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苦菜花》：家/國的再次重合與新的民族敘事的合法性

新的國家主體的確立要求一套新的話語方式，這一話語方式必須在民眾層面對其革命、政治的合法性進行有效的闡釋。中國當代文學史責無旁貸地承擔了這一光榮的使命。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是，“十七年”的小說幾乎沒有真正的家族小說，具有“文化”傳承意義和“血緣”譜系性的封建大家族在小說中迅速消退，作家們在小說中致力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家族。這一家族與中國革命史一起經(jīng)歷血雨腥風，最終走向新生。農民的“家族苦難史”第一次進入到20世紀文學史，并且被賦予崇高的精神特征。在這個家里，沒有知識分子的軟弱與憂郁，也沒有大家族的腐敗氣息，有的只是深刻的仇恨與苦難——這一苦難來自惡霸地主的壓迫，在黨的指引下與惡勢力斗爭并最終走向勝利。在這一過程中，革命的大“家”與農民的小“家”從精神與物質上都完全融為一體，理想得以實現(xiàn)，人物的靈魂得到最高限度的凈化，而一套新的民族敘事話語和意識形態(tài)方式也被完整地建構起來。

在這個意義上，馮德英的長篇小說《苦菜花》（1958年出版）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文學”中最具典范意義的家族革命小說?！犊嗖嘶ā芬怎r明的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將家族的發(fā)展史演變?yōu)殡A級斗爭與革命的發(fā)展史，通過對家族與革命之間的血肉聯(lián)系的想象，完成中國當代革命斗爭史的文學建構。小說故事情節(jié)設置極其單純明朗，“敵/我”“好人/壞人”等是非界限非常清楚，小說給我們塑造一位苦難而又崇高的母親形象，據(jù)說母親這一人物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的母親，作品中的許多人物也都有基本原型，而作者之所以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就是因為無法忘記為了人民翻身解放而犧牲的那些英雄們。作為一個普通的勞動婦女，母親對革命的熱愛是逐漸產(chǎn)生并加深的，她由愛兒女，到愛八路軍，繼而愛革命的信念和共產(chǎn)黨，在敵人殘酷的大掃蕩及對女兒的非人酷刑中，母親認識到：只有跟著共產(chǎn)黨走，只有革命，才能夠翻身解放做主人！與現(xiàn)代文學時期對“家族”的否定相反，“十七年文學”對“家”的概念進行擴張，政治意義的“家”是最高意義的存在，它代表著一切人類最美好的東西?！捌ぶ淮?，毛將焉附”，只有把小“家”統(tǒng)一在大“家”的領導下，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家族的命運，個人的命運，與革命、新的政治理想完全融為一體，他們的目標、幸福的來源都與崇高的政治理想完全一致，“家”與“國”在結構與精神目標上再次獲得了高度的重合。讀者在閱讀中不僅為革命的激情所鼓舞，同時，也從情感上深刻認同母親、娟子等人逐漸放棄個人情感加入革命的洪流之中。