房子——我一對他的新小說集《業(yè)余愛好者》那些我認為是非?？隙ǖ脑u價表示祝賀，對它成為暢銷書表示祝賀——他就帶著嘲諷的微笑糾正我，告訴我《業(yè)余愛好者》不是暢銷書，說他的書中沒有一本是暢銷書；他書的銷量“根本”不如我的；如果我對此表示懷疑的話，我們可以打個賭——賭一百美元——然后去查查事實。我很快就敗退了，婉言拒絕了打賭——毫無疑問，我想用我通常那種尷尬／和解的方式，希望能改換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