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在編輯桅桿的頂部，緊接著在其下面的就是編輯助理——跟我們這些助理編輯正好相反，我們可是生活在桅桿上最小部分的貧民窟——編輯助理的辦公室和英國寄宿學校里擁擠的房間沒什么兩樣。他們的職責大多局限在做校對、核查事實、監(jiān)督雜志的印制這樣機械性的工作上，還有，像已故的鮑伯·塔什曼（對我來說，他可是個大人物），就是殘忍地折磨他的同事們，編排關(guān)于鮑伯·西爾弗斯的荒唐的笑話。（鮑伯·西爾弗斯和成吉思汗有什么不一樣呢？成吉思汗沒有把做了標記的清樣寄給作者。等等。）這樣，在給人印象深刻的行政管理手段方面，鮑伯和芭芭拉幾乎代表了所有和雜志的知識內(nèi)容有關(guān)的東西——建議指派任務、調(diào)查作者，還有極少量親自編輯的東西。時不時地，他們還可能會放棄不做——然后交給他們自己的助理編輯去做，也就是說，交給像我這樣剛進來的員工去做。所以，從端咖啡到接通電話都是我的職責——請等一下好嗎，我讓西爾弗斯先生和你說話——還有就是為文學和學術(shù)界的名人逐行編輯文稿。在我任期的頭幾個月，我想不通這件事。接下來我就明白了：這種建構(gòu)表明，在這個桅桿上不可能有什么升遷之路。像我這樣的助理編輯不能成為編輯助理，因為只有頭銜往上升級——工作本身卻在往下降，而為了往上升——很多人都想升到桅桿上高一層的職位——助理編輯必須往上挪。下面沒有什么威脅。世界上最有聲望的雜志，其主編們的權(quán)力——對我們來說，似乎是無限權(quán)力——是受保護的。這一點，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似乎說明了不單是關(guān)于辦公室的某些深奧的東西，而且是關(guān)于這一行的某些深奧的東西。

我們的工作就是安排鮑伯的社交生活、經(jīng)濟生活和上班生活；把書寄給作者，并從他們那里收集文章；知曉出版物、出版目錄、作者和政治；泡咖啡和送午餐；辨認鮑伯寫在文章上和毛條校樣上面的手寫文字；打信件，接電話；研究晦澀難懂的話題；知曉出版界和雜志界的閑言碎語；讀寄到我們這兒的每一篇文章；拆郵件；訂餐館；清理掉落的食物和鮑伯抽舍曼煙上癮而掉落的煙灰，還有他吃的一種叫做超速苗條的蜜糖型食物補養(yǎng)品遺落的碎末。三個強壯的年輕人幾乎馬不停蹄地工作，還是無法跟上鮑伯的步伐。一種勉強控制得住的混亂，加上把他弄得沮喪不已——常常就是我——這就是我們上班生活的特點。我的工作可能做得不夠好，真若如此，這也是我唯一一個做不好的工作。但我懷疑，我是否已經(jīng)在發(fā)工資的名單中。因為，一個多星期前，我第一次聽到從鮑伯的辦公室傳來一聲大喊——尼爾在哪？——不管那時和我待在一起的是誰，都會尷尬得呆若木雞，這也成了我相信是金斯利·埃米斯在某個地方所說的“令人震驚的訓斥”的前奏。

我并不介意。從我走進那里的那一刻起，我就愛上了《紐約書評》的一切。首先，在我的一生中，我父母親的早餐桌上都有這份雜志，有份著名訂戶名單，這名單經(jīng)由I. F. 斯通傳給鮑伯·西爾弗斯。我父母親是那份名單中的特許訂戶。在那辦公室里，兩年間，我?guī)缀跻姷搅思~約出版界的每一個人，從喬納森·加拉西到鮑伯·韋爾；從艾麗斯·梅休到桑尼·梅塔和——雖然只是打過電話——傳奇經(jīng)紀人斯威夫蒂·拉扎爾。至于作家，從哪兒說起呢？蘇珊·桑塔格、V. S. 奈保爾、艾賽亞·柏林、默里·肯普頓、歐文·豪、海倫·文德勒、約瑟夫·布羅茨基，和過了幾年就去世的伊齊·斯通。美國歷史學家西奧多·德雷珀是個標新立異的英雄。我和他精誠合作。我通過電話和法國一家鮮為人知的檔案館聯(lián)系，做了點偵探工作。為此，腳注上出現(xiàn)了我的名字，我得到了這個榮譽（在該研究領(lǐng)域的一位競爭對手出去吃午飯時，我說服一位檔案保管員給我讀了他作品的一個部分），埃辛和我還應邀到普林斯頓去和他及他妻子一起吃午餐，這是一次令人難忘的經(jīng)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