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編輯辦公室旁邊有張說不出有多破的長沙發(fā)椅，它在書商中是很有名的，因為他們都在上面坐了很多個小時，等著鮑伯接見他們。他們旁邊，有一張“廢棄物品桌”。這張桌子使他們那令人難受的經歷變得更加悲慘。每天，這里散放著一大堆要送往斯特蘭德舊書店的書，每星期收到的幾百本要寫書評的樣書大多就是這個下場，毫無疑問，還包括很多有耐心的宣傳員自己送來的東西。芭芭拉·愛潑斯坦坐在對面的辦公室，她的助理就坐在門外的橡木桌子邊。這里，不管有什么架子，都能臨時搭成一個私室。只有這么走，你才能到達鮑伯的大辦公室。辦公桌就是架在兩個文件陳列柜上的一大塊木板，他坐在像是個洞穴一樣的地方，三面都是書，像墻一樣，在桌子邊沿堆得大概有四英尺高。

他的三個助理占了另外三張桌子，我是資歷最淺的一個。桌子的凌亂程度正好體現了資歷的深淺，越凌亂，資歷越深。為此，我的是非常整潔的。而屬于資深助理的那張桌子上，文件和書堆得高高的。有一天，一個排字工人看到后，不禁驚嘆道：“那里即使埋只死去的麋鹿也不會有人知道。”在城市的高處，在連續(xù)使用了大約二十五年的辦公室里，鮑伯抽了二十幾年的舍曼煙又給本來就積攢的城市污垢增加了些分量，但在任何平面上，這些污垢都可用一根手指擦出來。這里有兩扇關得不嚴的窗戶，每扇都只有一塊玻璃，其中一扇比另一扇更臟。從窗戶望出去，是第八大道，而這窗戶也是唯一的通風口——窗戶和安裝在天花板上的大型高效微粒空氣過濾器，像工業(yè)用的煙灰缸一樣，至少費力地解決了鮑伯一天兩包的煙量排放。而書呢——架子上有，桌子上有，地上也堆得一堆又一堆的，所有的平面都有——到處都有。

我很快就知道，這個工作地點也毫無高雅可言。確實，從人的個性來說，《紐約書評》的編輯室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復雜的星系，也許只有我的家除外。從雜志1963年創(chuàng)刊開始，鮑伯·西爾弗斯和芭芭拉·愛潑斯坦就是合作編輯，現在的他們似乎不是合作者，而是處于緊張戰(zhàn)爭的休戰(zhàn)時期。我來之前不久，他們和其他股東把雜志賣給了密西西比州一個威嚴的報業(yè)繼承人，即雷·赫德曼。他把辦公室設在那些辦公室的盡頭，好像越發(fā)強調了他們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知識方面、種族方面、權威方面，因為，盡管有了新老板，那些編輯還是保有其絕對的權威性——而這鴻溝還由一個似乎對學術生活的任何征象都懷有深深懷疑的秘書衛(wèi)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